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开始，辩护人邱晨将大部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北京。这不是为了录制正在进行的《奇葩说》第三季，而是为了与漫威等“老搭档”创业的新事业。
与此同时，另一个新项目也在进行中。设计师九泉将与数据分析师/PPT达人Simon Avin合作，推出设计相关在线课程，九泉将自己成为主讲人。
辩手/设计师。“四线青年”邱晨最近有点忙。
“斜杠青年”一词源于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rci Alboher写的《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压力下的职场求生术》(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她在书中说他们用“斜线”(符号“/”，即英语“斜线”)区分和列举自己的其他职业，因此“斜线青年”也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
早在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在中国，很多“斜杠”已经开始了这种实践。演员/导演/投资人赵薇、作家/导演/赛车手韩寒、随时可以见面的杂志编辑/Uber文章XXX。
因为他们大多数不是为了打工赚一点外形，而是“斜杠”听起来很酷的标签。互联网时代，产业间的界限正在慢慢打破。跨界融合带来的“化学反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头脑灵活、好奇心爆棚、果敢的年轻人掀起了新的职业浪潮。
斜杠后面，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重建自己的知识水平或社会意识，当自己的追求超越了成功的单一定义时，他们也过着自己丰富而三维的生活。
我们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斜线青年”案例。他们追求斜线的动机和途径不同。与其说他们是为了更丰富的生活，不如说他们正试图通过更多的途径来探索自己。
1.崔信信：市长/市场宣传/作家/独立音乐人/平面模特
“人在35岁之前精力无限”
2009年夏天，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崔瑞哥认为自己应该找一份市长/市场宣传类的工作，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挑剔和挑剔之后，莫名其妙地过上了“一毕业就找工作”的生活。
这是她从未想到的。过去一年在英语系读四年级的她，先后换了4个实习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兴趣广泛，但对未来茫然，通过不断的跳槽，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7年来，29岁的崔瑞哥目前担任果壳网下属经验技术交易平台“line”的宣传负责人。她眼中有更多的身份，包括市长/市场宣传/作家/独立音乐人/平面模特等。
对现在这种状态，她感到平静和舒适。但是她说，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四线青年”。这一切似乎从当年毕业时就已经注定了。
单位碰壁后，深受打击的她干脆关了家，在网上写小说，生活主要在父母的支持下，半年后进入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她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有时间和精力，所以保持了写小说的兴趣。写了很多。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主动找了——2012年，搭上了《青春文学热》的末班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今天，她把那本书形容为“惨不忍睹”，但仍然认为是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一刻开始，她发现除了工作以外，自己的爱好也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大卫亚设说：“我对别人的鼓励完全没有抵抗力。别人鼓励我，我就打了鸡血。她这样评价自己。
对于这位一直很宽泛积极的姑娘来说，这种鼓励意味着尝试更多事情的可能性。
小说的成功出版给了她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她不再是一个“工作没有焦点”的愚蠢女孩。对于人生和事业，她有更明确的计划，她开始相信，只要有“必胜的信念”，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另外，2012年崔瑞亨跳槽到了著名的国际公关公司。像很多职场励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作为公关新人，受到了“女魔头”上司的折磨，最终修炼成了在自己努力下反复出现的“受虐”和“自虐”后可以独处的“公关御姐”。
随着工作越来越轻松，她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爱好。同时，她在201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另外，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时尚界几乎所有杂志、护肤品、化妆等板块的编辑。她有时开始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自荐”，渐渐苗条、外形好的她开始以平面模特的身份经常出现在各杂志上。
大学时，在偶然的机会客串朋友的mv后，接连出演了mv主角。从那以后，完全是外行的她引起了兴趣，干脆邀请朋友作曲，自己做
词、演唱，给自己录制了一支单曲。也是在这几年里，她又和朋友合作，录制了自己的第二、三支单曲。其实，与出书、拍广告相比，她的“音乐之路”并不顺利。她曾信心满满地带着自己的第一首歌参加了一档热门的音乐选秀节目，却在一众选手面前，因唱歌跑调遭到了评委的公开奚落。她说自己“消沉了一两个月”，“差点儿放弃了唱歌”，但很快，她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去写歌、录歌了。“那个评委说的话其实是对的。”她说，“我从小唱歌就跑调，但就是想努力尝试啊！”
就这样，崔书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被公关工作训练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使她能在各种不同的角色间迅速转换；多年来，在时尚、音乐、媒体、出版等领域积累起的人脉也为她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她像打游戏一样，每完成一个目标就拿下一个“斜杠”勋章，很快就集满了一大堆：现在，除了自己作词，录制单曲，她出版了两本青春小说，同时在韩寒的“One·一个”上写惊悚故事；不定期地为时尚杂志拍摄服饰、护肤品等平面广告， “除了《男人装》和《GQ》还没上过，其他的时尚杂志每年基本都上一遍。”说这话的时候，她是满意的。
“我的爱好和我的工作，不是‘加法’，而是有种‘加乘’的效果，让我无限地扩大自己的优势，增加机会和资源。”她这样分析自己的不同“身份”。
2015年，因为深感在既有的领域“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了”，崔书馨辞掉了在公关公司的工作——离职前，有三个月的时间，她每天忙到焦头烂额，却总觉得一无所获。当她发现自己对文案可以提笔就来，却完全写不出最想写的小说时，她对自己的失望达到了顶点。
她开始怀念之前写书的那段日子，那时她只有每天晚上下班后才能开始写。于是在那三四个月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她都会一直写作到天亮，然后揉揉眼睛去上班。那是写作本身带给她的满足感，甚至与水平无关。
失去了写作带来的快乐，她甚至等不及公司发年终奖就辞职了。放弃了辛苦打拼几年换来的职位，她没有太多迟疑，“不可惜。没有爱好了才可惜。”
如今，崔书馨加盟了果壳网，她依然继续着自己的“斜杠生活”。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她还在“在行”上为用户提供公关类的咨询服务。对于未来，她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斜杠”目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参与一部影视剧的编剧工作。
过去的几年，崔书馨说自己经历了一个“自信心推倒又重建的过程”。但现在，她认为已经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我真的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在35岁之前精力是无限的，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勇敢地抓住机会。”她一脸认真地说，“想要什么就大胆地去说、去要，不然就不会是你的。”
2. 乔淼：GRE阅读和填空的讲师/兼职心理咨询师/在线心理社区“友心人”的特邀讲师/微信公众号撰稿人/电台栏目嘉宾/桌面游戏教练/心理学图书翻译/以色列格斗术和菲律宾武术的爱好者、推广者……
“我不需要‘鸡汤’了，我就是鸡，自己洗个澡就是鸡汤了。”
3月初，乔淼给自己在“在行”上的个人简介加上了一个新的头衔：“斜杠青年”。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比较酷。”
“在行”是一个主打经验交谈的o2o平台。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约见不同领域的“行家”，获得与其一对一见面交流的机会。
在“在行”，乔淼起初主要提供有关托福/GRE备考和提升公众演讲能力的咨询指导。
那一阵，他刚刚准备了一个有关“如何有效打开更多脑洞？”的新话题，为了帮助在校学生更合理地利用时间，能同时推进多项任务。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一篇有关“斜杠青年”的文章。他马上把新项目的标题改为了：“并行多任务，做好斜杠青年”。
之前乔淼从未听过“斜杠青年”的说法，但他早已是一个“多重职业”的实践者了。如今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有了“理论支撑”，他挺开心，终于“可以有依据地酷”了。
1986年出生的乔淼，自诩为“一个脑洞开得很大的斜杠”。曾任北京新东方学校GRE填空讲师的他，现在最主要的身份是朗博网GRE阅读和填空的讲师/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兼职心理咨询师。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介绍还包括：在线心理社区“友心人”的特邀讲师/微信公众号撰稿人/电台栏目嘉宾/桌面游戏教练/心理学图书翻译/以色列格斗术和菲律宾武术的爱好者、推广者……
这些似乎毫不搭界的内容，在他看来不过是“几个主要身份和专长的组合再创造”：“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我是那种比较擅长学习和迁移的人，能随时把所学的 KSA（Knowledge 知识，Skill技能，Attitude 态度）用到另外一个领域去。同时，作为一名专业教师，我也擅长把我熟悉的东西用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讲出来。”
玛希·埃尔博尔曾在书中写道，教学、写作、演讲和咨询顾问是4种“万金油工作”，它们几乎可以和任何领域的任何工种相结合，组成某种“斜杠”。而这4件事，也正是乔淼在大学时就给自己规划好的职业定位。
高中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大学时参加创业比赛，做英语培训、成功学培训，担任跆拳道课程助教……心理咨询之外，兴趣广泛的他从没停止过在其他不同领域的尝试。毕业后他发现自己“坐不住”，厌恶朝九晚五的工作；还有“精神洁癖严重”很难与所有同事都“打成一片”，于是，教学、写作、演讲和咨询顾问，这样时间、地点、合作对象都颇为灵活的工种就格外令他满意了。
成为英语老师前，乔淼还只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从本科开始学习心理学，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但他也清楚，在这个领域，刚入行的年轻咨询师往往收入很低，很难维持生计。
好在，在培训机构上GRE辅导课的经历启发了他，不久后，他阴差阳错地成了新东方的一名GRE填空讲师——当老师也是他的兴趣，而且收入颇丰。
但真正意义上的“斜杠生活”，是从2014年底才开始的。那时，他已经离开新东方，进入新公司继续从事GRE教学与产品研发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决定找回自己的本行——他进入了北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从实习做起，到现在已能以该机构兼职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出诊。
如今，心理咨询带来的收入仍与教英语有着“天壤之别”，乔淼依然将其视为重要的“主业”，也很乐意为之付出时间。现在，他每周固定在公司工作3天（授课时间另算）；在咨询中心出诊2个半天，再视情况抽出至少半天时间用于整理案例材料，参加案例督导和相关的学习、讨论。
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由“斜杠”带来的事务，他需要以高度的自律要求自己：他每周有50-60小时的时间用于工作，10-15小时用于健身、学习格斗术。除这些以外，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写了20多万字的随笔、小说和心理学相关的科普文章；主讲了若干场线上、线下讲座；翻译了一本心理治疗方面的专业书；还利用往返于两份工作之间的通勤时间，在地铁上读完了大概90本书。
作为一个曾经的严重拖延者，乔淼对于自己现在的表现基本满意。因为做了“斜杠”，他开始更认真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和任务，希望通过提高工作效率，为自己“偷出更多时间”。他甚至发现，本来自己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但成为“斜杠”后，同时推进多项任务的方式让他变得更高效了：“如果让我同时做几件事，两三个小时一换，有可能我一天工作了10个小时，会比工作8小时自己感觉更好。哪怕回去再做两小时锻炼，或者再读一两个小时书，我也没问题。”
“我是在为自己以前的作死买单。”乔淼说，自己曾经历过的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拖延、抑郁，颓废到整日在家打游戏。但现在，不同角色赋予他的责任和一项项可以排到下一周的日程逼迫他必须行动起来。需要鼓励自己的时候，他会翻出日程本，看看自己居然完成了那么多事，成就感带来的动力就回来了。他不再需要从所谓的“成功学”中汲取能量：“我不需要‘鸡汤’了，我就是鸡，自己洗个澡就是鸡汤了。”
为了保证有相对灵活可调配的时间，乔淼至今选择以非全日制的形式在公司工作，这意味着他没有社保、医保和住房公积金。对于这个“一般人都学不来的选择”，他非常坦然：“可能你选择了要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就等于把自己推到了更多的不确定中去。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权衡了一下，觉得我多少可以承受这个代价。” 乔淼说。
他记得，至少在五年前，找份正经工作还被视为绝对正道，“斜杠”在那时候的中国更是少数也是不务正业。但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大家对工作的传统定义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在他看来，“斜杠”与过去典型的上班族完全不同在于，“在工业化时代，我们需要能够高度专注地从事一项范围比较窄、比较专精工作的人；可是下一个时代就不一样了，简单、狭窄、高度依靠熟练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多的被电脑和机器所取代。”而只扎根一个领域以求做到最好也不再是所有人的目标。
乔淼说，他希望将来能将本职真正调整到心理咨询上，再以此为中心发展其他“斜杠”。而现在，他更享受将各种兴趣变现带来的福利，但拒绝完全只为利益付出时间。他认为，这正是兼职和“斜杠”的区别，“兼职更多的是一种取得收入的手段，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做了的意义只是因为钱。但斜杠可能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将来的某一天，你忘掉了这是一份工作，忘了你是为了钱做一件事，钱就来了。”
“兼职是Job（工作），‘斜杠’是Career（事业）。”他这样区分这之间的不同。
3. 邱晨：设计师/辩手/辩论赛评委
“最大的天赋就是喜欢”
不久前，邱晨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测试，经过初步鉴定，她做了自我诊断：100%的“分心症”。这种又名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病症（ADHD，即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发生在孩子身上是所谓的多动症，而在邱晨这里，具体的症状是“很容易走神，喜欢（同时）做很多东西”。
虽然她也觉得，这些症状在自己身上并非全是坏事，但它们也的确给她带来过困扰。小时候，她常常对着一本书发呆，“所有的课本都被我用铅笔画了很多遍，画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直到字都看不清楚。”长大后，她依然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事情很多，就又会相互干扰”，于是常常是忙了一大圈，结果发现每件事都只做了一点点。
但似乎只有两件事是例外：画画和辩论。
邱晨从小喜欢画画，几度想考去专业学习美术，又几度失之交臂。但这个兴趣还是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分心症”，她常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画画是极少有的能让她安静下来的方式，“只有画画的时候，或者用设计把我脑海里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才能够专心。”
工作后，商学院毕业的邱晨做过“不靠谱的记者”和“干不下去的编辑”，因为喜欢画画，最终成为了一名设计师。2014年，她和朋友合伙创办了“蜂巢设计”，终于把多年来的兴趣变成了职业。
对于辩论的兴趣始于小学五年级。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获得了冠军，一时间，校园辩论赛风靡全国。为了“治疗”她上课从不举手发言的“毛病”，身为老师的父亲买来了一本《狮城舌战》，作为“好大学生的样板”让她学习。她一下就被书中那些“帅气的大学生们”打动了，从此开始向往着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就这样，辩论成为了邱晨心中一颗悄悄埋下的种子，之后慢慢长成了她人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从初中第一次参加“全班一起吵架”的“辩论”，到18岁加入中山大学辩论队；从无穷无尽的训练、模拟赛到成为队里的主将、200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队成员……
2006年，毕业两年的她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当时，内地对校园辩论赛的关注已经日渐降温，但在香港，大大小小的比赛仍然不断。靠着厚厚一摞写好的辩论稿“贿赂”小朋友，还没开课，她就加入了本来只招收本科生的辩论队。作为全队经验最丰富的前辈，她开始既当辩手又当教练，带着一群大一、大二的新人们打遍了各种本地赛、国际赛，第二年就一路闯进了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四强。
硕士毕业后，邱晨留在香港工作，也留在了辩论队里。按照规定，已经毕业的辩手不能再参加辩论赛，在那些没有比赛打的日子里，她就靠当教练“过瘾”。
说是教练，其实是没有任何工资的义务劳动，但邱晨依然干劲十足。每逢大型比赛前夕，她每天下班后都去学校带着大家训练。尽管从公司到学校一来一回需要三个小时，但只要不加班，她从不缺席。常常是练到晚上10点多，她再匆匆赶回家；有时实在太晚了，索性就在学校找间宿舍凑合一宿。就这样，7年间，她带队5次获得了本港地区冠军和数次国际冠军。
对于所有优秀又痴迷于辩论的辩手来说，大学毕业就意味着与辩论告别，这也是他们最大的遗憾——辩论是一个需要人生积淀的“工种”，而毕业七、八年后正是他们对辩论有更深理解和表达的时期。让邱晨没想到的是，2013年，转机真的就来了。
那一年，马来西亚举办首届“星辩”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欢迎任何年龄的辩手自由组队参加。这让邱晨在相隔10年之后，又有机会和当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老伙伴们”马薇薇、黄执中等人一起打辩论。这批90年代最优秀的专业辩手们兴致勃勃地组成了“活泼老僵尸队”，各自放下手上的工作，请了假，自费去参赛，然后一连拿了3年的冠军。
这样的久别重逢，和重新回归，仿佛激活了大家心里一直藏着的什么东西，“星辩”之后，邱晨和“老伙伴”中的许多人一起都参加了电视节目《超级演说家》，然后是《奇葩说》……能给他们表达和展示的平台，他们都愿意尝试。
“是当时那一瞬间的决定，让我们所有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走到了今天。”邱晨说。
尽管已经参加过成百上千次的辩论，时至今日，这项旨在说服第三方的“艺术”仍然会给邱晨带来新鲜感。在她眼中，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思维方法，辩论更像是一项综合的技能：“辩论其实是打破思维定势的方法。”
这些年来，邱晨的工作一直在变，2014年从《彭博商业周刊》辞职，自己开办设计工作室；去年参加《奇葩说》第二季，并一举夺得冠军，邱晨一直在记者、编辑、设计师、辩手、辩论赛评委等不同身份间不断游走。虽然现在越来越忙，“忙到没有了玩的时间”，但她“还是想做新的事情。”
这期间，只有画画和辩论她从没丢下过。成为设计师后，她常常感叹“设计过去是兴趣，现在是职业”，虽然，她发现，当爱好一旦当成工作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很辛苦。做的好与不好取决于别人，而非自己。但她还是把兴趣变成了职业，接下来，她还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她的新“斜杠”——和“老伙伴们”一起做的新事业上。
曾有网友问她，有没有一刻觉得自己就是为辩论而生的？她回复说：“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你会彻底的忘我，哪儿还顾得上想自己为了什么鬼而来到这世上。最大的天赋就是喜欢。”
邱晨喜欢旅行，喜欢摄影；在网上看到不平之事，多忙都“舍得下血本”写篇文章评论一下。她觉得，看上去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大多都是围绕着命里的这两条主轴——画画和辩论演变而来的，“变化的只是外在的形式，核心没有太大的变化。”她说。
一个需要左脑掌管的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一个依赖于右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邱晨说，对她而言，与其说辩论和设计相互有何影响，不如说它们意味着自己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耀眼一些，一种虽然很不闪亮，但非常安静，“这两种方式能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原文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751期，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