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沙(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散文之经典作家,其定名成于明人茅坤选编之《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茅《钞》)。万历七年,茅《钞》在杭州刊行,此后家弦户诵,渐重于世。茅《钞》的流播助推了选评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风气,各种同类型选本前后涌溢。这些选本在编选旨趣、选文好尚以及文道观念上虽有所区别,然其讨论,大抵不出道与文两大范畴。上海图书馆所藏郑邠辑《八大家文抄自怡集》(以下简称郑《集》),是明人批选八大家选本中体量最小的一部,却提出了八大家评选的一个重要维度:术。“术”之范畴,并非属于儒家道统,郑邠以此揭示与强调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经世致用之功,凸显文章济世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郑《集》仅见于上海图书馆,为孤本,由郑邠亲手抄录,是名副其实的“文抄”,因此具备可贵的文献价值。抄凡四册,不分卷。郑《集》选评唐宋八大家文仅93篇,与动辄数十卷乃至上百卷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相比,堪称粹中选粹。书首有署“崇祯四年辛未七月七日郑邠书”的《八大家文抄自怡集小序》,文后矜“郑邠”“芥菴”朱印;有署“静远斋孟迁氏又题”的《后序》,文后矜“子舆”“静远斋”朱印。正文有朱笔圈点、夹批,并附有少量题下评及眉批;文后有朱、墨双色评语。辑者郑邠(?—1646),常州武进人,曾任昌化学训。隆武二年三月,清兵陷金华,东阁大学士朱大典“合门纵火焚死”(《明季南略》卷十),时郑邠馆于朱大典家,并同殉难。是集显示了明末文章观念之变。
传统的文章选本或重于道,或重于文,或二者兼重,而郑邠对文道关系、对文章的批评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文、道、术三个维度的考量,尤其推挹于术。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提出修辞明道的观念;柳宗元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后世的文章理论大多集中于道与文这两个范畴。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这个观点影响深远。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提出:“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也体现了“文道合一”的观念,而其后之“文特以道相盛衰”,则完全确定了文与道的统一关系。茅坤的观点代表了唐宋派古文家的文道观念,强调“文道合一”“文道非二”。郑氏在《小序》中明确提出:“八家之于文,直寄焉耳。其文之无关道术者,又直文之寄焉者耳,不存焉可也。”郑邠以为,文章要有关“道术”,文之可贵在其为“精神心术”之寄托。与“文道合一”的观念相比,郑邠在理论上显然有所拓展,将“术”引入了文章批评的范畴。为了进一步申明其说,郑邠在《后序》中又指出:“八家之所以言者,一以明道,一以经世。后之人而苟能为明道之言、经世之言也,则不必八家之言而后以为言也。”与明道同等重要的是经世;而若能明道又经世,其他的文章家亦具有重要意义。“六经,圣人明道之书,而亦无非用世之书也。”文章的“用世”之功,在郑邠看来即等同于“明道”,二者同等重要。这样一来,郑邠对文章的批评标准就突破了文与道的二维论,推衍到文、道、术三个维度,强调文章既要“有补于世教”(《晋文公问守原议》文后朱评),更要以经世致用为其旨归。对“术”的推崇,本属于法家的思想体系。法家将“术”与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所属的人心主观范畴相对照,宁取更为客观的法术。“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卷八)因为道与术有一重主观一重客观的区别,所以儒家和法家彼此攻讦,互不相融。郑邠道术兼重,有调和二家的意味。
以选文而论,郑《集》倾向于收入那些有补世用的文章。郑邠所选柳文仅五篇,为《封建论》《桐叶封弟辨》《晋文公问守原议》《咸宜》(另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节选),对比茅坤选柳文书启记传、论议辨杂文及碑铭诔表共131篇,所选柳文数量极为精简。一般编选者所热衷的柳宗元山水游记及序与论也未编入。值得注意的是,郑邠另选了一篇茅坤以及其他八大家选本较少关注的《咸宜》。这几篇柳文,论封建之大势、论君王治理与臣子事君之道,内容集中在经济之道术。而郑邠选小苏之文,更能显示其去取之道。郑邠选颍滨文八篇:《三国论》、《唐论》、《君术》(两篇)、《臣事》(三篇)以及《民政》。颍滨文数量所以超过了柳州文,在于颍滨所论,就是御天下之术。如《君术》二:“将求御天下之术,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于天下之情,则与无术何异?”颍滨重视的是御天下之术,甚至他以为“术者,所谓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谓之术。古之圣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术制之也”(《君术》一)。颍滨和郑邠一样,将“术”推到极高的地位,可与“道”并列。
郑《集》评点丰富,指向明确,尤可见其对“术”的推尚。重道、重文的八大家选本,于评点之时侧重指示文章对道统之承继及其本身的审美特质。观郑《集》之点评则异乎是,其品评多从文章的经世之功展开,重在言术。比如,对苏洵的《易论》篇,茅《钞》批云:“文有烟波”,“谓圣人所以‘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过矣”。郑邠则谓:“圣人治天下之法,莫大于礼。老苏诸经论皆以为维礼之穷,虽不尽作经本意,然其议论自足持世。”二者持论根本有别,前者本乎圣人之道,兼及文采;后者则着眼于圣人治天下之法,意在论术。又如批点苏洵的《谏论上》,茅坤云:“千古绝调。荆川谓:‘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郑邠则提出:“有龙、比之心者,多不暇为苏、张之术,则亦经行其直而已。”前者重在讲评文章本身,后者则专事讨论老泉文中之“术”。道统、辞采之外,专一在文章的世用之功上用力,是郑《集》评点有别于其他八大家选本的一个显著标志。评苏辙《君术(二)》:“前数说君子之情,后数说小人之情,情得而后可用驭之之术,奸雄之不可不驾驭也,甚于君子。故此书诚为君术之要也。”评点苏洵《审敌》:“战之一说苏家父子皆然。至于备战之术,不若两儿之乘之工也。”是皆以“术”作为评骘文章的出发点,与重文、重道之八大家选本明显不同。
明末社会危机重重,思想界和文化界开始反思空疏的道学。明清易代给士人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将故国陆沉、神州板荡归因于其时“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卷三)的空疏学风,强调学以经世,力倡文章要“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卷十八)。由此,标举学贵实效、期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开始占据主流。郑邠历经动乱,国破家亡的深切体会与思考,化为强烈的经世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于批选唐宋八大家文中,在文与道之外突出文与术的结合,透露了明末虚学向清初实学转型的信息。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