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明初名将排一个高低名次，毫无疑问，中山王徐达必居榜首。
朱元璋对自己这位爱将的赞词是：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明人郑观应在《储将才论》中也将之与古名将相提并论，称：“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韩信、冯异、王猛、贺若弼、李靖、郭子仪、曹彬、徐达筹，大将也。”
《明史》的评价是：“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
但是，徐达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徐达在对敌作战中所犯的错，仅仅是洪武五年前往漠北草原追剿元顺帝之子必力克图汗那一次。
那一次，徐达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与李文忠、冯胜共率十万大军分头北征，他本人率中路军挺进到杭爱岭北，遭到扩廓帖木儿的伏击，“死者万余人”(王世贞《彝州史料》前集卷十九，《徐中山世家》)。李文忠所率的东路军也损失惨重，只有冯胜所率的西路军攻至兰州，全师而还。
其实，除了这一次，在元末群雄争锋中，徐达还犯过一次比较严重的错。不过，该次战略方案的制订者是朱元璋本人，由徐达和邵荣分头执行。
邵荣是原濠州元帅郭子兴的嫡系将领，是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与郭子兴妻弟张天佑死后，惟一堪与朱元璋分庭抗礼的濠州红巾军方面军首领。大明开国后，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元璋刻意抹黑和淡化邵荣，徐达所犯下的错误也随之被删减，由此不被后人所觉察了。
话说，《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七月辛已(至正十六年七月初三，公元1356年7月30日)，……（徐）达帅师攻常州，进薄其垒，……士诚遣其弟张九六以数万众来援……达亲督师与九六战，锋既交，均用铁骑横冲其阵，阵乱。九六退走，遇伏马蹶，为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获，并禽其将张、汤二将军。九六即士德，枭鸷有谋。”
这段记载说的是：至正十六年七月，徐达带兵进围常州，张士诚派弟弟张士德率军往援，结果张士德被徐达的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擒获。
但同卷《明太祖实录》又记：“十月戊申(至正十六年十月初二，公元1356年10月25日)，张士诚兵既败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禽，士诚惧，遣其下孙君寿奉书，来请和。”
在请和过程中，张士诚开出的条件是：“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白银)三百斤。”朱元璋则要他归还曾派去交好的使者和俘去的詹李二将，并岁输粮五十万石。朱元璋在信中提到：“尔获我詹李二将不过小校，无关战局，我捉尔张汤二将，尔之左右手也。’信中只说捉到了张汤二将，没有张士德。
而查《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卷一二五《徐达传》；《国史考异》卷一；《明通鉴》前编卷一；《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周张士诚》等书，在记载徐达“围城打援”的这一段，也只是说张士诚派几万军队增援常州，中了徐达的埋伏，惨遭失败，部下张、汤二将当了俘虏。这和前面《明太祖实录》所记“并禽其将张、汤二将军”是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张士德被擒。
而《元史》有记：“丙申（指至正十六年）七月，士诚兵陷杭州，杨完者击败之。”陶九成《辍耕录》记载杭州之战出现有：“士德与王与敬偕往。”
即张士德在至正十六年七月参与了攻打杭州，八月回到平江，并未在常州被擒的。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赵德胜传》里又记：“（赵德胜）取江阴，攻常熟，擒张士德。”即擒捉张士德的人是赵德胜。
明初大学士宋濂写有《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纪念赵德胜（其于洪武六年，追谥武桓），收录在《銮坡后集》中。文中明确写赵德胜擒捉张士德的时间为：“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无锡诸寨。”
这里，不但详细交待了赵德胜擒捉张士德的过程，还标明了时间及地点。
时间为：丁酉年秋七月丙子——即至正十七年七月，与《明太祖实录》上的记载整整相差了一年。
地点与《明史.赵德胜传》的记载相同，是常熟而非常州。
另外，《天潢玉牒》有记：“丁酉六月 取江阴州，攻尝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皇明本纪》也记：“丁酉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
根据这些史料，可以肯定一个历史事实：擒捉张士德的人，不是徐达的先锋刁国宝、王虎子，而是赵德胜；擒捉张士德的时间，不在至正十六年七月，而是在至正十七年七月；擒捉张士德的地点，不是在常州，而是在常熟。
但是，清朝编修《明史》的人受《明实录》所迷惑，还是坚持把擒捉张士德的这笔战功和徐达联系在一起。
《明史.徐达传》就记：“（徐达）遂请益兵以围常州。士诚遣将来援。达以敌狡而锐，未易力取，乃离城设二伏以待，别遣将王均用为奇兵，而自督军战。敌退走遇伏，大败之，获其张、汤二将，进围常州。明年克之。进佥枢密院事。继克宁国，徇宜兴，使前锋赵德胜下常熟，擒士诚弟士德。明年复攻宜兴，克之。”
显然，《明史》编修者是考证过《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天潢玉牒》、《皇明本纪》等书，把擒捉“张、汤二将”的时间、地点，与擒捉张士德的时间、地点区分开来了。
但却把“赵德胜下常熟，擒士诚弟士德”说成是徐达的安排。
这不是事实。
我们看《明太祖实录》中徐达打常州后的经历：
1、“三月壬午(至正十七年三月初八，公元1357年3月18日)，克常州。”
2、“三月己丑（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公元1357年4月4日），徐达，常遇春，桑世杰率兵取马驮沙，克之。”
3、“四月丁卯（至正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357年5月12日），克宁国路。”
即徐达攻克了常州，再攻取邓驮沙，紧接着攻取宁国路。
但是，注意一下，《明太祖实录》有提到：徐达取宁国路“久不下”。
事实上，从拿下马驮沙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四月二十三日拿下宁国路，也只用了三十八天；而考虑到徐达军队要先从常州到马驮沙、再从马驮沙折往宁国路途上消耗的时间，用“久不下”的说法实在有些牵强。
但转换一下思路，如果徐达在三月十五日打下了常州后，没有攻取马驮沙，而是直接攻打宁国，那么前后花了四十五天时间，“久不下”之说大概可以说得过。
也就是说，打下马驮沙的人应该不是徐达，而是另有其人。
此人是谁呢？
《明太祖实录》有记：“六月乙未(至正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357年7月5日)，命长春院枢密院判官赵继祖，元帅郭天禄，总管吴良取江阴。”
且说，至正十六年，都元帅郭天叙、左元帅张天佑率军从句容出发，往攻集庆，不幸被诈降的陈埜先杀害。赵继祖是郭、张部将，在乱军中杀出，逃回了句容。
《明史•赵德胜传》又有赵德胜攻打芜湖后，再攻句容的记载。
可见赵继祖和赵德胜曾在句容合兵。
结合赵继祖后来与邵荣 “谋伏兵为变”等情况看，赵继祖和赵德胜当时应该都是在邵荣的麾下。
这样，到了至正十七年六七月间，赵继祖出现在与马驮沙隔江相望的江阴，而赵德胜又在常熟擒捉了张士德。
这说明，发兵攻打马驮沙的，应该是邵荣。
赵继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攻打江阴呢？
前面《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写赵德胜擒捉了张士德后，“遂征望亭、甘露、无锡诸寨。”
注意，望亭距离张士诚的大本营平江（今苏州，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定都平江）只有四十里。
还有，《明太祖实录》记：“五月丙申(至正十七年五月二十二公元1357年6月10日)，枢密院判俞通海、赵械以舟师略太湖马迹山，降张士诚将钮津等，遂径东洞庭山。”
俞通海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出现在了洞庭山，而洞庭山离平江也很近，可说是近在咫尺。
说到这儿，赵继祖、赵德胜、俞通海等人的最终攻击目标，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平江。
查《明史.俞通海传》可知，俞通海参与了徐达攻打常州、宁国路的战斗，即此前他是一直是跟随着徐达的。
由此，可以推知，朱元璋在下一盘大棋：邵荣部打下江阴，沿太湖东岸下常熟，进逼平江北。徐达部从宁国的水阳江顺流下长江进太湖，打下宜兴，沿太湖，经洞庭山进逼平江东。
但是，平江陷落，张士诚被擒杀的时间是在十年之后的至正二十七年秋。
也就是说，朱元璋于至正十七年秋会攻平江的战役流产了，被《明实录》刻意淡化掉了。
因为，这场会战，邵荣部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而徐达部并没有达到战前预定目标——徐达在攻宜兴时，犯了些战术错误，以至于屡攻不下。朱元璋看着东线的邵荣部已经打过了常熟，只好留徐达继续打宜兴，另派俞通海沿太湖，经洞庭山进逼平江东。
徐达部分兵，战斗力减半，一方面攻宜兴不下；另一方面俞通海孤军深入，遭到了张士诚手下猛将吕珍的迎头痛击，惨败而还。
东线邵荣部知道了徐达部的情况，自然不敢贸然再进，很快撤军。
可以说，是徐达的失常表现而使这一次攻取平江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