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
有这样一个话题曾刷屏全网
#同济可爱汪先生和他的魔力小单车#
视频里可爱的爷爷
圈“粉”无数
他就是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
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汪品先
4月7日晚
汪品先院士通过线下授课和网络直播
给近10万名网友上了一堂课
课后已是晚上8时40分
上海正下着小雨
上完课的他
仍准备回办公室工作
大家追着给他送伞
老先生却说
“不用啦，几步路就到办公室
雨不大，没关系！”
就这样，他骑着自行车
只留给同学们一个
穿行在人群中利落的背影
这个可爱的“溜了溜了”视频
火爆全网后
不少网友也很好奇
听85岁院士讲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实际上
汪老先生不仅很可爱
还紧跟年轻人的潮流
已经85岁的他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通了账号
用年轻人的话语方式
向更多的人讲述着
中国探索海洋的故事……
82岁那年
汪品先前往中国南海
9天内连续三次下潜到1400米的深海
在全世界的深潜者中
他是年纪最大的那位
他说
这个机会我等了40年
与此同时
他也是想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对海洋科研界的风气
“做一点无声的批评”
看到很多学科带头人
远离海洋调查一线
只派学生去现场的现象
汪品先表达了意见：
“我们搞地质的人
你不上山下海
你光是看地图那怎么行啊”
他说：
“我们中国人一直在海上吃亏
非常需要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
如今
即使已是中科院院士
85岁的汪品先每天依旧工作14个小时
周六日也不休息
他还计划着写两本书
给年轻人做科普
他说，自己最缺的就是时间
下文为汪品先院士自述整理。
1
82岁三次深潜南海
2018年，我乘坐“深海勇士号”，在南海3次深潜。
在全世界的深潜研究者里面，我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听说以前俄罗斯有个深潜工程师，下去时80岁。我82岁，比他还老。深潜一般是年轻人参与的多，但我还是坚持要下去。
毕竟，这一天我等了40年。
汪品先院士在下潜之前的拍照
所谓深潜，就是利用深海潜水器，将人送到千米以下海底，是海洋科考的重要手段。
我第一次听到深潜这个词，是在1978年。
当时，我在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任教。因为曾经参与过黄海、莺歌海的油田勘探，跟石油部有过不少合作。后来石油部派代表团去美国、法国考察，我便跟着一起出了国。
在法国的一次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刚刚打破世界深潜记录的科学家。他跟我说，深潜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体验，到了海底一点声音都没有，绝对安静，在海底还能见到特别漂亮的海百合。
我当时很震惊，原来还有手段，可以把人送到这么深的海底。
但国家当时哪有条件搞深潜，关于深海的研究都才刚刚起步。
在海边调查的汪品先和同事
这之后，我一边搞科研，一边等待深潜机会。
2009年，我国首个国产载人深潜器“蛟龙号”下水。当时我73岁，满心期待能参与，结果海洋局担心我年纪太大会有风险，通知我不能下海。
直到2018年，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投入实验性应用。“深海勇士号”隶属中科院深海所，我这才有了下海的机会。
正在下水的深海勇士号
我的夫人开始也是担心我，后来听到是中科院深海所的所长丁抗陪我下去，才放下心。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丁所长是老朋友。
我们很早之前就有过约定，等国产深潜器造出来一起下潜。等了几十年时间，这个约定终于实现了。夫人一看是老朋友陪着，自然也就放行了。
左一为丁抗所长，左二位汪品先
说起深潜的危险性，其实并不大。
深潜器从一开始，就以保障人的安全为首要因素。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深潜的人死在海底，安全性相当有保障。而这次的团队又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让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顾虑。
深潜器前半部分是个球，里面可以坐三个人，空间不大，我们以一种很难看的姿势缩在那里。不过，里面的大气压和你在办公室是一样的，并不会说特别难受。
在9天时间内，我一共下潜了3次，累计时长8小时38分钟，最深达到海下1410米。
汪品先在深海勇士号内
海底看到的景色，是我一直以来苦苦寻觅的。
在这里，珊瑚长得像竹林似的，而海绵、苔藓虫这些生物就像是草丛。我还见到了海马冷泉区域，气体从海底冒出来，一大堆贝壳就堆积着生长，密密麻麻的，都是些极为神奇的景象。
看到这些，我的心情无疑是相当激动的。看着海底的石头，我恨不得从深潜舱里把手伸出去，拿个榔头敲它一下，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成分，现场做个地质考察，可惜没有这个条件。
“深海勇士号”在海底拍摄的景象
搞了几十年深海研究，到80多岁我才真正看到了自己研究的东西。
这跟在荧幕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就跟球迷们看球，一定要买票去现场看是一个道理。以前是条件不足，现在有机会了，我是一定要看看深海的呀。
汪院士的下潜证书
2
落后30年，我们弯道超车
中国人对海洋的开发，几千年前就开始了。
正所谓“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从海洋中求生存，是历来就有的。
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在海洋表面，而我关注的是几千米下的深海。我主要研究南海，通过下潜到海底、在海底打钻，我就可以推算出南海的季风演变、海底的生物群聚落。
你可能要问我，这有什么用呢？
中国要想开发南海，就必须对南海地质有深入了解。南海石油的发现，就跟深海研究有关。而且我们从科学上把南海研究透了，国家主权也就立住了脚，这对于南海归属问题意义重大。
汪品先在南海的研究发现
但我国的深海研究，起步就比西方晚了30年。
我是1960年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的。我们那时毕业都是国家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被分配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加入学校刚筹建的海洋地质系，后来又调到了同济大学。
当时条件格外艰苦，学校连个小舢板都没有，搞什么海洋研究嘛。
我没办法，就想办法要了一些海底表层的泥土进行采样，跟同事在男厕所里，用吃饭的大瓷盆子把泥冲掉，再放到显微镜下研究沙子里的海洋微体化石。
就这么，我们完成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这本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
汪品先翻读《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
我真正跟海洋打交道是在70年代，不过那都是几十米深的浅海，肉眼都能看到打钻平台的。我就在岸边搭个临时房子，带着一堆年轻人研究从海里打钻打上来的石头。
那些工作，跟深海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而早在1968年，美国人就已经领头成立了组织，四大洋到处打钻研究深海。
我们直到1978年那次出国考察，才知道国外原来都在研究深海，非常吃惊。
1978年，汪品先出国考察期间
但知道了也没用，那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
直到1985年前后，我们才成立了中国大洋钻探的组织，着手研究深海。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虽然说是有在研究深海，但很少有一手数据，只能用国外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搞研究，这无疑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一直都想着，能去南海搞实地钻探。
当时全世界就美国有一条专业的大洋钻探科研船“决心号”。想要搞深海钻探，必须求美国人的帮助，加入他们的“大洋钻探计划”，这样才有上船搞科研的名额。
大洋钻探计划，成立于1985年的国际性合作钻探项目，通过在全球海底打钻来研究海洋
但加入他们，一年会员费就要50万美元。1985年，全中国外汇储备才20亿美元，太困难了。一直到1997年，我们才终于通过了申请。
这么一等，10年时间就过去了，中国深海研究已经落后了世界30年。
而且即使交了会员费，也并不能保证立马上船。全世界就“决心号”这么一条大洋钻探船，各国的海洋科学家都想上去搞研究。想登船得看你的研究课题是否够好，有的人一等就是四五年。
我运气比较好。我提出的课题是通过南海地层研究东亚季风变化，在1997年的所有课题中，投票数拿了个第一。
这不仅为我赢得了上船的机会，还让我成了本次航线的首席科学家，领导船上各国科学家。
不过，真正上船还要两年后。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国防部不愿意我们上船，拖了一年时间才批准。不过美国科学家很厉害，跟国防部抗议，说大洋钻探是全球开放的，你不可以阻挠，我们才有机会上船。
1999年2月，我63岁，终于登上了“决心号”。本次航线从澳大利亚出发，一路北上至中国南海做科考。在这之前，我只在书上见过这艘船，这次成了负责人，思想负担很重。临出发前我还跟夫人说：这次，我活着回来就算赢了。
决心号1999年南海考察航次全体成员合影
这次航行，最重要的是在南沙打了一口深钻的井。
那什么叫深钻呢？深钻就是用一根长长的钻头深入海底几公里，取出里面的岩石。通过研究这些岩石，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海底的地质构造、矿物储存，乃至这片海域的形成原因。
在海洋地质研究中，深钻比深潜更为重要。
这口深钻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海区的首次深海科学钻探，也是至今南沙唯一的科学深钻井。
通过这次深钻，我们终于能有机会深入了解南海。后来在南海的石油勘探，也多亏了这次航线的钻探结果。毕竟在当时，中国是没有条件打这种深海钻探井的。
也是这次之后，国家开始重视起大洋钻探。10年前，国家甚至投入了1.5个亿，让我搞了“南海深部计划”，在南海多次开展大洋钻探，研究这片海域的地质情况。
但这口钻探井，当时差一点就没打出来。
我们的科研船从澳洲出发不久，马来西亚就发来警告，说南海有海盗出没。船长跟我们说，南沙不能去了，得走安全的航线。船上其他科学家大都同意了，就我一个人跟他死命地争。
汪品先与决心号船长合影
我说这次航线，我就打两口钻井，南北各一个。南沙这个不打，我等于输了一半。
在船上，我跟各个部门联系，寻求解决方法。最后是中国海洋局的司长出面，给我们发了个传真，说中国方面会保护“决心号”免受海盗攻击，这才让船长答应去南沙打钻。
当我发出开钻命令，船长下令升起五星红旗。
看着红旗升起来，我真的高兴到不行。可惜当时没有摄像机，不然我得把全过程录下来。
这口钻井的打下，是我科研生涯的分水岭。
从这之后，我们有了中国南海的一手资料，再也不用研究别人的资料了。
在63岁这年，我终于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不晚，我的科研生涯才刚刚开始。
现在回想那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搞个研究都要看美国人的安排。
不过，我们中国人很争气，虽然落后了30年，但我们追赶的很快。
现在大洋钻探有三条大腿，分别是美国、欧洲、日本，他们都有自己的大洋钻探船。但现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深海钻探船马上就要建好了。我曾说，三条腿的凳子不够稳，最好是四条腿。
中国，很快就要成为这第四条大腿，而且是很粗的那条。
3
深海鱼为什么没被压扁
我现在的工作，一个是搞大洋钻探，另一个就是做海洋知识科普。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非常好，但有个缺点：海洋意识太弱了。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海上吃亏，非常需要唤醒中国人的海洋意识。
但是这种事，写科学研究文章意义不大，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搞科普才是有效的方法。
汪品先在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担任义务讲解员
所以从1999年前后，我就开始搞海洋科普，最有标志性的应该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海洋》。
《十万个为什么》原本是没有海洋分册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开纪念会，总主编在会上夸这本书编的好。我说好什么，你们就没有海洋相关的知识。没想到他们反将我一军，说好呀，那就你来弄。
我一听，那就我来弄。就这么，我成了《十万个为什么·海洋》的主编。
这本《海洋》，我个人觉得在《十万个为什么》十八本书中属于不差的。我当时弄得很认真，有的作者写的不好，我就帮他们重写。书发行后，收到的评价还不错。我看效果挺好，后来还出了本《深海浅说》，得了好几个奖。
《深海浅说》内页内容
我一直认为，搞科学就是要尽量浅显易懂。
这有两方面的道理，一个是科学家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
科学家层面，用大白话介绍自己的科研项目，有利于互相交流。很多科学家钻进了专业术语里面出不来，自己都不清楚想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这是不对的。
至于社会层面，主要是社会上对于科普的需求越来越广泛。
我很高兴，能看到中国科普已经成为了产业。我几十年前去国外访问时，看到日本孩子穿着制服到博物馆参观，真的非常羡慕。我心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而现在，中国家长也开始愿意出钱让孩子接受科普，我觉得这非常好。
汪品先在给小朋友做科普中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能将复杂的科学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讲出去的基础上。
我现在还记得，在2019年的南海大计划研究会议上，我给每个报告人定下的要求就是，让参会的记者们都能听懂。我自己就带了个头，报告的题目就叫《南海演义》，用传统演义小说的形式，把南海的前世今生给编成了故事。
我觉得，越是蹩脚的老师讲课越凶，好老师根本不用这样，他们能把课程讲成故事，让学生高高兴兴地去听，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在网上讲课也是这样，尽量讲得浅显易懂，能不用专业名词就不用。
这些视频，我都是很认真准备回答的。我当了60年老师，对学生很有感情。现在网上有几十万个人听我的课，我当然要更加认真地准备。
我不大上网，但是有时候看见网友的热情反馈，我还是很高兴的。
汪品先讲解深海鱼为何不被海水压扁，受到网友热烈欢迎
中国海洋现在能这么热，孩子们能对科学感兴趣，我觉得很好。老一辈经常讲教育救国，这在以前是很难做的。而现在中国适龄青年有一半都进了大学，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总是对同济大学的老师说，老师的工作，很大程度在后来。
我以前在国外遇到一个人，他说他就是几十年前，听了我的某个科普讲话，才走上了科学研究这条道路，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格外鼓舞人心。
如果我五年后身体还允许，那我还是会在科普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汪品先的公开课，让不少网友深受启发
4
时间越来越紧了
可惜的是，时间对我来说，越来越不够了。
以前，我的生活基本是以工作为主，除了吃饭睡觉没有别的事情。
我马上就要到85岁。前几年我得了前列腺癌，当时为了能下海深潜，没有开刀。尽管看着没事，但抵抗力是下降了。去年疫情期间，我没办法上课，就花了77天写了《深海浅说》。
结果交稿不久我就病了，住院38天。大夫跟我说，这是太拼命工作的结果。
打这之后，我就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
现在，我基本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到办公室。中午也会午休一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习惯。晚上九点半就必须回家，这是我太太给我规定的时间。
我没有周六日的概念，也不放假。所以总的来说，工作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汪品先与夫人孙湘君
我是1936年生的。我们这些抗战期间生的人，跟现在年轻人区别还是很大的。那时候是国难期间，从小就觉得要想办法珍惜时间精力，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真正开始搞科研的岁月，开始的太晚。
你想，我从1960年回国，真正开始深海钻探都已经63岁了。在这之前的浅海研究虽然也做了很多工作，但终究还是太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
汪品先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期间留影
我的时间一直抓得很紧，这倒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习惯了。但这一点也不辛苦。假如你的爱好就是你的工作，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没有什么比搞研究更让你兴趣，那就对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做科学家得先有个题目。这个题目，你不解开就难受，觉都睡不着。解开了，高兴得不行；解不开，你就一直停不下来。这个，我觉得才叫科学家。
我以前定了个85岁计划，规划好了85岁前做什么，85岁后要做什么。
如果我能活到90岁，我大概要做三件事。
一个就是我在同济大学上的《科学与文化》公开课，我要把它写成一本书。原来我计划半年就能写成，但现在发现远远不够，我要追问一些问题，拜访一些人，这起码要花掉我一年时间。
汪品先给学生上公开课中
另一个就是我要解决“气候演变”这个大的科学问题。欧美人认为，现在气候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在北极高纬度地区，但我认为应该是在亚热带地区，我要推翻欧美人的观念。
第三件事，我要写个自传，反映我们这个时代。
如果我能再活五年，这三件事我一定都能完成。
如果活不了，那么前面两个先做。
毕竟，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的。
来源：共青团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