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这几天，三星堆考古火到不行。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考古迷，天天看现场直播，不可自拔。酷似“方向盘”的三星堆太阳轮；
撞脸“愤怒的小鸟”的商代青铜鸮卣；
好家伙，这哪里是文物出土现场啊？这分明是大型“拆盲盒”现场好嘛。既诡异，又透露出一点点好笑的气息，这些文物让三星堆彻底爆红，霸屏了微博的热搜。
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不仅四川三星堆留存了许多文物，远至极北，深入大漠，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祖宗留下许多宝贝。这些宝贝之所以能在今天重见天日，更少不了一群默默无闻的“国宝守护人”。
这是一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这里黄沙漫天、风尘滚滚，荒芜的沙漠让无数科研人员在这里失踪，几乎每隔几年，就能在这里发现大量不明身份的干尸。
这就是位于大西北深处的罗布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诡异的失踪事件让人们对它避之不及。然而，在这片“生命禁区”却常年驻守着一支巡逻队。在罗布泊的西北处，是著名的楼兰古城，古城里的壁画吸引了不少盗墓贼，为了防止盗窃，这支巡逻队就担负起了守护古城的重任。
这是一支仅有四人的巡逻队，他们中有两个70后，两个80后，干得最长的，是四十多岁的李朋飞。从壮年到中年，李朋飞这一守，就是12年。
难以想象，一个人在荒漠里一待就是小半年，身边没有一个人与自己讲话。等出去了，有人跟自己说话时，李朋飞却张了张嘴，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再后来，随着崔有生、杨俊、高礼涛的加入，李朋飞终于有了伙伴，这个保护站逐渐壮大成四人小队。他们每天的工作，是沿着“死亡之海”罗布泊，到30公里外的楼兰文物保护站巡逻，刚开始没有车，他们只能徒步行走在荒漠中巡逻。政府好不容易给他们配了摩托车后，他们每天巡逻的时间大概也要5、6个小时。
有一年夏天，李朋飞巡逻时，摩托车在沙漠里爆了胎。白天的罗布泊，在地上放个鸡蛋都能立马烤熟，李朋飞只好丢下摩托车，找了个古墓躲进去，一直到晚上10点。从古墓出来，没有手电，没有摩托车，李朋飞愣是靠着两瓶矿泉水，走了7个小时，才回到工作站。
队里除了四个人，还有跟着他们的狗。漫长的守护岁月里，狗成了他们最亲的“家人”。但他们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因为在跟着主人巡逻的路上，常常走失在荒漠里，被风沙掩埋，尸骨无存。
遥远荒漠的沙堆里，藏着无数条“无名狗”的尸体。每次巡逻几乎都九死一生，他们的收入却并不高。“工资从最早的800元涨到现在的1500元，现在县上财政每个月再补贴1500元。就这些了。”崔有生说。
崔有生也曾想过放弃，可是当看到古城里被盗墓者盗去的壁画时，他就下定决心，不管钱多钱少，要为楼兰古城守一辈子。“如果没什么意外，这辈子就在这了。”这个黝黑的汉子，眼里全是光。
守护文物的使命向来沉重与艰辛，但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仍然有无数人愿意为了保护文物前仆后继，甚至献出生命作为代价。
1923年，紫禁城建福宫起火，烧了一整夜，把2665尊金佛、1157件历代名人字画、435件珍稀古董、数万册内府古书，全给烧没了。
溥仪决定“废物利用”，下令内务府把火中灰烬卖给城里的金铺，最终以50万元的价格，把老祖宗的几千年的积蓄给全卖了。
九一八事变后，清朝倒台，溥仪溜之大吉，国民政府不忍文物再遭破坏，决定将文物南迁，这件事情，在当时遭到了空前的反对。将军李左翔趁火打劫，想着拍卖文物，换钱购买500架飞机，日本人也对文物虎视眈眈。
可易培基院长却站出来了：“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政府才决定这把故宫文物分成13427箱，赶在了卢沟桥事变前兵分三线南迁。
南迁的路线分为南北中三线，其中北线是最辛苦的，大家都以为翻越了3000米高的秦岭，过了大巴山，躲过了飞机炮弹轰炸，文物就安全了。没想到，北线文物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1943年，四川峨眉县城里的文物在武庙里待着，可是一家烟馆里，有人把未熄灭的烟蒂丢在床上的谷草堆，鸦片馆里的瘾君子们只顾着自己逃跑，无人救火，导致鸦片馆的火引向了旁边的菜油店。
火势越来越大，就快烧到了文物的存放处，可却没有水源来熄灭，这时，那志良却站了出来，他当机立断选择拆房来阻止火势的攻击。村民们也没有丝毫犹豫，纷纷加入到“拆房行列”中，把自家房屋全拆了，就为了能保护武庙里的文物。
这场来势汹汹的火灾中，有1363户房子被烧毁，受灾人数达到了6778人，西门二十多户民众一起配合警察拆除房屋，这场火灾中烧死了9人，还有两个警察失踪在了这片火海中。
可武庙里那7281箱文物，却丝毫未损。
除了火灾，这些文物经历了多少颠沛流离，已经说不清了。
走陆路时，汽车在大雪中翻越秦岭，几次险些滑入山涧；水运时纤绳断裂，小船被卷入急流，差一点倾覆；路过的地方，上一刻还是避难所，过后不久便遭轰炸。
即便如此，那志良和他的伙伴们保存的一万多箱各类文物，基本没有丢失和损坏，简直是奇迹。
这场横跨上万里的文物保护旅途，历时十六年，终于在解放战争后迎来了胜利。186万件文物，现在正完好无损地存放在故宫博物馆中。
玄色曾在《哑舍》中写道：
“到底一个民族，是要落魄到何种地步，才会被迫做出如此声势浩大的文化迁徙？到底要什么时候，这些珍品才能免于被蒙尘，重新擦拭一新地摆放在展台中被人膜拜观赏？”
今年是故宫文物南迁88周年，故宫博物馆中186万件文物能重新摆放在展台中，不就是前人们历经十六年文物南迁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吗？
英雄已逝，但文物犹存，保护文物的使命仍在接力，文物也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一代又一代属于中国的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中，还有一个人尽管不是南迁人员中的一员，但他为文物所做的牺牲与付出，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
（张伯驹年轻时的照片，感觉长得有点像赵文卓）
1936年，恭亲王之孙爱新觉罗·溥濡，以一万大洋的价格，把唐代名画《照夜白图》贱卖给了日本人。张伯驹听说此事后，痛心疾首，所以在溥濡准备卖掉《平复帖》的时候，他就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作品买下来。因为他不想让这幅被中华收藏界称为“中华第一帖”的作品，再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照夜白图》韩干真迹）
辗转三折后，张伯驹才以4万大洋的价格向溥濡买下了《平复帖》，日本人听说后，想以20万的价格买下文物，但张伯驹却拒绝了。
（《平复帖》陆机真迹）
许多人都对张伯驹珍藏的国宝虎视眈眈，于是1941年上海，准备去银行上班的张伯驹被特务组织绑架了。这些特务组织的靠山，正是日本军方。
绑匪们向张伯驹家人索要赎金，太太潘素担心他的安危，都要急疯了，可他却对太太说：“我死不要紧，字画一张都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如果它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我不就是千古罪人了吗？”
和绑匪对峙了八个月后，绑匪才最终妥协，太太四处借款，都快把腿跑断了才以40万的赎金，赎回了张伯驹。
这次的绑架并没有吓退张伯驹，反而更坚定了他保护文物的内心，日本战败后，唐代画祖展子虔的作品《游春图》流连在外。
（《游春图》展子虔真迹）
张伯驹得知后，马上建议故宫博物馆收藏，但博物馆这边经费不足，难以买下《游春图》。
为了筹齐字画定价的200两黄金，张伯驹直接卖掉了15亩宅院，还当掉了太太的陪嫁首饰，说是散尽家产，一点都不为过。南京总统府张群秘书曾想用500两黄金，向他买下《游春图》，但也被张伯驹拒绝了。
直到解放战争后，张伯驹才先后把《游春图》和《平复帖》等22件国宝级文物，以捐赠的形式送回了故宫博物馆。
1964年，他又把自己之前散尽千金所得的所有藏品捐给了吉林博物馆。故宫还曾奖励他20万元，但被他一口回绝了。
张伯驹为什么愿意散尽家产为国家文物奉献呢？答案藏在他曾说过的话里：“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漫长的文物守护长河中，无论是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人前赴后继，甘愿为之献出青春，献出生命。
当时间来到二十世纪，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值得所有人铭记。
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被分配到了自己之前一直向往的莫高窟，而恋人彭金章则被分配到了武汉。
来到敦煌实习后，她发现这里和想象中“诗意般”的大漠孤景完全不一样，这里黄沙漫天、环境恶劣，睡觉只能睡土房里，吃饭只能吃“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白菜片），而且一天只能吃两顿。
甘肃的村庄不通电，如果晚上想上厕所，必须要打着手电筒跑到离住所很远的地方上厕所。由于没有井水，他们只能喝盐碱水，适应不了当地气候，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再加上营养不良，还导致她晕倒在办公室。
恋人彭金章来村庄里看她，看着眼前瘦弱不堪的樊锦诗，彭金章心疼不已，但樊锦诗却拖着病痛的身体带他去爬了鸣沙山、领略了大漠的风景，眼里和嘴里全是敦煌美景，对艰苦的环境只字不提。
见君一日终有一别，老彭只待了八天就要回武汉工作了，樊锦诗去送他，老彭拉起她的手，轻轻地对她说了一句：“我等着你。”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命运总是捉弄人的，第二年阴差阳错下，樊锦诗又被分配到了莫高窟，父亲心疼女儿，本打算写信给校领导请求改派，但樊锦诗并没有把信交上去。
因为她觉得，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更重要的是，她对莫高窟里的壁画念念不忘。所以她和老彭约定，三年之后，等她看完了莫高窟的壁画雕像，就回武汉和他结婚。
收拾好东西后，她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甘肃，又坐了130公里的车，才最终来到了敦煌。安顿下来后，樊锦诗便开始跟着前辈们临摹学习，白天在窟里临摹，晚上还要在宿舍反复练习壁画和书法，而且她还要阅读大量关于敦煌壁画的史料书籍。
她越来越沉迷在敦煌壁画的探索中了，她认为在这里工作是她人生的一种幸运，所以三年后，她食言了，没有回武汉和老彭团聚。
直到1967年休探亲假回武汉的时候，她才和老彭在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易版婚礼，只可惜，这次的相聚并没换来两人的长相厮守，此后两人开始了十九年的分居生活。
也就只有极致热爱敦煌壁画的人，才愿意克服与亲人的分离之苦，在莫高窟里坚守整整57个年头。
这些年，一直有旅游公司想和莫高窟一起开发商业化模式的旅游，却被樊锦诗极力阻拦，她害怕过度开发和商业化会破坏莫高窟里脆弱的壁画。
但这样的话，莫高窟是无法盈利的，有人问她为什么有钱都不赚？她却说出了和民国公子张伯驹一样的话：“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在豆瓣高达9.4分，许多人都被里面一个个浪漫而生动的国宝形象打动，国宝的“口吐人言”，这何尝又不是属于我们的“东方博物馆奇妙之夜”呢？
如今为什么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这一件件“口吐人言”的国宝呢？恰恰就是这些文物守护者们的付出，才让这些国宝代代相承，融入了中国的血液中。
中国人能代代甘受寂寞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守护文物的奥秘，藏在樊锦诗的这段话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无怨无悔。”
择一事，终一生，就是这些文物工作者的人生信条。
因为他们明白，文字可以伪造，但文物不能，因为文物是不会说谎的，它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文物工作者恰恰是这些沉默文物打交道的最佳好友，他们彼此无言，但他们之间的命运却息息相关。
正如《如果国宝会说话》里曾说过的：
那些古人参照自身捏塑出的形象，比它们的制作者拥有更漫长的生命，与大地同寿，至今容貌清晰。
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和，六千年，仿佛刹那间。
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本文作者 | 宋居寒
责任编辑 | 柳叶叨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