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瓦尔达那部温情动人的纪录片《脸庞，村庄》上映时，她就说这是“最后一部院线片”。话音刚落2019年又拍出《阿涅斯论瓦尔达》，一部自我总结式的纪录片，对后辈电影人来说，也是堂十足的大师课。今天消息传来，90岁的“法国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在她位于巴黎14区的家中离世。这是一栋粉房子，她在这里住了七十年，从前有他的导演丈夫雅克·德米陪他。德米1990年就已去世，如今她也走了。
这是去年《脸庞，村庄》上映前后写的文章，即便是从未听过瓦尔达的观众，也会喜欢上她的，因为这可能是全世界最萌的老太太。
阿涅斯·瓦尔达（1928.5~2019.3）
旅途如何开始
老太太，89岁，顶着一个撞色蘑菇头行走江湖，个儿小，但人们远远就知道是她；小伙儿，34岁，标配是绅士帽和墨镜，个儿高，走在巴黎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七十五。
一老一少第一次见面，老太太就想给小伙儿拍照，但后者拒绝摘掉墨镜。这让她想起了老友戈达尔，对，就是你头脑里立刻浮现出来那位，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这位法国电影新浪潮奠基者，整个60年代都戴着墨镜，唯有一次，借着一个轻松愉悦的好友聚会时机，他摘掉了墨镜，让她拍了几张肖像，镜头里还带上了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e），戈达尔当时的爱侣。
老太太是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人称“法国新浪潮祖母”。她第一部叙事长篇《短角情事》（La Pointe-courte）拍于1954年，这部改编自福克纳《野棕榈》的片子直接影响了左岸电影作者们的叙事风格。5年后，特吕弗和戈达尔先后有了《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和《筋疲力尽》（A bout de Souffle）。所以阿涅斯·瓦尔达这个名字无论如何都跟新浪潮紧密联系，直到今天都是——今天的瓦尔达有三条艺术生命线，除了电影，还有摄影和装置艺术，但“新浪潮”三个大字是人们在罗列她各类身份时一定会反复强调的元素。
瓦尔达和JR在摄影小卡车上
小伙子JR则是半匿名街头艺术家。他出生于1983年，十几岁开始街头涂鸦，笃信“街道是最大的美术馆”，如今以将巨幅人物肖像张贴于建筑外墙闻名，被法国《美术》主编法布斯·布斯托（Fabrice Bousteau）称为“21世纪的布列松”，27岁那年获得了TED2010年度大奖后，他曾带着作品“城市废墟”（The Wrinkles of the City）到过上海。
这二位年龄相差了50多岁，却是这部收获众多关注的纪录片《脸庞，村庄》（Visages，Villages）的共同创作者。
一部作品倘若由两位艺术家共同完成，他们之间如何互相适配？这可能是个跟“爱情里双方如何相互吸引”类似的哲学命题，要看“气场合不合”。这二位恰好就是合拍的那一对。怎么个合拍法？他们认识后明显都感到，“为什么我们竟然没有在很多场合偶遇？”80年代，瓦尔达就对“墙”产生过浓烈兴趣，1981的纪录片《墙的呢喃》（Mur murs）就是她对洛杉矶涂鸦艺术家们的一次展示，当然，那时候JR还未出生。
对于年龄差引起的关注，他们的回应是“年龄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或者“我都没意识到年龄这件事”。
阿涅斯·瓦尔达和JR，一老一少颇具反差萌，所到之处总是很引人注意
所以纪录片就以二人“在哪些地方曾有过未相遇”开始。他们没有相遇的地点，有些是在城市，例如面包店、舞厅，有些是在乡间，比如田野小路。一老一少，一个走得慢，一个大步往前；一个楼梯能爬到一半就声称“完成了本周运动配额”，一个遥遥领先末了还得往下折返一半将就老太太。这些场景都让这部纪录片有股家常的生活气息。瓦尔达说她要拍的就是“混乱世界里带给人平和感觉的东西，而村庄里的人们默默但涌动着的生活里，就有这种关切”。
生活中二人最终真正相遇，是在瓦尔达女儿的安排下。JR到瓦尔达位于14区Daguerre街的家——一幢粉色房子拜访，女主人在这里住了快70年，从前是跟她的丈夫雅克·德米，《瑟堡的雨伞》（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和《柳媚花娇》（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的导演一起住在这里，雅克去世后，这里也成了工作室。2017年，奥斯卡新晋最佳导演达米恩·查泽雷（Damien Chazelle）受雅克·德米启发，拍摄了令他享受巨大荣耀的《爱乐之城》，宣传到巴黎时，查泽雷特地去拜访阿尔达，当时JR也在场，他与老太太已认识一年多。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拍摄了18个月，每个月里有三五天，JR捎上瓦尔达，开着被他改造成Photomaton（自动摄影机）的小卡车上路。Photomaton很有法国特色，许多影迷一眼看出这就是《天使艾美丽》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道具，直到今天，部分法国人还是会习惯钻进地铁站的photomaton里拍证件照。而在JR的小卡车车厢里，钻进去拍完照片，五分钟就可以打印出巨幅照片来。JR和瓦尔达将去往法国田野和乡村，寻找人物和建筑，再用JR的方式将二者贴合。用老太太的话说，“只要是去往村庄，去往简单的风景，去寻找脸庞，我总是准备好出发的”。
1981年瓦尔达在洛杉矶拍摄的涂鸦纪录片《墙的呢喃》剧照
“没有权力的普通人”
表面上，JR在这部纪录片里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例如，摄影小卡车是他一贯使用的武器；拍摄之外，在墙体搭建脚手架、攀爬、粘贴这些活儿都由JR和他的团队完成，甚至内容也同这位艺术家过去几个重要作品异曲同工：选择好一面合适的墙，再思索能往上粘贴些什么。但这部纪录片的肌理仍然是阿涅斯·瓦尔达式的。
从处女作开始，阿涅斯·瓦尔达作品主体就远离城市，她关照“没有权力的普通人”。JR惯用的“视觉上的巨大”天然具有冲击力，瓦尔达则想要给普通人以英雄式礼遇，所以他们总是从巴黎出发，驶过乡间风景，进入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他们跟人聊天，听说有位矿工之女，年岁已高，但仍不愿离开几乎荒废了的矿工街区。所以他们给他拍了照片，将脸放大数倍贴到她家外墙，待一切就绪，她开门走到街对面，第一眼看到自己的脸就哽咽了。
小镇咖啡馆里有位季节工女服务生，瓦尔达从小镇居民那里借到一条连衣裙、一把1973年的白色蕾丝阳伞，为她拍下了照片。墙上的她成了镇上的明星。
一位农场主，拥有很多现代化种植设备，“这挺反社交的，因为以前到农忙季总需要雇三四个人，现在我一人就能干所有的活儿”。他们把他的全身照就贴在他看守农场时的木屋上，这一幕结束时瓦尔达念叨了一句：“一个人和几千亩地，多孤独的一个画面。”
寻常人对自己生活的确总感到温情脉脉。村庄里的邮差，干了几十年，少年时代骑自行车，今天开着明黄色面包车。他不只送信，还给年长居民捎肉、蔬菜和液化气，“从前，我会在自行车上别一个小收音机，村民们一听就知道是邮差来了。送完一趟信，我的牛皮邮差包里就塞满了农民们送我的甜瓜和西红柿”。最后，邮差先生四五米高的人像就贴在路边一幢房子上，脸上徒然有了英雄气概。
《脸庞，村庄》中出现的邮差，在印着自己人像的墙边走过
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们大部分就是这样随机遇到的人，瓦尔达在片中告诉JR，“偶然性是我的最佳助手”。一直以来她都信奉这条理念，她后来在一堂“大师课”里又跟在场年轻人讲起这一点，“偶然性在创作者生命里总是积极的，它是我跟时间的联络者。尤其是拍纪录片，常常对偶然性有所依赖，并且要时刻准备着应付这些，因为人们讲出来的话会出人意料，这有时候对作品帮助很大。偶然性依赖于时间、风，还有好多东西，拍电影就得有能力承接这些偶然，它们并不总是理性的，但它们是神奇的”。
瓦尔达随后又举了个例子。她曾在拍摄中问一些丈夫去世了的女人们，落单后是怎么睡觉的。大部分人都会说，仍然睡在自己这一边，但其中一位却告诉她，“他睡在有窗那头，窗边有一棵小树，以前我看不到，现在这树归到我啦”。
虽然她以《短角情事》和《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等长篇叙事电影为人所熟知，但在电影这个艺术领域，瓦尔达更喜欢纪录片这个形式，因为“它与真实的人产生关联”，“拍电影也跟演员们有关联，但他们大部分时候是虚构角色占主导，而真实生活中的人是独一无二，又出人意料的，他们对生活的感知让我觉得他们都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特质”。
《脸庞，村庄》中，他们还到了码头。镜头对准码头工的妻子们。三位妻子的全身像最后印在高高摞起几十米的集装箱上，中间掏空一节，她们仨分别坐了进去，坐在各自心脏的位置。一个说，“我不喜欢高处，我不喜欢孤独，现在我正同时感受这两种感受，我感到不安”，另一位则“感觉能主宰一切”。这几个画面都在叙述一种平和底下涌动的力量，格外感人。
作为符号的戈达尔
有时候，他们也会将瓦尔达故友作为创作主体，导演本人乐意用这种方式“进入”纪录片。自我体验与外部世界形成互文，是她许多纪录片都在使用的手法。2008年的《阿涅斯的海滩》（Les plages d'Agnès）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部明亮流畅的纪录片里，导演重构自己生活的轨迹，是自传，追忆过去，也在探寻边界。
《阿涅斯的海滩》，2008
《脸庞，村庄》中仍有瓦尔达自我探寻式的追忆路径。比如他们去到一个特别小的墓园，不到10座墓碑，其中并列的两座是伟大摄影师布列松和他的妻子。另一位追忆对象是著名时尚摄影师盖·伯丁（Guy Bourdin），跟瓦尔达同龄，只不过在90年代便早早过世。二人年轻时经常一起玩耍，他也为瓦尔达当过不少次模特，其中一张照片中他席地而坐，背靠海滩小屋。这个海滩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一个名为Sainte-Marguerite-sur-Mer的小镇外，就在这片海滩上，伫立着一块巨大的从悬崖坠落于此的四方掩体，一角落地。他们把这张年轻的盖·伯丁安置于此，远远看去，就像坐在摇篮里。第二天，它就被海水冲刷殆尽。这件作品只存在了一天。
当然，更重要的旧友是戈达尔，他仍在世，却翩然活在世外，仿佛见首不见尾的侠士。他以特别的方式出现在该纪录片的开头和结尾处，既是片子一条隐形的线索，又是无处不在的符号。
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拥有一个认识50年以上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体验。年轻时，雅克·德米夫妇和戈达尔夫妇几乎每天见面，两对夫妻会相约去度假。等到几十年后，雅克·德米和安娜相继去世，在世的两位很少再见面，“每四五年能见上一次叙叙旧”。有时候，如果戈达尔从现在定居的瑞士回到巴黎，瓦尔达说她没准儿会去见他说上五分钟的话。
瓦尔达跟JR成为朋友后，就想如果他们也能见上一面该多好。戈达尔的助手说戈达尔答应他们去拜访。起先说是上午11点半，后来又改到9点半，所以他们提前一天到了瑞士，先找个酒店住下。他们在戈达尔家附近的咖啡馆等着约定时间到来。
9点25分，他们终于站在了戈达尔家门口，却发现门上着锁，敲门高喊“让-吕克”也无人应答。当他们在窗玻璃上发现两行字，“à la ville de Douarnenez，du coté de la coté”，瓦尔达终于面对现实，戈达尔是不打算见他们了。换句话说，他爽了约，远道而来的访客吃了个闭门羹。她落了泪，很激动。“douarnenez是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我们当年常去的一家小餐馆，雅克去世时，戈达尔给我写的就是这两个词，如果写这是想让我难受，那他成功了。”
JR带着老太太到湖边长椅上坐下，想法子让她平静。使用的理由听上去矫情却令人动容，但转念一想，戈达尔的确高明。他不露脸，却为这部以脸庞为主题的纪录片添加了绝妙一笔，“比一次实打实的会面要意味深长得多”。从艺术角度，作为导演的瓦尔达平静下来，但从情感角度，作为平凡人的瓦尔达的确无法迅速原谅这位老友。
片子完成后，瓦尔达给戈达尔邮寄去了一份DVD，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拍电影，拥有的是世界
但瓦尔达自己的作品是充满温情的，至少她拍摄的多部纪录片格调总是明亮与流畅。《脸庞，村庄》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这位老太太对过去的缅怀总是生机勃勃，就像她的发型。
1996年，瓦尔达68岁，从一幅16世纪男子肖像画中获取了发型灵感，一半白色，一半红棕，这个撞色搭配这几年流行于时髦女士背包。瓦尔达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头发颜色，已有20年。
1951年，瓦尔达二十出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给舞台剧作品拍照，开启摄影师生涯。至于开始拍电影，她也完全不是狂热影迷类型，恰恰相反，她拍处女作之前，只看过七八部电影，“所以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参照物，也没有什么大师给过我影响，我很自由，这种自由我一直保留了下来”。
不像她已故的丈夫雅克·德米在商业上的成功，瓦尔达的大部分电影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法国艺术片”，“不赚什么钱，但拿过不少奖”。
半个多世纪后，没想到她还在创作，还在拿奖。《脸庞，村庄》除了在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首映，也在北美拿了4个奖，这对瓦尔达来说还是头一次。并且，奥斯卡2017年确定的4位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名单中也有她，法国媒体很兴奋，因为这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法国人，实际上也是该奖第一次出现女性获奖人。
《阿涅斯论瓦尔达》，2019，一部自我总结式的纪录片
去年，马上90岁的瓦尔达说这可能是她最后一部院线片了，因为上院线意味着路演，“每宣传一部片子，起码得花掉我半年光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点儿时间和精力，都要花在创作上”。她从前就不喜欢创作以外的事，比如拍电影前的“筹钱过程”。甚至还跟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提议过“按月发工资”，作为交换，她每两年出一部中等制作的片子。对方没有答应。
“在这部电影中我扮演一个小老太婆的角色。”她在《阿涅斯的海滩》里如此开场。那是10年前，那时人们就已经在问同一个问题：“别人到了你这个年纪早就不做事了，而你怎么还有一份工作？”她的回答是：“我觉得我有的不是工作，我拍电影，我拥有的是世界。”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期，原标题为《阿涅斯·瓦尔达，脸庞，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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