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跳舞时，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驯服自己的那个“假胸”。少了个乳房，她花400块钱买了一对硅胶义乳，用了十几年，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
“有二三两呢”，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把义乳塞进去。有时，跳着跳着舞，两个胸就一高一低。
绿洲艺术团合照。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张彦君
►
本文5040字 阅读9分钟11月6日上午10点，昆明癌症康复协会的一间会议室里，绿洲艺术团的20多位团员正在排练一支彝族舞蹈《烟火舞》。
把棕色笨重的会议桌推走，就是一个排练场。65岁的祝兰珍身形灵活，拧肩、松胯水到渠成。张渝生是舞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性之一，他脚踩一双黑色高帮的广场舞鞋，动作流畅。
绿洲艺术团原是昆明癌症康复协会下的一个文艺队，成立于1996年，团员都是癌症病人。
没人能说清团里这么多年具体有多少成员，在绿洲，不时就有人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断地有新的病人加入。现在最年轻的一位团员58岁，是去年加入的。只要热爱文艺，通过昆明癌症康复协会，都能加入绿洲艺术团，前提是癌症病人，有团员开玩笑说“我们团的门槛高”。
成立25年，绿洲艺术团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常被邀请到各处演出。除了云南，北京、深圳、陕西、山东等地也留下他们的舞姿。有团员告诉记者，她进团里，是受到氛围感召，抱团抗癌。
绿洲艺术团参加演出。受访者供图
“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
正式排舞前，先来一段热身，大家一起练中华通络拳，站在最前面领队的是一个戴着贝雷帽的老太太。老太太叫齐德明，今年70岁，出拳劲道。单腿站立时，脚底像磐石一样稳。
在团里，齐德明德高望重，谁见了都要喊一声“齐老师”。她年轻时在工会组织群众工作，现在说话仍中气十足。
齐德明是乳腺癌患者。2000年，刚进团时，还在做化疗。
生病那年，齐德明48岁。一天早上醒来，枕头上躺着一窝“小鸟巢”，全是自己掉落的头发。她眼泪啪嗒一下掉了下来。化疗夺走了齐德明的头发，也夺走了她生活的动力——生病后，从病床走到门口，都走不到。
“算算家里的钱，按每个人50%，先还掉人家”，当时她儿子找亲戚借钱开了一家餐馆，倒闭了。齐德明向儿子交代后事，还要求自己死后，把一对眼角膜捐了。
单位领导见她状态不对，介绍她去癌症康复协会下属的绿洲艺术团。第一次来绿洲艺术团时，团友们正在跳一个新疆舞。
“你们这跳的是什么，手都伸不出去，新疆舞应该是劲歌劲舞”， 边说，齐德明边拉开架势示范。
齐德明有不谦虚的底气，她是老知青。16岁下乡，加入了宣传队，背着包袱、铺盖，成天在云南边境的村子里巡演。齐德明翻出几张黑白照片，一个扎着两条大粗辫子的女孩手抱着琵琶，要不就是肩膀上架着小提琴。“装样子的噻”， 齐德明笑着说。一笑，嘴巴便瘪了下去。
但跳舞却是实打实的真把式，年轻时，齐德明可以一下把一条腿抬到树上，两个胳膊还能抱住树。
在乡下的空地上，她自学芭蕾舞，练会了《白毛女》里的《北风吹》片段。云南少数民族多，哪个民族的舞蹈，齐德明一学就会。听到音乐，就能编舞。
进了绿洲艺术团，本来都想准备后事的齐德明有点惭愧， “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在绿洲，每个人头上都会顶着一个标签“某某癌”， 齐德明得的乳腺癌治愈率高，在里面算是轻的。
陈明是绿洲艺术团最早的一批成员，刚来时，绿洲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文艺队，成立不到半个月。
“我们当时毫无编舞能力，跳的都不算舞，只能算一种健身娱乐。”陈明戴着一副眼镜，扎着辫子，头顶冒出了很多白发。她是一位绒癌患者。
得癌症时，陈明32岁。当时医生告诉她，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有80%。做完手术一年多，陈明也不想出去见人，呆在家里，又总是胡思乱想。她第一次来绿洲时，几个人正在跳舞，每个人笑容都很灿烂，一个工作人员问：“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
进了艺术团，齐德明担起了编导的职责。她想把绿洲往一个专业的歌舞团上打造，拉来自己的双胞胎姐姐一起编舞，还找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教团友跳舞。慢慢地，绿洲艺术团团友们的舞技上去了，演出多了，在昆明文艺圈慢慢打出了名堂。
11月9日，齐德明在跳舞间隙对镜整理头发。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
团友
一支舞结束，中间休息了十多分钟。祝兰珍像只黄鹂鸟一样，在人群里飞来飞去。走到哪儿，哪里就是一片笑声。
“别人叫我们‘少奶奶’，哈哈哈……”， 祝兰珍毫无忌讳地拿自己的疾病打趣，她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1997年，祝兰珍确诊乳腺癌。做完手术，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她掀开衣服，一条长长的竖刀疤从锁骨延至肚皮，一边的胸部凹空了。
生病前，祝兰珍是一家工厂的职工，16岁进了厂，退休前是开包装机的。她是机长，一条流水线的质量、任务量都压在她头上。自己的性格好强，每年都想争“先进机台”的称号。完不成任务，“着急啊，上火啊”。在厂里吃饭，祝兰珍没上过桌。打了饭，端着一路吃到车间，洗洗碗，继续干活。“像跳舞这些”是她从来都不感兴趣的。
切掉一个乳房两年后，祝兰珍又被推进了手术室。腋窝长了包块，10根淋巴被清除掉了9根。又过了四年，祝兰珍的子宫和卵巢一起被切除了，上面发现了肌瘤和包块。“我是个老挨刀的”，她说。
第二次手术后，祝兰珍申请了提前退休，那一年，她43岁。
刚进绿洲艺术团时，她只敢站在后排，觉得自己跳得不好。但看着跳得好的人，心里又羡慕。排练回去，她在家开着音响，开始回味，哪个动作跟哪个动作连贯，“如果卡在那一点，就走不下去”，不自觉就用手比划起来。
刚学跳舞时，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驯服自己的那个“假胸”。少了个乳房，她花400块钱买了一对硅胶义乳，用了十几年，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
“有二三两呢”，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把义乳塞进去。有时，跳着跳着舞，两个胸就一高一低。
刚买的新胸罩，祝兰珍会重新加工一下，拿一块新布缝在胸罩里面，针脚缝得严严的，漏一个小口，这样把硅胶义乳塞进去，就不会移动。
绿洲艺术团参加演出，第一排中间为张渝生。受访者供图
67岁的张渝生，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喜欢把发白的短发从脑门后梳到耳朵前，张渝生说自己身体素质一直很好，还是半大小伙子时，常到海埂公园一圈圈地游泳。
2006年，被查出肺癌，做化疗时，别人连喝口水都要吐，他还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买来的米线。
张渝生曾是艺术团最积极的团友之一。但在去年，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离世而一蹶不振。
张渝生和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在宣传队里。张渝生会跳，会唱，嗓音高亢，宣传队里排《智取威虎山》，演员在台上演，他在旁边唱。既唱杨子荣的唱段，也唱少建波的。没有麦克风，全凭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他的肺活量高，在乐队里还吹小号。
一次，妻子把一根软软的竹竿伸到人群中，说“愿者上钩”，竹竿正好碰到了张渝生的后背。见大家一起哄，妻子红着脸跑了。从此之后，宣传队里的人就开始把二人往一块撮合。
去年，张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从确诊到走，只用了7个月。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
家里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的药盒；饭桌上，几盘剩菜，用保鲜膜封着。一条吃得只剩下头的鱼最抢眼；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纸箱。书柜上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一头卷发的女孩靠在一个穿着白衬衫男孩的肩膀上，两个人笑着望向前方，这是张渝生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
“她在时，家里清清爽爽的。她一走，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堆越多”，站在客厅中间，张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妻子是干家务活的一把好手，结婚后，张渝生连一双袜子都没洗过。
妻子走后，每天早上四五点，张渝生就坐在沙发上流泪，“很孤独”。在生活上的无力感，更加重了思念。他不想出门，不是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就是去院子里站着。绿洲排练，再也叫不动他了。
“如果到了我撑不到的那天，我会去找你的”，张渝生常在深夜发朋友圈。绿洲艺术团团长周韵律看情况不对，给他打电话，“艺术团不能缺了你，你要为了大局着想”，才把张渝生叫出了家门。
现在，张渝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周六是绿洲艺术团排练的日子。张渝生早晨7点就出发，和小外孙女告别后，往公交车站赶。
段立在“告别演唱会”上跳舞。受访者供图
“告别世界”的演出
在绿洲艺术团，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提起一个名字——段立，团友们描述，她脸白白的、腰很细，身材、模样都很好，团里都叫她“小水仙”。
团友们说，段立是个“舞痴”。每次排练，来得最早，练到衣服能拧出水来再走。家里专门有个练功房，每天早上，还会去游泳、健身。
2018年9月的一天，绿洲艺术团的成员都收到一个邀请，段立请大家参加一场演出。
一个小剧场里坐了五六十人，现场还有乐队，除了绿洲的团友，段立还请来自己一群玩乐器的朋友，她的主治医生也坐在台下。
“谢谢大家接受我的邀请……”段立穿着一条银色的裙子，化着妆、拿着话筒站在台上，为自己主持。
这个时候，陈明才明白这是段立给自己做的告别演出。演出的前几个月，段立的肝癌复发了，手术效果不好。
段立和绿洲的姐妹合跳了一支藏族舞，她甩着长长的水袖，一遍遍地转圈。腰不似之前灵活了，但精神看起来不错。
随后是一段独舞。段立换了一身白色的蒙古族长裙，裙角缀着湖蓝和金色的镶边。脚踩银靴，她伴着音乐，身体后倾，有韵律地抖动肩膀，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感谢绿洲的姐妹们，永远为我留着一扇门，愿好人一生平安，愿世界永远美好”，跳完舞，段立举着话筒说。说最后几个字时，她声音哽咽，说完，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个躬。
陈明回忆，跳完那支独舞后，段立的脸色煞白，“她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告别，想让大家记住她最美的一面”。
一个多月后，大家听到段立去世的消息。
段立曾留下遗言：“不要送别”。“她是把自己的生命扔进舞蹈里了”，陈明说。
段立的离开给绿洲的很多人都带来震撼，“她想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留给大家，走得很有尊严”，陈明说。
陈明在绿洲艺术团有一位病友，叫万蕾。陈明说万蕾是一个乐观的人，一直为治疗自己寻找各种新的疗法。患病期间，还生下了女儿，满怀欣喜地迎接了新生命。“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活着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陈明一直记得万蕾的话。
去年中秋节时，万蕾去世。告别仪式上，丈夫深情回忆：患癌十九年来，她实现了做妈妈的愿望，成功教育了美丽的女儿成长。她还努力帮助穷困的癌友，帮助他们与癌抗争。她从没有放弃过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就是群体抗癌。什么是群体，群体就是和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团结友爱。这个力量能支撑着我走过很多艰难困苦。另外一方面，在活动中，人也得到锻炼，更加能体会到生命价值的存在。”齐德明说。
11月11日，祝兰珍卧室阳台的绿植生机盎然。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
日子，重生
在柔缓的音乐下，一个挑着水桶，傣族服饰打扮的小姑娘跳着舞，去参加泼水节。突然四个戴着面具、穿着黑衣的“癌魔”张牙舞爪扑过来，音乐变得惊悚起来。小姑娘躺在了地上，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跳了出来，扶起了她……
2011年，齐德明用癌症病人的经历和傣族舞蹈的表现形式，编排了一个舞蹈《泼水节的祝福》，这个节目被中国抗癌协会选中，被邀请到了北京的北展剧场表演。2006年，绿洲编排的舞蹈《花腰带》也曾在北展剧场演出过。
为了《泼水节的祝福》呈现最好的效果，齐德明带着大家排练了一年多。
“比我们上班的还忙，你是挣欧元还是挣美元？”加入绿洲艺术团后，儿子有时会调侃齐德明。
但儿子也向记者吐露自己的心里话，他很为母亲开心。齐德明确诊乳腺癌时，整个人变得很消沉。“每天穿着睡衣睡裤在家里走来走去，不愿出门”。加入了绿洲后，人好像又有了主心骨。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11月的昆明，草木繁茂，毫无萧瑟之感。排练结束，大家相邀去黑龙潭公园赏枫叶。团里女性居多，穿得花花绿绿，列成一队，爬一个小山丘。公园广播里放了一首少数民族歌曲《尔吉》，“哦……哦……”大家跟着喊了两嗓子，余音悠长。
“后面的这些山我都爬过”，陈明指着黑龙潭公园外的一些山头说。患病之后，陈明喜欢上了登山，还当过“驴头”。50岁那年，她登上了哈巴雪山，这座山被称为登珠穆朗玛峰的“敲门砖”。
陈明常和朋友出去自驾，啥时候想吃饵块了，再掉头回来。一般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川西线基本走遍了，新疆也走了大半。她离婚了，一个人生活。
陈明现在在考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她以后想做临终关怀的工作，“死亡对于癌症病人，特别是晚期癌症病人，是必须去接受的事实，但如何为自己的死亡做一个决定，保持自己生命的尊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心理咨询。”
和丈夫离婚后，祝兰珍还谈过一次恋爱，谈了几个月，祝兰珍告诉对方，自己做过乳腺癌手术。如果不介意，就接着处。对方听了后，回了句“处处看”。回去后，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
祝兰珍的卧室和客厅里摆满了一盆盆的绿色植物，肥肥的多肉一串串簇在盆里，几乎要炸开。“你看，绿油油的”，望向这些绿植时，她的眼里满是温情。饭桌上还摆着一大盆紫色玫瑰花，假花，但一副旺盛的样子。祝兰珍很喜欢被生命力包围的感觉。
现在她和儿子一起住，儿子37岁了。没结婚，她也不催。“日子是他自己的，我把我自己照顾好就得了”。家里养了只猫——一只7岁、肥得没脖子的蓝短。
不想出门时，祝兰珍窝在家里的吊椅里，把脚一盘，看小说。客厅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傍晚，夕阳的光洒满了沙发，她往外看，忍不住感慨：“啊，这日子太好混了”。混着混着，24年过去了。
有一次，有人问她多大岁数，她回“24”。重生的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