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欢迎来到我们的“编辑部聊天室”栏目。每个周日，界面文化为大家揭晓一次编辑部聊天记录。独自写稿，不如聊天。我们将围绕当周聊天室主持人选定的话题展开笔谈，或严肃，或娱乐，神侃间云游四方。鉴于主持人们各有所好，聊天室话题可能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和社会热点事件，也可能从一口路边小吃、一次夜游散步、一场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开去。
本期聊天室由文捷主持，她想要讨论的话题是最近相当火热的一部电视剧：《鱿鱼游戏》。自从《鱿鱼游戏》9月份在Netflix（奈飞）上线，就成为了受到全球关注的剧集。因为这部剧的火爆，Netflix市值大涨超过1200亿元。剧集讲述的是人生走投无路的456个人接受赌局，参加一场生存游戏，唯一的获胜者会获得巨额奖金，失败者则失去生命。
把故事串联起来的是韩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儿童游戏，包括六道关卡——被娃娃抓到你在动就会死的“一二三木头人”；要求不破坏整块糖扣出图案，失败则会被立刻射击的“桠糖”（dalgona）游戏；输了就会掉落高空当场去世的“拔河”游戏；两个人一组一定有一方会死的“打弹珠”游戏；运气不好就会死的“玻璃桥”游戏；以及最后的关卡——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的“鱿鱼游戏”。随着剧集的火爆，这些游戏也在现实生活中风靡起来，根据“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报道，其中的桠糖游戏大受欢迎，制糖人因为生意太火，一周都回不了家。
在剧集中，由于比赛残酷，许许多多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开始做出有违道德的举动，不少人为获得胜利而丧失人性，但也有一些人物让观众受到触动。本剧的主角经过了重重考验，终于赢得游戏并且获得了奖金，几年之后，他却发现了游戏的真相……
《鱿鱼游戏》的游戏看起来都很普通，为什么会吸引全世界那么多观众？它究竟是套路，还是一种创新？引发热议的原因除了剧集营造出的奇观，它是否也触及了人们内心的社会关切？编辑部的伙伴们又是如何看待这部剧集涉及的人类困境的？
“套路”与真诚
陈佳靖：从剧情来看，《鱿鱼游戏》应该对很多观众来说并不算新鲜。这类生存游戏题材的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00年日本导演深作欣二的《大逃杀》，背景同样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一群学生被迫在规定的时间里互相残杀，直到出现唯一的优胜者。后来，由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饥饿游戏》再次掀起一波“大逃杀”热潮。在游戏领域，类似的情节设置更是普遍，相比之下，影视作品的看点或许不在于打打杀杀夺眼球的画面，而在于极端情况下玩家之间关系的扭转以及人性的转变。
在《鱿鱼游戏》中，尽管为了生存的竞争和杀戮显得如此残酷，游戏的组织者却格外强调“公平”。每个人在外面的真实世界里或许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只要进入游戏，就必须遵守规则，那些想“作弊”的人同样难逃一死。在游戏的组织者看来，这是为了给每一个已经沦落到社会底层走投无路的人最后一次争取人生的机会，因此在游戏环节，可以看到有好几次都是让玩家主动选择编号或出场顺序，而不是由组织者随机分配；在第四关的弹珠游戏中，玩家甚至被允许自己制定游戏规则。这或许也是对真实世界中的不公平的一种纠正：究竟在现实中这些人有多弱势和孤立无援，才会不顾性命到游戏中寻找公平竞争的权利？
潘文捷：说到套路，我还会想到类型小说的套路。是不是真的只有加上人性、加上社会派元素，一个类型小说才会更加好看、更加打动人呢？或许不一定是这样。套路本身也可以推陈出新，做得更加好看。拿游戏性质非常强烈的推理小说来说，“套路”是常见的。
比如说推理作家陆烨华近期发表的《仅用五个短篇，他就写尽了所有推理小说》一文就提到，爱伦·坡生前已经开创过许多推理小说的套路，例如安乐椅神探、密室杀人、暗号推理等等，但后来者不也从这些套路出发，做出小小的变动，写出很多经典的作品吗？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哈利·波特》，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A.S.拜厄特就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该系列充斥着对各种各样儿童文学派生主题的拼贴，是为那些“想象力局限于电视卡通和肥皂剧、真人秀、名人八卦的夸张镜像世界”的读者而写的。在流行音乐领域，4536251的和弦走向更是一种套路，可是它们在周杰伦、林俊杰那里，不是也变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吗？《鱿鱼游戏》《哈利·波特》和周杰伦的歌曲里虽然不乏套路，但是并不妨碍它们大受欢迎。
说到音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近期一些剧集对古于典音乐的运用。比如近期朱一龙主演的电视剧《叛逆者》就使用了《六月船歌》，当然柴可夫斯基一向以旋律美打动人心，曲子本身也符合剧集的氛围，来自俄国而非德奥的曲目自然也更贴合《叛逆者》的政治立场。《鱿鱼游戏》在使用古典音乐方面看起来也得心应手，例如大家熟知的《蓝色多瑙河》、老柴的《华尔兹》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古典音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犯罪或血腥场景之中——《从到，古典音乐何以成为罪恶之声？》，在《鱿鱼游戏》里，音乐上的这种“套路”依然成立。
我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剧集使用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为什么是小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而不是什么马勒、布鲁克纳。和《鱿鱼游戏》使用生活中常见的、规则简单的游戏类似，是因为这类作品偏娱乐性质，而不是偏思想性。这样，观众在接受新的更刺激和陌生的奇观的同时，也能够不完全脱离自己的理解范围和舒适区。因此我认为，这是通俗作品的聪明做法。这种做法其实也和所谓的叙事“套路”类似：拜厄特在批评中曾指出《哈利·波特》系列流行的部分原因——套路的存在可以让人们立刻辨认出那些熟悉的内容，方便想象。
叶青：大家谈了很多《鱿鱼游戏》的套路，这是这部剧受欢迎的原因，但有时套路太深，会让人觉得不够真诚。这种情况在第六集弹珠游戏里格外明显——过于煽情了。尤其是智英和姜晓这一对，在听完彼此的故事后，智英决定牺牲自己，故意输掉游戏，让姜晓继续走下去。看到这里觉得非常不舒服，像是编剧一边拿笔扎你的眼球一边大喊“给我哭”，感受不到角色和故事的真情实感。这种“为虐而虐”的桥段还有不少，许多角色的额头上就差直接贴上工具人三个字。
此外《鱿鱼游戏》中还有一种我非常讨厌的老旧叙事，即主角（通常为男性）为了某个“更崇高”的使命，是可以很正当地逃避家庭责任或伤害家人的。在剧集的最后，成奇勋本该飞去美国帮女儿过生日，却因再次遇到了孔刘饰演的无名人，临时爽约。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家人（常常是妻子与孩子），难道家庭责任和“做大事”是什么不能共存的死敌吗？摊上一个“英雄”老爸也太惨了。都2021年了，荧幕上能不能少一点“三过家门不入”式的救世主，多一点称职的父亲呢？
LOSER和VIP的生存法则
董子琪：一面是债台高筑只能赌命的loser，一面是豪掷千金把人看做棋子赛马的VIP，这种戏剧性的失衡在玻璃桥那集体现得特别明显。不是说loser在这场游戏中表现得特别丢人，不是的，跟只会开蹩脚色情玩笑的VIP相比，loser们才是身怀绝艺的人，他们能够计算自己存活的微小概率，还能辨别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在光线下的微弱区别，然而他们却是被制定规则、被威胁生命的一群人。——让聪明人煞费苦心，让蠢人怡然自得，这更增加了游戏的可看性。
我并不是出于道德主义赞美loser，贬低VIP，比起分析游戏选手各自的特点、据此预测他们生存时限，我更想知道的是什么形成了loser和VIP这两种人。有一个比较反常识的发现是，loser的生存成本远高于VIP：loser并不因为拥有的少，就更加坦荡不怕失去，相反，因为拥有的特别少，他会面对一万种失去的威胁，因此必须演绎出一万零一种的机智回应；VIP则有理由显得愚蠢，他们不用那么想那么多花招，不用保持对他人的怀疑，也不用担心自作多情会威胁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loser是机智的，VIP是愚蠢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是一个难度级。这难道是另一个版本的“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吗？
我还被文本中的前后呼应所吸引。主角在进来之前就沉迷于赌马游戏，然而他的赌运却不怎么好，根据“实力”押宝经常失败，巧合的是，他本人作为赛马时也并不是根据实力——智力、体力或策略——取胜的那个，赛马和鱿鱼游戏的这层悬于一线的不确定性，不仅让现场观战的VIP感到刺激，也让观看VIP观战的我们感到战栗。游戏不仅是玩的，也是用来看的，越是有人看的游戏，越是被赋予更激动人心的意义，电视转播不仅有双色球，也有各大赛事，视频网站不也充满着游戏直播吗？在看游戏的时候，被讽刺观看游戏这个行为，也是蛮有意思的。
赵蕴娴：在“loser和VIP”这条线之外，《鱿鱼游戏》也是一个底层互害的残酷故事。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其他游戏选手要么是被裁的工人、街头混混，要么是脱北者，或者没有合法身份的南亚劳工。他们曾经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叫停过游戏，却因现实里的各种逼压选择回到“输了就得送命”的游戏世界。一些游戏本不必要死这么多人，但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大部分人根本不顾他者的生死，甚至会故意杀死对方以提高奖金额度。
整个游戏看似无比注重公平原则，破坏这一原则的人会被处死，所以当选手们将棍棒和匕首挥向对方时，似乎就只有“人性恶”才能解释这种丑陋。但这个游戏真的公平吗？不论一块面包还是465亿韩元，不都是VIP们高高挂起的恩赐和鱼饵吗？被说成是“人生第二次机会”的游戏不过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最赤裸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在集体退出（加入现实世界作为背景后，退出不过是稍稍延迟了死亡）和你死我亡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在电影《失控玩家》的最后，主人公找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世界，那里没有AI与人的对立，没有无止境的暴力，小岛上植物茂盛，一切都在自由生长，规则最终被改变了，这是鱿鱼游戏所没有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里面看似古怪的正义其实和外面没有区别，底层人为什么困在内斗中相互消耗。
林子人：《鱿鱼游戏》能够抓住全球观众的心，我觉得是因为社会公平引发的关切和忧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
佳靖和蕴娴提到了《鱿鱼游戏》中非常强调公平原则，子琪提到了剧中loser和VIP的对比，都让我想到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提出的观点。公平原则实际上是优绩至上理念（meritocracy）的重要道德准则。优绩至上指的是，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根据一个人的才华、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反映其努力和天赋。为此，机会平等就是社会公平——它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奋斗，取得自己应当获得的成就。这是推动很多国家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准则，也是为什么桑德尔发现，当下美国两党主流政治家都在呼吁用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但如今越来越多人发现，绩优制下的“机会平等”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神话，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与其说取决于个人努力或贫穷的鞭策，不如说取决于获得教育、医疗、社会支持等资源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处于顶端的人具有巨大优势，并能够将这种优势传承给自己的子女。
“鱿鱼游戏”中的确强调机会平等，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出身底层的人不得不进入这个死亡游戏（即使他们本来已经通过民主投票选择退出了），博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呢？桑德尔认为，优绩制已经和当代资本主义深刻绑定——在一个GDP至上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是由TA的经济产出决定的，这在剥夺和贬低基层工作者的价值（无论是经济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为此从事社会中最辛苦劳动且很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劳动的工作者（比如护理人员、清洁工、收银员）在低收入陷阱中挣扎求生。而绩优制又鼓励了这种“赢家”和“输家”的对立，赢家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成功都是靠自己取得的，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桑德尔指出，绩优制的黑暗面就是“羞辱政治”，“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某种程度上来说，《鱿鱼游戏》具象化了这种“羞辱政治”：VIP们可以为了一己私利或仅仅是消遣，设计出这样一场游戏，挑逗和戏弄走投无路、一无所有的loser，用“机会公平”的诱饵来煽动他们彼此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