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岳永逸
今日端午，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端午相关的那些事儿。作为生活节律中的节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任何一个传统佳节都是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呈现。儒家的亲情伦理、慎终追远、尊老爱幼，道家的道法自然、顺势而为、以柔克刚无不蕴含其中。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这些节庆的时长、仪式、形态等外在形式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且远播海内外。这也是在韩国江陵端午祭之后，湖北秭归、湖南汨罗、湖北黄石和江苏苏州四地的端午能以“端午节”之名成功地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原因所在。
上述三省四地的端午节各有特色，主要是围绕屈原、伍子胥等历史文化名人而展开的，有着能够阐释节庆中的粽子、龙舟等“关键符号”
（Key symbols）
或者说标志性符号的传说故事。但是，粽子、龙舟这些得到越来越多认同并有标准化倾向的关键符号显然不是大江南北端午节的全部。早在1926年，江绍源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明确提出，起源于送灾的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在该文的首节，他直接提出了“竞渡是吊屈原吗”这样尖锐的问题，并进行了否定性的回答：
“我以为我们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可以看出：此俗实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践三人都早，但是后来吴、越、楚的人又都想把这个风俗归到本国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三地的人的地方主义，已经够讨厌；我们既然不是楚人之后，为什么要特别替屈原捧场？
显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演进，当中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技术世界时，尤其是在21世纪以来申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端午节出现了更倚重于以屈原为依托的粽子、龙舟等关键符号，并日渐标准化、趋同化、简约化的倾向。
历史上的端午节俗及其演变
因应不同时代、地域、人群以及特定的社会语境，尤其是节庆的主要仪式活动，端午节有着众多别名，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名称最多的一个，诸如五月节、端五节、端阳节、重五/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粽子节、天中节、地腊节、诗人节、女儿节等等。
从根本而言，端午节是人们对自然时令转换的理解而生的一个节日。在更多的地方，它是人们面对即将来到的炎热夏天举行的一种群体性的“过关礼”。换言之，在相当意义上，端午的关键在于“季节的交替，夏至即将到来，固民众要举行各种予以准备和应对的季节性仪式。”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故五月又有“恶月”之称。《荆楚岁时记》有言：“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因此，端午节又形成了一系列除瘟避毒、祛邪的节俗。艾蒿、菖蒲、桃枝、朱砂、雄黄、五彩线等都是端午节常见的节日用品与物饰。是日，人们在门前系朱索，贴五毒符、张天师像、钟馗像，在门窗插艾叶、挂雄黄袋，把蒲剑、桃枝放在床边，用兰汤沐浴，喝雄黄酒、艾酒，给小孩佩戴香囊、穿五毒衣、围老虎肚兜、系五色丝缕等，从而祈求小孩健康成长，祝愿老者延年益寿。
这也是至今包括有名的嘉兴粽子在内，人们习惯性用五色线捆系粽子的原因。当然，端午节的节令食物不仅仅是粽子，会因地方物产而异。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端午》写道：“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
嘉兴粽子
除了采取种种防护措施，人们还会在端午采药、制药并用药。这在曾经长期共享相同历法的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早在汉代，就有“蟾蜍辟兵”的说法。在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中，有五月捉蛤蟆制药的记载。后来，不少地区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主要是在端午这天捉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在杭州，过去人们还给小孩子吃蛤蟆，以求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这一土法如今在福建乡野还有人实践，导致孩子中毒，还被权威媒体“探秘”。此外，有的地方人们还会在端午这天在蛤蟆口中塞墨锭，悬挂起来晾干，做成蛤蟆锭，以之涂抹脓疮。
在北京，有“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的谚语。明人的《长安客话》有载，太医院的御医会在端午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挤酥，再将其合药制成紫金锭。有一年，受命完成这项差事的人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大张声势地列队前往。看不惯的人就写诗讥讽云：“抖擞威风出凤城，喧喧鼓吹拥霓旌；穿林披莽如虓虎，捉得蛤蟆剜眼睛。”官方带头捉蛤蟆延续到清代，王士祯的《居易录》说：“今端阳节，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是其遗制也。”1929年出版的《民社北平指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亦有纳古墨于蟆腹，向日晒之，谓其墨可疗疾，故有‘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之谚语。”
对于女性而言，端午同样是个特别的节日，所以才有“女儿节”的别名。早在明代，五月初一到初五这几日，京城家家户户都会把小女孩打扮得玲珑剔透，出嫁的女儿也会在这几天回娘家。打扮闺女时，人们要用石榴花，使之“尽态极妍”。沈榜的《宛署杂记》云：“燕都自五月一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亦各归宁，俗呼是日为‘女儿节’。”《帝京景物略》还专门提及这几天人们打扮闺女要用石榴花，所谓“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还提及京城人五日群入天坛避毒、吃粽子，南耍金鱼池，西耍高粱桥、东松林、北满井等习俗。到康熙年间，以女儿为中心的端午节俗一如既往，人们不仅用石榴花装扮闺女，还给女儿佩灵符。
日本，五月五，女儿节
《北平风俗类征》抄录的关于过去北京端午的风俗条目，有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小孩健康的关爱。富察敦祟的《燕京岁时记》有载：“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
虽然近些年北京的端午节期间有了些应景的端午诗会，但是过去北京的端午节俗显然与屈原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在辽、金、元时期，北京端午节俗是以国家祭天仪式为中心，并有演武性质的射柳、击球等竞技活动；明清已降，北京的端午节日益世俗化、家庭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演进，与不少端午习俗消逝不同，赛龙舟、吃粽子仍然盛行大江南北，用“奶奶的丝线爷爷的船”来指代端午节也大体可行。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不是别的，而是“奶奶的丝线”——粽子和“爷爷的船”——龙舟指代了原本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端午节？
从日益标准化的端午看历史的演进路径
鸦片战争以来，在各色精英的引领下，时刻感受到阵痛的文明古国要么以西方列强为标杆，要么以明治维新后的近邻日本为楷模，持之以恒地沿着工业化、机械化、技术化的路径前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这样一路走来。1949年后，大政方针是效仿苏联，率先发展工业。在这一绵延不绝的机械、工业、科技至上的发展诉求中，与农耕文明相连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知识成了需要抛弃的负担、需要斩断的脐带，是负面的，有了迷信、愚昧、落后、封建等种种污名化的标签，是要革命的对象。四个现代化、乡村城镇化、乡土中国都市化等大政方针、基本国策都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因此，一直到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命题，并导致了文化也要成为生产力、软实力、核心竞争力的次生命题。文化犹如憋足了劲儿的在弦之箭，离弦之后浩浩汤汤地迈向资本化、产业化的宏图伟业。
进入21世纪，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与重新定位似乎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非遗的申报与保护运动。因为，只有有“遗产”资格的文化才能申报与保护，在申报之前就必须筛查掉不具有遗产特征的那一部分，要将最能展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智慧的那一部分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瞻仰、称贺、进而朝拜，终止于资本化与产业化。即使说这个筛查和自我审查（阉割）的过程不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至少也是一个简约化的过程，也即传统意义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变俗为雅。
正是在这个简约化过程中，在良莠并存、雅俗比肩的整体性社会事实面前，不同层级非遗申报的具体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能彰显正价值、正情操、正能量的那一部分、那些符号，或者对之进行调试、整编、整改，强行去除地方性的“上不得台面”的符号，嵌入被霸权话语裹挟的有着道德优越感的正面符号，进而将原本在地化、世俗功利化、个体化的大小非遗剥离原有的生活场景、传衍人群，使之博物馆化、舞台化、视频化就成为一种携带横暴权力的普化模式，并因为都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关联在了一起，粽子和龙舟当之无愧地在端午节中凸显了出来。
伍子胥
关于端午节的缘由，有多种说法，如起源于祭祀伍子胥、孝女曹娥等，在北中国还有起源于祭祀介之推的说法。今天，流传最为广泛的端午节起源传说是纪念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早在唐代，这个说法就已经盛行。文秀的《端午》诗云：“节分端午自难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才华横溢的屈原不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反而遭到怀疑、诽谤、放逐，终至自沉于汨罗江。传闻龙舟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打捞无果，往水中投粽子是为了让水中鱼类不伤害屈原尸身。这即大江南北端午期间赛龙舟、吃粽子这些端午节俗的由来。
现代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双拐”的，正是这两个基石导致了在中、日、韩三国各自“一国民俗学”框架体系内，对有着同源的端午实行文化民族主义资源化，并努力使之成为各自国家现代国民文化的重要依托。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名，膜拜英雄自然而然。虽然伟大诗人屈原忠诚的是楚国和那个明显昏聩的楚王，并因为历代王朝尊儒的关系而成为历史上一个“执拗的低音”，但其身上天然地具备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集于一身之能力。于是，此前就有一定声名的屈原这个历史符号在20世纪初叶“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性总体语境中，被重新定义、诠释，有了更多的文化正统性、道德感和正义感。只要与他进行了有效的勾连，被黏合的事物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屈原，一个被端午节绑定的民族英雄
即使不是作为节令食物，因应冷库、冰箱等冷藏术和当下快捷的交通物流，粽子很容易被产业化、资本化。何况，它确实还有节庆的文化传统与日渐趋同的缅怀忠君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文化起源？所以，作为节庆文化工业化、产业化的成功案例，年产值数亿的“五芳斋”有了夸示的现代意义。在粽子工业的突飞猛进中，五色丝线虽然还是五色丝线，但其与五毒、恶月、保幼护幼爱幼的文化内涵、内价值已经没有多少关联了。
因为有竞技、强身健体等再生点，即容易顺势举办规模化、集团化的赛事，龙舟竞渡也就成为重整端午节庆的另一亮点与由头，使端午不但具有了现代意义，而且还有了可具体操作的实践价值和规模效应。与粽子一样，背后支撑的文化逻辑依然是对忠君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缅怀。但是，在赛事化、表演化、展示化的演进中，原本社区性的洁净禳灾和整合社区、凝聚邻里的内价值不是位居末路，就是日渐萎缩，无足轻重，甚至滋生一个地方、一个群体内部新的矛盾。
自从荣登国家级非遗名录以来，湖北黄石西塞神舟会名声日隆，关注研究日多。原本有“厘头会”之称的神舟会，时长达40天，可清楚地上溯至清朝道光年间，它是以道士洑村为核心，民众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通过净化、布施等手段祈福、禳灾、驱瘟、除恶、祛病、求子、联谊的大型民间祭祀活动。
20世纪80年代，厘头会改称为“龙舟会”。21世纪以来，为了因应申报非遗，这一大型民间祭祀活动有了“神舟会”的官名，原本在神舟正仓的“（送子）娘娘”主动将正位让给了屈原，而退居神舟后仓。2005年，在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前，有神舟会会首参与的宣传资料明确宣称：
神舟会祈祷丰收、健康，悼念屈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宗旨，与现在提出的“八荣八耻”中的第一项“以热爱祖国为荣”相符合，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办好纪念的神舟会，让这个民俗瑰宝闪烁出新的光芒。
2006年，名列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西赛区区委宣传部明确表示要在保护民俗文化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借神舟会列为非遗的契机，进一步挖掘这一民俗文化的内涵，逐步剔除封建迷信色彩，加强西塞龙舟会的管理，做好宣传保护工作，着力打造民俗文化特色品牌”。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想力证“历史是层累构造”的假说。换言之，顾颉刚通过孟姜女故事传衍的例子要说明，后人不停地对发生在过去的事——简约的历史——的添加、涂抹与虚饰、演绎形成了当下眼花缭乱、层峦叠嶂的“历史”——复杂的历史。端午节正在发生的演进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与历史演进相反的路径，即从“复杂的历史”到“简约的历史”。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在原文基础上有删改）
作者：岳永逸
编辑：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