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重要问题。故《孙子兵法》即开篇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宋元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从多政权并立走向大一统，并且疆土空前拓展的时代。4月24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四场云端论坛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从研讨班“增强宋元明清史领域中的跨朝代、跨学科交流”的初心出发，此次会议主题为“宋元明清：军事体制与王朝运行”，围绕宋元明清时段中军事史前沿问题的研究展开报告与讨论。
本文系第四场主题报告《清入关前的“绵甲军”与“战车”》的文字稿。
张建的报告以《清入关前的“绵甲军”与“战车”》为题，探讨了明清战争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他认为我国绵甲始于宋元。16世纪中后期，近代火器传入东亚，剽掠东南沿海、入侵朝鲜的倭寇装备之“铁砲”（轻型火绳枪/鸟铳）可轻易洞穿铁甲，迫使明军寻求护体之物，绵甲随之流行。明军的绵制衣甲包括用丝绵制成的绵被、绵甲，以及用棉花制成的绵甲。
明朝绵甲（左一）
女真武士至迟在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经身着olbo（绵甲）参战，但有组织地大规模使用绵甲，是在萨尔浒战役后，包含两种不同的形制：一是类似明军穿着的两臂过肩，长可及膝，宽大坚厚，可穿在铁甲之外的绵甲；二是形如短褂，缀有甲钉的短甲。穿着绵甲上阵的兵丁被称为olboi niyalma/olboi cooha，可译为“绵甲军”或“绵甲兵”。英明汗时期的绵甲军主要由巴牙喇之外的固山兵丁（cooha/coohai niyalma）担任，并非八固山正兵，只是每逢大战，临时穿着绵甲作战的甲兵之名。
《满文原档》关于金军使用绵甲的记载（1619年）
关于金军“战车”的起源，可追溯至萨尔浒战役中的穵洪泊原野之战，英明汗遭遇明军车营组成的军阵，被迫命令亲随下马步战，冒着重重弹雨推开战车，始能突破防线。身经百战，慧眼如炬的努尔哈齐经此一役，亲身体会到战车在野战中保护阵线的价值，意识到金军需要能够掩护兵卒穿过枪林弹雨，挺进到营垒之下的兵器，方能夺取辽东的坚城，sejen kalka（战车）遂应运而生。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英明汗以绵甲军推行战车，充当全军矛头攻打沈阳，开启金军以战车上阵的先河。金军战车分为三种，主力是载有高8尺（约256cm）、厚8寸（约25.6cm）挨牌的四轮战车，以及车头树立厚5-6寸（约16-19.2cm）挨牌，牌顶设有垛口与射击孔的双轮车。
努尔哈齐之所以为金军配备战车，是汲取穵洪泊之役的经验，针对明朝苦心经营的辽东防线，调整进攻战术和技术装备之举。辽东明军在宁远战役前奉行的战区战略（theater strategy）是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这套战略的核心是围绕一系列前沿要地精心构筑防御阵地，屯驻重兵，一俟敌军来犯，各要塞固守之余，彼此出击应援，使之腹背受敌，不支引去，以熊廷弼精心设计的辽东防线为例，明军以奉集堡、虎皮驿为前哨，沈阳、辽阳为核心，彼此呼应。各要塞驻军在战役法（operation art）和战术（tactics）层面的基本思路是协同夹击和背城作战，而非婴城自守，冀望发扬火器优势。譬如沈阳以城墙为核心设立3道防线，最外侧是10道1人高的堑壕，壕内设有尖木，再向内是一条壕沟与两道护城河，壕沟与护城河间设有防马木栅，护城河经改建后宽5丈（约16m），深2丈（约6.4m），最内侧是高2丈5尺（约8m）的城墙，墙下环布战车1000辆，车辆间隙筑有矮墙。后金军进攻时，明军出城，依托车与墙构成的工事发射火器迎敌。辽阳等处驻军闻知沈阳有警，可以迅速集结一支野战兵团来援。因此，英明汗挥师攻城之前，先要做好在野战中击破守城明军主力和援军的预备，落实到战术和技术（technology）层面，关键在于消弭双方投射兵器在有效杀伤距离上的落差。
金军以弓箭为主要投射兵器，女真弓是反曲复合弓（composite recurved bow），提倡以精炼重箭头破甲，所用的锋镝长逾3寸（约10cm），材质精良，锐利无比。不过，金军弓箭的有效杀伤距离短，仅30步（约46.8m）。明军火器在射击距离上远胜金军弓箭，大将军炮射程达400步（约624m）以上；其次为佛郎机，射程300-350步（约468-546m）；鸟铳为100步（约156m）之外。如果金军拘泥于先前野战大获全胜的经验，以铁骑突击沈阳、辽阳这种工事完备、火器众多的坚城，从600米外冲锋到距城墙40米，要经历数轮密集弹雨的洗礼，却毫无还手之力，无疑会伤亡惨重。
可是，金军在沈阳、辽阳战役一反铁骑驰射的战法，改用步、骑结合的战术，以绵甲军操作战车当先进攻。绵甲军装备的主力战车在宁远之战前，足以抵御明军的大部分火器。明军唯一能够摧毁战车的兵器便是大炮，但限于各种原因无法扭转战局。辽阳之战，明军凭借新铸造的“吕宋大铜炮”一度遏制金军战车的锋芒，但数量不足，且难以维持高频次射击，难以阻止金军抵近营垒。
由于坚固的战车足以抵御大部分明军火器，绵甲军身披的绵甲亦可抵挡鸟铳和箭矢的攻击，事实上抵消了明军引以为豪的火器优势。金军精锐弓箭手藏匿车上，靠绵甲军推行，穿越重重障碍和明军火器的优势区域，直抵阵地前沿，以精准的射击压制明军火力，殪毙将校，掩护绵甲军摧毁工事，令其阵脚动摇，再投入精锐骑兵夹攻，使之土崩瓦解。金军依靠此种战术，横扫沈阳、辽阳和广宁，明朝慑于女真兵威，一度打算放弃山海关外各城。
天命八年（天启三年，1623）英明汗改革兵制，设立“黑营”（sahaliyan ing）与“汉兵”（nikan i cooha）将火器普及全军，并继续完善绵甲军的攻坚战术。金军经重编后，已是兼具步、骑、炮、辎的强大军队。可是，本次军制改革的成果因金国内部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而未竟全功。皇太极上台后，皇太极在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重建汉兵（nikan i cooha），配备绵甲、火器和战车。从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4）开始，绵甲军成为汉兵的正兵。崇德二年（崇祯十一年，1638）重整乌真超哈后，olbo逐渐取代olboi niyalma/olboi cooha，成为绵甲军之名，汉字写作“敖尔布”“或鄂尔博”。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每个汉军佐领设有2名敖尔布，负责在鸟枪队伍前扛抬鹿角木，掩护鸟枪手施展荷兰式的排枪齐射（volley fire）战术。这个兵种一直存在到清末，可谓与国同休。
然而，金国的战车时代却因为明军的火力升级而迅速结束。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英明汗率军西征宁远。守军配备12门红夷大炮，其中11门是发射12磅（约5.44kg）实心弹的“半蛇铳”（demi-culverin），攻击战车、挨牌如摧枯拉朽。天启七年至崇祯九年（1627-1636），关外明军经历两轮军事改革，使明军换装大批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欧洲军队的主力火器，包括“大蛇铳”（culverin）、“半蛇铳”（demi-culverin）、攻城炮（pedreros）与重火绳枪（musket），迫使金国战车退出战场。
另一方面，皇太极在辽东战场的两次决战，即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会战中，积极谋求新的克敌制胜之法。他在大凌河围攻明朝援军时，因明军步兵阵脚不乱，以大炮、火箭射击明军。松锦决战时，清军完全依赖统帅精心谋划、各兵种彼此配合，充分发扬骑兵在运动战的优势而获胜，嗣后扫荡松山、锦州、塔山和杏山各城时，则由炮兵作为攻坚矛头。汉兵/乌真超哈属下施放红夷大炮的炮手与八旗的精锐骑兵是皇太极在决战中赖以克敌制胜的铁拳，彻底取代了绵甲军和战车的战术地位。崇德元年十二月，清军大举进攻朝鲜，乌真超哈携带战车渡过鸭绿水。这是清军最后一次投入战车作战。清（金）军的战车时代就此落幕。
明军的红夷炮
明军的大将军炮
金国的“绵甲军”和“战车”战术的成败，为研究者重新认识东亚地区的“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提供了优良的观察角度。16世纪中期，近代火器传入明朝，是否引发军事革命，从1618-1621年的辽东溃败看，还存在疑问。努尔哈齐使用的绵甲和两轮小车虽然是针对火器的装备，但在16世纪的欧洲业已过时，用这些装备对付火器的战术仍然是旧时代的产物，却在辽东大获全胜。后金军的一系列胜利堪称17世纪初，世界范围内会战级别的战役中，冷兵器军队战胜火器军队的独有战例。不仅证实明军火器的粗劣和落伍，火器手的训练水平不足，也说明所谓16世纪中后期明代的“军事革命”或“步兵战术革命”其实是当代学者建构的命题。
其实，天启二年（1622）年，亦即红夷大炮引入中国后的明清战争与之后清朝平定边疆的战争，随着代表16-17世纪欧陆水平的技术装备和战术传入，导致军队编制扩大、帝国政体变动、火器在民间普及，使清朝成为亚洲头号强权，才代表中国军事革命的真正发生。落实到金国（清朝）应以1623年，英明汗实行军事改革，建立步、骑、炮、辎的混合兵团，作为“军事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皇太极继位，顺应潮流，放弃战车，以火器作为克制明军的战具，促使汉人兵员增长，汉人勋贵在政权中的地位提升，将清朝变为兼容满、蒙、汉的强大政权，都是“军事革命”的表征。因此，本选题的最大意义就是重估前近代时期（the early modern period）中国军事革命真正开始的年代，借以重绘东亚军事革命的时间线，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清朝为何不能像欧洲诸国成长为全球霸权（global hegemony）之因。
张建的报告因为脱离了传统模式的军事制度史研究藩篱，涉及了兵器学和科学史的问题，并介绍了大量有关的满语词汇，令人耳目一新，因此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普遍认为很精彩，大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