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获得了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熊奖。这部电影改编自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是莫言比较得意的一部文学作品。莫言说拍完《红高粱》后张艺谋曾经来找过他，让他写一部可以拍成电影的小说，于是他写故事的时候故意加强了悬念，可是《白棉花》却并没有打动张艺谋，他反而觉得很难拍。那么张艺谋是怎样把文学性很强的《红高粱》拍成电影的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意境，他认为“有造镜，有写镜，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张艺谋拍红高粱用的就是“造镜”，他将人物故事适度变形，加上蒙太奇的组装和造型音响配合，将他心中的幻境还原成荧幕上亦幻亦真的镜像，通过“造镜”刻画出莫言全知视角下的人物独立精神内核，特别是复杂性格之下的女性超前的反抗精神。
造镜之颠轿：九儿命运的颠簸和反抗的伏笔
颠轿是张艺谋在这部片子里的重点戏，身强力壮的轿夫抬着九儿去往十八里坡，嫁给那个麻风病人。漫漫黄土从轿夫的脚下飞扬而起，他们的腿匀称而有力度的颠。九儿并不知道她要嫁的单扁郎是个命不久矣的麻风病人，轿夫们边颠轿一边幸灾乐祸的跟九儿讲单家的事。
九儿在轿里的沉默和轿夫在轿外的嬉闹产生出清晰的对比来。九儿难过的说不出话，但轿夫并不想放过她，“我爷爷”说“给我颠，就算点不出话来，还颠不出尿吗？”他们开始使劲晃，九儿始终没有说话，也忍住晕吐，从轿子里捡起一把剪刀揣在了怀里。
九儿对自己的前途一无所知，她的悲剧不是类似于《茶花女》等许多文学作品里那种因失足而命运悲惨的女人。九儿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了她的悲惨人生，而这竟然是旧社会中国大部分女性甚至男性所遭遇的现实。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是人是鬼，然后因父母之命，就要去跟对方结婚了。
两步一退，三步一颠，摇摇晃晃的大红轿子喻示着九儿颠肺流离的命运，乐队吹起的唢呐声为她奏起了悲歌。看着粗野豪放，充满生命的张力的轿夫，九儿放声大哭。张艺谋用创造名俗的方式刻画出莫言笔下的悲剧人物“我奶奶”，用九儿的悲和轿夫的喜、病歪的单扁郎和活力四射的轿夫反差出悲情感；折射出一个社会的群体悲剧，“我奶奶”又是多少人的奶奶呢？
九儿的那把剪刀，为她后来的反抗埋下了伏笔。
造镜之高粱地、打汽车：九儿与命运抗争的高潮
①一入高粱地:意念萌生
土匪来打劫，九儿被强迫进入高粱地，面对土匪的要挟，她不疾不徐，更不紧张，一只眼睛盯着高粱地，一只眼睛盯着“我爷爷”余占鳌。趁土匪不备，余占鳌打死了土匪，救了九儿。进了轿子的九儿，留一只脚在轿外。他是故意留给余占鳌的，余占鳌用手轻捏着九儿的脚推了回去。
此时的九儿已经开始迷恋这个壮硕有力的少年。知前途黑暗的她，内心悲从中来，但她不怕，不怕单扁郎，不怕土匪。镇定自若地望向余占鳌的眼神透露出她内心萌芽的反抗意识。
②二入高粱地:硬核反抗
九儿在单家手里握着剪刀待了三天，等到她爹来接她，她说再也不来单家了，单家送九儿的爹一头毛驴。因着一头毛驴，她爹希望她回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有家产。
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有人在一分钟内成了伟大领袖，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她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
九儿跟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结合了，由远及近，自下而上的镜头拍出高粱茁壮的野性，而这野性是九儿心里如杂草般快速生长的反抗意念，这会儿它已经变成了切切实实的行动。
九儿出生在旧社会，但她不是旧社会的女性，她的心里从来没有什么嫁鸡随鸡，贞节牌坊。朱安为了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九儿不会。如果说第一次进高粱地是九儿蠢蠢欲动的反抗意念，那么第二次就是切切实实的行动。她开始一点点，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她的生命，她的爱情，她有着健康体魄的子孙后代，余占鳌在高粱地里一路唱着的歌“妹妹你只管向前走”，这是他表白的心迹吗，更是九儿最真实的想法，她撇开了一个时代的偏见，一路向前。
③打日本人的汽车:将斗争推向高潮
如果九儿只是具有新时代女性精神，抗争婚姻、成就自我的女性，那她的形象就太过单薄，不是莫言心中的样子。莫言的“我奶奶”，具有独立的精神内核，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不会低头，有自我意识，更有大局意识的女性。
罗汉被日本人剥了皮示众，被激怒的九儿回到十八里铺就拿出一坛酒，告诉余占鳌和伙计们“是男人，明天就去把日本人的汽车打了，给罗汉大哥报仇。”余占鳌给每个碗里倒满酒，点着一碗，祭拜罗汉，剩下的人每人端起一碗酒，包括豆官。敬酒歌的壮行，是他们舍身取义的决心，因为酿酒本来就是他们一生的事业。
张艺谋用气势如虹但并不是直接喊口号的方式表达出他们抗日的决心，他的这种间接表达更能直击人心。九儿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豆官的一声娘，像号令一样，喊声结束九儿便倒下了。百里高粱地，火红的高粱酒，九儿躺下的那一刻也没有放弃她的斗争，每一株高粱都是她疯长的反抗精神，高粱酒是她酿出来的生命汁液。
造镜之满天红色和送别歌：升华九儿的反抗精神
“我爷爷说，从那天以后，他的眼睛落下了病，看什么都是红的。”
影片的最后是要将一切吞噬的红色，血红的天空和斜阳下响起了豆管的歌“娘，娘你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这是莫言张艺谋升华电影主题的又一造镜，豆官的送别歌为九儿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这算是挽歌亦是赞歌，没有“我奶奶”的抗争就不会有“我爹豆官”更不会有“我”，不会有《红高粱》。莫言说《红高粱》是他听到的真实的故事，他把它写下来，这是一部抗战小说更是女性的赞歌。张艺谋通过造镜将九儿的精神从细微末节升华到至高点。他省略了余占鳌当了十年土匪再洗心革面成为抗日司令的故事，剪掉了九儿和罗汉的故事，重点突出九儿的成长和蜕变，有人说《红高粱》丑化了中国人才将它推向世界，我觉得不是。
时隔多年再看《红高粱》，不论是张艺谋还是莫言，他们合力刻画的九儿，这种对抗时代、抵御外敌、成就自我的精神，就算是当代也并不过时，现代女性也不一定做的比她好，她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却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莫言笔下人物的复杂性
莫言笔下的人物都是复杂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里的黑孩儿沉默寡言，可怜的他却在打架的时候帮了小铁匠，放弃了一直给与他温暖的小石匠。《丰乳肥臀》里的母亲一直恪守封建思想要给小丈夫生个儿子，可是她的情人到处都是，好几个女儿都是他跟不同男人的私生女。《红高粱》里的“我奶奶”——九儿，并没有在失去丈夫之后去守住贞洁牌坊，她跟余占鳌生孩子甚至和罗汉在一起。
莫言曾说小说本来具有批判性的，如果想要看单纯歌功颂德的作品，不如去看人民日报。他作品中人物的复杂性更能体现出时代和社会的问题，也能够更好的表达出人物的精神内核，从而达到击穿人心的效果。
人心本来就是复杂的，就像多年之后，莫言觉得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他深爱着那个生他养他，同时也带给他太多磨难的地方。那是他所有写作素材的来源，也是他挨打挨饿的地方。莫言将这种复杂融入到他的作品中，因而他的笔下时而清丽柔美，时而粗俗不堪，所谓的暴力美学、语言狂欢，《红高粱》就一度被认定为典型的野性美的作品。
正是这种复杂体现出文学的高度，社会现实以及人性黑暗面和光辉点。有人认为莫言在黑中国人，这样的人肯定是没有好好去读他的作品，也没有理解他所谓的大悲悯。莫言心里的大悲悯并不是因为灾荒、战争而引起的悲剧，而是人因为自己内心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红高粱》多年之后还是莫言比较满意的作品，它既是第一人称同时又是全知视角的叙述视角在当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莫言的全知视角将九儿独立又矛盾的精神内核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这种叙述视角和颠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女性塑造方式在当时都是创新。张艺谋通过“造境”让这个敢想、敢干的山东女人站在你面前。
时代会进步，物质条件会越来越好，可是有些困境是不会变的，人类的发展史是不断的与自我和社会磨合抗争的过程。他的这种女性，特别是群体的独立精神内核是永远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