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亲自去过乔家大院，当行走在高高的围墙之内时，空荡荡的房间里是很高的屋顶，人置于其中，甚是渺小，而犹如迷宫一般的走廊，似乎还回荡着刚刚走过时留下的脚印声。
对于这座高墙大院，我的第一印象，居然不是羡慕当初的这些个土财主，而是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可能来源于触碰不到外界而无形中强加的一种压迫感，但，更多的是身体与心灵同时被无形捆绑后带来的应激反应。
当初，胡玫用一部《乔家大院》，极力的讴歌了晋商文化中比较突出的仁义礼智信品格时，我却更偏爱张艺谋的那部，以乔家大院为背景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把苏童原著中的江南楼阁移驾到北方大院，或许是因为，张艺谋本身作为北方人，更加熟悉过去封建北方文化中的人性扭曲与那自始至终被压抑的某种情绪。
人置于高墙之内，如同青蛙被丢在井底一样，除了抬头的那一方不变的天空，其余的时间，均是与自己的对白，这种被后天压抑的情绪，更能够触动人的心灵。
毕竟，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只不过，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用一种中国人执着偏爱的红色，来反衬出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如同提线木偶般的人间悲剧，或许，就更显得深刻无比。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认为张艺谋将内容与色彩配合最为完美的作品，因为，即使剥离开张艺谋最为擅长的色彩点缀，其所要传达的内容同样会让人过目难忘，这种对于高墙大院中暴露出的扭曲文化，以及文化中女性与男权之间微妙的抗争到妥协，则如同暴风雨前的闷热那般，让人呼吸急促有种窒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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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于1991年，改编自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对比原著我们就会发现，张艺谋在整部电影中，除了延续原著中的风格之外，更融入了自己对于男权社会中女性角色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往往会通过外在的某种物件作为陪衬，当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以另一种身份登场的时候，巨大的反差直接与观众心理产生碰撞。
锤脚是一种享受，灯笼代表喜庆，可是，恰恰是这两样东西，却成为了深宅大院的那些个女人迷失心智的罪魁祸首，东西本身没错，可是，如果强行在这些东西是加上某种欲望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成为趋之若鹜的好玩意。
从稍稍不适应到后来的疯狂迷恋，也许仅仅需要几天而已。
于是，男人在一旁看热闹，女人却沉迷其中，这倒是很符合中庸之道，可细看却残酷无比，因为，看热闹的男人俨然把争斗的女人也变成了一种物件。
虽然说得是男权社会，但是，整部电影中，男人则彻底沦为配角，而自始至终游离在镜头边缘的院子男主人陈佐千，或多或少的成为了一个旁观者，而这种旁观自己家庭内部争斗的形象，也许，更加能够体会出其中的讽刺意味。
作为大学生的颂莲，本应该是代表着开放与自由的，而这个角色的设定，却在完成大院女人宿命轮回中，成为了从反抗到堕落最终毁灭的重要人证，她成了见证者，也成了参与者，却最终没有成为觉醒者。
有人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文艺片，但我更觉得它像是一部恐怖片，而其中所有的人物，都在迈入这座院子的时候，也就完成了从人到鬼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向恶魔交出了自己的灵魂。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故事很简单，几个姨太太之间为了争的男主人的临幸而勾心斗角，可是，恰恰是因为这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却融入了有些复杂的人性转变，以及千百年来男权社会中的种种龌龊。
在整部电影中，人物的镜头总是被拉得很远很远，而这座宏伟的建筑里面，人物的渺小显得可怜无比，只是，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恨之处。
起初，颂莲骨子里是有某种叛逆性格的，可是，进入大院子之后，却在无形中居然转化成想要争宠的诡计，而她对于梅珊说的那番深刻感悟，自己却并有真正领悟到精髓。
有些人看似明白，可是，当身处的环境以及不断输送的某种刻板的规矩理念时，明白就未必做的到，而想做也未必就真的做的出来。
这就是空想主义与实干主义的区别，所以，整座院子便是一座监狱，而里面的人就是一个个画地为牢的空想主义家，而如果在空想主义中融入某种于己有利的欲望，那么，争斗在所难免，毕竟，男主人有的是钱，而女人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件玩物而已。
套用钱钟书的那句话，然后进行稍微改编一下，“大宅门就像是围城，有的人想进来，而有的人想出去。”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仆人雁儿便是想进去的那个人，她做梦都想着做这座院子主人的姨太太，而或是梅珊，或是颂莲，是想出去的那个人，可惜，想进去的死了，想出去的一死一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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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出现了三个季节，唯独缺少了春季，因为春天象征着万物复苏，春天也是一个觉醒的日子，可是，整部影片中，所有人跨入大院的那一刻，只有夏的燥热，秋的悲切，冬的寒冷。
说这部电影是负能量的，可能是因为其中所传达出的某种压抑的情绪，让人感觉有些不适，可是，如果把它单纯的归为负能量影片，则有失偏颇。
负能量是纯粹的负面意义的东西，而其中的反人类反社会的思想主旨，是永远无法得到认可的东西，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却并非如此，它属于一种反讽的电影，如果丢开对于导演本身看法的有色眼镜，而认真去看这部电影时，就会发现，它自始至终都在批判。
这种批判，正是利用人们对于某种负面意义东西的不适，而达到警醒的效果，这反而比那些直截了当的说教要来的深刻。
早期的张艺谋，对于这种深刻挖掘人性以及批判旧中国礼教的电影认知透彻，而他过分注重的电影形式却从来与内容没有分开过，比如《红高粱》，再比如《菊豆》或是《秋菊打官司》。
玩弄色彩的同时，更注重服务于故事本身，而透过故事将自己对于人性以及社会的理解融入其中，这便是张艺谋早期功成名就的主要原因，有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能够掌握住大众的共性，将个性融入共性中，使得故事在整体上更具思想性。
只是，后来的张艺谋彻底沦为了市场的投机者，而在商业片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其电影中原本具有的思想价值早已难觅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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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反观张艺谋早期的这部《大红灯笼高高挂》，作为观影者的我来说，居然从颂莲的身上隐约看到了现在游离于市场边缘的导演的影子。
一方面想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不可得，一方面又想要融入利益市场而屡屡受挫，市场如同这座大宅院，深不可测，而想要把握住其中有规律跳动的脉搏，却是非常困难的。
刚开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我个性依旧风采奕奕，可是，随着市场在利益圈子里越陷越深，于是乎，本该保持的特色尽失后，还是找不准方向，只能在边缘继续试探。
最终的结果便是，被市场和观众同时抛弃，如同颂莲那般，用疯癫的形象，继续迎接着下一个想要进入深宅大院的单纯人儿。
一轮又一轮，宿命般的开始与结束，却始终没有得到什么。
如今的电影市场，真的就是如同乔家大院这般，仁义礼智信的品质早已丢失，徒留下其中对于权力疯狂的追逐，最终困死在这高墙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