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渊
“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史学则教人冷峻。”这是家范师在《大学中国史》的后记中作为收尾的话。冷峻并且通达，一直是老师面对历史的态度。《大学中国史》的后记中还写道：“或许因为属虎的缘故，生性好动，固执不变，我做不到；没有想通之前，强制着改变，我也做不到。”很多前辈学者谈及老师时，都特别提及他求新，善于吸收新事物，且涉猎广博。我从2007年开始追随家范师读书，从时间上说，是师门中比较短也比较晚的。老师盛年时思想上的能量与热量，只能追想了。不过，他永远求新、求变，综冶诸家而有定见，这都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感受强烈的。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的第一节专业课是韦伯。当时历史系开设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便是相应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用社会学的经典教材，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这大概在历史系是空前绝后了。后来刘志伟老师告诉我，1980年代老师就曾给他们推荐这本教材作为了解社会学的门径，并且寄书到广州。
老师讲韦伯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有两点印象深刻。第一，老师很重视韦伯对资本主义疑虑的一面。第二，老师对韦伯的精神分裂有很深的共情，对其象征意义尤为看重。1994年老师专门有一篇文章题为《追悼韦伯的精神分裂》（发表于《学术月刊》，后改写为《历史深处的追寻：宗教气质与精神分析》，收录于《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韦伯的“价值中立”与“新教伦理”，老师承认这其中的论证需要推敲商榷，但是说了一段很耐人玩味的评论：“韦伯的正面论证大有斟酌的余地，但反驳却非常有力。”最后他说：
据说，在本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韦伯从西方大步走向东方，备受青睐。他来到中国是迟了，而且受欢迎的程度不算热烈。我不知道从哪里感觉到，人们欢迎韦伯，或者批评他也好，都只是停留在他学术的表层，只记住了他著名的“公式”，一心想修正或者发展这些“公式”。可是，最难忘却的，应该是韦伯面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所产生的创造和痛苦。
因此，我要深深追念韦伯的精神分裂。
熟悉王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曾“五十学易”。老师自己也讲过，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易经》用力很深，乃至于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后来老师有一次对我说，卦象是警醒自身处境中的诸种动向，尤其是可能的“险地”。如果坐实当做未来预测，那就是骗人骗己了。
也许巧合的是，他对韦伯的精神分裂理解特别深刻，也是在这个时期。从1980到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大断裂，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之迅猛，也在时人意料之外。我的体会可能不准确，但我从这里感受到，老师与韦伯强烈共情的地方在于，那个时间节点的世事令人沮丧，但结构性的转变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作为学者，总想尽力探究这个社会演变终将延伸向何方。所以老师很推重韦伯精神的痛苦之中迸发巨大的创造力。
当时的课是从下午到晚上连上。下午讲韦伯、涂尔干、帕森斯，晚上我们各自报告专题研究。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研究题目，刚入学的硕士生们无话可讲，就听前辈们报告。当时胡铁球兄也刚刚入学，是对歇家研究热情最大的时候。铁球对歇家的热情，老师在为他所写的序言中描述很生动了：
有人开玩笑地跟我说，华东师大几乎要被他“歇家化”了。谁不知道歇家，他一定揪住不放，免费为其启蒙，直闹到有的人远远见他身影，赶快绕道而行。（《明清地方官的“猫鼠游戏”》，《明清歇家研究》“序”）
诸公毋以为演义，这实在是实景实写。当时不仅我们同门，前后两三级的中国史研究生，几乎都曾被他拉去宿舍谈歇家至深夜一二点（当然仅限男生）。有一回铁球兄很郑重地和我说：“思渊，一定要研究dú chá！”可惜当时我实在听不懂他的茶陵普通话，过了很久才弄明白是“图差”（清代州县派至乡村中的税收胥吏），就与这个重要课题失之交臂了。
所以很长时间里铁球都是晚课的主角。老师那时经常抛出一些刁钻的问题，并且引我们“围攻”铁球。铁球在他大著的后记中说我们曾经给他“提供过史料和意见”，大概就是指我们那些年的“群起而攻之”吧。我们的师兄弟之间，直到现在仍然会为了史料解读争得面红耳赤，老师的课堂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晚课上，交锋最激烈的大多还是明清赋役制度史的话题。老师对粮长制度和周忱改革讲过不少议论，虽然没有发表过专题文章，但是他对这一方面的材料其实用力很深。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制度变革中，后一个阶段“揭发问题”的材料，往往能显示出前一个阶段的实际情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一个阶段的制度改革，就能完全解决之前的问题。周忱改革当中暴露出大量粮长制度运行中的问题，但是周忱改革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困境，则要到下一个制度变革的阶段中显现出来。
当时老师的课上也经常有外专业的朋友来旁听。比如杨奎松老师的高足徐进兄从不缺席，每发宏论。与他同样坚持打卡的还有杨国强老师的高足王郡。还有一位上海交大附中的老师彭禹，每次从嘉定赶过来闵行旁听，也几乎一周不落。当时王国斌教授的博士生Maura Dykstra在华东师大访问，也一直参加讨论。有一次老师还请她专门谈对“新清史”的看法，那是2008年。
第一学期的晚课结束，寒假我们要各自回家了。老师就问：能否在网上建个论坛，继续讨论？春节在家，我就在网上找免费的论坛平台，当时还很不少。很快论坛建好，报告老师，他当然很高兴。几年后论坛的代码出了bug，我实在不善此道，暂时搁置。再后来微信起而代之，论坛就寿终正寝了。
论坛取名“思古勉今”。我们入学不久，老师就经常讲起吕思勉先生的成就，尤其服膺其通史的眼光与功力。当然也讲吕先生与华东师大的关系。2007年老师曾经给师大历史系全体研究生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吕思勉与“新史学”》（后来发表于《史林》，收入《中国历史通论（修订版）》）。所以我当时就很自然就想到化用吕先生的名字。寒假回来之后，老师还说过一次：“这个字倒拆得蛮好的。”
此后，老师就经常在论坛上贴史料，挨个点将，要我们写史料分析。那个时候，常熟图书馆将三个年份的《徐兆玮日记》点校稿放在网上。当时老师就特别注意这个材料，选了其中片段放在论坛上，让我们讨论。老师并且特别提醒冯志阳兄（周武老师的博士生，现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注意这个材料，因为那个时候志阳兄已经确定要写“庚子救援”，如今这本大著已经出版了。（《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徐兆玮日记》是一宝库，足可细细发掘。周三得悉志阳将有庚子之作。此十通函，为前一年士人心态的一个侧面，聊可备溯庚子之由来，故呈录以下。王泛森有《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陈瑚、陆世仪與蔚村》文，大陆学界反忽视此类发掘，可一叹。兆玮对此两人推崇备至，渊源自见。晚清常熟士人的经世思想，亦是一大题目。（原贴发表于2008年2月23日）
还有一回，老师在论坛上贴了顾炎武谈“一田两主”的那段经典材料：
……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私相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天下郡国利病书》“漳州府”条）
老师要我们每个人写史料分析，此后我们在网上“鏖战”了一个星期，当然没有结果。但这个过程中，各自都努力找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从各种角度理解顾炎武的议论，也理解到明清地权研究的复杂性。
对于老师那一代学者来说，经历过“五朵金花”的论争，关心地权与土地制度，是自然而然的。这其中的一些提问角度和研究范式，今天看来，可能与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是隔膜的。但是他跳出时代制约的地方在于，不再纠结于公有与私有的辩论。他说：“只着眼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一端，以此想在私有与国有之间辨出个非此即彼的泾渭分界，自然事倍功半。”（《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中国历史通论》）
《中国历史通论》中专门有一章谈“产权的发生学”。这很明显是受到政治经济学影响的提问，有类于洛克等讨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比如他引用《孟子》中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并不做实，也不证否，而是视作“集体无意识”。他随后评论道：
以致陈守实先生也当真起来，反驳说岂有实物地租（贡）在劳役地租（助）之前的道理。其实，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中国当国家形态成形之初，三种“地租”形态竟差不多同时并存；而且他们还成为后世赋税制度的原生模板，影响至深。
这样的眼光，与他同辈以及前辈的学者都是大不同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断语，很显然受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他紧接着讨论“贡”：“既是古老习俗顺理成章的活用，也实在是非常开明的‘指令经济’的初创，最少‘制度成本’。”这也能看出化用了希克斯与科斯的概念。
《中国历史通论》中对产权的辨析，毕竟还是非常在意“国有”与“私有”的辩论，推到了以“国家最高产权”笼罩整个土地制度的解释框架。后来老师对此是有反思的。2005年《历史教学问题》发表了一组教学研讨《“产权辩证”研究生课堂讨论》（后收录于《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这组讨论中，瞿骏和黄阿明都提出了不少批评。老师的回应是：
这几年我也在想，强调传统中国虽然也存在各种私有产权的形式，但归根到底仍然摆脱不了“国有产权是最高产权”的制度底气，到底有没有毛病？这种看似有力度的批判，概念解释上，好像有两方面的毛病。一是误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并非完全是历史的“实在”状态。二是混淆了作为具体的“国有产权”形式与制度层面国家对其他产权形式的“制度约束”两个不同的概念。犹如政权作为运动员或裁判员，执行的功能是不同的。与五年前相比，我的认识也发生许多变化。现在认识到，对产权制度的讨论，重要的不在于简单的、笼统地定性，确认谁好谁坏，而是首先必须将它放在历史过程中，说明这种“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然后才可能讨论它是否有“效率”，是什么样的“效率”。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抉发，其一是将国家理解为产权形式的“制度约束”，其二是强调要理解“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最近这些年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与出版的规模都很大，研究也层出不穷。不过，“制度约束”的这一层意思，可能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做。
另一层意思，理解“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困难在于感知有时历史何以“不得不如是”。后人看来有很多选择与出路的历史，在当时具体情境中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我写博士论文时，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批评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大国”难题，没有通融理解。他当时说：“中国财政的背后，有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大国’经济管理难题，也是‘大国’政治管理难题。”
这个“大国”难题，可能就是中国历史有时“不得不如是”的内在逻辑。所以老师很推重张荫麟先生的一段议论：“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统治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决。”（《中国史纲》第七章）他进而评论道：“事实上，这一‘空前大问题’不仅始皇帝没有解决好（迅速灭亡便是明证），历代帝王都无不为之处心积虑，一代又一代不停地补苴罅漏，直到清亡，仍然悬而未了。”（《中国历史通论》）
他在《大学中国史》的序言中，也专门有两段话讲“大有大的难处”：
靠了“大一统”提供的特有空间优势，历史在运动中永不会终结，不论灾难多么严重，中国社会都能周旋于巨大的空间里，新陈代谢，起死回生，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强韧的。
大的好处明显，不多说了。大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起来，不统就神散形乱，还不如小国寡民好管。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统”必须讲求章法，统死了生气全无。
中国历代王朝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从传统，在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上有其红利，但也在社会治理与社会经济结构演化方面面临他处所无的深重困境。不论是写通史，或者做个案研究，这一点可能都是老师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
老师在讲中国通史的时候，看重通贯感，推重史家对历史内在逻辑的把握。他自己曾经说“在我看来，课堂教学上，从来也不存在固定的或标准的模式。每个教师教的中国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国通史。”他下了很大心力解读张荫麟与吕思勉，也是推重两位前辈史家能对中国通史形成一家之言。
老师看重通史教学还有一层意思，他认为教授通史能快速锻炼青年学者，补知识短板，也能将自己的研究题目放在大的历史脉络里检验，发现推进的方向。我刚刚到上海交大工作的时候，接手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概要”，从先秦讲到清代，一个班一两百人。这种大课很辛苦，评教也不高，所以一般并不认为是“好课”。但老师很鼓励我去上，特别写邮件告诉我，年轻人上通史课对于自己的学术积累大有帮助，现在多数历史系里中国古代史教学，每人各管一段，未必是好办法。并教授我他当年上通史课的经验：以通鉴为线索，讲主干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每年换不同的专题，不重复，多年之后，教学相长，大有裨益。
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陪老师聊天，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周写邮件、发短信老师都没有回复。我当时心里很慌，从闵行跑去中北，到了丽娃大厦老师的家门前，很紧张地敲门。过了一会儿，老师打开门看到是我，大笑了几声，迎我进去，又聊了一个晚上。后来我知道，那几天正是师母身体很不好，全是老师一力照顾，实在没有精力旁顾其他。
好像从那之后，脸皮也变厚了，常常没打招呼就跑到丽娃大厦。老师总是笑呵呵开门，烧水，泡茶。他点起一支烟，有趣的话题就自然流淌出来。学林掌故，对时政的看法，再到上港队的比赛，间又穿插他驾驶“宝马”（他的电动轮椅，并且很骄傲是昆山生产）“视察”枣阳路的观感。他滔滔不绝，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自己记忆力不够好，没办法都吸收下来。
现在，我最怀念那扇曾经随时为我们打开的门。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