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卧虎高山顶》拍摄现场
陕军东征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它曾经震动文坛，成为陕西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值得记录的辉煌。五位作家的创作激情被当时文学评论家称为“井喷”。高建群老师是五位作家中的重要一员。高建群、贾平凹、陈忠实被称为“东征三驾马车”。《最后一个匈奴》则是高建群老师的一部代表作。要把这部长篇小说拍摄成电视剧，对于作为导演的我来说，既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个难题。
初读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给我的印象极深，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故事上的强烈传奇色彩，还因为小说中那些个性极为鲜明的人物，特别是书中那些生活在陕北高原上匈奴的后人们的强烈爱恨情仇，他们对革命的追求是那样坚定执着，让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以致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能够拍摄这样一个电视剧，是我导演生涯中可遇而难求的一大幸事。更为巧合的是，我母亲就是陕北绥德人，而我的童年也是在陕北度过的。那十几年的生活与磨砺，都将成为这部戏的创作基础。在延安开创作研讨会时，我对高建群老师讲：“作为导演，我很荣幸能拍摄这部作品，《最后一个匈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她将带我寻找先人的足迹和自己的童年。”
荣幸的同时常常会给人带来难题。当领导把早期剧本交给我时，我遇到了与剧本创作成员们同样的问题：虽然剧本仅仅选择了原作的上半部作为创作基础，但要把它做成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视性较好的电视剧作品，还需要对剧本动“手术”进行调整修改，甚至“手术”会做得比较大；因为早期的剧本过于局限原作，从电视剧的角度来看，在故事和人物等方面仍有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这就需要动较大的“手术”，这需要得到小说作者高建群老师的同意和在修改上的具体指导。十分荣幸的是，我们的想法得到了高建群老师的认可和支持，这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并不是每个作家，都甘愿让别人来修改自己的作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肯放手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来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能够允许别人如此大胆地“打扮”和“调教”自己的孩子，就不能不说要有高度宽容的态度和宽广博大的胸襟了。
之后，大家一起开始对剧本动“手术”。为此，我们把陕北红军的成长壮大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作为全剧的主线，突出这部戏的红色主题，并根据它来设计和安排人物，让人物命运紧贴着主线走。因此，我们设计出一个代表陕北反动势力的人物呼延逵，并让他贯穿全剧始终。这样既突出了这部戏的红色主题，也加强全剧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其次，我们对一些人物进行了加工润色，让他们变得更丰满、更有血肉、更适合在镜头上来表现。比如围绕着全剧主线大量增加了故事内容，特别是男主人公杨作新的戏份，让他与反一号呼延逵之间、与“女友”赵学琴之间的戏剧冲突更强烈，更具有戏剧性。再比如，围绕着红色主线丰富了杨作新争取黑大头加入红军队伍的故事，并通过这条线的展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原著作者高建群（左）剧组探班
剧本虽然修改好了，可我的内心却更沉重了。因为，虽然新剧本的红色主题突出了，也注入了更多的戏剧冲突和新的视角，为拍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也让我在充满创作激情的同时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导演，如何利用影视手段来提升剧中人物的精神思想，刻画人物性格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盘龙卧虎高山顶》这部电视剧是一幅撕裂了的陕北高原风情画卷，是一部赞美生活在高原上坚守承诺、敢爱敢恨的陕北人的众生相图，他们骁勇彪悍、浓烈多情、信守承诺、为了改变命运在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原上演绎着他们的传奇人生。同时，在这片热土上的他们也为了各自的目的与信仰，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
它也是一部具有浓郁陕北高原文化特色的红色经典剧。为了中央红军能顺利进入肤施城（今延安市），使红军能扩编人员、壮大武装力量，以杨作新、白玉娥、黑大头、赵学琴为代表的陕北后生、女子，从普通的农民成长为有觉悟、有见识的革命青年；而与杨作新对立的呼延逵，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些人，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有着各自的信仰，在历史的大潮中，演绎着各自或丰富多彩、或变幻莫测的人生。杨作新虽然外表柔弱，骨子里却充满血性，对于共产主义信仰一往无前，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白玉娥爱得热烈痛快，行事敢作敢为，一碗凉水定终身，是个大情大义的女中豪杰；黑大头豪气冲天，虽然生性好赌，却与结拜兄弟杨作新肝胆相照，为了穷苦的百姓一赌定天地，他坚守承诺，不惜性命：赵学琴是大户女子，却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分不清爱情与政治孰轻孰重，做了她所能做的，也做了她最不该做的；呼延逵是陕北最年轻的县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杀师灭亲、不择手段，杨作新既是他的政治敌人，更是他的感情对手。这些人物形形色色，又个性鲜明。
在创作上，我们把握住对西北题材不要总是展示一些见不得世面的精神状态和偏激行为，那不是西北人的主流，我们必须通过思考找到新的表现视角。所以，在拍摄过程上，我们的每个部门和演员都要学会对艺术分寸的把握，多了解、感受陕北的地方语言和民俗风情，提炼生活，注重细节，争取达到能在剧中讲陕普话的水平，给人一种身临其境、入诗入画的感觉。我认为艺术要想象、要浪漫、要夸张，但思想和风格的追求应该植根于生活的基础之上，不能为了追求一种形式，而歪曲了当地生活，让人感觉不可信。本剧中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异彩纷呈，要“以人为本”，各有各的原则，需要我们始终把握。
剧中杨作新等青年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是尤为可贵的，他们带领各阶层民众共同追求共产主义的崇高品质是让人敬畏的，但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描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感情世界，以及委屈、愤怒、苦闷等普通人所具有的心理状态。
《盘龙卧虎高山顶》剧中的高原人还蕴含着人性中许多很宝贵的品质。这些农民受着国民政府深重的压迫。没有文化，连门上的对联也只是用碗扣上几个圆圈儿。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热情和诚信。就像剧中的土匪黑大头和杨作新之间的兄弟情，只要他们相互答应了，认定了你指引的革命方向，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兑现承诺！这就是西北汉子的性格和豪气！也有像白玉娥、赵学琴这样的高原女子，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舍命相救，甚至抵押自己的亲生儿子，其人其行，感人泣下；更有灯草这种跳进黄河以明心迹的刚烈女子；有舍命救主的雇工张三和李四；更有阴险狡诈、残忍毒辣的呼延逵和令人讨厌、生畏的刘蝎子……他们的品质除了后两人之外，都值得我们尊敬和渲染；而呼延逵和刘蝎子，则让我们对社会众生，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我们的摄影、美术角度要准确，不要把黄土高原拍得那么贫瘠，那么单调；要拍出高原的那种沉稳与凝重的黄色，要用饱满而有气势的构图拍出大地母亲的温厚与博大。通过起伏的山峦和绵延的黄河把高原上人民落后贫困的生活与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生命力拍出来，让观众看到这些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久久不能忘记。全剧不用细腻的笔触，不是精雕细刻地处理光线，也不用轻巧精致的构图，而是大笔挥洒，大起大落，粗犷浓重，从而构成全剧的造型基调和艺术风格。为此，西北高原上志丹县的永宁山古寨、延川县的乾坤湾、榆林市的红石峡和无定河、靖边县的统万城和毛乌素沙漠、米脂县的蒋氏庄园、绥德县的党氏庄园和祥云山的纵横沟壑……构成了此剧的底色。
电视剧是给亿万观众观赏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群众喜闻乐见之后对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在剧中重点表现当年新政权的新风吹拂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中间时，苦难深重的高原儿女是怎样怀着强烈的向往追求光明和幸福的，要表现像杨作新这样的火星在闪烁，传播着新的革命思想，当渴望改变穷苦命运的农民和新的革命思想相结合后，就可以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们就像一堆干柴，只需一点火星，就会成为燎原烈火。这才是我们创作者要展现的重点。之后，才能让观众相信拯救穷困万民的还要靠中国共产党！
我们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那个年代的事情知道得太少，理解得不够，这就特别需要我们用影视艺术这种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形式去表现那段历史，从而告诉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当时的革命者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的。我们不做简单的忆苦，而是要思考得更深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此而延伸开去，不正是我们影视工作者的责任吗？我想，这也正是这部剧的现实意义所在吧！
（延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导演。代表作品：《盘龙卧虎高山顶》《国家命运》《大秦帝国之裂变》《大秦帝国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