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也称晋南会战，日军称作中原会战，它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进行的一次主力会战，也是华北战场最后一次大型战役。此后，黄河以北再无国军，华中抗战再无后方，日军得以抽出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重点“扫荡”，侵略者铁蹄自此横扫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
这场战役以国民党军失败告终，但失败之惨，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这么说吧，全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所有会战，都没有这次败得惨。10余万日军仅用3个星期就击溃并重创国民党近20余万大军，夺取国军坚守了三年之久的中条山全部阵地，黄河以北地区的国军主力被消灭殆尽。日军战报称，这次战役国民党军战死4.2万人，被俘3.5万人，而日军方面仅死673人，伤2292人（国民党方面则称毙伤日军3万余人）。双方伤亡之比高达26:1。日军战报固然有夸大的可能，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达成了战役目的，实现了围歼国军第一战区主力的战役目标。
日军获胜后得意忘形，宣称取得“事变以来罕见的成果”。蒋介石在战役检讨中慨叹，此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毛主席也认为，这是“上海战役（淞沪会战）以来最大损失”。
一、中条山战役背景
七七事变以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四年之久，但华北、华东、华中大部地区依旧相继沦陷。另一方面，由于战线过长，侵华日军未能实现短期内解决中国事变的作战企图，日中双方形成了战略僵持局面。
这一时期，日本调整侵华政策重点，不再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考虑，而转为巩固已占领土，稳定占领区局势。相应地，日军重点对国民政府采取诱降政策，企图通过决定性打击，迫使国民政府彻底放弃抵抗，以便抽出兵力重点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国际上，随着德国法西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短期内连连得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冒险政策被极大鼓动起来。1940年底，日本调整对华作战方针，决定“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谋求中国战场的快速稳定。但是，日军在侵占华东、华中广大区域后，占领区内的抵抗运动并未停止，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运动如火如荼，给日军以有力牵制。
为迟滞日军进攻并确保后方稳定，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依托中条山重新部署第一战区兵力，对华北日军形成较大牵制。中条山根据地还对全国抗日起到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晋南地区是黄河以北仍处于国民党主力控制的唯一地区，是影响华北和华中日占区稳定的重大隐患，甚至将其视为华北占领区的最后一截“盲肠”，乃决意彻底摧毁之。从1938年开始，日军曾先后对中条山发起13次试探性攻击，但均被击退。
1940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对局势做出新的研判，认为八路军经过百团大战后，连遭日军讨伐，无力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而晋绥军战斗力低下，而且与国民党中央军貌合神离，唯有盘踞在中条山的国民党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卫立煌部成为华北占领区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并牵制了日军数个精锐师团，也极大妨碍了日军在华自由行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战役企图很快得到大本营批准，于1941年1月正式形成晋南战役即中条山战役作战计划。
二、双方作战序列
1941年4月，即中条山战役开始前的一个月，日军开始大举向中条山附近集结兵力。除了原来部署于中条山周围的3个师团、1个旅团，又从华北、华中抽调2个师团和3个旅团。此外，日军又从关东军抽调2个飞行团部署于运城和新乡两地，担负战役期间的空中支援任务。日军总兵力近12万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担任战役总指挥。
日军确立的作战指导和作战序列如下：“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1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团、第9独立旅团、第36旅团、第36师团、第37师团、第16独立旅团，分由桑池至张店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击灭。另以第33师团，由阳城向南方攻击；第35师团、第21师团，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军主力灭击中国军。第3飞行团支援此次会战。”此外，日军还得到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及汉奸伪24师的配合作战。
国军方面，中条山守军归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参与战役的总兵力约18万人。战前，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中条山作战防御。何应钦对日军战役企图做出了基本符合事实的判断，认为其意在夺取中条山据点并彻底肃清黄河北岸国军，但同时又认为日军意在进取洛阳、潼关，因而对日军围歼中条山国军的战役决心估计不够。
卫立煌
为此，何应钦提出国军作战要领如下：“第一步应相机各从一部, 第93军由北向南, 第27军由东到西, 与中条山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 以恢复1939年4月前之态势；第二步, 与晋西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 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而以我控置于中条山以北及以东之兵团协同向左敌侧猛击, 以压迫敌军。”
实话说，这个作战纲要十分大胆，完全是带有主动出击性质的攻势防御部署。但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根子上的消极抗战思想，加之战役开始后指挥系统失灵，这些战役构想不仅无法落实，甚至连最低限度的战役目标——确保中条山——也没能实现。
根据洛阳会议精神，国军作战序列如下：第80军(辖2个师) 守备中条山西侧；第5集团军（辖2个军，共5个师）按照第3军、第17军序列自西向东守备垣曲、桑池之线以西地区；第14集团军（辖6个师）按照第43军、第98军、第15军序列守备中条山北侧；第9军（辖3个师）守备中条山东侧。
4月28日，何应钦根据情报进一步判断，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进犯垣曲的企图，遂决定加强沿河工事防御并实施外围战略策应。同时，他对中条山防御体系又进行了调整：第9军裴昌会部守卫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守卫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守卫绛县；第3军唐淮源部和第80军孔令恂部守卫闻喜、夏县地区；第98军武士敏部守卫董封，第15军武庭麟部守卫高平。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外围策应。
三、中条山战役经过
1941年5月7日傍晚时分，精心准备的日军在事先空投于中条山腹地的特种部队和空中力量配合支援下，按照“两翼卷击、中央突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作战原则，从东、西、北和东北四个方向，向中条山国军发起突然的猛烈进攻。战役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翼卷击、中央突破。
东路日军约2.5万余人，由日军第35师团主力和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辅以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国军第9军裴昌会部顽强抗击，无奈在敌优势兵力攻击下逐渐不支，仅抵抗一夜便放弃阵地，全线溃退。第9军的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防守封门口一线，但同样招架不住日军猖狂进攻，最终失守。与此同时，中路进犯的日军攻克重镇垣曲，其后分兵进击邵源，第9军奉命渡河南撤。日军猛烈轰炸官阳东西渡口，第9军遭到重大伤亡，大部分撤至河南，少部分退回到封门口至邵源以北地区。战至12日，西路日军已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其主力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与从垣曲东进日军完成会合，完成了对国军第14集团军的包围。
西路日军约2.5万余人，由第37师团主力和第36师团一部，以及独立混成第16旅团，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西线是日军主攻方向。激战至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防线，切断国军第80军孔令恂部和第3军唐淮源部之间的联系。关键时刻，第80军军部遭到事先埋伏于附近的日军特种部队袭击。军长孔令恂丢弃部队逃往黄河南岸，失去指挥的部队乱作一团，竞相逃亡，在日军轰炸中死伤惨重。进犯夏县的日军7000人向第3军唐淮源部防守的阵地发起攻击。日军在西线得手后兵分多路，分别奔袭第3军军部驻地唐回和第7师师部驻地王家河并相继得手。唐淮源率残部向东撤退至温峪，遭日军截击，伤亡严重。12日，唐淮源在尖山一带陷入日军重围，最终自杀殉国。第12师师长寸性奇在突围至胡家峪后遭日军截击，受重伤后饮弹自尽。第34师公秉藩部在唐王山阵地与日军激战，阵地几度易手。
北路日军约3万余人，由日军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编成，贯彻中央突破的战术原则，自横岭关向横垣大道西侧实施攻击。日军意在攻占横（横岭关）垣（垣曲）大道，夺取重镇垣曲，截断国军南撤退路，并对东西国军实施分割包抄。该线是国军第5集团军曾万钟部和第14集团军刘茂恩部的接合部，而守军是战斗力较弱的第43军赵世铃部和第17军高桂滋部。两军同时遭日军攻击，仅一昼夜时间，阵地皆失。日军得手后，兵分东西两路，一路沿桑池、贾家山、杜村河南下，一路直取垣曲。在伞降部队配合下，日军于8日黄昏占领垣曲。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向东攻击邵源，与西进日军会合；一路向西，与进至五福涧的日军会合。至此，日军将中条山国军一分为二并完成包围，国军南撤通道亦被完全阻断。
东北路日军约1万余人，由日军第33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编成，自阳城方面向董封镇实施攻击。此方向驻有国军第14集团军军部、第98军武士敏部，以及第15军和第93军。国军在数量上拥有较大优势。第98军誓死抵抗，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击毙包括大佐滨田在内的日军数百人，几乎占中条山战役日军伤亡的全部。然而，随着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第14集团军三面受敌，不得不全面北撤。
第二阶段：重兵围剿，梳篦扫荡
自5月14日开始, 日军在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的同时,对包围圈内的国军实施数次拉网式清剿，意在彻底肃清中条山的国军。处于包围圈内的国军孤立无援，陷入苦战。
其后，被打散的残余部队开始悲壮突围。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在突围中与部队失散，成了光杆司令，最后在当地百姓帮助下才逃往黄河南岸。
第15军、第3军及第14军残部冲破日军封锁线，西渡汾河、黄河, 最后撤退至洛阳、新安一带。中条山北侧第93军和第15军等部且战且退，最后撤至太岳山区。第8集团军在突围中遭日军截击，不得不实施分散游击。中条山东侧守军第47师和第24师被打散后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开展游击,最后趁日军不备，才南渡黄河。第98军残部撤至太岳山区开展游击。第14集团军残部分散突围后，一直到9月初才陆续渡过黄河。
四、国军惨败的原因
国军中条山惨败，既有抗日战争大环境和中日两军实力差距等客观因素，也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主观因素。
第一，消极防御，存在畏战轻敌思想。
忻口战役和太原会战之后，国民党连战连败，不断丢城失地。在华北已大部沦陷的情况下，中条山已然成为阻止日军进一步西进陕西、南犯河南的战略屏障。由于中条山东西横亘于山西之南、黄河之北，犹如一堵高墙横亘于日军南下的前进道路上。对国民政府而言，只要确保中条山根据地，就可喘息一时，并可争取时间重新调整抗战部署。但是，由于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按照“攘外必先安内”原则，长期奉行消极抗战政策，每次战役都是被逼无奈之举，都成了苟且偷安的权宜之计。
第3军军长唐淮源
按说，国民党在中条山经营数年，如果对守军进行持续整训，并认真研究日军作战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防御演练，是不至于一败涂地的。国军在组织防御的同时，并没有充分依托防御阵地，适时配合其他战区发起战略性反击，而是一味消极防守，最后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土崩瓦解。这和第一次大战时期法军在马奇诺防线的消极防御，如出一辙。试想一下，如果国军采取前期经验，依托既设阵地，以阵地战辅以积极的游击战，或者在日军发起总攻之前，对其发起攻势作战，甚至采取外线作战或迂回包围，其结局或大有不同。
正是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出发，蒋介石一开始就没有对中条山战役予以足够重视。在日军战役企图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蒋介石既不增兵以坚决抗击，也不撤兵以保存抗战火种，最终导致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落入敌手。
再者，中条山守军普遍存在轻敌思想。国军在中条山经营三年之久，认为其防御体系固若金汤，一些人甚至将其吹嘘为不可逾越的“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加上前期曾击退日军多次小规模进攻，国军由此产生一定的轻敌情绪，尤其是对于战役爆发前几个月日军在中条山附近的频繁活动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甚至对日本方面高频度的谍报活动也未给予应有重视。日军在战前派出大量奸细扮作商人前往中条山地区打探情报。另据说，当地村民在战前曾向国军报告发现小股空降日军，但守军不以为然。
第98军军长武士敏
第二，指挥不当，对日军战役企图判断失误。
将是主心骨，打仗先打将。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国军惨败首先败在指挥层面。临阵换将自古乃兵家大忌。蒋介石调离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姑且不论，还因卫立煌与八路军走得过近而生疑，因而完全按“政治正确”原则来选将用人。中条山大战在即，蒋介石却召卫立煌到重庆述职，后将其软禁（也有说他开战后又回到洛阳指挥作战）。这样一来，中条山战役实际上是由参谋总长何应钦指挥的，而何应钦对中条山防御部署不甚明了，甚至连各部实力强弱都不清楚。让这样一个人来统御20万大军与日军作战，岂不如同儿戏？
所以说，从战役指挥层面看，与其说是卫立煌在行使名义上的指挥权，不如说是何应钦在搞实际上的瞎指挥。然而，卫立煌也好，何应钦也好，战役开始后都脱离前线，这与日军指挥官多田骏亲临一线指挥大相径庭。在加之战役开始后日军实施特种作战，基本上瘫痪了国军的指挥体系，导致上级命令无法得到贯彻落实，各部只能仓促应战，失败已不可避免。
在战术层面，国民党贯彻要地防御作战思想，将第3、第13、第17、第80和第98军，沿中条山东西100余公里的宽大正面按“长蛇阵”一字排开，缺乏纵深配置，也没有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部队。日军按照“两翼卷击、中央突破”战术发起攻击后，国军已全然无力调整防御，只能被动挨打，疲于应对，各部之间由于指挥体系失灵也毫无配合可言。待日军攻占重镇垣曲之后，国军被东西拦腰切断，防御体系已经岌岌可危。
据晋绥军总指挥徐永昌日记记载，重庆方面早在4月份就已掌握日军在中条山增兵情况，然而，何应钦判断，日军进攻中条山只是企图之一，更大企图是进犯洛阳（日军后来确实攻占了洛阳，但那是3年后的事情）和潼关，并窥伺西安。出于这种判断，中条山部分守军（包括孙蔚如部和炮兵团）在战前被调去防守黄河南岸，中条山防御被大大削弱。何应钦这一严重的判断失误最终酿成悲剧性后果。也许完全没有料到会如此惨败，何应钦的战役企图里只有作战决心，而无转移和撤退预案，黄河渡口甚至没有派出得力部队予以控制。
第三，备战不力，持续作战能力太弱。
尽管国军在中条山经营了三年之久，并吹嘘其堪比“马奇诺防线”，但实际上疏于备战。以野战工事居多，罕有坚固堡垒。各守军之间的结合部、隘口、通道等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封控措施。日军发起进攻后，就是首先沿着各军结合部和山间通道实施扫荡式攻击的。
战前潜伏的日军特种部队在总攻发起后，精打要害，直捣黄龙，不仅瘫痪了国军指挥中枢，而且配合主攻部队炸毁国军弹药库，焚毁医院和物资仓库，导致开战不久国军就陷入缺弹无粮的悲催局面。自古打仗就是打后勤。一方兵精粮足，一方缺粮少弹，这仗还怎么打？有资料说，日军在战前派遣奸细打扮成商人混入中条山集市，以高价买走大量粮食，导致国军粮食储备严重不足。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但饿着肚子去打仗，国军恐怕做不到。
就武器装备而言，国军也与日本相差悬殊。姑且不说没有空中支援，国军的重武器也很少，炮兵更是极度缺乏。日军有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500余门，国军仅有数十门，而且分散在各个部队。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司令部设在马村，其外围仅有两挺重机枪防守，而战役开始后日军利用特种部队迅速解决掉机枪阵地，司令部也就保不住了。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大战前夕对守军进行调动，可谓自毁长城。最有战斗力的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被调走，该部是西北军的老底子，战斗力强，被卫立煌称为“中条山铁柱子”。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和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都是作战能力一般的部队。而按照当时国军战斗力并参照以往经验，单从兵力数量上必须超过日军三倍方有取胜可能，况且守军中还有不少杂牌军，它们与中央军貌合神离，打起仗来很难协调一致。还有，中条山守军唯一一个炮兵团也被调走了。
第四，国共失和，两党几无战略配合。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蒋介石制造国共摩擦尤其是两次反共高潮之后，而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不久，两党之间可谓旧恨未去、再添新仇，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破裂之虞。早在1940年，蒋介石就驱逐了中条山的中共抗日武装，并解散了群众性抗日团体。然而，此次大战在即，蒋介石意识到局面凶险，先是吁请后又命令八路军出兵配合作战。毛泽东认为，这不过是蒋介石的“激将法”而已，意在趁机消耗八路军实力并削弱我抗日武装。
另一方面，我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以民族利益为重，仍给予国民党某种形式的战略配合。5月10日，八路军129师对同蒲路平遥以南段、白晋路长治以南段、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各铁路线发起破击战，对增援中条山的日军起到迟滞作用，为国军突围赢得了时间。八路军同时还在其他方向发起常规作战行动，也是对中条山战役的一种策应。
但是，从当时整个抗战形势看，日中力量对比仍处于敌强我弱总体态势，面对日军精心的战役战备，即使八路军全力支援，也未必能够改写战役结局。当然，从长期看，国军在中条山的惨败也给敌后抗战根据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战役结束后，日军原本用于封锁中条山的几个师团得以回过头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集中扫荡，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
第五，日寇凶悍，力求毕其功于一役。
由于日军决心彻底肃清中条山抗日力量，其作战决心、作战部署和战术运用都是空前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调动了华北大部分日军，又从关东军调集2个飞行团，共约6个师团、4个旅团，计约12万兵力，可谓倾巢出动。用如此大规模兵力发动一场会战，这对当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来说也是少有的。
国军的无能与惨败反衬出日军的战法创新，可谓是给国军上了一场生动的战术课。日军此次大胜，除了准备充分和战力较强之外，与指挥官多田俊的战术运用不无关系。日军一改“一线平推”的传统战法，而罕见地采用了两翼卷击、中央突贯，再辅以迂回包抄、分割围歼、纵深伞降等战术，既有正兵，又有奇兵，可谓奇正结合，颇有章法。而且，日军无论作战指挥、武器装备、单兵素质、空中配合还是后勤供应，都远高于国民党军队。
撇开实力差距，单就谋略层面，战役双方也不在一个层次上。多田骏深谙孙子兵法的“兵以诈立”“奇正相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谋略思维，策划的这场战役堪称一场教科书式的歼灭战。他在战前派出大量间谍和情报人员，化装成商贩混进中条山国军防区，不仅在山中发现一处适合伞降的着陆区，而且在战役发起后直扑国军指挥中枢，国军的集团军、军、师指挥所大部分被其瘫痪，导致战役一开始国军就处于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以现代战争的视角看，这正是美军惯用的“斩首战”。
另一方面，多田骏还派遣特种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兵混入国军队伍，详细掌握了国军所有兵力配置地域和指挥所位置，甚至连国军各级指挥官，从军长、师长一直到连长、排长，其姓名都摸得一清二楚。战役开始后，这些会说中国话的特种兵向国军喊话劝降，导致国军人心大乱。而更为阴险的是，多田骏在战前还通过电台刻意散布假消息，挑拨国共关系。为达成战役突然性，日军还制造信息迷雾，通过频繁军事演习制造出攻击洛阳的假象，致使何应钦将防御重点放在河防而非陆地防御上。
值得一提的是，多田骏调回日本后因作战有功而晋升陆军大将。卫立煌承担中条山作战失败责任，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并褫夺陆军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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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