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松中心点(1874-1947)，楚明莫奇，紫松中心点，胡天店，还有胡天宇，江苏吴江仁。他比齐白石小十岁。20世纪上半叶，李某在政界和文坛上像星星一样闪耀，南北闻名。他从中年时期开始《白石老人自述》 《齐璜生平略自述》 《白石状略》 《白石自状略》 《自述》 :010
论。编《新中国歌》，著《东斋酬唱集》《天放楼文·诗集》等。在家乡办自治学社，组雪耻学会，又任吴江教育局长、江苏省议员等。1932年，他与章太炎（1868-1936）等在苏州设立了“国学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四处劫掠，金松岑直书蒋介石，言辞激烈，为民请命。蒋读之勃然大怒，问金某是何人。一旁的吴稚晖答道：“江南名士，爱国心切，宜礼待之。”蒋才放下未究。只可惜半个多世纪过去，时光的飞尘已快将他埋没了。活跃于文坛、政坛的金松岑
齐白石未必是十分关心时政、经常阅读报刊的人，他一定是从身边人的谈吐与交往中，得悉金某人大名，并且与之通信。金氏文名籍籍，自然端着架子不愿为一般人作传，他应允为齐老人作传，这本是互为抬举、两相欢悦的事情。齐白石为感谢金松岑的厚谊，着意画了幅《红鹤山庄图》送给对方，以纪念他们的君子之约。
由这1933年订约之后，张次溪再到跨车胡同齐家，就陆续安排齐老人的“口述工程”了。老人每每先是静思熟虑，甚至在案头的纸上记一些字作提示，待张次溪坐到对面拿起笔来才慢悠悠地开口……夏天，齐老人应邀到张篁溪、张次溪的“张园”小住，他们也挤时间做了一些对谈。在借居张园期间，齐白石画了《张园春色图》相赠，其上题诗：
四千余里远游人，何处能容身外身。
深谢篁溪贤父子，此间风月许平分。
但总的来说，这项工程并没有提到紧迫的日程：白石老人精神健旺，每日作画的任务还很重；金松岑主要在苏州，还未及拍马上阵；张次溪对燕都梨园丰富资料的蒐集（1934年由北平邃雅斋书店排印出版《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以及对《燕京访古录》（1934年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的整理，都是箭在弦上……大家都有些“来日方长”的念头。张次溪做了几次记录，也如约将材料寄给了金先生。金当然会先搁置柜中，显然有“留待将来”的意味。如是哩哩啦啦，积三四年，张倒也存下了不少材料。
张次溪编著《燕京访古录》
1936年春，七十四岁的齐白石应四川军人王瓒绪之邀，一路上奔波两个月，到达成都，与诗人陈衍（1856-1937）、画家黄宾虹（1864-1955）以及前边提到的金松岑欣喜相见。金当面许诺为老人作传。是年初秋，老人返回北平。没想到转过年来的小暑节（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人心惶乱，关山阻隔，为老人做口述的事自然搁下了。
历史走过的路不平坦
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口述一事，曾在《白石老人自述》1942年那一段的按语中提及：“散原太世丈逝世时（即1937年），我远客江南”，1962年他在为这口述写的前言中又道：“卢沟桥事变突起。在戎马仓皇之间，我为了生活，到南方去耽了几年……”“我旅居南方的几年中……把笔录的事搁置下来。”
请允许我们在这一节点上稍作思忖：当其时，张次溪的父亲篁溪先生年已六十，晚辈人该当奉他为“老人”来侍护了；二是张本人岁近而立，正是迈入壮年之始；三是他1933年新婚，1935年出生的长女张叔晖正在襁褓之中……他为什么“远客江南”，“旅居南方”或“到南方去耽了几年”呢？去了南方则已，干嘛还有“为了生活”一类的“理由”呢？且认为我们在这里没做到“为尊者讳”吧：张次溪曾在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系统中任职，这应该叫“失计”或“失足”吧。多有绍介张次溪的资料“讳”掉这一点；但我们作为认真负责的研究者，以为这本是不该回避的。
1938年冬，汪精卫发表卖国投敌的“艳电”。1940年春，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地盘是南京、上海等“直辖地区”和北京、天津等“华北辖区”，张次溪一开始在直辖区内跟着“安徽省”教育厅长汪子云手下任“秘书主任”，而且外出“视学”；当1944年以徐州为中心的伪淮海省成立后，他出任“教育厅长”。实际上从“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张次溪总体上就是与汪伪势力“掺和”在一起的。顺便一提，当他混迹于“淮海省”这段年月，亦曾编纂出《江苏通志》一书，这可称作“书生本色”，抑或是“技痒难耐”吧。民国间北京的文化人蔡省吾（闲园鞠农）曾编《北京岁时记》，张次溪为之作跋，落款就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志于金陵旧天王府”。
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人物，争取占据更高的地位，愿意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有所仰靠，有所依附，这在大动荡的变乱年代是常有发生的事。但就怕断错了时势跟错了人，误入歧途而连连告“失”的教训是不少的。张次溪努力追随汪精卫，因为汪自命堂号为“双照楼”，张也命堂号为“双肇楼”（他一名张肇演，夫人徐肇琼，以此“双肇”），并且编纂《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等，史料斑斑可证。
齐白石绘《双肇楼图》
这一节不是本文的重点，但又与为齐白石记口述有关，便姑略言及。一位士子在风波激荡的乱世迈错了脚步，不是不能理解的事。但一个岭南人，几千里外仆仆来到北京，从此为北京历史文化的资料收集整理了一辈子，这仍是令人尊崇的。
2017年早春以来，我供职的北京出版集团责无旁贷地着眼“北京历史文化”这一领域，那末也就必然会关注张次溪，于是进一步想推出张氏所编著的一些书。这样，我就加密了与张叔文的联系。
张叔文，张次溪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中的那个儿子，1948年出生，“文革”爆发那一年他十八岁，父亲去世那一年他二十岁。而我们2017年“加密联系”（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我们断续有联系）的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所以，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完全地采取客观的历史观，直面那些或许并不令人开心的内容。每每言及此，张叔文的面容，严肃而平静，宽阔的脑门微微皱起：“历史，就这么走过来的呀……”
话题再回到为齐白石作口述史上来。
1945年张次溪回到北京，对自己的“淮海生涯”当然是极力回避。幸好当时在北京坐镇的是傅作义，张投在傅的帐下做幕僚，出面为高级军官讲点文化课。齐老人愿意张把口述继续记下去，因为金松岑已于1947年病逝。张于是恢复了七八年前的旧务，隔些时日就到跨车胡同记一次老人的叙谈。张在齐口述《前言》中说：“我因为职务羁身，不能常常前去”，这里所说的“职务”，就是指当年在傅作义手下这份差事。后续工程进行到1948年，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齐白石自署八十八岁，说话长了已显精力不济；张次溪四面腾挪，四十岁上已患高血压症……口述记录的事遂告“不止而止”了。留在张家的，是一叠厚厚的记录稿。
《白石老人自述》出版不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次溪背着大家可以想见的“历史问题”包袱，生活下去，养活一大家子人迫在眉睫。老朋友、辅仁大学（1952年转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援庵，1880-1971）怜惜旧交，给他在历史系安排了个资料员的差事。他埋下头来尽心公事，也难以像过去那般环侍齐白石。而齐氏老人呢，有毛泽东、周恩来、徐悲鸿诸公关照，老树发新枝，夕阳无限好，每日里要应接的事也绝不少。张次溪记录的传记且不提了罢，但老人家仍惦着自己“盖棺论定”的事。艾青的《忆白石老人》一文，记录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与齐白石的交道，其中就说到齐老人请他代为立传的事——艾知此事繁冗，又公务压身，当然未有应命。
1957年，国家的事云谲波诡，诸多文士流年不利。张次溪脑溢血突发卧了病床，齐白石于9月16日告别人世，接踵而至的是可怕的大灾荒，《白石老人自述》的事自然就撂下了。
1958年，张次溪连同弟弟张次篁，一起捐掉了自家的“张园”。那时节全国进入“大跃进”的节拍，连故宫都有人撺掇拆掉，张园怎还能留？这举动无疑是一种“趋时”，也是张家“积极”的表现。转过来1959年，他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愣是将他“裁”退了！人不过是在五十岁上呀。这件事见于顾颉刚1959年7月12日日记：
又闻希白言，张次溪为白（原来错写“自”）寿彝所裁，生活大成问题。寿彝独不记以前困厄时耶？
出现这种状况，是大形势使然，陈援庵恐也是救不了的。谁让你有那么大的“历史包袱”，又罹患重病了呢！
张怎么办？养病当然是第一；但他确实面临着“生活大成问题”的困境：夫人并无工作，下面三女一儿，四个孩子。五十岁的男人，养家糊口成为第一要务！
别无长技，从笔杆子下找钱花是唯一办法。但走这条路并非容易，这种难处我们通过周作人与曹聚仁（1900-1972）的通信可见一斑。“四月八日”周致曹的信中说：
高君嘱代张次溪拉稿，而稿件不准出口，故只能照例请大公报办事处代劳转到报馆了。张君病高血压，颇为严重，本不写稿，当劝以旧稿易钱（假如可以易钱），俾在港买药……
一次信未解决，“五月十九日”周又催曹：
昨接高君回信，云张君稿件仍未收到，乞赶快一查示覆。因那件系由弟负责，非俟高君收到后不能脱干系也。此稿系高君嘱我去拉来，因无副本故挂号……当前去问邮政局的挂号处也……
周作人致曹聚仁信
这里周作人的语气，比催问自己的稿件还急迫。为什么？一是张家确实困难压头，二是周与较他小十三岁的张次溪夙有交谊。若为这两点做点解释的话，简单来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就颇多交往；1951年，新政权建立之初，背着历史包袱的张次溪就找同样“背包袱”的周作人为其所著《天桥志》写序；后来张又不断有从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到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探望周的行动；1962年张脑病复发，他在致周的信中作了报告；及至1966年4月，风声鹤唳，周作《八十自寿诗》，还不忘寄了张一份……
周作人与曹聚仁的通信，反映了内地与香港文化界的一种互动。比如，于1948年复刊的香港《大公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竟办得风生水起。在这块土地上滋长出罗孚、严庆澍、金庸、梁羽生等大树，还有才具卓异的陈凡——他一点也不“凡”。
陈凡（1915-1997），广东三水人，四十年代初进入《大公报》，五十年代为副总编辑，分管副刊。曾以“百剑堂主”之名写武侠小说《风虎云龙传》，还与两位副刊编辑金庸、梁羽生合著《三剑楼随笔》。他以“陈少校”笔名写出的《金陵残照记》，与《金陵春梦》一起一时热读。他中年以后作旧体诗，曾与章士钊论诗，引世所重。他的诗集《壮岁集》，钱钟书、饶宗颐作序，黄裳作跋。后又印《出峡诗画册》，亦得好评。香港收藏家、出版家许礼平说陈凡“性情中人，双目炯炯，喜怒形于色，疾恶如仇”。
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
在陈凡的主持下，1959年5月17日，《艺林》副刊锣鼓登场，开始多发港、澳、穗作者的文章，逐渐地，就扩入了京、沪等地的文章大家。六十年代初，陈凡每年都要进内地一两次，寻朋访友，努力开掘写作精英。北京的章士钊、叶恭绰、陈援庵、周作人、启元白，上海的瞿兑之、沈尹默、谢稚柳、钱君匋、郑逸梅，广州的容希白、冼玉清，等等，都成为《艺林》的撰稿者。正如陈凡的好友、时任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的唐振常所说：“陈凡是个有心人，办事极为认真，旁人之所不可致者，他优为之。”陈凡到北京来，顺藤摸瓜，见张次溪，携走了《白石老人自述》——这一包手稿，在张家已放置十多年了。
陈凡“双路并行”：1961年9月，由他辑成的《齐白石诗文篆刻集》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同月17日的《艺林》专版上，发表了他撰写的该书的《辑后记》，其上说，书中的《白石老人自述》较之于过去的一种《齐白石年谱》，“是直接的”、“更为具体而亲切”、“是第一次发表”。也就同一版上，还刊载了张次溪《齐白石先生治印记》一文，又抛出了《白石老人自述》的一小段节选——可视之为先举出一块肉，请你“尝鼎一脔”吧。
张次溪与陈凡相配合的这一举动，功莫大焉！没有它，在时代的大风雨中，《白石老人自述》这份史料不过就如一片树叶，随时可能被雨打风吹去；倘如是，我们或许能知道齐白石曾请金松岑为自己写传的影子，但它早已在飓风的吹击下一丝一毫也没留下！
“自述”全文的末尾，陈凡作了这样的说明：
齐白石七十一岁时，曾乞吴江金松岑氏，备作传记取材之需，中因世事推移，或作或辍者再。及齐氏晚年，体力就衰，难于久坐，又复屡续屡断，故八十九岁以后之事，尚未整理完成，自述暂止于此。
香港出了齐白石的书，内地当然关注。最先做出反应的，当然是新闻界。唐振常赶快问陈凡：写齐白石的张某人何在？陈凡答：就在内地，北京宣武门外。唐振常赶快让《文汇报》驻京记者寻到张次溪，“抢”稿子。大病未愈的张难得有这样的高兴事：香港出了书，上海又来约稿，他迅即答应了为《文汇报》“备”点稿子。
写什么呢？对方是从关于齐老人的稿子问起，自己又与老人家有几十年的交道，那就再写齐白石吧。好在陈凡那边也要求继续提供这方面稿件。
张次溪抱病繁忙起来，他“兵分两路”。一路，为陈凡写：继《齐白石先生治印记》之后，次第有《齐白石与广东人之关系》《谈齐白石〈借山图〉》《齐白石与瑞光和尚》各篇。另一路，则是一个“大”工程，习于案头摸索的张决意做这样一件事：当年记录齐老人口述中断，是不得已留下的永远的遗憾！现在老人已去，口述不可再得，我何不换个角度，由“我”转为“他”，用第三人称，索性从头写个我笔下的齐白石吧。当然还是顺着年代，从齐白石出生写起，但这一回能把上一书只记到1948年的缺憾补过来，一直写到老人的过世了……
1962年7月15日至10月30日，上海《文汇报》分八十期连载了张次溪记述齐白石的新作——这次名之曰《齐白石一生》。
内地的出版界也不会木然。1962年10月，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了陈凡辑本中的《白石老人自传》（书名改“述”为“传”）。“人美版”的《出版说明》交代：
《白石老人自传》……由于老人年老体衰，到八十八岁时（1948年）终断了。1949年全国解放，他……仍不倦的从事艺术活动，直到逝世为止。这一段时间，在老人生平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其中有许多值得记述的材料，还有待于今后整理补充。
1961年9月，香港出版《齐白石诗文篆刻集》，之后《大公报•艺林》又发有张介绍齐白石的其他文章，张家困苦的生活得到缓解。接着张次溪赶写《齐白石一生》的稿子，1962年初夏，他的脑病不幸复发，又只能卧床。在这苦捱的日子里，《文汇报》连载他的《齐白石一生》，以及人美社出版《白石老人自述》，又给他注入比任何良药都巨大的力量。回顾张次溪不平凡的1961和1962，可概之以“悲欣交集”。
人民美术出版社《白石老人自传》
香港《齐白石诗文篆刻集》
1963年春以后，张次溪的病体稍得恢复，就又拄杖参加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等活动。对于《齐白石一生》，他并不满意，总觉得为赶着报纸发表，有不少地方写得“糙”了些。“人美社”出《白石老人自述》时，不是说1948年以后齐老人的材料“有待于今后整理补充”吗？张次溪设想，有必要把这本《齐白石一生》再打磨、修理，甚至重新叙写一遍，再交“人美社”出版。于是，在疗病，社交之余，《齐白石一生》的“再写作”又在进行中。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终生以编辑、著述为最尚的人，其顽强的意志、不懈的追求，是很令人感动的。这样，到1965年，《齐白石的一生》（题中加了一个“的”字）手稿四大册，已置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画家、编辑卢光照（1914-2011）的案头，上面已有卢先生的改动——显然，“人美社”已投入编辑流程，列入正式的出版计划了……
岳麓书社《白石老人自述》
山东画报出版社《白石老人自述》
1966年，神州大地起风雷。张次溪在东莞会馆的住所遭“查抄”，一万七千多件书册资料被封存。已经出版的《白石老人自传》不敢再露头了，未曾出版的《齐白石的一生》手稿已退回张家，一同遭劫。张次溪本人，1968年9月9日病逝，不过才六十岁。
风偃雷息之后，1986年12月，《白石老人自述》（请注意这里用的是“述”）在岳麓书社出版——这可以说是“自述”在中国大陆出的第二种版本。著名出版家钟叔河把它纳入了“凤凰”丛书，出版前言中说，为的是“既飨读者，也藉以表示对乡前贤的深深纪念”。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文化出版的发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10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1月，以《余语往事——齐白石自述》名之，署“齐白石著”）都出过这本书。而且，绝不止上述几种，这里不过是举其要者而己。
广西美术出版社《白石老人自述》
文化艺术出版社《余语往事》
关于《白石老人自述》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面还会再提及；我们且把话题转到张的另一本《齐白石的一生》上来。
1978年，被“查抄”的一万七千多件书册资料“发还”了。从1966年到1978年，十二年故物返回，张家人感慨万端。接收这些东西的，是刚进“而立”之年的张叔文。1949年以后他父亲的遭际，不会给他带来什么“荫庇”，他也没有再如祖、父那样从事文史方面的工作，而是遵从“分配”，在厂子里做工人。当然，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但大家各有其忙，这事还是以叔文为主。那时张家早已从东莞会馆“腾”出来了，叔文住在不远的沙栏胡同窄小的偏屋内，本本册册堆得他一半住室从地面到顶棚几无间隙。张叔文在父亲生前好友，中国书店的雷梦水、郭纪森等协助下，对这些资料粗做梳理，《齐白石的一生》四册手稿有幸得以拣出。张叔文亲自拿着这四册手稿推进了它的出版事宜。1965年曾计划出版这部书（卢光照已阅改过）的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成立的燕山出版社，都打算推进出版。最后，“人美社”在1990年8月将《齐白石的一生》初版印出。
历史细节的复杂往往让人料想不到：一般人很容易以为，这《齐白石的一生》就是《文汇报》连载的《齐白石一生》的图书版；究其实非也，此乃张次溪不厌烦、不惧难，完全重写的本子！若没有这一点，“退赔”以后张叔文手里那四本《齐白石的一生》的手稿也就不明所以了。事实的真相在历史的银幕上匆匆闪过，我们稍不细酌，可能就将它们混淆了。青年学者宋希於，于史据书证多下功夫，曾找来1962年《文汇报》连载《齐白石一生》的内容，供我与后来出版的《齐白石的一生》相比对，这才弄清楚其前前后后的演化。
人民美术出版社《齐白石的一生》
为什么再出《白石老人自述》
现在，要回答本文写作开始时要与读者交流的问题了：不是说《白石老人自述》已有上述种种版本出在先吗，你们这番劳人费马，再出这本书干什么呢？
这也正是我们要说明的事情。不做专业研究的一般读者拿过《白石老人自述》，当然是想要了解老人家的一生；而这本书只记到1948年“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为止，后边还有九年呢？读者看到这里，大多“只得叹一口气”，没想到它“半半拉拉”就断了，感到“不解气”。除了少数读者还会努力找来“后半截”再看，忙忙碌碌的大多数人只能就此撂手了。
《白石老人自述》只记到1948年，但《齐白石的一生》记到了此后九年，一直写到1957年。况且，这两部书基本上都是按照年头顺下来的，叙述的风格大体相谐。前者用第一人称，后者用第三人称，实际读的时候，这一转换在理解上根本不成“磕绊”。
考虑到这些，当这本书的出版启动时，我就与张叔文商定了这一办法：前多一半，用“自述”；后少一半，用“一生”补上，俾为读者提供“全璧”。《白石老人自述》的版本是不少，但现在这种“读一册而知其一生”的办法，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还要说明的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新世纪近几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界的前辈，以及尊敬的同行们，大家已做出各自的努力，但业已出版的《白石老人自述》诸版本，或此或彼地还留有一些瑕疵。且容忍我在此交流并讨教：
一，关于书名。是《白石老人自述》，还是《白石老人自传》？“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是一种科学的表述，把“自述”改成“自传”，不准确。全书当然是口述者的色彩，但更留下了笔录者的文风。
二，还是说书名。新出的一本书将书名“创新”为《余语往事——齐白石自述》，署“齐白石著”。“余语往事”，纂出这名儿用心良苦。但“余”一字，久来聚讼纷纷。它一是“余”，当“我”来讲。“我来说往事”，齐白石或张次溪会取这个书名吗？二是“馀”，当“多馀”、“馀下”讲。稍读书的人都知道有本书叫《多馀的话》，白云黑狗，大是大非，盖棺而不论定。“馀下的话来说往事”，这哪里是齐老人、张次溪的本意？署“齐白石著”，这明明是肆意胡闹，视笔录者张氏为无物不说，凭什么硬绑架九泉之下的老人，把著作权搞乱呢？
三，关于注脚。有一本书中内文排了书名《白石老人自传》，紧接着编者“好心好意”地在书名下加了个注释（1），在当页脚注说“此文作于1936年”。其实往下读几行，赫赫然有“一九三三年春天……老人就开始自述他一生的经历，叫我笔录下来”，“到一九四八年为止，把前后断断续续所记的，凑合在一起，积稿倒也不少”，等等，我们编者加这个注，是连这几行文字都没看，完完全全靠“想当然”耶？
四，关于前言。此书首次面世时，卷首有一篇张次溪撰的前言。文中对自己与白石老人的关系、述与记的始末，都有一个交代。这对读者了解此书是不可或缺的。但后来出版的多数版本何以将这前言“抹”（斩？）去了呢？读者本应知悉的若干信息没有了。从著作权上来讲，这也是无理兼无礼的啊！
五，现在来说正文。翻检各个本子时，稍稍比照竟发现有丢失段落的情况。比如“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那一节，老人先说到《白石诗草》出版了，接着自抒情怀：
我题词说：“诽誉百年谁晓得，黄泥堆上草萧萧。”我的诗，写我心里头想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学宋，骂我的人固然很多，夸我的人固然也不少。从来毁誉是非，并时难下定论，等到百年以后，评好评坏，也许有个公道，可是我在黄土垅中，已听不见，看不着了。
后面还有一段有关他作口述的文字，两段合起来约六百字。
这段重不重要？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这里老人家自评其诗，通达、诙谐、平和、透彻、精彩、警辟，随意删掉它，到需要时茫茫大海哪里去寻找？
类似情况还有。比如“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那一节，老人记录八月十四日传来日本投降的喜讯，心花怒放，做诗有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如果到这儿就结了，那可真以为日本鬼子一投降，“太平”则跟来了；实际上老人紧跟着叹道:
我和一般的人，一样的看法，以为太平日子已经到来，谁知并不是真正的太平年月啊！
老人是亲历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黑暗统治下那苦难岁月的，他有切身之痛。轻易地删去了这一句感叹，是反映老人“糊涂”了，还是“暴露”他犯了“政治错误”呢？
六，这些按语或作补充，或交代人物关系，或说明物件下落，是完整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本书一大特色。中国传统文人虑事细密，走笔周详，“肯节儿”处每每加按语以阐明。然而在《白石老人自述》的出版物中，对这些按语采取了出人意料的轻率态度。我们仅举“民国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这一节来看：齐白石这年正月到陶然亭，为自己预先选中一块坟地，并且和寺院住持定下协议，张次溪于此按注：
老人当时写的委托书说：“百年后埋骨于此，虑家人不能遵，以此为证。”
到这儿完了吗？没有。按语中还有话：
我曾请徐石雪丈宗浩，画过一幅《陶然亭白石觅塘图》，名流题词甚多，留作纪念。
这一节老人还回忆他与陈师曾的交谊，并记录这年春由张次溪陪同前往长椿寺拜祭陈师曾父亲陈三立（1852—1937年）的存柩之事，张留长幅按语：
散原太世丈逝世时，我远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与老人谈及，拟往长椿寺祭拜，老人愿偕往，归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我，我征集题词很多。傅治芗丈诗云:“槃槃盖世一棺存，岁瓣心香款寺门。彼似沧州陈太守，重封马鬣祭茶村。”
其实后边还说道：
老人谓着墨无多，而意味深长。此图此诗，足可并垂不朽。
两则按语，均有文化史、绘画史上的引人事件，均记文化名人的重要活动，均关绘画、题跋的重头作品，但在后来的出版物中，你砍掉这一句，他斩去那一句，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随意切割文句，视若无有呢？
书内页局部照片
前边“五”与“六”关于齐老人口述正文和张次溪按语中多有硬伤，囿于篇幅所限，恕无法一一列举。编校上的粗疏，是对历史、对齐老人与张次溪、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游山观景，斫取一枝一叶都要小心的，何堂堂国画巨匠的传记，竟任我们滥施刀斧耶？
七，请原谅，我不得不放出一本书的八九行印面来说明：
前几句，题李苦禅《鸬鹚鸟》的短文应是：
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干……
后几句，题《群鼠图》诗应是：
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灺灯残天欲曙，严冬已过五更鼓。
但是，在我们的书页上，前处错为“不食五谷鸬鹚之类”，后处错为“又剥我黍烛炸灯残天欲曙”，句读之不知，错字之不改，读起来让读者“惑而不解”，满头雾水！
以上分七点说出了已出版的齐老人自述的若干毛病。当然，即使我们现在这本书，也是站在前人基础上，汲取其精华、警戒其疏谬才推出的。我们心中所追求的，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让大家读来更放心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7年10月31日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严晓星、宋希於、刘聪、蔡紫昍诸位师友的帮助，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