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邹 旅顺口大型画传 前天
旅顺大屠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只有埋尸的36人（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幸免于屠杀，死难者人数估计在2千到2万之间。遇难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
繁华的旅顺城
日本人杀进旅顺口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崭新的城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虽然比不上东京的银座大街，但是比日本大多数城市要强些。就在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里，日本鬼子们进行了世界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
甲午那个时候，旅顺什么样子？因为拥有了北洋水师最现代化的军港，因此已经发展成为当时的新兴城市。人口不多，两万多人。城区内居住的主要是发展临港产业而存在的旅顺当地的官兵及其家属。旅顺大坞的产业工人集中居住在现在的郭家甸一带。由于初期的几批产业工人，均是从天津一带招来，因此这一带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等，均带有强烈的天津卫风格，当时人称“小天津”。
旅顺的农村当时也有不少的人。从康乾年间迁至旅顺的海南丢子，占领了旅顺许多个依山傍海的海滨。
总结一下，当时的旅顺口，是“一个港，一个厂，两个衙门，三条大街，四个大营”。
“一个港”就是旅顺军港，旅顺之所以开城，是因为这个港口的建设，“一个厂”当然就是当年的旅顺大坞。北洋水师战舰的维修基地。围绕着“一个港，一个厂”，离这里不远，就是“两个衙门”，北洋水师衙门和旅顺道台衙门，当时旅顺的最高军政指挥中心。现在的位置在长江路南三巷那里，现在还是一个部队的指挥机关。“三条大街”，最繁华的商业区也在旅顺港附近。三条大街就是东大街，现在4810门口的那条。中大街，现在的位置就是长江路南三巷。
西大街，就是老商业大厦对面的那条得胜街。现在，这三条街都是旅顺的小街，很窄但是不很寂静，绝对想象不出，当年曾经是整个辽南的王府井（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连，金州的繁华程度也赶不上旅顺）。基本都是山东渡海的山东客商在这里经营，服务的对象主要就是旅顺港的官兵。“四个大营”，四个大营圈起来的地方，就是当年旅顺城区的位置，别的地方就是农村。北大营，旅顺驻军首长宋老帅的大营，今天的九三小学。南大营，今天的长江路边上，装备部招待所的那个位置。马营，总兵马玉昆的营盘，现在的旅顺中学。黄营，总兵黄仕林的营盘，现在郭家甸往前一点点的长江路边上。
沿着这几个点你画个圈。
旅顺军港-白玉山-九三小学-旅顺中学-装备部招待所-郭家甸-旅顺港，大体就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直到现在也是旅顺最繁华的地儿。
目击者说
日本侵略军攻占旅顺口之后，兽性大发，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大屠杀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持续了四天，共屠杀无辜群众约两万人。注1日军的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引起了世界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指斥“日本披者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者野蛮筋骨的怪兽”，许多事件的目击者都记述了这次惨案的真相。
当时，美国驻日本武官海军上尉欧伯连正在旅顺，他在给该国驻日公使谭恩的报告中写道：“我曾亲眼看见一些人被屠杀的情形。……我又看见一些尸体，双手是绑在背后的。我也看见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尸体上有伤，从创伤可以知道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确定地知道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我看到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专为到各处看可怖的情况才发现的，而是我观察战事的……途中所看到的。”。谭恩虽是站在袒护日本的立场上，但接到欧伯连的报告后，在给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欧伯连上尉的报告与帝俄驻中国及日本武官窝嘉克上校的报告相符合，也与日本运输舰的美藉指挥官康纳的报告相符合。占旅顺时他就在旅顺。从这些人的报告里，似可以清楚地看出—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一次屠杀。”
英国《泰晤土报》也根据其本国武官的报告和记者的报道，指责日本的残杀暴行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
在惨案的目击者当中，除欧美各国武官外，还有其他一些西方人士。英国人艾伦本是兰克郡一个棉商的儿子，家庭富有，因挥霍无度而破产，无奈出海去碰运气，随美国货轮哥伦布号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他困于旅顺口，几乎遭日军杀害，侥幸逃出虎口。辗转回国后，他写下了他在旅顺所经历和目睹的这场灭绝人性的惨剧。兹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断如下：“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很快地便布满了各街，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而且遇见成群的杀人凶手的危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亳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该书也记载了血肉模糊的日军战俘尸体。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批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当时都在旅顺，也是日军屠杀罪行的目击者。
日军攻占旅顺的第四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克里曼从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可与艾伦的记述互相印证和补充：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我等又闻路上离数码外有枪声，又前往探看何事。我等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并已被枪弹倒者转辗于旁。我等行前来，兵即将老人弹倒于地，面朝天呻吟叹气，两眼转睩。兵又脱其衣服，看其胸中流血，后又复放枪弹击之。其人痛极凄楚，形体瑟缩，兵不独不垂其怜，而且唾其面，且嘲笑之。我等睹其情形，惨不可说，不能与日人以理相争。 “次日，(战后第四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予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身隐面回避。(据我所见)旅顺之战场所死者，华人(清兵)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二千人。……所有我所述之情状，非有英、美随营员弁即有柯文或威利阿士在场所见。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克里曼的通讯，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当时，日本同美国商谈缔结改订条约已经达成协议，只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通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说：“如果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之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发生极大困难。”陆奥宗光大为恐慌，一面指示栗野“以敏捷手段，尽力使参议院早日通过新条约”，一面玩弄其欺骗世界舆论的惯技，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克里曼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尽管日本政府对其军队的滔天罪行矢口否认，百般抵赖，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铁的事实。
一些旅顺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亲临目睹的活生生事实揭露了日军的惨暴罪行。苏万君老人那年才九岁，他“亲眼看见日本兵把许多逃难的人抓起来，用绳子背着手绑着，逼到旅顺大医院前。砍杀后，把尸体推进水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一片血水。大坞北边机器磨房里尸体满地，麻袋包和墙上到处是血。”被日军强迫收埋死尸的老人鲍绍武说：“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口。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另一个被迫参加抬尸的水师营老人王宏照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走。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直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这些当事人的控诉，证明了艾伦的记述和克里曼的报道是完全真实的。
不仅如此，日谍向野坚一日记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是日本军事当局一手制造了这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向野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口，他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土兵路过民家，见“有土人二”，“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漏。”注11旅顺大屠杀后不久，向野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注12向野坚一的自供，不仅承认旅顺大屠杀是事实，而且明确指出是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下令制造这起惨案的。再证以克里曼的通讯，可知这次大屠杀也是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所同意和批准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连原先支持过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西方人士也难以为其辩护。英国知名的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即是如此。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他倍感难堪，因为他“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的行动”。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国人面前名誉扫地，他不得不在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说点表面上的公道话：“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惨绝人寰
1894年11月21日至25日，旅顺，风雪交加，寒意刺骨，尸骨累累，烈焰冲天。两万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狂暴的日军无情杀戮，殷红的鲜血、凄厉的哀号……当清军的龙旗被战火与刺刀烧割得支离破碎时，1894年旅顺的阴霾天空见证了这样一段旷世惨剧。
在进行疯狂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对中国妇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淫暴，不管是白发老妪，还是孕妇，或者是十几岁的少女，日军都不放过，许多妇女被施暴后又遭杀害，其残暴狂虐程度前所未闻。许多耳闻目睹日军兽行的中外人士，无不切齿痛恨，称其为“兽类集团”。
日本人木森在《旅顺大屠杀》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揭露： 11月22日晚9时， 5名日军闯进家住四十八间房的张秀兰家。当时其丈夫外出做生意没回来，张秀兰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守着62岁的婆婆和两个小女儿在家，两个小女儿郑玉芬、郑玉花只有十二三岁。日军闯进来后，先将两岁的孩子夺过来投进水缸里溺死，然后一名日军将张秀兰摁到了炕上急欲强奸。此时张秀兰正赶上月经期，日兵强奸未成，随手将刺刀插进她的阴道里，张秀兰惨叫一声昏死过去，日本兵又抽出军刀一下子将她的头砍下来。两个小姑娘吓得藏在祖母身后直哭，两名日本兵立即扑上去，老婆婆上前阻挡，日本兵不由分说，又一刀刺死了老太婆。然后将两个小姑娘轮奸达一个小时之久，发泄完兽欲后，又乱刀将两个小姑娘砍死。
日军的野蛮暴行，连佛道中人都未能幸免。旅顺天后宫的众道徒在70多岁的元君道长的带领下，于太虚殿内做大道场，为与日军作战时阵亡的清军将士超度亡灵。
一群日军士兵破门而入，日军军官从刀鞘里抽出战刀，刀尖抵着元君道长的咽喉，要他立即改为日军阵亡的将士做道场，否则的话，就将这里的道徒一个一个地全部杀光！日军见元君道长闭目垂首，不再说话。两名日军士兵将一道徒架到元君道长跟前，日军军官举刀迎面劈下来，从肩到腰劈成了两半，一股鲜血直扑扑地溅了元君道长一身。但是元君道长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依然闭目垂首。
恼羞成怒的日军军官让士兵们将四个道徒的手掌用大铁钉穿透钉在大殿内的4根圆柱上，然后扒下他们的裤子，让士兵们排成一行比赛射击，看谁能打中这些道徒的生殖器。一时间，大殿里血肉横飞，枪声、日军士兵们的狂笑声和道徒们的惨叫声响成一片。
日军军官再一次厉声地逼问元君道长，肯不肯为日军的阵亡将士做道场，元君道长依然不为所动。日军军官气得暴跳如雷，指挥士兵们抱来一捆捆干草，密密麻麻堆放在元君道长的四周，点起火来。干草立即燃起烈焰，元君道长直到全身都烧成了一团火球，也一直不动，巍然挺坐在大火中。
日军还把金光教主鲍世昌等信徒全部杀死。大屠杀进行时，金光教主鲍世昌同信徒们跪在佛堂前，捧经吟诵，祈祷佛祖保佑。日军破门而入，见经卷有“戒杀”两字，愈触其凶杀之气，日军将鲍世昌及十几名信徒赶到白玉山南麓，一阵枪弹将佛门弟子全部打死！
参与杀戮的不仅有日军官兵，连挑夫、厨师、甚至国会议员、随军记者均操刀上阵。一日本记者回国后恬不知耻地声称：“我只是杀人，没像其他人那样抢劫！”
战后，日军将从旅顺劫掠的战利品送回国内拍卖，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冠以“战利品”字样的新货色，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其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
日军官兵对自己的凶残杀戮不仅未有丝毫愧疚之心，反而满心快感。一士兵在日记中描述说：“刚开始杀人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杀过第一个人后就好了，一刀下去，敌人的脑袋飞出几尺，鲜血直喷出来！而且越杀花样越多，动作越干净利索，我的总结是，杀人不在技巧而在胆量！”杀到最后无人可杀，杀上瘾的日军连被指定埋尸的中国百姓都顺手杀掉！
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兵小野次郎，入伍前是一名中学生。多年后，他承认了自己和同伴的全部罪行。他在记述中说：“很多年过去后，那些屈死人的鬼魂还像恶魔一样缠着我，我恐怕一辈子也赶不走他们了。”小野回忆说，当时他的上司将一把刀丢给他，对他说，如果你有种就去把那个老太婆杀掉！上司的侮辱激起了小野的兽性，当小野把刀插在老太婆的胸膛时，一股鲜血直喷到他的脸上。小野反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作为人的同情和良知随之泯灭。
四天之内，小野连续烧杀抢掠，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也不放过，甚至还让随军记者拍摄自己杀人的照片。因杀人有功，他很快被晋升为上士并可以指挥一个班的人，小野变得越发疯狂。
11月25日，当小野的部下剖开一个孕妇的肚子时，小野终于彻底失去了人性，他把屠刀挥向了他的部下。随后，日本兵把他打晕绑起来。等他再醒来时，已经被送到了广岛的一家精神病医院。他在这里住了五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他不能看见孕妇，甚至不能看到馒头被掰开，这一切都源于那四天灭绝人性的屠杀。
而在参与作战的日本士兵的日记中，旅顺大屠杀的血腥和残忍格外清晰。
日军第二联队步兵洼田忠藏记述：
看见中国兵就杀，看到旅顺市内的人一个不留，所以街道上堆满了死尸，行走极不方便。住在家里的人也不能免，一般人家都有三个到五六个人被杀，流出的血令人作呕。
日军野战炮兵第一联队辎重兵小野六藏记述：
我们第一分队得到允许外出，便到旅顺市街散步，看到每家多则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头儿和婴儿同被打死，还有白发老婆儿和媳妇手牵手陈尸在地，其惨相不可名状。
日军进入旅顺市内是见人就杀，遇害者的绝大多数还是包括大量毫无抵抗能力的老幼妇孺、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而非日本方面辩称的是“便装清兵”与“武装抵抗的居民”。
幸存的人
在这场疯狂大屠城中，据说全城仅留下36个活口。日军留下这些人，是因为需要他们处理尸体，并在其头上缠上一块白布，上面用日语写着“此人不杀”。这支36人的抬尸队整整工作了1个月，才把尸体聚到一处，尸体焚烧则持续10多天。
旅顺元宝房有一家人，共有兄弟6人，在“旅顺大屠杀”时，周家七口人也险些遇难。“当时是周家老大（背着周老太太，带着弟弟们，还有一些乡亲一起往外跑，躲避日本兵”。尽管拼了命地逃跑，但是，日本兵还是追了上来，看着他们手里闪着寒光的枪和刺刀，周家老大勇敢地护在了母亲和弟弟们的前面，“可能是日本兵被这个场景感动了，他们竟然没有动手杀人。”就这样，周家七口人和乡亲们都得以幸免于难。这兄弟中的老三周文富，老四周文贵后来成为了大连的首富兄弟。
21日当“旅顺已变成阿修罗战场”（《邮便报知新闻》１２月６日）之时，中新街集仙茶园剧场里，仍在悠然地上演戏剧。外面已是枪炮声如雷轰响，当然剧场内一位观众也没有。“此非胆大，也非神经迟钝。只为保全其性命，表示非士兵的缘故”（《国民新闻》１２月１４日）。演员全都是十至十四五岁的少年，约有100名，加上照顾这些少年的大人约100名，共计200人。听说是旅顺道台从北京或天津邀来的，也有说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带来的。21日，照顾少年的大人中，有17人毙命于枪弹之中。剧团直到25日第2军司令部开始调查为止，每天昼夜各演一场，调查结束后，到了第二年一直如此。据《大阪每日新闻》（４月１６日）报道，3月28日还在继续演出。有如此“大量”的人能存活下来，当然要被用作屠杀事件的反证。“请记住，在我军占领旅顺的当天，旅顺街里演戏的演员和观众，皆保安宁”，这是《自由新闻》（１月６日）报道中的一部分。这180多名幸存的演员和大人，是事件的目击者。然而，幸存者开口讲述事件的记录是否还存世，至今尚未发现。
《读卖新闻》（１２月１２日）报道，11月22日夜晚，在旅顺市内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支那艺妓”。这是该报特派员越智修吉（修吉·１８６９～１９０９）写的《旅顺口攻击余闻》中的一段插曲。文章中出现的“二十四五岁的美人”及“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也应该是事件的目击者。另外，据有贺长雄讲，还有似乎是她们二人的母亲。
妾本是天津之妓，被高官某氏所赎，一个月前，来到此地，突遇昨事。妾等神惊心悸，不知所为，虽生犹死，恐怖战栗，潜藏于此屋内。一支那兵脱去兵服，也遁进此屋，见妾等在此，无情地抓住妾，后唯泣不成声，不能言语。
宪兵也同情，让翻译好生安慰，因此处危险，据说将该女子交给在日军做劳役的、心地善良的中国人。
《邮便报知新闻》（１２月６日）也有相似的报道。
在旅顺捉到的清人之中，有一名稀世美女，其容姿决非平庸妇人，也许是当地清将眷属，或是有来头的贵妇女。目前由宪兵加以保护。
战争罪行
旅顺大屠杀是日军高层有组织策划的一起战争罪行。
旅顺大屠杀不是一起一般日本军人违反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犯罪，而是日本第二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其性质更加严重。
日方的一些记载也并不讳言是日本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的屠杀令，这是真实可信的。
日本间谍向野坚一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目睹了一切，便在回忆录里承认，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正由于此，师团所属军官皆命令士兵：“见到敌兵，一个不留！”向野坚一还在日记里记述，山地元治看见第三联队的士兵闯入民家，杀害两个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他不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杀害平民的日兵“不要对外讲”。
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8月1日，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9月中旬，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其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当屠杀的报道终于浮现时，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焚尸灭迹
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震惊世界，一时，有关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声调急剧衰退。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这是世界上最早披露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11月29日，美国的《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该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称：“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英国的《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跟进报道，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克里曼的数字是两千人遇害，而维利尔斯的数字则是两万人遇害。] 现代西方著作如《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 - 1989》一般认为数字不超过三千。
日本官方也是清楚知道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
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私下里并不讳言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事。他在旅顺大屠杀发生的一周后致电外务次官林董电称：
今天，会见了从旅顺归来的一《泰晤士报》记者。据他陈述，日本军战胜后有过相当粗暴的举动，将俘虏捆绑后活活杀死，连平民，甚至是妇女也杀害，似乎这是事实。这些事实不仅欧美记者亲眼所见，还有各国舰队的士官、特别是英国海军中将也在现场目睹。……《泰晤士报》记者多次询问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种善后政策……请阁下理解本大臣的意见，即使是上述事实被公开，也不能有任何表态，就是现在日本政府发表如何处分之后，如果没处分的话，甚是被动。
陆奥明知旅顺屠杀平民是事实，但又不能做任何公开表态，尤其是处分有关责任者等于承认了事实，不处分有关责任者又在国际舆论面前非常被动。
旅顺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使日本政府非常惊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随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亦面晤陆奥，谈及旅顺口屠杀事件时，“虽所言与美国公使略同，然其口气冷淡，令人可怕”。陆奥不敢怠慢，急电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可是，要采取善后措施和调查这次大屠杀事件，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就都有涉及责任问题的危险。而召回在国外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不仅在接替人选的安排上有困难并影响士气，而且政府也有可能遭到军部反击。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同陆奥商谈后，下达指示：“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其否认事实和指鹿为马的惯用手段了。
于是，陆奥宗光一面致电《纽约世界》杂志“辟谣”；一面向其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发出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的训令”，内称：
“请记住，在向部内及他处有关人员提供资料时，务必运用以下诸点：(1)逃跑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大部份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在架子上)，受到很大的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大约三百五十五名中国俘虏，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
他煞费心机地编造出来这些谎言，其目的是统一口径，以消除日本政府内部的步调不一现象。不久，陆奥又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发给日本驻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使，并将日本政府决定发表“辩解书”的原因通知他们说：“关于占领旅顺口之际所发生的事实，因来自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声誉，且使外国人往往怀有不快之感，对我甚为不利。为此而起草了关于上述误传之辩解书。”注17这就是公诸报端的《陆奥声明》。陆奥在公开声明中，一面为日军的暴行辩护，说什么外国记者关于旅顺惨案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一面腼然人面地谎称：“旅顺陷落时，中国兵士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把他们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土。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
自我狡辩
面对西方舆论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首先将屠杀行为解释成“对中国军队残忍行为的正常反应”。西方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日军在攻占旅顺时，发现此前被清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杀害并遭到肢解。被日本政府收买的美国自由撰稿人卡蓬特为其辩护道：“即使军纪严明的美国军队，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与日军有区别吗？ ”类似论调认为，旅顺大屠杀只是一次过激的以血还血的报复而已，“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有日本学者认为，正像1937年秋后的上海战役（淞沪会战）日军遭到重创（战死约15000人）而“复仇情绪高涨”，从而引发了“南京虐杀”一样，1894年11月18日的土城子之战则成为“旅顺虐杀的导火索”。并指出：“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当时发生了清兵凌辱日军尸体事件，对我军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军大怒的氛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日本和国外的许多文献指出，对凌辱的报复情绪导致了旅顺屠杀。”
日寇进行连续三昼夜的血腥大屠杀，那么旅顺大屠杀真是由于所谓的土城子之战中“清军辱尸”所引发的日军自发“报复情绪”导致的吗？
土城子之战本是一场小仗，之所以成为轰动世界舆论的重大事件，是与日本方面大肆渲染的“凌辱尸体”密切相关的。
所谓“凌辱尸体”，主要有二：一是割下敌尸首级；一是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第一项应该是真实的，“枭首”是古代战争沿袭下来的一种野蛮习俗，到了近代仍未完全废除。
本来，旅顺清军曾下达过“不准割取首级，割首级者不赏，以防耽延时刻有误行军”的命令，但拱卫军士兵不顾军规而割下了中万德次中尉以外的11颗首级。中万战死后，其手下军士“恐中尉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
所以，日本有人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的话，可以断言乃是捕风捉影之谈。
至于说清军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日军骑兵搜索队被拱卫军击退之后，清军对敌人所遗尸体“削鼻、挖眼”是何人所见，并无直接目击者记载。
既然尸体已被清军割去首级，又怎样看到被“削鼻、挖眼”，岂不自相矛盾？事实上，日军攻进旅顺之后，发现了被割取的部分首级，并无“削鼻、挖眼”的触目惊心景象，而看到的只是“被野狗啃啮”的惨状。可见，“削鼻、挖眼”之说缺少证据。
尸体被“破腹”，恐难说是清军所为。因为日军重伤者举刀自杀，有的割喉而死，有的可能切腹而死；特别是经过一夜暴尸荒郊，当地野狗成群，饿得到处觅食，闻血腥而至，必撕咬而食之。这在一些西方随军记者的笔下多有描述。
无论怎么说11名日军被割去首级一事，并不能得出日军可以滥杀平民的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所谓“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手渲染起来的。日军担任进攻旅顺的主力是第一师团，其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便是这一所谓事件的制造者。
为了鼓舞士气，山地特意要借题发挥，宣传为一次“凌辱尸体”的事件。其手段可谓卑劣。但山地却以此为得意之笔，借机鼓动道:“面对如鼠贼般的敌兵，尚遭今日之战，遗憾也。明日之战我必亲自指挥！”
19日，即土城子之战的第二天，山地在双台沟附近见到卫生兵抬着在土城子阵亡的士兵尸体时，大声叫道:“噫！清兵惨烈何以至此？自今而后，再遇清兵，一人勿许生还！”
他的这种情绪不仅直接感染了联队长以下的所有军官，而且对全体士兵都是极大的煽动。
屠杀发生后，日本官方变成“旅顺清兵脱掉制服，换成居民便衣，藏于居宅空屋中进行抵抗。部分居民也奉命以武力抵抗。”意思是说，日军所屠杀的不是继续抵抗的便装清兵，就是奉命作战的居民。
有日本学者也声称“（旅顺败兵）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伏于居民家中。日本军队于扫荡中难以区分败兵与居民。于是，凡是壮丁，估计可能是士兵者，都毫不留情地杀了。……大量屠杀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但（中国）正规兵的便衣化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辩解者一方面承认日军“大量屠杀俘虏违反国际法”，一方面又归咎于清军“正规兵的便衣化”，这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即使有少数清兵未来得及随队伍北撤，无奈便装分散隐蔽，既谈不上违反国际法，也不能成为日军“大量屠杀俘虏”和大量屠杀平民的理由。
事实上，日军在进攻旅顺之前已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
随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谍向野坚一即坦言：山地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陆军大将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也在旅顺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日方的记载还证明，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和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都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
那么，作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的大山岩大将，对于所属第二师团所犯下的如此严重的战争罪行，是否毫不知情而可以置身事外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说大山岩对屠杀并不知情，无论从军事作战纪律还是从情理来说，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指出：“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连原先倾向日本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也认为：“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都强调了旅顺屠杀的责任主要在统兵官员。
因为当时在旅顺的西方人士都非常清楚:“日军司令官和他的所有将军们都知道，大屠杀正在一天接一天地进行。”大山岩是旅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对于接连4天的大屠杀当然不会不清楚。此其一。1894年11月21日午后，日军在旅顺的屠杀已经开始了，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一面命军乐队奏“君之代”，一面听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克里尔曼看见他此时正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可见，他不但完全清楚日军的屠杀，而且还为此而感到满足。此其二。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旅顺屠杀期间，他专门派他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去做西方新闻记者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将日军的屠杀报道出来。若不是他心中有鬼，何必多此一举？此其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大山岩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和最高责任者。
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既非因清军“辱尸”激起的“复仇情绪”导致的“自发”报复行为。更不是日军辩称的只是消灭“便装清军”与“武装抵抗居民”的战斗行为。它是在日军高层将领的直接命令和间接煽动下对无辜的普通中国民众的野蛮屠杀。也许正如美国报纸所说，这一刻他们“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
瞒天过海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一边重金贿赂希求美化，一边竭力封杀真实声音，像克里曼这样进行真实报道的记者，均遭日本政府的孤立冷对，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还大耍两面派手段，对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一律回拒，假称“已将受伤人员送入我军野战医院疗养，红十字会所送物资我军代为转交。”
在此后进行的威海卫战役后，日本的战地红十字会主动为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释放了所有俘虏，并准予中国军舰“康济”号在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战败自杀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灵柩离开。
所有这些举措，都在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员的众目睽睽下进行，并通过公开的报道和秘密的情报渠道向全世界传播，大大扭转了旅顺大屠杀造成的恶劣印象。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就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这支所谓“文明之师”中的很多成员，正是参与旅顺大屠杀的同一批人。而当时的清政府却压制国内报刊发行，严格限制国内舆论宣传，反让日本抢占话语权，将屠杀暴行由黑抹白。
英勇抗争
旅顺陷落后，许多民众拿起铁锤、斧子、砍刀、扁担，同日军殊死搏斗。他们中有陈永发，用织布刀杀死日本兵；有无名少年，潜入敌营毒杀日军；有水果店店主谢佩桐，夺刀杀敌；还有苑铁匠，一柄铁锤击杀数名日本兵……他们手里没有像样的武器，但有一颗勇敢的心。靠织布为生的机匠陈永发，住在旅顺南山附近，当年他18岁。日本兵打进旅顺时，他和全家人向东逃难。当走到韩家沟时，遇到日军放炮，他3岁的妹妹受惊哭泣，日本兵寻声走来，家人没有办法，只得丢下孩子。日军发现小孩，便用刺刀将孩子刺死。走在后边的陈永发看到这一情景，上前用织布刀将鬼子杀死。一个叫乔斌的少年，父母双双被日本兵杀害。大屠杀后的一天，他潜入日军的一个兵营中，把毒药投进饮水井里，结果毒死了不少鬼子。当这位少年再次潜入兵营中准备投毒时，被日本兵抓住。牺牲前，他慷慨斥敌：“恨我没有把你们这些强盗全部杀尽。”20多岁的谢佩桐在南山冈开一处“顺兴利”水果店，一个鬼子踹门进来，抓住他的发辫就用刀砍，哪知谢佩桐会武术，一脚踢掉鬼子手中的刀，顺手拾起刀向鬼子头上劈去，鬼子惨叫一声倒下了。居住在黄金山南山冈火神庙前的苑铁匠，手持大锤掩藏在门后，鬼子一伸头窥视，苑铁匠就使出全身力气击碎了鬼子的脑壳。他一连击杀了五六个鬼子，最后被鬼子枪杀。水师营佃工老王正在井旁担水，鬼子举刀砍来，老王眼疾手快，举起扁担把鬼子的头击碎了。家住碾盘沟的孙家正，那天正在办喜事。一个日本兵闯了进来，新人躲进天棚，凶狠的日本兵用刺刀向天棚上乱刺，新郎被刺伤，新娘上前救护，日本兵发现后欲行非礼，新娘气愤地用剪刀将其扎死。
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旅顺民众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抵抗，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抗争故事，证明了他们是堂堂正正、有着民族风骨的中国人。
冒死查证
由于日本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掩盖、矢口否认。1935年，孙宝田冒死进行查证，证实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为两万人。孙宝田是大连金州人，生于1903年。1910年起，他师从辽南名儒郑有仁十年，曾与著名将领万毅（大连金州人，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同窗。1929年春，他与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同班同学毕维藩一道，被溥仪的顾问罗振玉收为弟子。罗振玉自1928年起定居旅顺，其大云书库随时对这两个弟子开放。1930年，孙宝田又拜光绪甲辰科（1904年）进士王季烈为师。
1935年5月，孙宝田出于民族义愤，开始着手实地调查四十一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前往旅顺，谨言慎行，辗转找到了知情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
“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死难者的骨灰葬在白玉山东麓。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
“余根据鲍君所言，曾将日军屠杀旅顺事实详记始末，载在文献中，以告国人。”孙宝田查实，旅顺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为两万人，是日军公布数字的一倍！
当时，旅顺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孙宝田完全是冒生命危险去查证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人数的，其风险不言而喻。
永志不忘
为遮掩和毁灭屠杀罪证，从1894年11月下旬到翌年的1月中旬，日军先是对旅顺市街的被害者尸体进行了清理和草草掩埋，继而焚尸灭证。日军及其殖民机构将从市街里和水师营等处抓来的中国人编成三组抬尸队，分别把尸体抬到三个地方焚烧。第一处为万忠墓的沟下；第二处为修建船坞时的旧窑处；第三处是黄金山东麓。据《旅大史话》记载：（两万具）尸体抬了一个月才抬完。
焚尸的材料用的是煤炭和木船的船板与木块，并配有煤油。焚烧过程中，日军用铁条、铁管做成支架，将死者尸体支起来，以使其充分燃烧。骨灰集中在四口大棺材内，丛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坟前立一木桩，写有“清军将士战亡之所”的字样，借以欺骗世人，掩饰屠杀焚烧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和俘虏的罪行。
1896年11月，日军撤出旅顺后，清朝官员顾元勋树立了万忠墓的第一块碑石，亲书“万忠墓”三个大字并修建享殿，以示祭奠。后又分别在1922年、1948年经过维修并树碑。碑阴铭文记述了日军暴行和重修万忠墓的经过。
1994年是旅顺大屠杀百年，旅顺口各界人士重新安葬甲午战争殉难同胞。并于11月21日旅顺各界隆重举行“甲午旅顺殉难同胞百年祭”活动，并树立了万忠墓第四块碑。重修后的万忠墓陵园占地9300平方米，纪念馆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
1963年，万忠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万忠墓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6年5月25日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