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竹映月江
说起经典话剧《茶馆》，不知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无论是老舍笔下一个个恢弘的场面，还是话剧舞台上一位位老戏骨精湛的演技，都化为时代的音符，永远在人们心中闪耀。
作为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茶馆》中的剧情素来兼容文学性与纪实性。比如话剧版《茶馆》第二幕中，就出现人贩子刘麻子在茶馆中与逃兵谈生意时，被密探吴祥子与宋恩子盯上，结果发生了密探和逃兵做买卖，分了逃兵卖枪的钱，把作恶多端的刘麻子当逃兵给出卖，拉到街上砍了头的戏剧一幕。
若是单从剧情来说，这刘麻子专干拐卖妇女的买卖，可以说是作恶多端，有这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因此每当《茶馆》演出时，这段“黑吃黑”的剧情总让观众无比舒适，台下观众席间常常有人边看边叫好。
然而，倘若仔细回味这段剧情，不难发现其实带给观众无限舒适体验的剧情里，还悄然藏着民国时代的一种特殊灾难。
01
人口贩卖
近年来，受影视剧及各类小说读本影响，许多人一谈到民国，脑海中便浮现出一幅风花雪月的恬静岁月。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民国却只是看上去很美，影视剧中“万种风情”的民国背后，还有着许多扎心的乱象，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盛行天下的“拐卖风”。
民国时期，战乱频发，饥荒不断。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三十七年间，民国遭受水灾的县次有7408个，年均200个县次，而遭受旱灾的则有5935个县次，年均161个，此外还有1719个县次遭遇蝗灾。
若是从民国的行政划分的角度来看，从1912年到1948年间，民国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000个左右，而各类灾害总计造成了16698个县次受灾，即平均每年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处于灾难中，严重时全国甚至有一半的国土都笼罩在灾情的阴霾里。
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许多吃不饱饭的百姓，不得已沦为流民，而各种不法分子也就趁虚而入，做起人口贩卖的买卖。
如此一来，就有了《茶馆》中张狂的人口贩子刘麻子，投射到现实中，便是英国人季理斐在《兴华报》中写下的悲惨一幕：“中国各埠向有拐略幼孩之恶风，而尤以上海一隅为最”。
这番惨淡景象到了1917年，则变成了《申报》中所描绘的“青年妇女及男女幼孩被害者不知凡几”。人贩子大军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不下千余人的庞大组织，并且逐步开始以流水线模式处理被拐人口。他们通常将妇女卖入东三省的风月场所，而将男孩卖往闽粤各省充当奴隶。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地区，人口贩卖的规模更是超出人们的想象。据《秦州贩卖人口之景象》记载，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山西部分地区杀女婴成风，致使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直接导致山西省内剩余的男屌丝们婚配困难。当地不得不成立了“娶妻促进会”之类的组织帮助男子娶妻。
所有单身男青年，都可以在缴纳会费后入会，此后按会员制每月付费。若干年后，则可以将积累下来的钱用来娶妻。
不过，会员制娶妻仅仅是人口买卖的冰山一角。在长安以西的地区，各县干脆直接设立“人市”，每天组织一次赶集买卖人口，还将妇女按照不同的姿色区别定价，似乎买个妇女就像买颗白菜那么随便。
同时，为了保证持续不断地“人口货源”，当时的沈阳、大连、北平、天津、潼关及开封都有人贩子设立的人口贩卖中心，一些人贩子组织还形成了严密的行业准则，并且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向着规模化发展不断前进。
就拿天津的人贩子们来说，他们不但形成了拐卖团伙，而且集团内部还分工明确。像当地的流氓、卖花婆一类的人，就是他们的外围眼线，而集团内部的骨干成员，则分为制定骗局组、看守受害者组、拐往外地销售组等等，一些大型机构甚至还有资本家投入股金，作为幕后支持组。
不得不说，这种规模化贩卖人口乱象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民国动荡的政局，为人口买卖提供了绝佳的发展环境。据史料记载，从民国五年到民国十三年，民国的战区年年扩大，平均每年达到七省，而从民国十四年到十九年间，战区则以平均每年十四个省的惊人数据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无尽的烽火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农村地区的经济崩溃，这不仅让民国的人口贩卖问题愈演愈烈，还带来了另一个乱象——“兵匪泛滥”。
02
兵匪猖獗
看过话剧《茶馆》的观众们或许还记得，在人贩子刘麻子被“黑吃黑”事件中，一开始找刘麻子“买女人”的老林和老陈，原本是两名逃兵，可惜他们此番出师不利，“买女人”的生意没做成，还让密探敲诈走了手里的现大洋。
那么，按剧情推断，接下来这两名逃兵的生活，极有可能像剧中吴祥子说的那样“有钱藏起来，没钱当土匪”，若不是话剧到此点到为止，只怕这两人分分钟就将民国的遮羞布给掀了。
不过，《茶馆》里留白的兵匪泛滥场面，在民国时代还真不少见。毗邻北京的河北地区，曾是北洋军阀混战主战场，这让茶馆里说的“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一度成为当地的新常态。
如此乱象，用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来说，就是“几乎全中国每一个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去当兵去了”。
可惜，当上了兵并不意味着便能衣食无忧了。政府欠饷、长官克扣，对于士兵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就连著名的冯玉祥手下的部队，也曾发生过11个月不发军饷，弄得无数士兵哗变逃跑的事。
不仅如此，当时的士兵还时刻面临被军队遣散的风险。比如原直鲁残军邱子厚的部队，在被运往沧州解散时每名士兵只分到了现洋一元的遣散费，这让不少士兵因没钱生活直接由兵变匪。
由此看来，单是北京周边，就不知有多少个“老林”和“老陈”，官匪一家更是常有的事。据河北省档案记载，一些转为土匪的逃兵携带着枪支窜入各处村庄，与村正、副牌长等人勾结，明目张胆在村中结伙抢劫，弄得富商巨贾纷纷避难他处，小地主士绅则想尽方法与土匪结交，有些人家甚至与土匪结为亲家，以便保全家小。
而一些无权又无势的老百姓，便只能在土匪肆虐下苦求生活。这一幕落到张各庄村民周作霖身上，就是曾向他借钱失败的前冲省议员张万祥，裹挟着一伙土匪跑到他所在的村庄鸣枪示威，杀人放火，还将他的妻子、母亲和女儿三人绑架后，他只能砸锅卖铁凑出3000大洋赎人，丝毫奈何不得这帮土匪。
谁料这伙土匪绑架上了瘾，周作霖刚刚赎回妻女，土匪们又绑架了周作霖的儿子。周作霖不得不东挪西凑，再次缴纳了600大洋赎金，才换得家人团圆。
看看这样的乱象，又哪里有什么太平？对照《茶馆》的剧情，我们或许不难知道，为何民国“大师”这么多，但老舍却是至今依然是受人敬仰的“人民艺术家”？
这是因为，比起“大师”、“精英”笔下的民国风花雪月，老舍的作品，真实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苦难。
参考资料：《1922年至1932年河北省匪患及其成因研究》、《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流民》、《民初沪上人口拐卖现象初探》、《民国时的拐略之风与打拐》、尹美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津门拐卖儿童现象初探》、尹美美《民国时期（1912-1937.7）津门拐卖妇女现象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