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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1939年冬，汪精卫背离重庆，叛逃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卖国，步入汉奸生涯。消息传开，举国上下，忠义之士，扼腕愤慨，正直国民，无不切齿。
蒋介石大为恼火，痛责戴笠失职，致使汪逆脱离重庆。当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王宠惠、陈布雷等前往内河劝其回国，以全国民政府之“隆誉”。
同时密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港的追随者，并严密监视汪逆一行。
到香港后不久，戴笠即以何永年的化名，领了出国护照，带着陈恭澎与王鲁翘两名得力的“职业杀手”飞往河内。飞机上，戴笠正凝眸沉思下一步的计划。
一月的河内依旧春暖花开，蕴藏着无穷春色，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个冬天，这座城市正孕育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暗杀呢？
戴笠一行三人，一下飞机就看见了迎面过来的方炳西。他是戴笠十多天前派遣过来的，已按戴笠的指示做好了相应的布置。
戴笠想不到方炳西竟在这十几天时间里居然弄到一部半新的福特轿车，钻进去笑问方炳西：“哪弄的这么一辆破车？”
方炳西也笑答道：“买的二手货，别看破，机件可是蛮好，再说以后出入还得靠这辆破车来开路呢。”
正如方炳西所说，在那以后的行动中，这辆车的确帮了他们不少的忙。
方炳西引三人来到预先租好的房子，共两层，卧室、客厅、饭厅、厨房、厕所一应俱全。这里便成了这次“河内工作”的指挥部，一系列的暗杀计划方案都是从这里酝酿、诞生的。一切布置停当以后，戴笠折回重庆。
河内方面，“枪械弹药”均已齐备，“河内行动小组”的行动从最后一个“药”字上展开，而是致人死命的毒药。
余乐醒就是戴链在河内布下的一个化学锦囊。至于如何用毒，他确是责无旁贷。
清晨，急风吹散了雾，阳光轻柔。
阳光透过罩绿色的纱窗，映在陈恭澍的脸上，身边的烟晕尚未散去。
对面坐着是余乐醒、王鲁翘和岑家焯。
陈恭澍拧灭烟头，重重地吐出最后一口烟雾，开口道：“如今，我们已准备就绪，上面也有指示，让我们有所行动，依我看来，我们执行制裁的手段，不外这么两种：一是使用‘有声武器’，也就是直接用枪击杀；二是使用‘无声武器’，也就是说用板斧等格杀或者是用毒药毙。今天让几位来，就是商议一下我们该如何采取行动。余乐醒道：“我主张用毒攻。”王鲁翘抢着道：“我看还不如真枪实弹地于，杀也要杀个痛快。”
余乐醒不以为然地看了王鲁翘一眼道：“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应该有个同样的计划，我们不能逞匹夫之勇，为图个痛快利落，而打草惊蛇，贻误时机。”
王鲁翘不屑地道：“就算用毒，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一旦失利，还不是照样打草惊蛇。”
余乐醒道：“难道你怀疑毒药的药性吗？”鲁翘不无肯定地哼了一声。余乐醒拿出专家的架子也哼了一声道：“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跟一个外行解释问题。”
王鲁翘又道：“就算你的毒药能毒死一头大象，还得看你怎么才能把药塞进它的嘴里。”
余乐醒又问道：“我不信你每天不吃饭？”
陈恭澍截下二人的话头道：“你们先别争，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我们还要依实际情况而定，用毒失败也有过前例，但以狙击的方法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二者互有长短，但只运用得当，都一样能发挥效力。”
余乐醒道：“用毒攻我想也是戴老板的意思，我来之前，戴老板就一再嘱咐我要帮你们做好这件事儿，现在药品也运来了，我想我们不妨试一试。”
其实其他人哪会想到戴笠派化学博士余乐醒来的目的。
陈恭澍无声地点了点头。
王鲁翘见余乐醒搬出戴笠坐镇，不好明言反对，但心里仍不以为然道：“就是用药，也得想法把药送到他嘴里去呀。”
陈恭澍道：“鲁翘兄说得有道理，这就要看我们有没这个机会，能不能制造这个机会，乐醒兄，依你看呢？”
余乐醒“嗯”了一声，搔了搔头，显然这方面他是个外行。
四个人中只有岑家焯始终一言不发，不置可否，散去后陈恭澍征求他的意见。
岑家焯摇头道：“我看恐怕是白费心机，因为如果不能得到汪家的内应，是很难做到好处的，可是要想从汪的家属仆从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看呢？”
陈恭澍苦笑着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转身回房，心想，哼，热衷此道的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许念曾对这件事怎么想呢：“我看这样做最好，不论结果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
陈恭澍坦白道：“现在只是机会问题。”
许念曾自告奋勇道：“我会替你们寻找机会的，你们先作好一切准备。”
许念曾的反应对这个计划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余乐醒也干得兴致盎然。
余乐醒为坚定陈恭澍的信心，总不厌其祥地说明研制成功的药品。说话时一脸郑重。陈恭澍也耐心地听他道：“已经实验过多次，性能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只要能能够使对方吸收，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说着余乐醒从包里取出一个纸匣，打开后，里面有三个贴着A、B、C标识的玻璃瓶，里面都是无色的液体。
他拿起A瓶，拔下塞子摇了摇头，解释说：“这一瓶装的是主体药物，另两瓶则是配料，用的时候，要看目的物的不同，视情况差别随时调配剂量之轻重，这种液体，无色无嗅，也没有沉淀物质，不可能凑近鼻子去闻，那也会中毒。这东西如果注射到体内，一滴便足以致人死命。”说完又小心翼翼地把这放回原处，又补充道：“曝光或着热会减低药效。”
正说话间，方炳西走进来对陈恭澍道：“刚才许先生来电话叫你过去一下。”
陈恭澍道：“好，我马上去。”
许念曾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告诉陈恭澍：“有一个送面包的不知能不能加以利用。”
“这个送面包的是个本地人，每天早晨替面包房为订户送面包。哪一家都可以订，如果我们要订，只要在市区以内，当然也可以叫他按日送来。如果需要每天送两次，我想他一定更欢迎。”
“这倒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汪公馆也订了一份，这一层你们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动动脑筋，我想应该可以用得上的。”
陈恭澍道：“那我们怎么与送面包的搭上桥呢？”
许念曾又道：“你们如果有意一试，去和曾先生谈谈，便可以找到这个送面包的了，因为他家里就订了一份，已经有很久了。”
陈恭澍答谢道：“打扰许先生了，我先回去研究一下，再找曾先生商量，我先告辞了。”
辞别了许念曾，陈恭澍马上找到余乐醒，告之一切。
余乐醒肯定地道：“依我看这条路一定行得通。”
陈恭澍道：“目前首要问题是怎么才能把带毒的面包通过送面包的那个人，送到汪家去。”
余乐醒摇头道：“这就要仔细斟酌了；一来收买的希望不大，即使是收买成功，事后也有线索可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麻烦会很大；再者万一送错了人家，岂不殃及无辜，打草惊蛇。”
余乐醒道：“那我看就用‘掉包’法吧。用我们的人顶替那人去送面包。”
陈恭澍点头道：“要不就这样了，我们绝不可以假手别人。”
陈恭澍接着又提出一层顾虑道：“即使把有毒的面包送到汪宅，谁能保证汪精卫一人食用，弄不好会有很多人遭殃。”
余乐醒不以为然地道：“我看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你先叫人弄几个面包来，咱们不妨先试一试。”
陈恭澍只得依照许先生所言，去找曾先生，问明面包店的所在，托魏春风代为洽定。
果然，第二天魏春风拿回一大堆各式面包。送走魏春风，陈、余二人便躲进浴室里进行可行性试验。
余乐醒取出一瓶药水，拿注射器吸了一点对陈恭澍道：“你把面包拿稳。”接着慢慢注入面包里。看他的面色好像不太成功。
余乐醒拿了那个面包道：“等一下我们再切开来看看有没有变化。”转身到客厅去了。
陈恭澍冲余乐醒问道：“我再来试试那个毒面包好不好？”
余乐醒在客厅中答道：“可要小心，千万不能溅到身上，以防发生意外。”
陈恭澍拿起余乐醒用过的注射器，吸了一点药水，毕竟是个外行，笨手笨脚一下把针头滑偏，药水没注里去，却反射了回来，可能是心里作用，感到脸上溅上了药水。
吓得陈恭澍慌忙丢下针管，扭开水龙头，弯下腰去，闭上眼睛，再蓬头下一个劲猛冲。虽然干的是不怕死的工作，但真正到性命交关的时候，还是禁不住紧张失态。
冲完之后，又暗自咬了咬舌头，依然有痛觉，这才心安不少。
一回头见余乐醒站在门口，想是适才的丑态尽为他所见，不由得尴尬地一笑。
余乐醒微笑着点点头叫陈恭澍到客厅去看那块注了药的面包。
余乐醒道：“注射后虽有异样，但一般观察不出，只是沾药液的部分略呈现淡黄色‘。”
陈恭澍道：“既如此，我们就尽快付诸行动吧，以免夜长梦多。”
初春三月，河内已是满城春色，路边的花开得也正是时候，风吹过，送来花香阵阵，其中还夹杂着面包里传出的烤面包的香气。
余乐醒和魏春风站在街头。
他们等的人终于出现在面包店的门口。推着一辆送面包的车子。
就在这时，一辆车子从巷口转入，停在那个面包车之前，从车中下来的便是曾庆英，他同那个送面包的伙计说了两句什么又指了指车子。那个伙计点了一下头，回身转入店中。
曾庆英见他进了店，回身向隔街的余乐醒、魏春风招了招手，二人迅速提着已注入毒药的面包奔过去，在车上打开标有高朗街27号字样的盒子，把准备好的面包换了进去，又迅速溜开。又过了一会儿，才见那个送面包的人从店内出来，手里又提了一盒面包。
余乐醒和魏春风二人驾着那部福特轿车暗中跟上了送面包的车子。
终于来到高朗街27号的门口，二人见那伙计提着面包进了汪宅，不禁相视一笑。
可谁知过了一会儿，那个伙计，又把面包原样提回，二人相顾愕然。
事已至此，只得由魏春风负责把那盒带毒的面包截下处理掉，回复陈恭澍。
余乐醒精心策划的“面包”计划就此流产了。谁又能想到，偏偏那天汪精卫不吃面包，而把这退回来呢？是有所发现呢？还是巧合？如是巧合，也未免太巧了点儿吧。
余乐醒仍不死心，一个用毒气毒杀汪精卫的计划又悄悄出笼了。
这个方案的产生始于许先生带来的一条消息：“听说最近汪宅需要一个水管修理工去修自来水管。”
余乐醒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喜上眉梢，跃跃欲试地道：“这可是个好机会，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
陈恭澍道：“乐醒兄，你说咱们该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呢？”
余乐醒道：“上次我们用毒药未能成功，这次我们就用毒气。”
陈恭澍问道：“哪来毒气？”
余乐醒从箱子里拿出他的又一件“法宝”。
那是一个金属圆筒，体积不大，手大的可一把握住，上面有个盖子，旋开来，又有一个扣紧的覆盖，掀掉后顶端有许多小孔，看上去倒像厨房里装胡椒的调料瓶。
余乐醒一面抚弄一面解释给陈恭澍听，道：“这也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遇热挥发得更快，吸人体内，可由休克导致死亡。如果放置在浴室里，而又是洗热水澡，挥发得就特别快，那就更见效果。”
陈恭澍“哦”了一下道：“乐醒兄是说把这个东西摆在汪精卫的浴室内。等汪一洗澡。就从此出来了？”
余乐醒道：“当然没那么简单，如何才能把这个东西放进汪精卫的浴室，应该是首先解决的问题。”
陈恭澍道：“你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余乐醒点点头道：“这个办法我早就有所打算，只是考虑把这个东西放进比较困难，便没有提出来，现在不是有机会了？”
陈恭澍一笑道：“你是说要咱们冒充水管修理工，混进去安放毒气瓶。”
余乐醒道：“就是这个意思了。”
陈恭澍睛决定道：“好！就这么办了。”
由于这次行动的人员中大多不懂越南话和法语，所以陈恭澍又想起了魏春风。
这时魏春风也正走在春风中，仿佛与春风溶为一体，名是春风，人如春风，从他脸上的笑容不难想象他心情何等高兴。
谁有了阮小姐这样的女朋友都会高兴的，更何况她就在他身边。
曾先生其实不是个不识趣的人，可还是迎了上去。
魏春风见是曾先生，便上前打招呼道：“曾先生，你找我有事吗？”
曾先生向阮小姐点头问好，对魏春风道：“陈先生有急事儿找你商量。”
魏春风道：“那好，我现在就过去吧。”
说完转身走到阮小姐面前用越南话低声嘱咐了几句，便同曾先生上车直奔河内指挥所。
雨后，清晨。
陈恭澍望着魏春风穿着一身工作服，背着工具包出发，毫无由来地想笑，却笑不出。
魏春风是河内土生土长的，完成这项任务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但陈恭澍总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但究竟有不妥在哪里，自己也不清楚。
将近中午时候，魏春风才赶回来，一切都非常顺利。
余乐醒也为自己计划的“成功”暗自高兴。
可是想不到的是，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动静，汪精卫活动如常。
原来他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说重要，其实也很平常，按原计划是汪某洗澡时中毒，可是他要是不洗澡呢？药水终有发挥殆尽而失效之时。
这个道理太平常，也正是太平常，才容易被人们忽略。
他们事先真的没有想到，汪精卫夫妇竟然三天没有洗澡。
1939年3月29日的凌晨，戴笠终于下达了霹雳震惊的“制裁令”：“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接到命令，当即回电，并召集同住的七人，传阅命令，分派职责，严告各位处于战备状态下，听候召令。
当晚，陈恭澍又派唐英杰、张逢义去作最后一次侦察，唐英杰飞檐走壁之能，做侦察工作最恰当不过。
陈恭澍在这一夜特别漫长。拂晓前，唐英杰回来报告道：“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的监督下进行的。我在楼顶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于是，高朗街27号三楼的那间卧室，就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后目标。
陈恭澍、王鲁翘和余鉴生三人正吃早饭间，魏春风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通知道：“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的模样，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一分钟后，许念曾也来电话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
汪精卫去打叻干什么？是走漏了风声惊动了他？时间紧迫，陈恭澍也不及细想，立即召集众人下达命令：“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各自携带武器，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陈恭澍又请魏春风道：“春风，请你回去联系当地调用人员，不露痕迹地守候在汪的寓所附近，无论发现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拜托。”
之后又同王鲁翘检查了那辆轿车，加足了油，以备使用。
上午十时，魏春风打电话来通知道：“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开走，我如果判断不错，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向驶去。”接着又道：“看见了，有很多人，他们两夫妇都在内。”听得出他正在一边打电话，一边监视。
陈恭澍立即带着唐英杰、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跳上车，向红河大桥追去。
一路上几人沉默无言，无形的重任和紧张封住了他们的口。
车抵红河大桥时，偏巧遇到整个桥面所有车辆单线通行，过个桥用了十分钟，张逢义急得不由连声骂。
过了桥，陈恭澍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向前。
是日晴空万里，目能及远。走了一程，终于在八九百米的前方发现了目标，两辆黑色大轿车停在路前旁。
目标渐渐接近，渐渐清晰。一辆车前座上探出一支手臂，后座窗子没有开，阳光反射也看不到什么。
陈邦国建议道：“那两个家伙一定在那两辆车上，咱们冲过去，拔枪就打，干完了再说。”说着就要起身行动。
余鉴声伸手按下陈邦国的肩膀反对道：“不要胡来，还是判明车子上究竟是什么人，再决定下一个步骤，才比较妥当。”
陈恭澍道：“好，咱们把车开去，看个究竟再说。”
陈步云及时提醒道：“我们要当心对方有保护他们的警察。”
陈恭澍加快车速从那两辆车前飞速而过。他要把住方向盘，不便扭头看，嘴里提示道：“注意看清楚。”车速太快，交叉的一瞬，如浮光掠影，但这已足够。他们要知道的已清楚了：两部车共有九个或十个人，汪逆夫妇和曾仲鸣均在其内，其几人均不识。
陈恭澍问道：“其他几人可是警察？”
几人异口同声道：“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
忽听得陈邦国大叫一声：“赶紧掉头，他们跑了。”
陈恭澍紧急刹车，这时车已越过数十米，掉转车头，那两辆车已飞驰而回。
“追。”陈脱口而出。
载汪的车居前，另一辆车居后，速度也快，双方距离逐渐拉长。
陈恭澍想，经过大桥时，车总会慢下来，到时一定能追上。
时不利兮！谁知巧事连连，就在桥边追上之际，汪精卫的两部车刚通过，啪，绿灯变红灯，给隔住了。
陈邦国又发牢骚道：“我说冲上去就干多省事，这不是找麻烦吗？”
陈恭澍也有点气急败坏，但多少还存在一点追上他们的希望。
别说，还真给他们发现了目标，可路上车辆特别拥挤，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尾随的份儿。那两部车果然又回到高朗街。
几人一路穷追，落了个徒劳往返，铩羽而归，更加暴露了身份和意图，打草惊蛇。
大家从河内桥回来，懊丧已极，既不想休息，也不想吃东西，话也不多说一句，只有越想越窝囊。
目前最重要的也只有汪精卫动态情报这一点了。陈恭澍请王鲁翘把魏春风接来，又联络方炳西，请他与许念曾保持接触，以多了解汪精卫的动态。
午后，艳阳高照。王鲁翘领魏春风和阮小姐一起进来。陈恭澍把魏春风拉到楼上，大概说了一下刚才追汪的经过后便要求道：“春风，你要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盯牢汪家的一举一动；你那位阮小姐如果可以帮忙，再好不过，由你去托付就是，至于“……”想是要许什么愿又说不出口。
魏春风何等聪明，不待他说下去，便毅然道：“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会用心去做，但得报效国家，绝无任何要求。”
面对这个青年，陈恭澍真的有一点敬佩他了。
当天下午四时，魏春风打来电话，急火火地道：“他们夫妻俩，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论什么，你看怎么办？”
陈恭澍道：“你先走开，我来看看。”
当即召王鲁翘、张逢义开车前往，谁料等他们赶到又是踪迹杳然，扑了个空。
事情糟到这步田地，大多数人都有些冒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陈恭澍决定就在当晚进行一次突击性的强攻。
“鲁翘、鉴声、英杰、邦国四人进入宅内，邦国兄勇猛强悍，为开路先锋，英杰紧跟其后，引导上楼，你熟知地形，足当此任；鲁翘为主、鉴声为铺，二人同力执行锄奸，彼此接应，互为掩护，逢义、步云二兄在外巡逻以为哨戒。”
分派已毕，只待夜幕降临。
星河半转，已近午夜。一辆福特车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来。
王鲁翘等几个人还不曾跳下车，突然两个越南警察从暗处冒出来走到车前，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又打手势，这才明白是叫他们不可在此停留。
当此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及时出现了，也没多问，拉着两个警探走向暗处，嘀咕了几句，然后跑回来问：“你们身边带有钱了吗？”
陈恭澍：“伸手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魏春风数了数道：“都给他们算了。”
这才算把那两个警探打发走了。
高朗街27号笼罩在一片榕树和椰树之下，夜风吹来，有如群魔乱舞，阴森恐怖。
陈恭澍仍在车中接应，六人摸到后院门边，门是关着的。张逢义要破门而入，被余鉴声拦住，道：“不能弄出响动，英杰，你先进去设法把门打开。”
唐英杰身一纵，攀住墙头，翻身跃过。摸到门边，见门不仅上了栓，还加了把锁，试着扭了扭，没有动静，低声骂了一句：“格老子，这帮龟孙子。”
忙从墙头窜出头来示意。墙外陈邦国领头一一踏着张逢义的肩头翻进来。留张逢义在后门以后，陈步云游于巷道之间以为呼应。
后院与后门之内的小院隔了一道门，是通向目标的唯一途径。陈邦国按了按门，又转了转门球，不见动静，也不多加思索，抽出腰间事先备好的板斧，连劈带砍，又用脚一踹，门果然应声洞开。
这一声巨响显已惊动汪宅的人。
王鲁翘气势如虹，不待唐英灯领路，率先手持武器冲上了楼梯，余鉴声紧跟其后相继登楼。
陈邦国则是以攻为守，留在底层，掩护上楼，守住出路。这里刚定下神儿，忽然发觉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陈邦国一时情急，抬枪就射，嘴里喝道：“再出来老子可要真揍了。”对方果然惊叫了两声，缩了回去。
忽然，陈邦国眼角瞅见一个黑影奔向车房躲进车下，陈邦国抬手一枪，只见火星飞进，显然没有打中。
王鲁翘飞步上了二楼，楼梯口灯还亮着，他伸手把灯关掉，转上三楼，猛然间一个年轻人从楼梯后钻了出来，同王鲁翘打了个照面，双方各自一惊，王鲁翘见对手空着手，稍稍放心，小声威胁道：“不要喊叫。赶快回去，小心崩了你。”也不顾那人反应，登上三楼。
鲁翘到了三楼，手扶拦杆往下一瞄。见余鉴声已站在二楼楼梯口，问道：“看见那个人没有？”余鉴声摇摇头。
王鲁翘见无后顾之忧，大胆奔向右首靠着前端的那间主房，推了一下门，推不动，后退两步，借着股冲劲，一脚踹去，还踢不开。
情急智生，回到楼梯口，示意将板斧传上来。唐英杰三纵两纵把板斧带上三楼。
随后余鉴声也跟上来，叫唐英杰下到二楼警戒。同王鲁翘合力劈掉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探手摸着里面的门球转了好几次，还是打不开了，显然是上了锁。
此刻门板已漏了一个大洞，鲁翘蹲下身子，歪头朝里一看，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上半身蔽在床下，腰背双腿全露在外。
王鲁翘先人为主的意识作用，立即判断，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当下也不迟疑，举枪便射，一连三枪，眼见那颗颗子弹洞穿那人腰背。
王鲁翘站起身来，又踢了一脚门板。骂了一句“他妈的”。对余鉴声道：“完了，撤！”
陈恭澍等在车内只不过几分钟时间，却好似过了很久。不明事态进展，更是忧心如焚。
其时已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双手插着口袋，从一条巷子中转出来。陈恭澍嘎地刹住车，王鲁翘也看见，奔过来跳上车。
二人开车又转了一圈，可一个也没有接到，这时只听得警笛尖鸣，警车呼啸而来。二人不敢逗留，驾车返回寓所。
路上，王鲁翘交代了一下经过。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这是受命执行此案以来最为兴奋的一刻。
二人回到寓所，静待其余五人归来。过了七八分钟，唐英杰和陈步云二人先后回来，其他三人却是毫无音信。
陈步云提议道：“我出去找找看。”
陈恭澍拦住道：“我看不必了，该回来都会回来，现在到哪里去找？外面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弄不好反而坏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一等好。”
凌晨五时许，电话铃响起。是许念曾，他劈头就道：“你们搞错了！那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鲁翘问了句：“什么事？”
陈恭澍轻描淡写地答道：“找错了。”
许念曾又接道：“有三个人被逮去了。”陈恭澍知道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许念曾在电话里沉默了良久吧道：“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戴笠接到行动失败的消息是否也会发此感慨呢？
这次行动自始至终是由他亲手或幕后操纵的。搏浪一击，误中副手，戴笠当然没有想到这样，曾仲鸣的误刺，更加快了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步伐，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
戴笠怒火渐息，眼望窗外。
窗外，西风萧萧，春水犹寒。
自从军统特务在河内刺汪一击不中之后，戴笠心有不甘，始终把刺汪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去，以完成自己的最大心愿，从而能使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
1939年5月，戴笠闻知汪精卫已抵达上海，并与中原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加以提防。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兆龙等原番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名特务，随戴笪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再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行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精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予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江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的对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76号设计将吴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担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一方面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收买相随王天木投汪的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四谋刺汪之策。整个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2枝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这件案子本做得极其机密，戴笠也寄予厚望，不料被军统特务吴道绅出卖，结果陈三才被捕，诸亚鹏供认，所有刺汪行动计划、文件与枪支弹药全部被抄，陈三才也被76号结案向汪其报。第四次刺汪行动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戴笠仍然铁了心要取汪之头。他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换部署，挑选一名能够接近汪精卫的壮士或侠客，在汪接见时，不须借助凶器或毒药，只凭拳脚功夫，当场取汪之命。这样既难通过汪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简化步骤，迅速实施刺汪行动，减少在长期准备过程中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戴笠饬令军统行动处多方寻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动人员。此人名叫黄逸光，广东人，其手腕力量大，据说曾打死过1只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到南京后，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接见过他1次，并合影留念。
黄逸光受命后，当即带着照片到南京晋见汪精卫。此进汪已“还都”南京。因多次破获军统组织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护更加严密。自改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动案被枪杀后，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提防，防止他们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现在黄逸光仅凭当年的1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当然不会放心，于是先秘密派76号特务调查一番，果然从他下榻的中央饭店房间里搜出4英寸穿甲手枪1支，达姆弹10发，照相机l架，小型电台1座及密码本。据此，76号特务将黄逸光逮捕，并从黄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药。原来，黄虽然带了枪支弹药，但按照戴笠的交代，并不想使用。按原计划只想利用与汪的同乡和故旧关系，在汪接见时，只凭巨大的臂力将汪掐死。万一自己脱不了身，就当场吞药自杀。汪精卫闻报，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黄逸光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三个丧命的军统特务。此时，陈三才尚关在监狱中，汪精卫一时无暇顾及。岂知关了一段时间后，陈三才的家属贿通汪精卫的连襟诸民谊，要他向汪进言，开释陈三才。岂知诸不提还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卫，他当即从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号上送的那份报告。这时的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也早杀红了眼，凡有刺汪行动的人，决不宽恕手软。于是当即在报告上立批“着即枪决”4个字，陈三才成了刺汪行动的第四个牺牲者。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的1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又连续五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确是条很难对付的老狐狸。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搁一边。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还要刻骨铭心。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战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在汪精卫“组府”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但是，“组府”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1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给陶1个宣传部长。为此，两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这样大的力气，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的联络任务是徐寄纲和黄漱初。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匪浅。上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有师生之谊。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纲。徐逐引黄见杜，3个人密商结果，认为可以利用黄濑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戴因此时在重庆一时不得脱身，认为最好请杜到重庆面商。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天就匆匆返港，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濑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濑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劝其回头。高、陶早有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一顶大汉奸的帽子，回到重庆时会受到惩处。其意也就是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孙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10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陶的生活费。
黄濑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给的10万元港币，每人给了4万元。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及伪北平“临时政府”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港，受到杜月笙等的欢迎。杜月笙当即吩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开。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在陈布雷自杀后，更作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5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杜月笙策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万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还都”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鄙无耻。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