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治世时期，明初“仁宣之治”在影视作品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近日来，《大明风华》通过展现“朱家搞笑一家人”的日常频上热搜，算是弥补了这个空白。本剧标榜“历史正剧”，更兼有一批知名演员，看来真是雄心壮志，要让观众好好看一看“大明风华”了。然而遗憾的是，剧中频频出现各种穿越细节，诸如明中后期才出现的长脸朱元璋像、说着英语的荷兰人、清朝中期才出现的“安徽”“江苏”等，不禁让细心的观众要问：《大明风华》，当真是明代风华吗？
截止本文写完，笔者看了前二十四集，问题实在不少，现就一些比较严重的历史穿越细节介绍一二。
一、提前几百年出现的 “奏折”“奏事处”和“尚书房”
本剧一开始第一集就出现了“工部的折子”的说法，随后基本上每一集在提到政务处理时，都有“奏折”“折子”的说法，第十七集干脆出现了“奏事处送来的折子”，第二十集里朱棣则怒斥汉王“我把尚书房都让给你”。
然而，不管是“奏折”“奏事处”还是“尚书房”，都不应该出现在明朝，它们统统是清朝才出现的。
明代政务流程，应当是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的通政使接收全国官员的奏本或是题本再予以汇总。而剧中提到的奏事处其实是清代产生、专为皇帝接递文书和宣谕的机构，分为内奏事处和外奏事处。奏折则更是清代特有，是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直接陈奏重要公私事务而采用的重要文书，较题本和奏本更为私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雍正皇帝在奏折里写下那么多耿直的大白话比如“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尚书房跟政务处理更没有关系，也是清代设立、让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道光以后改为“上书房”——编剧大概将尚书房理解为尚书们开会的房间了。
二、总也不对的衣冠
剧中的朱棣提前了几代把重孙子辈的衣服穿上了
服装一直是中国古装剧的重灾区。
其实上溯到昆曲、京剧等传统曲艺时代，服装就一直不符合史实，台上的古人穿着夸张的戏服、化着夸张的面妆——但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古代观众距离舞台太远，更没有字幕，因而需要个性化、显眼的服装和妆容来分清角色。但不知为何这种毛病传到当代的古装剧，变成了设计师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借口，他们总要给古人设计“独具特色”的服装，完全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中衣冠需要严格遵守的礼制。所幸的是，随着观众历史知识的增长，古装剧在服装方面越来越注意考据，这方面近年来有所好转，至少设计师愿意去看历代的衣冠图志之类的书籍了。
但设计师显然并不愿意简单认输，仍然要有所发挥，所以我们看到《大明风华》的角色海报里，王学圻扮演的明成祖朱棣头戴双龙戏珠翼善冠，身穿的大红色皇帝常服上绣八团龙、十二章纹（似乎不全，至少没有看到“肩挑日月”），好不华丽。
然而这又犯了一个错误——明初的皇帝常服其实非常简约，据《明史》“舆服志”载，永乐三年定制，“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今名翼善冠；袍：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也就是说，帽子上压根没有双龙戏珠，就是简简单单一个乌纱帽；袍子也不是大红色，更没有五颜六色的龙和十二章纹。这种繁复的龙袍其实要到英宗以后才出现，因而朱棣其实提前了几代把他重孙子辈的衣服穿上了。
除了过度设计，古装剧另一个常见错误是忽视古代衣冠严格的场合限制，使一个场合出现的衣冠“穿越”到另一个场合，甚至出现《大明风华》里一个场合出现多种衣冠的画面，如下图：
第九集里，郑和下西洋回京，朱棣在奉天殿举行了欢迎仪式，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及朱瞻基均出现了。我们来看他们的服饰：
朱高煦、朱高燧的衣服就已经不统一了。二人分别穿蟒袍，但兄长朱高煦的龙纹是侧龙（龙的面部为侧面），弟弟朱高燧的龙纹则是正龙（龙的面部为正面），明显有误。且两人翼善冠形制也都不对，而且不统一。
太子朱高炽则穿了出席最高级别典礼时穿的冕服，这也配得上奉天殿的级别，可不知为何，他没有戴冕旒。截止我看到的第二十四集，太子每次穿这身衣服都没有配冕旒。皇帝朱棣更加出格，在奉天殿举行的盛大典礼，他穿的竟然是非礼仪日常生活中穿着的便服。
另外，明代的君臣服饰中的“玉带”都是虚扎，原因是古人认为虚扎显得身材庞大、威武雄壮，较有威仪，但本剧出现的所有玉带全都成了实扎。
三、依葫芦画瓢的“礼部尚书领锦衣卫指挥使”
这个官职是留给朱瞻基情敌徐滨的。显然，朱瞻基是当时的皇太孙、后来的明宣宗，要做他的情敌，地位不能太低，能力不能太差，想来想去，只能让这个人文武全才，而且官职也不能太低。另外，要安排他有机会与住在宫里的女主互动，必须有个皇家的差遣——于是编剧便创造了这么一个中国职官制度史罕见的官名。
为什么说这一点是穿越呢？显然，编剧这个官职参考的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职官——领侍卫内大臣，有时这个职官被叫做什么“御前一品带刀侍卫”，担任过这一职务的著名人物比如《还珠格格》里的福尔康（据说原型是福康安）。但这个官职是清代才出现的，明代并不存在。在明代，极少出现文武互用的情况，明初李文忠以左都督兼掌国子监祭酒，英宗、代宗时王骥、王越以进士累官尚书、左都御史，一挂平蛮将军印，一挂平胡及靖虏副将军印，杨善兼掌礼部及左军都督府，武宗时王阳明则以战功封爵、从祀孔庙……这几个已经被王世贞以“文武互用之极”写进了《弇山堂别集》的“皇明奇事述”，足见有多反常。而这个官职一下就把属于文官的礼部尚书和属于武官的锦衣卫指挥使“领”到了一起，恐怕也够“奇”了。另外，礼部尚书属于国家官员序列，锦衣卫指挥使则属于皇帝用以监视国家官员的序列，类似于汉武帝内外朝的关系——皇帝不可能让一个人自己监视自己，那样的话这个人的权力也太大了！
四、特意穿越到一起发生的大小事件
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大明风华》剧情的主要年份，因为里面出现的历史事件实在太错乱了，仿佛特意为了本剧穿越到一起发生一样。
先姑且放弃精确年份，本剧第一集有“（靖难）十年以后”的提示，则本剧时间就不应晚于永乐十年。那么问题来了：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朱棣决定巡狩北京，命太子监国，次日车驾从南京出发，从此就一直在北京，直到永乐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从北京出发回南京，期间朱棣在永乐十二年三月到八月还亲征瓦剌，皇太孙随同。那么这段故事其实彻底就没有发生在南京。
除了这个大背景彻底穿越，各种细节也穿越在了一起。比如剧中第三集，朱棣对解缙说他打算编纂一部汇集古今图书的巨作，在纂修过程中朱棣便将它叫做《永乐大典》，但实际上永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永乐大典》就已经完成，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而且最初这部书并未确定叫什么，只是叫“重修文献大成书”这种泛指的名称，直到进献给朱棣的时候，朱棣才赐名为“永乐大典”。
说到《永乐大典》，解缙在这部剧里就是一个打乱时间线的存在，同时也被演成了一个恃才傲物的词臣而非国之大臣。比如第十七集里，朱棣下诏，太子重新监国，并“恩加九锡”（“加九锡”其实是权臣篡位前的常见做法，这里不展开了），太子的亲信杨士奇授“文华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授“怀仁阁大学士”。解缙则因为没有得官而闷闷不乐。
我们且不展开说并不存在“文华阁大学士”和“怀仁阁大学士”的问题——永乐朝内阁制度初创，其特色是以翰林官入直文渊阁辅政，而非如中后期以后径称某殿某阁大学士。这里要说的是，解缙入阁比“三杨”早得多，政治资格也老得多。早在靖难之役刚刚结束不久的建文四年八月，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黄淮就入直文渊阁，之后翰林院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才入阁。所以其实解缙算得上明朝第一批内阁大臣，完全不可能因为这次没有入阁就跑到太子东宫哭闹、一副不成熟的模样。
更穿越的是，解缙在明朝政治中一件重要的功劳，就是和前面提到的黄淮一起以“好圣孙”回答朱棣，坚定了朱棣立朱高炽的决心，而这件事在本剧中也交给了杨士奇。
第十八集的穿越更有趣，甚至让人怀疑是否编剧有意为之。这一集里，得知朱棣要宽恕靖难之役中的建文旧臣，燕王旧部非常抵制，便公推了两名将军前来询问朱棣。这两名将军，一名叫盛庸，一名叫平安——考诸史实，盛庸和平安都是当时建文帝一方的大将，多次击败朱棣，后来盛庸投降、平安被俘，都在永乐朝一度出仕，但先后被逼自杀，盛庸死于永乐元年、平安死于永乐七年。这两人在《明史》中合传，被史臣嘲讽“东昌、小河之战，盛庸、平安屡挫燕师，斩其骁将，厥功甚壮。及至兵败被执，不克引义自裁，隐忍偷生，视铁铉、暴昭辈，能无愧乎？”因此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两人的背景来看，这两人都不可能过来兴师问罪，真的让他们来选择，恐怕举双手赞同都来不及。
五、有意回避的周边国家
由于古代东亚的“天下体系”或曰“朝贡体系”与现代国际关系并不一致，因而在历史剧中出现中国古代周边国家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大明风华》中出现了几次周边国家的形象，但都有意识回避了现代国名。
正确称呼应该是“朝鲜王朝”，“李朝”是近代日本吞并朝鲜后对这段时期的贬称
第三集里，“李朝”把公主送给朱棣作妃子，第四集中便有胡善祥举杯向朴妃“祝李朝太宗安康”的话。显然这个“李朝”就是朝鲜，但这几个字犯了许多错。
首先，对朝鲜半岛这段历史时期的正确称呼应该是“朝鲜王朝”，对当时的政权称呼则应该是“朝鲜国”。1392年，原高丽王朝大将李成桂流放高丽君主，建立自己的王朝，并请明太祖朱元璋圈定国号为“朝鲜”，故称“朝鲜王朝”。“李朝”这个词是近代日本吞并朝鲜后对这段时期的贬称。编剧有意回避现代的国名，但其实是不小心跳到了另一个坑了。
其次，“太宗”这个词不可能出现。“太宗”作为庙号，是君主驾崩、奉入太庙后祭祀所用，故称庙号，因此跟谥号一样，是死了以后才有的称呼——除去三国曹魏时的曹睿，他活着的时候就定了自己的庙号为烈祖。而且，庙号是中原王朝皇帝所独享，作为藩属国的朝鲜王朝君主并不能使用，朝鲜王朝的历代庙号如太祖李成桂、太宗李芳远都是在朝鲜国内瞒着明朝私上的。这里胡善祥直接喊出“李朝太宗”，朴妃怕是要吓得跪在地上了。
用“阿丹”欠考虑
第九集郑和下西洋，东南亚及西洋沿途各国纷纷遣使入贡，这时出现了一个“阿丹国”。如果据《明史》“外国传”载，阿丹“在古里之西，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奉表贡方物”，在今天的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可从朱棣的话和阿丹使臣、公主的服装来看，这个阿丹应当指的就是当时的安南国、今天的越南。
朱棣在剧中提到他护送“陈天平”回阿丹结果被害，历史上对应的是安南国陈朝与胡朝的改朝换代。陈天平是安南国陈朝君主后裔，陈朝被胡朝灭亡后逃到中国，请求朱棣帮助复国。朱棣怀着兴灭继绝的心态派兵将其送回安南，结果反而被胡朝君主所杀。接下来的历史并不是如剧中所说是朱棣派陈朝公主回去即位，而是朱棣派大军南征，将胡朝灭亡后在安南国设交趾布政使司，纳入明朝的直接统治。——而这个交趾布政使司正是在本剧男主朱瞻基登基三年后废除。
当然，选择“阿丹”这个在当时存在的国名，剧组还只是欠考虑而已。真正大的错误，是朱棣在永乐五年就已经平定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这里不可能又出现让公主回去继位的国家了。
六、道具上的穿越
其实本剧有很多道具都是后世才有的，一不小心就被剧组安排进了剧中的永乐朝，这里只举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第三集里，朱棣晚上召见太子，手里拿着一卷书翻看。放大后可以看见上面的文字，查阅史料可见，朱棣看的正是《大明会典》，也就是记载明代典章制度的政书。然而，这里的《大明会典》，底本是朱棣五世孙——明孝宗作序的版本，朱棣读的第一张图就是明孝宗写的序。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道具组所用的文字版明会典，里面“稡”字打不出来，不得不用“（禾卒）”代替，于是道具组打印时也老老实实把这个括号给印了上去。
第十五集里，太子朱高炽听说朱棣要以朱瞻基为质，连忙跑到鸡鸣寺，镜头一转，身后的碑铭赫然出现了“乾隆丁丑春二月”的落款。——其实是因为剧中的鸡鸣寺是在无锡惠山寺取景，故此处碑文是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年）乾隆帝所作的《惠山寺》，全文如下：
九陇重寻惠山寺，梁溪遐忆大同年。可知色相非常住，惟有林泉镇自然。
所喜青春方入画，底劳白足试参禅。听松庵静竹垆洁，便与烹云池汲圆。
第十七集，朱棣令太子重新监国，太子、汉王、赵王三兄弟出了大殿后一起在乾清门前广场走，期间有个转身看向大殿的镜头，三人背后是乾清门西的内右门。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内右门的牌匾仍是满汉合璧字样，这自然是道具组忘了更换所致。另外有个问题是画面左下角、红墙下沿的建筑在明代亦不应存在，这个建筑明显是清代雍正设军机处以后、在养心殿外加盖的军机处值庐。
《大明风华》中有一幅地图多次出现，如郑和回来时的大殿旁、杨士奇给朱棣讲进军路线时展开的画轴以及朱棣与朱瞻基讨论解缙时。但其实这幅地图并不是明朝人画的，而是乾隆五十年的《大清广舆图》，其蓝本是康熙二十五年蔡方炳的《增订广舆记》，而《增订广舆记》的蓝本则是明万历年间陆应阳的《广舆记》，总之都不可能在永乐朝出现。
附加一句，杨士奇所说的“多伦”也是清代才有的名称，当时应该是明朝的开平卫地区。
元代、清代均盛行以陀罗尼经被覆盖遗体随葬，但唯独明代没有
第二十集，汉王被朱棣怒斥后生气在家“活出殡”，朱棣反而派太监前来赐了他全套葬仪，其中有“陀罗尼经被”一床。这里其实又穿越了。陀罗尼经被又叫“往生被”，是一种织金梵字经文的被子。元代、清代均盛行以陀罗尼经被覆盖遗体随葬，但唯独明代没有。
剧中有几次都出现了“东珠”的说法，到第二十三集中，朱瞻基向朱棣表示，自己为了安慰孙若微，将“爷爷赏给我的大东珠”给了孙若微，可见“东珠”在这里代表非常珍贵的珠宝。但如果以东珠为贵的习俗，应当还是盛行于清代。清代的东珠产自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的松花江、黑龙江等河流。为标榜其不忘初心，清朝统治者非常尊崇东珠，规定东珠只供御用，镶嵌于冠服上。而清代的东珠在明代其实叫“北珠”，东珠另有所指，据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西珠出西洋，北珠出肃慎，东珠豆青白者出东海，南珠则今洛浦潿川蚌珠也。”且清代以前，皇室冠服也很少使用珍珠，因此明朝皇室是不可能将“东珠”视为多么珍贵的宝物的。
七、大明究竟有多少钱
其实这一点严格意义上不算“穿越”，只是剧组对明代的财政不了解所致，因此这里就提一下。
两百七十五万七千两是个过于夸张的数字
第十九集，太子妃计算太孙大婚需要多少钱，最后得出了两百七十五万七千两的总额，这是什么概念呢？万历三十五年的户部尚书赵世卿提到，万历六年给万历皇帝的大婚一共用了七万两白银。当然他是想劝万历皇帝尽量裁减开销，可能故意往少了说。据谢肇淛在《五杂组》里统计，万历皇帝大婚“所费十万有奇”，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婚礼“遂至二十万有奇”，后来的福王婚礼“遂至三十万有奇”，由此他感叹“公私安得不困”。而这里给太孙办婚礼，耗资竟高达二百七十多万？谢肇淛知道了，恐怕要当场晕厥了。
编剧这一下手，明初永乐朝的财政收入竟超过乾隆朝近一倍
第二十集里，汉王向朱棣抱怨没钱，说国家一年“就七千五百万收入”，其中《永乐大典》一项就“一千五百万”。这里的数字一方面大得惊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编剧对明代财政制度的一无所知。这里以剧中故事发生前不久的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当年的统计数据为例：
是岁……赋税粮三千二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四十四石，布帛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八疋，丝绵二十二万六千九百六十八斤，绵花绒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斤，课钞一千八百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九十八锭，金五十两，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十六两，铜二千八百四十八斤，铁八万八百五十九斤，铅一十万九千九百九斤，朱砂一千二百四十四两，海蚆三十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九索，茶一百九十九万七千八百八斤，盐一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二引，屯田籽粒九百一十万九千一百一十石，马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五十五匹，馈遗北京粮二百四十二万一千九百七石。
从以上记录可见，明朝中期以前（甚至更晚），国家的收入计算是多种方式并存，完全没能实现以单一白银货币来统计。即使是明中后期，白银作为货币逐渐推广，并成为赋税征收单位，数额也远远没有剧中提到的“七千五百万两”之多。清初顺治朝废除明末增收的苛捐杂税，规定以“万历原额”为定赋原则，顺治九年，户部尚书奏称“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和“七千五百万两”仍相差天远，甚至直到乾隆三十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只有四千九百二十九万两千余两。编剧这一下手，明初永乐朝的财政收入竟超过乾隆朝近一倍，一部《永乐大典》就用掉了相当于万历朝全年财政收入的银两，实在太过令人震惊了。
结语
最后，本文的所谓问题，其实大多是无伤大雅的细节。许多细节显然是受太多清宫剧、清史知识的影响，以至于将清朝的东西错置到明朝的历史背景中。另一些错误则是为了让剧情紧凑、矛盾冲突激烈，而不得不将一些不会同时发生的事件浓缩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但我想说的是，细节才是让历史剧真正有“历史感”的地方。故事可以是虚构，人物可以是虚构，但既然是历史剧，甚至标榜了“历史正剧”，在处理这些历史细节的时候，就不能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在尊重历史现实的情况下，为观众尽可能展现出“历史感”，呈现出古人活动的历史现场，而不至于削弱演员的表演、故事的情节。唯有如此，我想，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风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