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岁月，旱灾和蝗灾同时降临
八路军抗战真是意想不到的艰苦，到了后期，国民政府已经不发军饷，完全是由我军在抗战场上自生自灭，我军依靠群众，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但遇上天灾年间，那日子就更难了，无论是根据地的百姓还是军队，吃饭就成了头等大事，作为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不仅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抗灾自救，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生气，必须得改过来，如果不改，简直就是自杀，这就是邓小平在当时所说原话。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943年7、8月间，发生了旱灾，山里更旱，太行山区的许多山庄，连野菜也长不起来了。路边的野草也被旱死，焦黄的草叶散在地上，像一摊摊尖硬的鱼刺。
我军组织了救灾委员会组织考察，决定各地灾民集中到清漳河两岸地区采集，指示清漳河两岸群众要发扬互帮互助精神，对前来采野菜的灾民给予方便，不得借口阻挠。要求各地民兵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划分采集区域，安排食宿地段。
满脸菜色的灾民们，牵着牲口，手里拿着炊具，牲口还驮着脏破的被褥，从上百里之外荒旱的山坡拥来，在清漳河两岸采摘野菜。为了最底限的生存，他们在挖掘大地的最后一点儿营养。
当秋霜下来的时候，灾民们每家每户储存了200斤野菜准备过冬。每家每户晒的都是野菜。把晒干的野菜一堆堆地码起来，往年为牲畜的冬的草料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人们冬天的救命粮食。人与牲畜已经是一个标准了。
灭蝗的运动也同时在进行。
在当年4月份，已经发生了蝗灾，大片的蝗虫扑面而来。
政府全员发动，各界人士，像打日本一样，129师官兵、政府主席、厅长，教师、学生、绅士，连小脚老太太也来了，90岁的老翁用拐棍杵，用干瘪的手捏……
根据蝗虫出没无常、聚散不定、怕冷热、怕声响、怕黑色等弱点，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设计了相当多种灭蝗办法。
火阵法：用人力将蝗虫赶进放置好的麦秸堆里，点火。
水阵法：在有河流的地方，人们列成长阵，把蝗虫赶向水里，用筛子捞出，灭杀。
涂毒法：将白糖和冷水以一比三比例相兑于瓶中，置阴处发酵，三天后即可当毒药使用。将毒药涂于飞蝗腹部，然后放生，使蝗虫相互传染，被传染者12小时内即可中毒腐烂。
捕捉法：对落在庄稼上的，手持口袋捕捉。
灭蝗虫与打“皇军”一样，你来我打，大来大打，小来小打。原野里，到处吼喊着这样一首新歌谣：
啊哈，打蚂蚱！蚂蚱吃俺麦，俺喝蚂蚱血！蚂蚱吃俺秋，俺吃蚂蚱肉！蚂蚱它会飞，俺们赶快追！
当人们捣烂蝗虫脑袋时，嘴里也在咒骂着：狗日的蝗虫！狗日的皇军！
据太行区统计：参加打蝗的有100多万人，打蝗1825万斤。
到了冬天，政府号召挖蝗卵。蝗虫临冬即死，卵可藏在土中越冬。为刨除明年的祸害，各地号召到蝗虫最严重的地方，阳坡上和死蝗多、蝗粪多、小孔多的地方挖，挖一斤蝗卵换一斤小米。
冬天的时候，没有野菜可挖的灾民们，改挖蝗卵。漫山遍野刨卵人。
当年冬天，挖蝗卵28.6万斤。
不少灾民惊奇地发现：蝗虫可以吃。
村里一位名叫孟祥英的妇女，发明了多种吃蝗办法。把蝗虫烧死，然后用石磨磨成面，烙成饼，蒸成窝头，虽然有一股异味儿，但毕竟是肉，总比野菜要好些，她也因之成了边区有名的度荒英雄。邓小平奖了她一头驴。村里不少濒临死亡的老人也因此得救。孟会顺老人饿得已经不能动了，吃了蝗虫面之后能下地了；孟禄贵的爷爷快饿死了，吃了几天蝗虫之后也能担水了；孟胖子的娘把蝗面攒了两大缸。
饥饿，威胁着每一位八路军将士
由于大旱，边区政府已经免除了部分灾区的公粮，军粮储备告急。日军经常“扫荡”，战时战士们吃不饱肚子就打不了仗。因此只有平时勒紧腰带节省粮食了。
一次，邓小平约杨秀峰、戎子和、李一清开会，谈着谈着，戎、李二人肚内无食，精力不济，竟睡着了。
小平看了看，对杨秀峰说：“咱俩也躺着说话吧。”
说着说着，俩人也睡着了。
129师司令部大伙房新添了一个规定：吃野菜小米干饭时，把锅巴保留下来，晒干后再用石磨磨成粉，平时积攒起来，遇日军“扫荡”或平时外出执行任务时时当炒面。
从延安回来一个大学生，叫张泽光，不知道这个规定，有一次吃完饭后，肚子还没饱，便用铁铲铲锅巴吃。炊事员不让，说违反纪律，双方争吵起来。
邓小平走过来，没吭声，静静地听。后来见双方越吵越激烈，便走上前。
问炊事员：“为什么吵？”
炊事员讲述了原委。
又问张泽光：“你知道不知道规定？”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以后就执行吧。”
邓小平不再说话了。干脆、利索、艺术，不偏不倚，不愠不火，谁也没批评，但双方又都受到了教育。
这就是邓小平独特的政治工作方法。
从此，张泽光记住了，129师食堂锅底的残渣也是不能随便动的。这是一条明文规定，而且是邓小平亲自提议制订的明文规定。
1942年10月份以后，全师统一开始将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即上午9时和下午5时吃饭。每日一斤半的吃粮指标降为20两（16两合一斤）。
之后，吃粮指标又降了三次，最后的标准是每人每天15两。粮食越来越少，只有用野菜补足了。师里又出台一个严格规定：每个干部战士除平时食用外，挖过冬野菜的任务是每人300斤，所挖的野菜一律上交本机关食堂，过秤进行登记，凡是没有完成任务的，进行军纪处罚。
不仅如此，还特别规定：军人采野菜，必须到驻地10里之外，不能与农民争采。
除了粮食，还有很多特殊的规定：
墨水、铅笔、日记本、纸夹、洋烛、墨汁不能报销，不许用白纸便条，一个信封要使用四次，一张信纸也要使用两次，用笔也只能以旧换新，印刷品绝对不准留空白；上厕所所不用净纸当手纸。字纸收集归公，由勤务员负责，售价提二成作奖金。
师部勤务员王山堂负责收集废纸。连厕所里擦屁股的纸也全收，交给公家重新造纸。由于封锁，造纸的原料也没有了，废纸是最好的原料。后来擦屁股也用纸了，用鹅卵石，鹅卵石在山上到处都是，不涩也不滑，有大有小，比手纸还在要好用，被八路军战士称之为“手石”。
如果人在野外解手，“手石”随便可能捡到，但是在驻地茅房里解手呢？多人共用茅房，“手石”问题如何解决？不知谁想了个办法，放两个大筐，一个装满干净的“手石”，每次用完一块，就放进另一个筐内，对用过的“手石”定期冲洗，重复使用。冲洗“手石”的臭水，也不能随便扔掉的，要倒进庄稼地。
刘邓用纸十分讲究，先用铅笔，后用水笔，再用毛笔，这样一面纸可用三次，正面用了反面用，这样可达六次。
为了节约纸张，公文印制的字非常小，只有蚂蚁那么大。工作人员考虑到刘伯承岁数据大了，又有一只眼睛失明，就专门为他用大一点儿的纸，把字写得大一点儿。但刘伯承不让：
“我不能特殊，何况我还有放大镜，装备比别人优越得多呢。”
关于节约纸张，刘邓还有一个规定：所有文件、命令不准用净纸，须印在书纸的背后。
所谓书纸，即当时废弃的古版书。新式教育实行后，原来竖排版式的四书五经等课本已经作古。旧书都是单面印刷，中间折叠装订，背后是空白。把书脊拆开，把每页翻转过来，即可使用。
在档案馆查阅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有关资料时，抚摸着这些印在旧书纸背后的原始文件，真是难以想像当时的拮据。
刘伯承、邓小平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白天多干事，夜晚少点灯。”
这样，一个月下来，就能节约三分之二的灯油。
边区政府提出：一两米能救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个家。引导有粮的富户借给灾民，由政府作保。不少人解囊献粮，西达村士绅苑琴义捐洋2000元；南寨段春林主动找到村公所借出炒面10石；段自由借出小米4石、玉米2石、炒面1石；四区风岗村九个富户借出粮食56石，不留姓名。
边区议员许明和李井田老先生、开明绅士刘竹如背着自己的干粮，除自己捐款捐粮外，还奔走呼号，苦口婆心，为嗷嗷待哺的灾民募得9000多斤粮食、500多斤炒面、3600斤蔬菜、1280元现款。
救灾委员会在各地建起了义仓。到1943年底，存粮28.9万斤，以备救急。
当时的边区政府机关548人，129师师直机关更多达2627人，还有其他的机关单位。精兵简政，势在必行！
邓小平说：“如果再不改，简直就是自杀！”
1943年9月8日，彭德怀和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这一去就是两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仅独自承担了129师的全面工作，而且也接替了彭德怀的北方局书记职务，全部接管了八路军总部工作，成为总揽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大权的第一人。
当时太行区驻扎的领导机关最多，除八路军总部驻辽县之外，129师、晋冀鲁豫党委、边区政府等100多个机关单位均驻在涉县。当时，太行区总人口150万人，负担着全区抗日部队4万人，地方干部2万人，大大超过了中共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3%（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在脱产干部中，尤以上层机关较多。边区政府机关人员就有548人，129师师直单位达2627人；而下级机关，特别是县区一级的干部则严重缺乏。
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对敌斗争，也不适应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精兵简政，势在必行！
邓小平说：
“敌后根据地很多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形势与任务不适应，如果再不改，简直就是自杀。”
129师实行精兵政策的原则是：
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比例为二比一，提高战斗力，不够120人不成连，不足1800人不成团，团直机关人员不超过全团总数的5%。游击队应为200人县干队，30至50人区干队。脱离生产的部队不应超过居民总数的2%，民兵数量应占居民的6%，自卫队占居民的30%。
截至1943年3月，精兵的结果是，师直单位、385旅、新一旅及各军分区共裁减151个单位、6650人，保留269个单位、2047人。129师师直单位由29个整编成12个，人员由2627人整编为1163人。
太行区的简政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1942年6月，主要是四项工作。一是并县，将获鹿并入陉县，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县，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县，武南、磁县合并为武磁县；第二项是兼理，如平顺、和西、沙河、涉县的工作，分别由专署兼理，三是裁区，小县改为区，区数减少40%，第四项是合村，村合并后，主村设正村长，副村设副村长，村委会由原来的7人减少为4人，各村公所的书记和村警均不脱产。
第二次是从1942年8月开始，以精简下放人员为主。边区政府规定，政府各机关人员不超过居民人数的1%。根据这一规定，政府缩减人员48%，节约经费46%。
第三次是从1943年1月开始的，这次也是以精简人员为主。短短三个月时间，边区各机关减少工作人员8000人。
精简下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干部直接到连队当战士，或到地方地方武工队，也有的战士到抗大六分校或陆军中学进行学习，有的参加参谋训练班、政工训练班及射击训练班，之后，向基层分配。还有一些从红军时期来的老战士，有伤，岁数大的，直接到地方安家、分地、结婚，转为农民。
彭德怀回延安后，邓小平接任北方局书记，为进一步精简机构，向中央打了报告。
1943年10月，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合并，保留129师番号；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直属北方局和集总领导。太行区继续精简，军区、军分区机关与相应的区党委、地委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县基干游击队或独立营与县委会、武委会机关也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
这样，仅太行区就又裁减掉118个伙食单位。
1943年底，边区党、政、军、群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员编制比1940年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军队编制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边区政府从500人减到100人。财政厅及粮食局从70余人减到16人。全区人均负担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有的地区减少二分之一，有的县甚至减少二分之二。
由于各项物资极度匮乏，129师战士每天吃不到一斤粮，盐、肉、蔬菜、豆制品更是少得可怜，营养不良，体质羸弱。
而且，每个连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学习费等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00元，连擦枪的油和点灯的油也买不起，战斗力受到极大影响。
必须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处境！
刘邓发布训令，要求所属部队务必完成如下指标：师旅机关每人每年创造费用100元，团以下每人每年60元。
1942年冬天，129师全体官兵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编织荆筐。
129师的太行山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的南泥湾开荒不同，南泥湾是在没有作战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里却是在敌后根据地边作战边进行的。
在战争环境中，部队许多人本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加上这些严厉的批评，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
因此，邓小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将八路军的处境大大地改善。
住在原曲、固新的抗大太行分校，到涉县云坪乡黄花山开荒种地，达1406亩，每人平均3亩，全部种上了谷子、山药蛋，保证了自给。
涉县独立营利用荒地、坟地、河滩、沟边、路旁等闲散空地120亩，1943年共生产蔬菜8万多斤，粮食7000多斤，1944年又开荒245亩。
1943年秋，司令部收蔬菜8万斤，政治部收了6万斤。师直属队军法处处长丁武选上缴蔬菜400斤。
朝鲜义勇军在朴孝三带领下，上山开荒种玉米，日本人田村义次带领全体日本反战同盟盟员，也上山种上山药蛋。
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则在河滩上租种了2亩地，种上了红萝卜、白萝卜和西红柿。
卓琳傍晚的时候，便挎上篮子，每家送上两个西红柿，顺便还送了一包种子。
第二年夏天，漳河边的菜地里，便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