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荀彧之死
荀彧（xún yù）（163年－212年），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战略家，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被称为“王佐之才”。
荀彧在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曾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而得到曹操的赞赏，包括“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战术方面曾面对吕布叛乱而保全兖州三城，奇谋扼袁绍于官渡，险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奇袭荆州等诸多建树；政治方面为曹操举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量人才。荀彧在建计、密谋、匡弼、举人多有建树，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
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因其任尚书令，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而受曹操所忌，调离中枢，在寿春忧郁成病而亡（一说受到曹操暗示而服毒自尽）。死后被追谥为敬侯，后又被追赠太尉。
曹操加九锡：九锡是九种礼器。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锡，在古代通“赐”字。九种特赐用物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记载见于《礼记》。
一曰车马，指金车大辂（hé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和兵车戎辂；
玄牡二驷，即黄马八匹。
其德可行者赐以车马。
二曰衣服。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xì鞋)一双。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则。指定音、校音器具。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曰朱户。指红漆大门。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有两种说法。
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贵宾专用通道。
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使登阶别太陡，这两种说法都不甚具体。
能进善者赐以纳陛。
六曰虎贲（bēn）。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
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
能退恶者赐虎贲。
七曰宫矢。指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斧钺。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禾巨鬯（chàng）。指供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什么是“九锡”。皇权最盛的汉武帝朝，就首先议论过“九锡”之礼。后来曹操接受过汉献帝所赐予的“九锡”，具体是：衣服，朱户，纳陛，车马，乐则，弓矢等。本来都是皇帝赐给大臣的荣誉物品。东晋朝廷就曾屡赐给过桓温羽葆鼓吹，班剑，甲仗等，大多拒而不受罢了。问题在于所谓“九锡”，王莽，曹操，司马昭都接受过；后来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曾受过“九锡”，于是乎“九锡”成了篡逆的代名词。
《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公元128年]颜师古注引应劭语，以车马、衣服、衣器、朱户、纳陛、虎贲百人、鈇钺、弓矢、秬鬯[chang，音同厂，乃春秋时盛谷物之用，后专为祭祀用品]为九锡。
说出纬书《礼·含文嘉》，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王不劳而获谋代汉室，先受九锡，使公卿大夫奏请，据“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
《周礼·春官·典命》与《礼记·王制》，意为官爵的九个等级，“上公九命”，为最高的等级。王莽将其与上述车马等牵合，受衣服（包括佩刀、玉饰、色履）、车马、弓矢、斧钺、秬鬯、玉珪瓒、朱户、纳陛、虎贲三百人，仅略异汉献帝建安末，曹操为魏王受九锡，顺序全依《礼·含文嘉》，惟虎贲三百，又以珪瓒为秬鬯之副，合为一种。后两晋、南北朝大臣谋夺帝位者，都照此例，先加九锡。乃以承天命之意。
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譬如李严曾向诸葛亮试探劝进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要灭魏之后再接受。《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答：“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九锡名人
王莽被汉朝授九锡，后建新朝。
曹操被汉朝授九锡，其子曹丕建立曹魏。
司马昭被曹魏授九锡，其子司马炎建立晋朝。
孙权被曹魏授九锡，后建东吴。
桓玄被东晋授九锡，后建桓楚国。
南朝四朝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曾从前朝受九锡，然后创立新朝。
李渊从隋朝接受九锡，后建立唐朝。
王世充要求隋朝皇泰主杨侗给予九锡成功，后自立国号郑。
北齐献武皇帝高欢，死后魏帝元善见也给他加九锡。后他的儿子高洋，创立北齐。
贾诩，作为一个明哲保身的人，估计是不会发表太多观点，就顺着曹操的意思。那么荀彧的侄子荀攸呢？荀彧所在的荀家世代为大汉服务，因而对汉室有一定的忠诚，也就造成了荀彧对曹操称王的极力反对，那么荀攸也是荀家的一员，似乎并不像荀彧那样激进，是明哲保身吗？还有荀攸死于行军途中，这到底是正常死亡，还是由于他是荀彧的侄子，而被策划的阴谋呢？、程昱又是什么态度？他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吗？董昭似乎很积极地为曹操操办封魏王的事，他到底是强烈支持，还是不得不顺从呢？刘晔有汉室血统，他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这么看来，如果只有荀彧一个人强烈反对曹操称王，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药”，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必然后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哗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认为是对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全大正於当年”显然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并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诚心於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局面，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选择的道路。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士大夫即便身为僚屑、与豪雄有君臣之义，但仍旧会坚决地阻止、以期延续汉祚。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加九锡、刘氏之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荀彧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使其事“遂寝二，便是汉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曹操：“吾之子房也。”“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公达之退恶，不退不休。”“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曹植：“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寮士庶，唏嘘沾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给辄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
司马懿：“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陈寿：“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
王羲之：“荀、葛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於数代。至於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
裴松之：“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嶮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
范晔：“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天下之命倒县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文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公业称豪，骏声升腾。权诡时逼，挥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顿挫。越俗易惊，孤音少和。直辔安归，高谋谁佐？彧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夡疑心一。”
杜牧：“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
司马光：“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於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苏轼：“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朱元璋：“王保保以铁骑劲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谋臣如攸、彧，猛将如辽、郃，予两人能高枕无忧乎。”
《全后汉文》载有《迎驾都许议》、《散斋得宴乐议》、《田畴让官议》、《报赵俨书》、《报曹公书》等言论。
荀彧在寿春（今天的安徽寿县）养病期间，曹操赐给他一个空点心盒子，荀彧于是自杀了。朱元璋为了杀死徐达，在徐达背上长癕疮时，探知此病忌食鹅肉，于是钦赐烤鹅一只，徐达一边哭一边吃，吃完后很快就死了。
荀彧谏曹操不可封魏公，曹操大怒，荀彧乃服毒自尽，叹荀彧七绝一首：
叹荀彧
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
后人休把留侯比，临没无颜见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