洪水5天后，同一个木牛河村的谷增女家接到乡镇通知，去领取赔偿金。“镇里的工作人员递给我3万韩元现金，说全县一样，一个人给3万韩元。”一个月后，谷增余获得了4万元房屋损坏赔偿金，并被要求在农村发行的发票上签名。之后水灾只是乡内的故事，村民们平时也会刻意照顾遇难者家属。"但如果家庭被破坏，就不会再愈合了。"“事情好像就这样结束了，直到四年多以后。今年12月14日下午鞍山正式成立
查组确认，岫岩存在死亡人数瞒报情况。对此，时任南马峪村会计的王从轸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8月4日早上五点，洪灾过后自己趟水进村，从村民处了解到有人被水冲走的消息。上午8点多，当时的主要乡镇领导一行数人来到村里，指挥救援和善后。
王从轸称，当时他已经核实到，村民杨福珍家中3人和付广萍家中两名老人被冲走，除老人辛世春外，其他四名村民遗体均被找到。当时乡镇领导进村后，他便口头告知“村里死亡5人”的消息，后来，经过仔细核实，又将死亡人员具体信息书面递交镇里。“但乡镇政府怎么往上报，村里就不知道了。”
王从轸透露，据他通过其他村了解到的情况，这场洪灾全县丧生总人数应该有30余人。
追问
瞒报灾害死亡人数如何追责?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其第六十三条则进一步阐释为，“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根据情节，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既然有法可依，为何仍会出现瞒报事件？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部分基层政府畸形的政绩观有关。汪玉凯表示，基层官员在升迁时，往往会面临重大安全突发事故“一票否决”的情况，在这种压力下，为了防止影响升迁，部分地方官员本着侥幸心理，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事故影响“往下压”。在他看来，突发灾害信息不仅不应该瞒报、少报，更应当向社会公开。
瞒报死亡人数，当地领导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行政法专家李洋说，对于谎报、瞒报领导干部的追责，除了按相关法规追究法律责任外，还要进行党内问责。《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提到，对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要加重问责。
汪玉凯认为，尽管事故起因是自然灾害，但根据我国的应急响应机制，因灾死亡30人以上的，需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在此种情形下，包括民政部等多部委需要介入。一些地方官员担心在天灾中，调查出“人祸”，因此会出现“瞒报”。而这一部分涉事官员，应当按照玩忽职守追究责任。
故事
消失的亲人
12月12日下午，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牧牛镇南马峪村飘起了雪。
村民杨福珍的家在南马峪村的最里头，一间二十多平米的主屋，房顶上盖着铁皮板，边上几根木棍支起半拉猪圈。跟当地传统的两间砖房一围院的构造相比，她的家显得简陋。
她在这里住了四年多，跟小儿子和8岁的孙女一起。“以前我家也有三间房，还有一个不小的鸡舍。”杨福珍指向远处山脚，一处隐约可见的破栏杆旁，四年前的那场洪水，在那里冲走了她的丈夫于太铭，大儿子于学久和儿媳陈美玲。
沿着坡路兜个圈，山沟边上的一片废土堆，曾是村民付广萍的家。跟杨福珍家相似，她家坐落在离山脚很近的地方，也几乎是同样一波山洪，将她的爷爷付德玉和奶奶辛世春卷走，连同房子一起。
被洪水吞噬的村庄
12月12日下午，杨福珍刚接到村干部的电话，问起4年前的那场洪灾。她搁下电话，裹上大衣棉帽沿坡路往上走，在当年丈夫、儿子、儿媳三人遇难的老屋旁愣着。想起四年前的“草草下葬”，杨福珍呵出一口气，“没想到，四年后死去的亲人才被关注。”
看到“鞍山调查岫岩洪灾瞒报”的新闻后，杨福珍关上了放了一天的电视，眯了一会儿。外面飘起雪，没多久，这个位于辽东半岛的小村落，就白成一片。
当年她的丈夫和儿子在自家对面百米外，盖起了一百多平米的鸡舍，养了五千多只鸡，盘算着靠这个操持起全家的营生。2012年8月初，鸡舍刚出第三茬小鸡崽儿，杨福珍丈夫于太铭往鸡舍跑得勤，儿子于学久夫妻俩干脆住在鸡舍里。
杨福珍看到天气预报说，还会下一天暴雨，却没想到，暴雨在当天夜里就来了，于太铭担心鸡舍被冲，跑到鸡舍边上堆石头堵水。忙活完回到屋里，一直不敢休息，第二天凌晨2点多，见雨越下越大，于太铭决定去鸡舍叫回儿子儿媳。“他戴着头灯又跑向鸡舍，我扒在门口观望。”
屋外漆黑一片，杨福珍紧盯着丈夫的头灯，“几分钟后，我看到头灯一晃，没影儿了。”她称，就那一瞬间，洪水从鸡舍的方向泻下来，沿着地势较低的村道轰隆而下。
待洪水小些后，杨福珍背起四岁的孙女，绕上一侧的山头寻找，仍无所获。
69岁的牧牛河村村民颜士珍回忆起四年前那个夜晚，手颤抖了起来。她的老伴孙太双生前在村里已经做了13年的生产队队长。
4日凌晨2点左右，孙太双接到村干部打来的电话，让他沿着河道边看水情，通知危险住户转移。孙太双临走前嘱咐颜士珍在家里等他。孙太双走后半小时，村里停了电，电话也没了信号。“我在家里点了蜡，好让他认门。”
蜡烛烧了半截，孙太双敲了窗。“可是他连屋都没进来。”颜士珍打开窗的一瞬间，大水和泥石流就涌到屋里了，房子一下子被冲垮。“我拽了下老伴的手，但是水流太大又被冲开了。我就喊‘老头子救救我’。”她描述说，嘴一张开，就灌满泥水，泥沙埋到胸口动弹不得，眼看着老伴从窗户外消失。
时任南马峪村会计王从轸清楚记得，3日晚，自己接到镇里通知，要求村干部通知各个生产队队长，连夜告知家住危险地段的村民转移。村里2000多人口，14个生产队，村干部一人分包四五个生产队。
时任南马峪村支书王相义回忆，自己接到通知后，就联系各个生产队队长，妻子也用座机帮忙通知，“隔一会儿就要打电话通知一遍。”通知后王相义冒雨进村，但没走多远，就被大雨和水流挡了回来。到了夜里，村里突然断电了，通讯也没了，王相义就跟村里断了联系。
儿媳温丽至今没有找到，成了牧牛河村村民曲增余一家的痛。
曲增余在雪地上踩出半个圈，里面隆起的几块巨石下就是儿子儿媳曾经的住处。4日凌晨的最后一通电话里，曲增余得知儿子与儿媳被山洪困在屋顶，几句话后，便再也联系不上。
次日早上，曲增余在两里地外见到了爬上岸的儿子，儿媳却杳无音信。曲增余和家人、村民一起顺着河沟往下找，一路打听。听说有死人的消息就去看，看到泥窝就去挖，半个月里，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的乡镇，却一无所获。
“直到今天，听说哪里淹死人我还是想去看看。”曲增余说。
付广萍的奶奶辛世春被冲走后没有下落，之后几乎每年，家里人都会在周边城市河道打听消息，一直问到一百多公里外的丹东市，都没有找到。付广萍望向远处的一座山丘，“今年，我们在爷爷坟地上给奶奶立了个招魂牌，算是合葬。”
多名遇难者家属称，家人遗体找到后，裹上红布，找几块木板搭个棺材样，找个山头就葬了。
洪灾之后
4日天还没亮，王相义进村了解情况，到处都是泥沙水和冲下来的杂物，知道有人遇难后，他跟村民一起将遇难村民遗体抬回各家。
至于村民遇难情况，王从轸回忆，第二天早上五点，自己趟水进村，从村民处了解到有人被水冲走的消息。上午8点多，当时的主要乡镇领导一行数人来到村里，指挥救援和善后。
至于为何仍有山坡处村民的家被冲走，王相义称，有些村民“很犟”，他们不相信这次暴雨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劝也劝不走。
牧牛镇素有香菇之乡的美誉，在当地，有点积蓄的村民都会搭起菜棚种香菇，此外，村民还会在山上放养些蚕蛹，增加收入。村民称，种香菇和养蚕都是“要劳力的活儿”，家里没几个男人帮衬也做不了。
杨福珍舍不得花钱盖蘑菇棚，打算留着给孙女读书用，家里靠小儿子打工挣钱维持生活。
颜士珍在老屋不远处买下一间房住下，年近70的她种着七八亩玉米；曲增余一家在灾后搬离村庄，四年来几乎没有回去过。
而付广萍一家，他们还打算继续寻找奶奶的踪迹。
王相义说，洪灾期间自己努力帮着村里忙活，心里不好受也有压力，所以洪灾之后不久，就辞了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