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小人物志0011:行事过激的东吴权臣——诸葛恪
本文作者为黄昏深处,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被尊为“智圣”的典范式人物。即便是抛开《三国演义》小说中,那种近呼于“妖化”的夸张描述,他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
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才有了后来刘备的逆境崛起,建立蜀汉帝国,称霸一方……后来他还在白帝城受刘备托孤,成为辅政大臣,延续了“大汉”这块招牌几十年的气数……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汉末三国时期,还有一位诸葛家族的人物,其才能并不下于诸葛亮。而且也是功劳显赫,在朝中颇受重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诸葛亮一样,成为了“托孤辅政大臣”。
只不过,虽然才华出众而且得到重用,但是这位“大才”到头来的结局却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下场非常凄惨。他就是诸葛亮的亲侄子,诸葛家族另一位大贤诸葛瑾的长子,东吴中后期的重臣——诸葛恪。
是的,说起诸葛恪这个人物,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几分陌生。因为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他的戏份实在太少。仅在后期的第九十八回登场,于孙权称帝之时,成为其“太子左辅”,并由此提及了一段,诸葛恪之前的聪明故事:巧用笔锋,为父亲解围;引经据典,劝张昭饮酒等事迹……
然而在《三国志》的记载中,诸葛恪的传记却长达六千多字,几乎可以算是东吴阵营中最长的,其篇幅甚至在周瑜、鲁肃、吕蒙等重量级人物之上……试想,能得到惜墨如金如陈寿,笔下如此的浓墨重彩,足以证明诸葛恪此人的真实事迹,绝不可能像演义小说中那么简略无奇……
我们还是根据真实的史料记载出发,去好好寻探一下诸葛恪这个人物。看看他在历史上的真实经历,以及评判一下他的才能和功劳,是否真能比肩他那位大名鼎鼎的亲叔叔——诸葛亮。
前面已经说过,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按照古代的家族关系排位,他可以算得上是诸葛家族的嫡传“长孙”(诸葛瑾是诸葛珪的长子,诸葛恪又是诸葛瑾的长子)。而且,他也很好地继承了诸葛家族的聪明血统,从小就表现出了机敏活络的天分。
据史料记载,在诸葛恪少年的时候,在某次非正规的聚会上,主子孙权突然玩心大起,要拿诸葛瑾开涮。于是便命人牵来一头驴,并在驴的脸上挂着一个长标签,写上“诸葛子瑜”四个大字……
子瑜,便是诸葛瑾的表字,由于他天生一张驴脸,面孔狭长且胡须拉渣,原本就和驴子有几分相似。如今孙权拿人家生理缺陷作梗,虽是开玩笑,却也令诸葛瑾十分尴尬,在一旁下不了台,更是惹得在场其他人忍俊不禁……
这时候,只见年纪尚小的诸葛恪不慌不忙,跪下向孙权讨来一支笔,然后径直走到驴脑门前,在那张标签下面补了两个字“之驴”。这一下,字条的意思就完全变了,整个事情的性质,也由孙权原本的玩闹开涮,变成了给大臣赏赐财物……
毫无疑问,诸葛恪的聪明举动,使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原本带有调侃玩笑的气氛,非但没有被影响,反而还达到了更好的诙谐效果。就连主子孙权也对此十分赞赏,当下就真的是按照字条上所写的内容,将这头驴赐给了诸葛瑾和诸葛恪父子。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竺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绩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
后来,在另外一次规模较大的宴会上,诸葛恪又在孙权的命令下,担任起了筵席上的“斟酒使”。只见他落落大方,以得体的动作和礼节,态度恭敬地给每个人的酒杯里都倒上了酒。但是到了长辈重臣张昭面前的时候,却被后者以“不够尊重”为由,拒绝了他的斟酒……
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诸葛恪此时的身份,是主子孙权所任命的斟酒使,前有倚老卖老的老臣,后有主公的命令,如果不能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来圆过去,那就会大家都不好下台。
只见诸葛恪依然不慌不忙,举出古代武圣姜太公的案例,以反驳张昭自称的“年老”。并且告诉他今天是皇上主持的宴会,酒也是皇上赐予的,难道还不够尊重吗?此话一出,张昭自然是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地接过酒喝了下去……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又一日,大宴官僚,孙权命恪把盏。巡至张昭面前,昭不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谓恪曰:“汝能强子布饮乎?”恪领命,乃谓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钺,未尝言老。今临阵之日,先生在后;饮酒之日,先生在前:何谓不养老也?”昭无言可答,只得强饮)
虽然只是年幼时期的两件小事,但也看得出诸葛恪脑子之灵活,说话做事之得体。而且考虑问题面面俱到,能够兼顾各方面因素……如此聪明伶俐,简直可谓奇才,也难怪他之后能飞黄腾达,官居朝堂之首,并立下诸多功勋了……
本身就在用人水平上,颇有一套的主子孙权,自然是很快就注意到了诸葛恪的才华。觉得他辈分虽低,年龄也不大,但是却颇有能者之风,是一个值得栽培的干才。
于是,孙权很快就提拔诸葛恪步入了仕途,给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代理度支”,也就是统管粮草,供应军队的统筹工作。结果事实证明,诸葛恪虽然干得不算差,却并不喜欢这样文书繁琐的工作,希望能另调它职……
这说明什么呢?这恐怕只能说明,诸葛恪这家伙虽然聪明过人、才华横溢,但在他的性格里面,却有着偏急躁而且不够耐心的一面。俗话说,小事见格局,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也是暴露了,诸葛恪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这为他之后所遭遇的结局,也是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远在蜀中的汉丞相诸葛亮,也就是诸葛恪的亲叔叔,也隐隐察觉到了这一点。
出于对长兄诸葛瑾的亲情,更是出于对东吴这个重要盟友的关心。诸葛亮还专门写信,送到当时的东吴大都督陆逊面前。告诉他诸葛恪在性格上不够严谨,有疏漏。负责粮草这类关系军中供给的事务,恐怕会出乱子……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传》记载: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
看得出,诸葛亮一代大贤,其看人的眼光也是完全准确的。他在字里行间隐隐地指出了,诸葛恪在才能出色的外表下,内心所不够平静和大度的一面。也就是告诉了江东人士,他这样的人可以用,但是不可担大任独当一面。不然,今后可能会导致很可怕的结局……
接下来,我们再好好解读一下,诸葛恪之后的仕途经历。
据史料记载,在担任过不长时间的“代理度支”以后,诸葛恪在陆逊的举荐之下,被孙权任命到军中为将。而他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平定吴国的内部叛乱,去镇压在丹阳一代,一向不听号令的山越人。
说起丹阳这个地方,在三国时代也算得上是大名鼎鼎。当地山势险峻,民风果敢刚劲,百姓自制兵器,崇尚习武,可谓是一“全民皆兵”的彪悍之地。想当初,统领徐州之地的陶谦,便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着“丹阳”这块地方。
我们知道,陶谦原本只是朝廷所任命的“刺史”。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安定州府内政,并进位徐州牧,成为天下最强大的诸侯之一,就是因为他籍贯丹阳,在当地有着家族势力的支持,也有着征兵募卒方面的便利。
于是,陶谦很快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麾下聚集起一支人数不少的“丹阳兵”。这支部队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在沙场上能征善战,成为了陶谦敢于与兖州的曹操为敌,并且试图争霸天下的最大本钱。
不仅如此,后来孙策脱离袁术,并进发江东的时候,也曾在丹阳郡深处的泾县(今宣城市泾县)募兵得数百人。也正是靠着这支部队,孙策打败了刘繇陆康等人,建立了孙吴霸业的基础……虽说此间大部分功劳,都在于孙策的本人的军事能力和用兵水平。但是不可否认,丹阳兵悍勇善战,也是孙策取胜的重要筹码之一。
所以说,丹阳这样一块勇悍之地,无论到了哪个君王的麾下,都不会是一块省心的料。因为这里民风彪猛,几乎人人善战。如果能想办法控制住为我所用,那必然自然是战场之利器。但要是一旦控制不住,那就有如芒刺在背了……
事实上,丹阳山越一代,也一直是东吴的心腹之患。这里的人攻击性太强,经常出山为盗,搅得周边地方不得安宁。很多原本在其它地方犯了罪,或是为了逃避朝廷赋税的人,也纷纷逃到了这里,利用深山密林隐藏自己……(类似于古龙笔下的“恶人谷”)。
尽管孙权也多次派人,采取各种策略,以各种手段对其进行过整治。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顶多能将手伸到当地的县镇,对于其中深山密林的腹地,却毫无办法……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直到诸葛恪到任以后,这一切才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不仅好好总结了之前的失败教训,还果断采取“恩威并重”的方针。一方面以强大的武力,对当地叛乱者所屯驻的山区进行围困;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其尽可能招抚。此外,他还命令各郡所辖属县镇的长官,让他们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对敢于违规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至于已经归顺的山民,诸葛恪则让他们一律设屯聚居,以肃清之前“散居山野”的现象。随后,他又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再命令士兵全部出动,抢收当地田间的稻谷麦子,以断绝山越人的取粮之路……就这样,因为存粮吃完,而被饿得无可奈何的山越人,不得不出山向诸葛恪投降,并接受了其“聚居”的政策。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
看得出,诸葛恪在军政谋略上的水平,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对于一直以来无法解决的山越叛乱问题,他采取的“釜底抽薪”手段,可谓是收到了奇效。从此,丹阳之地不再是掣肘东吴腹地的忧患,反而成为了一块极好的兵源之地……
据史料记载,诸葛恪所收服的山越人,数量多达十余万。其中适龄于征兵的男丁,更有多达4万之数。这批人马的加入,使得原本离开了江上就不善作战的东吴军队,得到了相当的陆战力提升。甚至从此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惧怕原本畏之如虎的曹魏精锐步骑兵。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毫无疑问,诸葛恪在平定山越一事上的出色表现,令主子孙权非常满意。很快就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并封都乡侯……这一年,他才年仅三十多岁,可谓是年轻有为,不仅立下了大功,办成了之前元老宿将们都没能办成的事情。而且还身居如此高位,成为主公眼中的大红人……
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诸葛恪,真正是意气风发,且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之后不久,他又主动请缨,到魏吴边境的庐江皖口一代屯田,并且在屯田期间,派兵袭击曹魏境内,在舒县等地,俘获了一些百姓人口。甚至再到后来,他还想继续率领主力出击,攻取曹魏的重镇寿春。
只是,由于主子孙权的战略思维,主要是以“守土”为指导思想。所以并没有同意诸葛恪的进攻请求。后来到了赤乌六年(公元243年),诸葛恪遭到曹魏司马懿进攻的时候,孙权也以“方士之说”为由,并不让诸葛恪率军与司马懿作战,而是让他退走,移守柴桑(今江西九江市)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徒恪屯于柴桑。)
当然,所谓方士之说,很可能只是孙权的幌子。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他自身所一贯而来的“守土政策”,凡事都先立足于稳固的防守,而不是轻易发动进攻,以免打破东吴内外的一系列平衡……
而诸葛恪呢?至少从国家战略这个层面上看,他和孙权之间,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边是他军政才能出众,希望能在更多方面,尤其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却是孙权的故步自封,尤其是站在整个江东集团的立场上考虑,并不是太支持诸葛恪的各项主张……
不仅如此,东吴帝国的基础,是构建在本土几大家族(陆、朱、顾、张)拱卫的基础之上的。而诸葛恪所在的诸葛家,虽然也在江东有一定势力,但是在本土人士看来,却还是比较边缘化的身份。如今他展现出了惊艳的才华,带来了他火箭一般的上升速度,也引起了东吴帝国其他很多人的不满……
甚至于,诸葛恪在屯田期间,都敢于自作主张攻击曹魏边境,并试图攻打寿春。这说明他的性格之中,还有着我行我素,且自作主张的一面……试想,一个如此张扬自我的人,又如何能不为旁人所妒恨呢?
就连时任东吴大都督的陆逊,都免不了受这些人的谗言影响,而对诸葛恪产生了看法。
幸好在这个时候,诸葛恪凭借他的出色文笔,给陆逊写去了一封文字工整,笔锋扬洒的《诸葛恪与陆逊书》。告诉他凡事应当以大局为重,不应事事计较责备,在细节上消耗功夫。更不应将某些风言风语当真,搞不好这样到头来会误了大事……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恪知逊以此嫌己,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
如此一来,陆逊和诸葛恪之间的关系,得以了缓和。在之后陆逊病死任上,职务空缺的时候,诸葛恪也在他临终前的推举下,继任了后者的职务。升任为东吴的大将军,假节;并驻扎武昌,代替陆逊统领荆州一代的事宜……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会逊卒,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
毫无疑问,这时候的诸葛恪,已经俨然算得上是东吴帝国,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这时候的他正好四十来岁,正值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年纪如此之高位,已经完全可以和他已经过世的叔叔诸葛亮,所一较高下……
是的,诸葛亮在受刘备白帝城托孤,并执掌蜀汉国政的年纪,也是在四十出头(诸葛亮出生于公元181年,刘备去世于223年)。考虑到吴国比蜀国更大的国土和更多的人口,诸葛恪其实此时的地位,甚至已经在诸葛亮之上。
然而,后人却只记住了诸葛亮,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诸葛恪。这恐怕只能说明,同样是作为当朝之权臣,辅国之宰相,诸葛恪在后来的工作成绩,是远远不如诸葛亮的……
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诸葛恪在升任东吴宰相以后,在朝堂国事上的各种所作所为。
东吴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已经年逾七十的孙权,进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病卧在床的他,自然也要考虑到在他伸腿之后,身后事务安排的问题。
尤其是孙权所定下的太子孙亮,年龄尚小才能也不突出。所以要想继续掌管朝堂,并守住东吴这份家业,孙权也必须要像之前刘备“托孤”一样,寻求一位各方面能力都足够出色的“辅政大臣”,来辅佐年幼的孙亮,继续统治东吴。
然而,由于孙权本身是年少继位,又实在太能活。如此夸张的长寿,和超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时间,所以导致东吴立国之初,几乎所有的“虎臣”,都纷纷被孙权所“熬死”。周瑜、鲁肃、程普、黄盖、韩当、张昭……这些有资格作为“托孤之臣”的人,都无一例外走在了孙权之前。
所以,关于托孤这件事情,就成为了孙权弥留之际的一块心病。尽管眼前就有诸葛恪这样一位才能出众,也完全具备辅国之才的能人。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诸葛恪此人太过于自负,性格不好,甚至有些刚愎自用。所以孙权并不是太中意于他,来作为自己的托孤大臣……
只是这时候的东吴帝国,人才确实已经凋零到了无贤可用的地步。所以在侍中孙峻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孙权还是决定将身后的一切,都托付给诸葛恪。于是在建业城的皇宫寝室中,又重演了一出当年的“白帝城托孤”:
只见孙权将诸葛恪从荆州召来,在病榻上下诏说,自己已经重病难愈,今后辅佐太子并治理国家的事情,就只能由诸葛恪一力承担了……诸葛恪此时也像之前的诸葛亮一样,下跪磕头不止,泣不成声地表示,自己肯定尽心尽力守护于幼主身边,竭尽所能辅佐,绝不会辜负了皇恩浩荡……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吴书曰: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下,权诏曰:“吾病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恪?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
表面上看,这是诸葛恪在东吴朝堂中,地位的又一次飙升,将他真正推向了人生更高的巅峰。然而,就如同孙权之前的担心一样,诸葛恪的出色才能,并不能弥补他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内心里过于张扬自我的思想……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据史料记载,在孙权刚刚闭眼的时候,东吴朝堂就发生了血腥的政治杀戮。和诸葛恪一并作为托孤重臣之一的“太子少傅”孙弘,由于之前一直与前者不和。所以利用其孙氏宗室身份的优势,封锁了孙权去世的消息,意图矫诏除掉地位高他一截的诸葛恪(太子太傅)。
然而诸葛恪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在皇宫中早有他安插的眼线,并悉知了孙弘的一切计划。于是先发制人杀死孙弘,并随之而发布了孙权的死讯。然后又主持举行了国葬,扶太子孙亮登基了帝位。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
这时候的诸葛恪,是真正坐上了东吴朝堂的第一把交椅。本来就是先帝孙权所定下的托孤大臣,而今又拥立新帝有功,敢问普天(吴国的天)之下,还有谁能与之争锋?眼看就能像他叔叔诸葛亮一样,走上辅国理政,并权倾天下(吴国的天下)的道路,成为三国时代的又一位,流芳百世的“诸葛丞相”……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诸葛恪张狂而不够内敛,且我行我素刚愎自用的恶劣性格,很快就显现出了端倪……
据史料记载,诸葛恪在进位“太傅”以后,在自己的“名望”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他取消了之前孙权所定下的“监视官”制度,罢免了原本编制庞大的“耳目之官”。同时还大赦天下,免除了老百姓拖欠的赋税……
虽说这些举措,确实对东吴百姓是有好处的。但是诸葛恪这么做的目的,更多过是在想办法收取民心。在每一项政策实施的同时,他都不忘在官方文件的末尾,署上他自己的名字,让老百姓都觉得,是他诸葛恪在广施德政。完全是喧宾夺主,盖过了幼主孙亮的名头。
不仅如此,诸葛恪还搞起了面子威仪方面的工作,以良马豪车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使得他每次外出的时候,都是大张旗鼓,使得一路上的人都引颈相望,想一睹其风采……
接着,在东吴国政方面,诸葛恪也一如既往坚持着他之前的“进攻思想”。他觉得以前是有孙权压着他,让他“北进中原”的战略谋划无法得以实施。如今他自己挡了权,便有资格调动整个东吴的人力国力,来实现自己的大计了……
而且,这样的机会很快就送上门来了。时任曹魏大将军的司马师,想借孙权新亡,吴国政局不稳之际,跨江攻打东吴。于是三路大军挺进,由毌丘俭、胡遵、诸葛诞等人率领,同时攻打东吴重镇南郡、武昌、东兴等地,颇有来势汹汹之威……
面对强敌的大兵压境,诸葛恪却并不慌忙。他一眼就看破了魏军的“佯攻策略”,知道对手的战略重心,是在东兴(今安徽含山西南)一线。他亲率四万援军到东兴,并任命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等人作前锋,走山路+坐船,两天就到达了东兴的徐塘,并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失了先手的曹魏军队,只能惊慌而逃,因争渡浮桥而导致桥沉。本身就不善水性的北方军队,前后超过万人因溺水而毙命。死于战场溃败和互相践踏的人,也差不多有上万之数。就连大将韩综、以及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先后淹死在水中……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场结结实实的大胜。不仅以较小的代价打败了曹魏的主力,还成功逼退了另外两路敌军。毌丘俭和王昶等任,得知东兴兵败的消息以后,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赶紧烧营退走。带不走又没来得及烧毁的大批军需物资,也就此被吴军所缴获。
凭借着此战的胜利,诸葛恪也再一次巩固了他,在东吴朝堂中的执政地位。被封为为阳都侯,加封丞相、荆、扬州牧,督统全国之军队等。
(《晋书·文帝纪》记载:寻进号都督,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坐失侯)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恒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诸葛恪都算得上是非常成功。不仅在国内有着安政拥立之功,对外还有着破敌击溃之胜。这时候他在东吴帝国的地位,可谓是稳如泰山,无论是谁都无法与之争锋……
然而,就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诸葛恪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想在战场上继续证明自己,在“北伐曹魏”这个领域上,也超过诸葛亮。于是,他也学着诸葛亮搞起了“全国动员”,征发了超过20万人马,准备从淮南合肥一线进军,正式开始拉开东吴北进,反守为攻的序幕……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有着“守江必守淮”的说法。意思是说,江淮区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下,无论是北方政权还是南方割据,长江到淮河这一段地盘,不仅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缓冲,也是攻防两端的最佳跳板。
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东吴一方不断以合肥一代,作为进攻目标的原因。因为只有真正占领了这里,才能够有效拱卫长江防线,并取得面对北方曹魏,在攻防两端的真正主动权。
而今,诸葛恪将目标瞄准了江淮,这块对于东吴极为重要,之前却又几度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征服的地盘。自然也是想更进一步,立下更大的功劳。试想他这一战如果能成功,那至少在东吴帝国的历史上看来,就真可谓是不世之伟业。足以傲视所有前人,也令后来者难以赶超。
然而没想到的是,诸葛恪这一次大胆的行动,非但没有成就他的功名,反而成为了将他拖入历史风尘的作俑者……因为他并没有准确估算到,自己所在东吴帝国的具体情况,以及与曹魏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完全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和自己的一腔热血,他就过度自信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后来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据史料记载,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东吴举国上下的反对。大臣们认为国力不支,军士疲惫,一致劝阻;而诸葛恪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征调了起来,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接着,在围困合肥新城的战役中,诸葛恪也是进攻不利,一个多月都未能拿下城池,反而折损了不少人马,使得吴军士气受挫。更可怕的是,曾经在合肥一代流行过,并且导致之前孙权逍遥津惨败的瘟疫,也又一次袭来。令大军再次陷入困境,兵无战心将帅疲惫,眼看又要陷入当年一样的泥潭……
而这时候的诸葛恪,却还是坚持进攻毫不松懈,甚至连各营军官所汇报上来的染病情况,他都置之不理。先后还罢免了大将朱异、蔡林等人的兵权,使得军中更加混乱……魏军则趁势反击,司马孚、毌丘俭等人率兵合击。还想与之一战的诸葛恪,苦于手头实在没有可用之兵,这才终于力尽而撤退……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
俗话说,胜败也乃是兵家之常事。以诸葛恪之前在东吴积攒的资本和人气,本不至于因为仅仅一次惨痛的失败,而导致全线崩塌。然而,在败军回朝之后,他各种不明智的所作所为,却真正令他名声扫地,并很快带来了杀身之祸……
是的,诸葛恪并没有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也没有以任何的方式道歉谢罪。他甚至不觉得自己之前的过度自信和轻敌误判,有什么问题。反而是怪罪起了其他的人,将锅都甩到了别人身上。
刚回到建业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换下战袍铠甲,就立马召来了中书令孙嘿,并厉声喝叱之,怪其随意滥发退兵诏书,影响了前线的军心;接下来,他又给东吴的底层官员体系,来了一次大清洗。将自己之前亲手任命的各级官员一律罢免,然后重新选任。
再接着,诸葛恪又在自己的“威严”上再次下起了功夫,不分场合地对其他人横加指责。搞到后来,前来觐见他的人都个个屏息敛气,寒若噤蝉。不仅如此,就连以往他自己军中的宿卫人员,他都起了很大的疑心,全部都换成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毫无疑问,诸葛恪的所作所为,已经基本上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原本还支持他的官员士族,都逐渐疏远了他。而这时候诸葛恪又想着要再次出征,剑指青州徐州等地,发动一场规模更胜于之前的军事战略行动……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秋八月军还,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责、徐)
事情做到这份上,就基本上等于给自己挖好坟墓了。很快在全国百姓的万民怨声载道中,原本立捧诸葛恪上位的孙峻,与皇帝孙亮定下计策,以请诸葛恪赴宴为由,趁机将其乱剑诛杀。之后又将尸身用苇席包裹,抛在野外石子冈一带,之后还夷灭了其三族……
曾经的一代权臣,功名显赫且成为辅国之重臣的诸葛恪,就这样死在了东吴的朝堂之上。他的结局令人惋惜,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之前的各种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一意孤行,武断决策,我行我素进攻曹魏的举动。将他无情地推向了整个国家的对立面,最终的只能让所有人都把他当敌人,让他饮恨于刀剑之下……
或许,我们也可以就此对诸葛恪这个人物,而作出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才能非常出色的人。无论是在内部平叛治理,还是在战场用兵方面,他都颇有独到之处,而且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所效力的国家,而立下了很大的功勋。
然而,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诸葛亮所点评的一样,他性格过于急躁,内心也不够平静,而且凡事我行我素,做事激进立功心切。更不懂得进退自如,内敛含蓄,韬光养晦等道理……
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就是诸葛恪身上那种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自我型”人格。所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令他空有才能,却缺乏心胸,不能有效团结他人,反而是遭人各种妒恨。尤其是当他功劳越大,地位越高的时候,站到他对立面的人就越多……到头来,就免不了墙倒众人推,从人生之巅直接跌下万丈深渊……
其实,早在诸葛恪甫入东吴仕途,第一次领兵征山越的时候,他的父亲诸葛瑾,就已经看出了苗头。认为诸葛恪从政,非但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反而会祸及整个家族。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是知子莫若父。诸葛恪的在东吴的仕途经历,非但没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兴盛,反而是带来了夷灭三族的毁灭性打击。甚至于后人在撰写小说评书的时候,在整个东吴的历史中,都很难能发掘得出他们诸葛家族的什么事迹……(演义小说中,诸葛瑾一族的戏份也是非常有限)
写到最后,我们也许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像诸葛恪这样才能出众,但是性格缺陷大,并且情商低下的人。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辅政大臣”这种,需要站在国家层面上作决策的最高权位,反而更适合当一个“做事之臣”,在别人的指挥下处理具体的各项事务呢?
是的,假如在孙权去世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周瑜、鲁肃、陆逊这样。既德高望重,又擅长政治斡旋的人物,来作为“托孤之臣”。同时,也充当诸葛恪的上司,一方面压制住他刚愎自用的专横性格,另一方面让他人尽其用,在军政两反面都发挥出他的才能……
或许,诸葛恪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在战场上统领千军万马,且攻无不克的猛将;或者是成为镇守一方,且治理有功的封疆大吏。而不至于是荒唐地沦为天下之敌,最终身首异处,且曝尸荒野的结局……
PS:个人觉得,除了诸葛恪自身的性格和脾气之外,东吴和蜀汉在政治环境上的差异,也是导致他最后悲剧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蜀汉帝国立国先天不足,而且内部不稳,周边还强敌环伺,所以随时都处在人人自危,且山雨欲来的紧张动员气氛中。诸葛亮也可以以此机会大权在手,独霸朝政,并以南征和北伐的名义,同时推行自己的铁血政策(南征为安定后方,北方乃以攻代守,都是必要的行动)。
然而东吴却不一样,由于长江天险的存在,使得整个国家较为安全。地方富庶且人民安居乐业,战争欲望不强,更没有蜀汉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更何况,东吴的立国,是外来的孙氏,建立在几大家族的效忠,以及各地士族势力的拱卫之上。内部的派系斗争虽算不上多激烈,但也很难在某个中心的凝聚下,被完全拧成一股绳……
所以说,想要立足于东吴的朝堂,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更强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以自己的“意志”,去“独裁”整个国家。这明显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诸葛恪却明显没有想通这些东西。在本身政治水平不如诸葛亮,且性格方面还有巨大缺陷的前提下。他却一意孤行,强行效仿诸葛亮,在东吴搞大权独揽的政策……最后的结果只能证明,他这一套,是明显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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