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健平
大型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极富本土特色,自2001年首演以来便成为中国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作品借鉴了中国传统京剧、古典建筑等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足尖”上的芭蕾艺术相结合,讲述了一段20世纪30年代的凄凉爱情故事。此外,舞剧中还大量运用了现代舞台的灯光道具等手段,重新结构了舞台的时空建构以及舞剧的本体意识,在变换交糅的视觉感受中呈现中国式芭蕾舞剧,在世界舞台上高高挂起一盏大红灯笼,留下一抹挥之不散的“中国红”。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中国传统服饰造型与芭蕾的“足尖”艺术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芭蕾舞剧的视觉特色。主要人物和“婢女”群舞中的舞蹈,虽以芭蕾语汇为主,但同时融入传统戏曲的舞姿身段和西方现代舞的地面元素。该剧对戏曲元素进行了大胆地借鉴:音乐上,京剧伴奏与交响乐交相辉映,映射三姨太和情人“京剧小生”的舞姿特点;身段上,将戏曲身段和古典舞动作融入肢体动态造型中,在优雅的芭蕾步伐中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三姨太手臂在空间中的“划圆”“回转”以及躯干的收缩与伸展,反映了三姨太与情人之间情感的鲜活,突显两人在冰冷而漠然的深府中愁苦却又温暖的爱情。
剧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艺术与芭蕾融合的是“堂会”上的群舞。女演员们身着中国京剧传统的水袖服饰,而舞蹈动作则以古典芭蕾为主体进行转变,使得群女上半身运用戏曲“舞袖”技巧,下半身则脚着芭蕾足尖鞋踏出“西方”的步伐,既有中国传统艺术中神形气韵的审美趣味,又有芭蕾的精美典雅之形态,中西融合却不失和谐,展现出独特的韵味。
该剧运用各种现代舞台灯光和道具,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效果烘托舞剧的氛围,并形成舞台空间与人物心理空间的时空转换。在“堂会”一场中,编导多次运用灯光技术,实现人物心理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转换。如在表现三姨太与京剧小生会面的一场戏时,舞台只保留了三姨太行动区域的照明,同时,对舞台后方的“戏中戏”区域给予次弱灯光,达到了“一个时间两个空间”的时空划分,在“热闹”与“幽怨”之中刻画出三姨太内心的焦虑不安。随后二人将“堂会”大门紧紧关闭,舞台又从堂会的时空转到二人的心理空间。此时,堂会上两个京剧演员的对戏,与三姨太和小生的双人舞相映成趣,巧妙地将两个时空连接起来,使“戏”与“戏中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戏中戏”不单是堂会上的节目,更具有了象征意义。
《大红灯笼高高挂》意象丰富,具有中国传统审美趣味,在创造意象与意境的同时传达出象中之意和象外之旨。如三姨太出嫁时的一段独舞,红色的轿子看似是迎娶的道具,却又象征着一种束缚。人们围绕着轿子作舞,打量着轿中人,而轿子在舞台中央纹丝不动,仿佛是为嫁入大院的女性设立的“牢笼”。三姨太不时双手紧握轿子的外沿,胸膛向上延伸,双肩向外舒展发力,意图冲出监牢的束缚,体现女性的抗争。而随后点亮灯笼的木仗,更是男权至上的象征,凸显了女性地位的卑微。
结尾处,二姨太、三姨太和小生受杖罚,三人在舞台前方不断翻滚舞动,在一块巨大的白墙之上拍击出红色的血印,象征着三人身体遭受的痛苦,如此简洁、写意而又触目惊心的表现,堪称点睛之笔,给观者以视觉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力。
该剧反映了“封建大院”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在封建婚姻制度之下,造成无数女性情感生活的高度压抑,这也是二姨太、三姨太、小生三人悲剧的成因。编导对于悲惨命运的女性心路历程刻画得颇有层次,尤其是对二姨太这一人物的刻画。她争宠献媚、揭发两情相悦的爱情,都是令人厌恶的形象;在不得宠幸而发疯受到牢狱之灾时,又让人不免心生怜悯。二姨太展现了“可恨之人”身上的“可怜之处”,描绘出复杂多变的人物心理。结尾处,偷情者和揭发者共同受罚,加大了该剧对于男权主义思想的批判力度,把一段女人争风吃醋的“逸事”提升到女性共有的历史悲剧的高度上。
综上所述,《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中国传统艺术同西方芭蕾艺术结合,用足尖上的“中国红”构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芭蕾。变幻莫测的光影与道具,让观者不断穿梭于人物角色心理空间。运用视觉感官上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丰富的创造性的戏剧符号,拉近了芭蕾与中国观众的距离。在大红灯笼下,演绎着人情是非,当一切落幕时,只留于大红灯笼下一抹悲凉的红色,摇荡性情,行诸舞咏,余味无穷。(徐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