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洋的工作是：每天，背着药箱，在犯人中间巡诊。
他会端着白水，把药片放在病人舌尖，看着药片被吞下去。他医术不错，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急性哮喘病人，单凭手感就能把针扎准，给人打上点滴，就连狱警也会找他看病。犯人们见到他，总是很恭敬地称他“王医生”。
在河南省周口监狱，很少有人知道这个29岁的王医生，曾经“杀过人”。看起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他是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大大小小的改造会，他都是台上演讲的主角。
但到了夜深人静时，想起他的家族30多口人受他牵连，失去房子和耕地，在外流浪近10年而回不了家，他就会萌生出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许，把我逼急了，我还会杀人！”这个缺了半颗门牙的小伙子低头闷声说。
在惊惶和恐惧中，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
如果不是近10年前那场风波，河南商水县练集镇王寨村6组的这位“新生代农民”和他的族人也许生活会平静得多。
风波肇始于1998年年底，2000多人的王寨村进行村委会选举。当时，王保洋的父亲与另外两个村民王新安、王建国参与竞选。投票下来，王新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身兼6组组长的王建国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而王保洋的父亲落选。
父亲很不服气，认为自己输在了“人数”上，因为自家叔伯只有8个，而王建国有叔伯14个，王新安的叔伯更是多得“数不清”。而且，王建国与王新安关系不错，他怀疑，是二人联手挤掉了自己。
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王新安和王建国“舍得下本”，他们贷了款参加竞选。
家族间的矛盾由此产生。
紧接着第二年，选举王寨村6组组长，已当上村委会委员的王建国辞掉组长职务，而接任者却是他的堂弟王新军。王保洋一大家族人更不服气了：从上到下，都是对方的人，明摆着，这不是“票箱子组长”，是“关系组长”。
他们不承认这个“新组长”。新组长通知开会，他们家的人说：凭什么你通知开会，你是谁？新组长也不客气地回应说：“我是你爹！”
矛盾在这个村庄里累积着。直到2000年的春节，累积着的矛盾在瞬间被引爆，最终酿成一场血案。
原本，王保洋过着安定的生活。他19岁结婚，盖了三间新瓦房，娶了邻村的小学民办教师，生了儿子。大年三十这天，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和弟弟还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大家喝着酒，三个月大的儿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并且尿湿了他的新衣服。
但是大年初一这天，不知怎的，王保洋的堂弟因为孩子户口问题，在一家茶馆门口，与村委会主任王新安、村委会委员王建国和新组长王新军等一群人发生了冲突。最初只是口角，但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新组长王新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王保洋看见他一手拿一块砖，向自己的堂弟扔过去。怒火不可遏制地蹿起，借着酒劲，王保洋回家抽出一把刀，追着王新军砍了数刀。刀被人打落在地，但他堂弟又很快捡起了刀，向王新军胸部捅过去。这位新任组长当即倒地，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王保洋及其堂弟随即出逃。
这一夜，整个村庄陷入了混乱。不同的人士证实，村子的出口被堵死，死者家族的人开始追打王保洋家族的人。甚至，为了追打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有人撵出了2里地。王保洋在襁褓中的儿子被藏进了麦田。混战中，王保洋的父亲被对方的人砍了十几刀，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后来昏迷了6天。而王保洋17岁的弟弟被人砍伤了腿，爬到邻居家躲了一夜，第二天，邻居将他用花被子裹着，托前来拜年的亲戚把他送出村。
在惊惶和恐惧中，王保洋的家族有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逃跑时，他们据说“连根火柴棒都没带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走，回去的路竟如此艰难。
两年后，王保洋和他的堂弟被捉拿归案。堂弟被判死缓，王保洋被判10年徒刑，他的父亲也被判了3年。
近10年过去了，这一幕王保洋却始终无法忘怀。如今，躺在监狱的高低铺上，只要看到电视上有火烧房子的打仗场面，他就会想，那烧的就是他们家族的房子。
他没有一天不想家，晚上一眯瞪，院门口妻子种下的鸡冠花就在眼前晃。他清晰地记得家里的每一件摆设，席梦思是红色的，下面压着5000元现金。结婚时，同学送的玻璃壁画就挂在堂屋，“画很美，有山，有瀑布”，画的长度是3．3米……
“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那个夜晚，王保洋的家族里有四个老人没有出逃。大爷爷、大奶奶和三爷爷、三奶奶，他们自认为应该“安全”，因为事发时，他们“只是在旁边看了看”，没有动手，甚至三爷爷看到有人流血，当场就昏倒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也许算得上“安全”。几个妇女只不过当着众人面，把大爷爷的裤子从裤脚撕到腰，羞辱他，却没打他裤管里的腿。
可日子并不好过：有人把锅砸烂了，有人把热水瓶摔碎了，还有人把他们的被子泡在粪坑里。甚至有一次，他们正端碗吃饭，有人冲上来往碗里添了一坨屎。老人们走在路上，死者的母亲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的话也很难听。
一个月后，四个老人最终忍受不了，离开了村庄，与其他人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活。
老人们领着孙子孙女徘徊在离村庄几里或几十里外的地方，捡垃圾度日。10多个年轻人则远赴千里之外的大连，投靠早些年出去打工的亲友，讨生计。
总惦着要回家的老人们，一直在商水县、周口市打转，他们不愿去更远的大城市郑州，尽管那里捡垃圾更容易，赚钱更多，可那里“听不到村里的任何消息”。
起初，几位老人总是试探着回家。
大爷爷两口子隔三岔五回一趟家，可住两天就被骂出来。二爷爷也偷偷骑车进了趟村，可还没进家门，车就被截住，扔到了坑里。麦子熟了，三奶奶回去收麦子，收割机都请好了，有人把这个老婆婆拦在田里：“你要敢收，俺就睡车轱辘底下。”
他们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这让三奶奶很光火，她甚至有些抱怨两个兄弟没管好孙子，惹下祸端，连累了自家10口人。
在这场争端里，她觉得自己最无辜：出事时，她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另一个儿子到尾声才出来“看了看”。她跟死者一家没有任何过节，甚至，她还是死者夫妻的“红娘”。
“毛主席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嘛！谁跟谁有仇，剁了包饺子俺都不管，可不要扯上俺这样没用的老婆子！”她抱怨说。
尽管如此，这个心直口快的老人仍然是这30多口人公认的“最勇敢的斗争者”。
老人去要了3回地。第一回在路上就被人骂回来。第二回，对方一群人拦着她，一个从后头抱着她的腰，一个从前头给了她两耳光。第三回，村里答应给她家8亩地，地都量好了，可第二天一下地，她看到死者的母亲和好几个人正在那块地里忙着撒化肥。她跟对方扭打在一起，当乡派出所的人赶到时，她和死者的母亲都躺在地里。她哭着喊：“俺犯啥法？不让俺回家！不给俺地！”
这期间，她找过乡政府好几次，她的开场白总是：“俺们几十口人要吃饭……”一位乡干部对她说：“地可以给你，没人给你量地，我给你量，可你要考虑考虑，我量了地，你敢不敢种？种了地，你能不能收？”
无奈之下，这个倔老太太去了周口市信访办，市信访办把材料转到商水县信访办，县信访办把信又转到乡里，乡里说：我们跟村里反映。
据三奶奶说，没多久，村里有人放出话来：“不管外面的官儿有多大，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三奶奶真的觉得大家怕是进不了王寨了，他们的财产大多被瓜分了，包括牲口、杨树、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电视机、抽水泵、压面条机、木工用的电刨机、家具、衣服……他们的房子，有两家被别人住着，其余有的被夷为平地，有的被刨去大半。三奶奶自家的房子就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一口棺材在屋里，那是她给自己老母亲准备的。
没人能说清这几家的财产究竟去了哪里。据死者的哥哥称，杨树被法院作价抵了1．5万元的赔偿。至于这几家的30多亩耕地，死者家属承认，他们占了14亩。
三奶奶一直想跟对方和解，甚至把要对死者母亲说的话，在心里念叨了无数遍。连和解的礼物都想好了：不能买点心和干果，怕人家怀疑自己下毒，要买4只活鸡，活的自然不会有毒，这才算诚心诚意。她还找了中间人跟她一起去向死者的哥哥说情：俺想找你娘说几句话，俺们从前没红过脸，俺回家了，会待（死者的）孩儿们跟自家孩儿一般重……但这些并不管用，她被轰了出来。
几位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回家的路这么艰难。大奶奶在临死前终于回了家，尽管这个家早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对方的辱骂声仍然没有放过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天深夜，大奶奶的三儿子从大连赶回来看她，老人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你要还想俺多活几天，趁天黑赶紧走！”儿子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这也是这个儿子10年间唯一一次进家门。
回家10多天后，大奶奶冷冷清清地死了，走时，身边没几个亲人。她留下的遗嘱是：千万别回家！即便在她的葬礼上，也还是有人追着送葬的队伍骂骂咧咧。几天后，二爷爷和二奶奶绕道来坟头烧纸：“你在家不敢去看你，只能来荒野地里看你。”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出门在商水县城捡垃圾。出事那天，她左胳膊被打坏了，只能弯曲30度，这让她常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值钱的铁疙瘩被别人捡走，而自己只能捡轻点儿的东西。累一整天，也只能换到几块钱。
跟这几个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一样，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市，在那里谋生的17个亲人中，有4个也干着与他们相同的行当。只不过，在河南商水，二奶奶盼望出门就能捡到白面，即使已经“结成了疙瘩”；而在大连，他们则在寒冷的冬天里希望能捡到一件羽绒服。
在大连的这17口人，都住在火车站附近，每天一抬眼，就能看到东北第一高楼裕景。巨大的电子屏幕向路人介绍：它将以383米的罕见高度，以14万平方米的空间，成为七星级宾馆、顶级豪华公寓……而属于他们的只是2米高、6平方米大的小窝棚，“进屋就上床，举手就撞顶”。
他们搬过多次家，甚至有一户人搬了10次。他们住过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楼，也住过废弃的国企厂房，反正，住不上多久，房子就刷上了大大的“拆”字。搬家倒也简单：骑上三轮，卷着铺盖，塞上几件随身的衣裳、锅碗瓢盆就完事。
除了捡破烂，男人们也在市场上蹬三轮，卖烧烤，女人们在海边分拣虾贝。他们人均每月收入800元。10年来，女人们不舍得买海鲜，男人们不舍得买新衣服。
他们从没奢望在这里安家，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想都不敢想”。除了觉得在火车站这样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呆着“心里踏实”，在大连中山广场，看着花旗银行门口的大石狮子，都不敢靠近，“害怕，那不是咱的地方！”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女人们说。
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孩子。孩子们对村庄没有记忆，可他们还是愿意回那个大人们念念不忘的“家”。因为没有固定的家，这些孩子要么跟着捡破烂的爷爷奶奶，要么被寄养在亲戚家。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转学的经历，转学次数最多的一个，“一年换了五个同桌”。
还有的孩子，当年离开时没来得及报户口，到了上学年纪也报不上名。而一个叫浩浩的男孩，更是一生下来就是“黑孩子”。因为在大连给人刷广告的父亲舍不得花钱让妻子去医院待产，浩浩就出生在一处由废弃的没有窗户的黑厂房改成的临时住所里。接生婆只收了300块钱，可代价是没有出生证。后来浩浩的妈妈改嫁走了，孩子只好被送回在商水捡破烂的二爷爷夫妇那里。
3岁的浩浩每天跟着70多岁的老人走街串巷，这个夏天总是光脚的孩子收获了好心人送给他的一个“圣诞树上趴着兔子”的玩具，和一辆掉了踏板的三轮童车。
孩子们不在身边，女人们想念孩子。她们每天下午在海边等渔船靠岸，穿胶靴、戴手套分拣鱼虾，干完了这班船的活，就等下班船来。有时候她们在海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就想念孩子，给孩子打电话，孩子说：“妈，别打了，越打越想，又见不着，还费钱！”
而老人们其实并不那么了解孩子们的心：16岁的孙女知道爱美了，她不再满足奶奶捡回来的洗发水，她宁肯不吃早饭，剩下钱，去买一种叫“姗姗娜”牌子的洗发水。上8年级的孙子话很少，可他会偷偷在英语课本的封面上，给漂亮的姑娘描黑，画上一副眼镜。
不识字的老人也不知道孩子们对一个安定的家的渴望：贴在墙上的课程表，被孩子们写满了“Don't give up！FAMILY ！（不要放弃！家！）”孩子们还在窗玻璃上、墙上用彩笔写着：“神的家真可爱！”旁边画个笑脸。
“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近10年里，有的孩子出生，有的老人死去，“30多口人”的数字在变化。
可有一点没有变：这个数字里不包括王保洋的大伯。在这个家族人眼里，他是“异数”，有人甚至用了“势不两立”这个词。因为，只有他目前还住在村里。
大奶奶死后，大爷爷再没进过家门，而这个儿子也从没去看过父亲。但大爷爷理解儿子：儿子住在村里，跟家族人联系“不方便”。
事发当天，大伯在外地煤矿干活。他常年不在家，与村里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他的家就在死者家的后面，据说如今这个中年人“很少轻易出门”。但他希望亲人们能回来，因为“要饭的都有个家呐”！
不过正是这一活“案例”，佐证着村委会主任王新安的说法：“这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他举例说，前不久收麦子，收割机一路开过去，割了死者家的地，再割王保洋大伯家的地。没有人跟他过不去！他认为，被死者家属骂几句很正常，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毕竟“杀人又不是杀鸡”。他说村里治安良好，“自家开的超市，冰柜晚上从不搬进屋”。他相信，“现在社会和谐了，他们回来不会出现大冲突！”
6月11日这天，村委会主任的这种态度，让前来调解此事的周口监狱的干警和律师精神为之一振：这事儿有戏！然而当他们一进死者家的院子，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死者的一双儿女趴在堂屋的麦垛上哭个不停，死者干瘦的老母亲搂着他们，哭得几乎昏厥。老母亲哽咽着说，儿子当组长没几天，就死在正月初一。正月二十五，孙女出生了，她妈妈给她取名“雪珂”，意思是“大雪天生下来就没爸爸，太可怜”。
男孩从抽屉里拿出他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一给干警看。两个孩子一直靠着墙哭个不停。干警们向那位母亲介绍那30多口人流浪的情况。但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嘴唇不停地打颤，用了很大的力气吐出一句：“捡破烂也发财哩！”
看着老人情绪几近失控，调解不得不中止。干警一出院子，老人便横卧在堂屋门口的泥巴地上，不停地喘气、流泪。
调解者又走进死者的哥哥家，情形同样不乐观。他面目清秀的老婆头上裹着蓝条毛巾，蹲在门口。摘下毛巾抹泪时，露出白花花的光头——她得了乳腺癌，化疗了好几次。这个中年汉子听了干警的来意，半天没吭声。
他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弟弟被刺了好多刀，自己不能上前去救，吓跑了，心里愧疚了近10年。“俺一辈子也忘不掉俺弟那个死法！俺对不起俺弟！”
他和家人相信，那场风波给他们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死者的姐姐认为判决的赔偿太少，大闹法庭，被关了一天，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年后上吊自杀。而死者的父亲背着馒头跑了好几次法院，终于从法院拿到转交过来的6000元，老人一路走一路哭，那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不干净”，最后得冠心病死了。
“俺家拿三条命换他家一条命，冤不冤？俺也活够了，随时准备好拿俺这第四条命，换他家的命！”他边哭边喊。
他的妻子一直拿头上的毛巾抹眼泪，听说对方几个老人靠捡垃圾度日，她说出了与婆婆同样的话：“捡垃圾也能发财！”“他们家都在外头打工赚钱，俺们家一条命接一条命地送！他们回来了，俺婆婆就活不成，俺婆婆不能见他们那边的人！”女人的哭声，终止了这次原本试图和解的努力。
事实上，这已是第二次调解。去年，关押王保洋堂弟的豫东监狱，也曾与当地的派出所、乡政府、村委会一起前来调解，同样以失败告终。
有人分析说，“杀人者不能偿命”，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是让王保洋及其父亲赔偿29805元、让王保洋堂弟赔偿15000元的判决，令死者家人无法释怀。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
再有一年多，王保洋就将出狱，而双方的僵持看起来还将继续下去。在豫东监狱教育科副科长余红军看来，30多口人不能回家，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度同情受害人，执法手段软，政府职能发生错位甚至不作为。
王保洋已经设计好了回家的路：出狱后，如果30多口人仍然不能回家，他会去找各级政府协调；如果仍不能解决，他会起诉对方；一旦无果，他将启动策划了好几年的“复仇计划”。
但那是最后一条路。
无论如何，回家的愿望如今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因为老人们也许“等不及”了。
6月10日这天，王保洋的三个爷爷终于坐在了一起。这是弟兄三个近10年来的首次相聚。他们很清楚，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团聚。
84岁的大爷爷，脚已经肿得穿不上任何一双大号布鞋，他已经为自己备好了戴着簇新的黑绒帽子、微笑着的遗照。拄着木棍的三爷爷，得了糖尿病，他抱怨，自己“快不行了”。他们相聚，不是因为“很想念对方”，而是因为“北京来了记者，问题有解决的一线希望”。
大爷爷牙齿全部掉光了，用含混不清的语调，道出了他“清晰”的愿望：死前回家，今年秋天能在地里种上麦子。
这个愿望，他说了3遍。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王保洋说。
没有人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多长，但不少人担心，如果寻求不到一条和解之路，一个新的“火药桶”也许会在不久之后被引爆。
大咖有约后记：
在国家最基层、最平凡的农村，生活着一群每天与生活作挣扎的农民，他们善良、淳朴，但是却也免不了因为一些事情争吵、斗争，在他们心中，门口的一亩三分田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本文中，我们跳出纷争，两方都是受害者，又有谁能说得清谁对谁错呢？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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