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端】
今上海龙华路2591号，是曾经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包括司令部部分旧址和烈士殉难处，现为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双国保单位的配置，足以证明龙华革命烈士，以及他们所承载着那一段以“死难史”为印迹的红色记忆，在中共革命史与革命人物谱系中的非凡地位。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获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长期以来，出于现实纪念与精神宣教的需要，对革命烈士的关注都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多数革命烈士的生平传略、革命事迹等基础史料业已整理完毕后，微观实证型的专题化研究却尚未成为主流。尤其是对烈士最具身份标识感的“死难史”缺乏“深描式”的关注。此外，目前关于烈士“死难史”的叙事还存在一种书写定式，即多以受难的革命者一方为主，而对于“施难”的“反革命”势力关注较少。实际上，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烈士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下来考察，才能再现革命“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龙华革命烈士的“死难史”，就需要在此视野关照下才能得到更立体而深刻的理解。
“政治犯”的逮捕与关押
与其他类型的红色记忆不同，龙华一地开始具备红色革命意义之象征，是直接与“白色恐怖”相对而生的，也就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原龙华护军使署旧址上组建上海警备司令部（之后改为“淞沪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之后。尤其是司令部内设有关押、审判、屠杀中共革命者的暴力机器——军法处和看守所（亦称龙华监狱），使这里真正成为影响中共早期革命与共产党人命运的反动大本营。
1928年淞沪警备司令部本部大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在沪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在这次“清党”大逮捕中，位于龙华的警备司令部充当了主力。1927年4月24日，司令杨虎率队袭击上海总工会，“凡在沪共产党要人，被逮捕者极多”，以致于当时的《晨报》《益世报》报道称，“龙华监狱收容被捕者，已有人满之患，将来如有续捕之人，未知当置何所。”同年，6月26日，杨虎又亲自率队破坏恒丰路共产党省党部，当场捕获共产党的重要部长、秘书多人；其中，就包括陈独秀长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时间，龙华监狱彻底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7年组建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杨虎
在被捕的共产党人中，有很多被解送龙华，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区别于一般的匪盗刑犯，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通常被司令部称为“政治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犯”并不全是共产党员。1931年5月，曾被解送龙华的中共江苏省委兵委书记谢宣渠称，“在政治犯中,除托派分子等以外,则均为共产党员或被牵连入狱的群众。” 由于目前学界尚无法全面掌握龙华看守所的原始档案，因此这一时期到底关押过多少“政治犯”尚不确悉，只能从不同年份入狱的共产党员的见闻中略知大概。据谢宣渠1931年5月入狱时所见，“看守所分为一、二、三弄,关押约四百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为绑匪、强盗、贩卖人口等,政治犯经常约占百分之四十，即百余人。”
从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犯”的来源看，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租界引渡。由于近代上海租界治权与警权操于外人之手而产生的“缝隙效应”，使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设址办公与城市斗争隐蔽战线的理想场所。但凡租界内发生的“政治犯”案件，按例先由租界捕房就近拘押，再经过租界会审公廨的审判，然后引渡到华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1年1月17日、18日、19 日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和华德路小学等处先后被搜捕的36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牺牲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先被拘押在老闸捕房，再经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判决，引渡给国民党南市公安局，最后移禁至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处（东方旅社）旧景
作为引渡的发起方，租界的巡捕房与法庭虽然要进行所谓的“民主”公审，但往往是徒具形式，并无结论，实则早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私下交接，不予“政治犯”申辩抗议的权利。1928年被捕的中共江苏省委兵运委员会委员李逸民曾述及自己被租界法庭会审后某晚，“下着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自己被英国人提去谈话。一进屋，就看到还坐着三个中国人，其中两个穿着国民党军服。英国人介绍说，“你的案子，我们租界管不了，他们三位是龙华司令部钱司令(钱大钧)派来的，你以后归他们判决。” 李逸民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就这样被“引渡”到淞沪司令部。
第二个渠道是由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系统逮捕而来。相比租界引渡，直接被华界公安局逮捕的革命党人，在押解龙华之前，不仅得不到表面“民主”的公审，反而容易遭到严厉的私刑私审。夏征农就属于这一类。1929年夏，复旦大学团支部书记夏征农在参加闸北区委组织的飞行集会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先是被抓进闸北公安分局审问，很快又被押解到南市公安总局，即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关了一个星期，审讯了两次，挨了两次打，吃了些苦头。”由于他拒不承认真实身份，公安局没有证据，无可奈何，将他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囚禁起来。
无论何种渠道而来的“政治犯”，解送到龙华监狱后，首先是面临关押。当时的龙华监狱分为“川”字形1、2、3弄、女监以及可以“优待”的特别间五部分。按照黄慕兰的说法，绝大多数政治犯都要押在前三弄，三弄之中又以第二弄最为密集。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生前的关押地，除了少数几个是在一弄、三弄外，基本都集中在二弄。如林育南囚于一弄七室、胡也频囚于一弄十室、龙大道囚于二弄一室、费达夫囚于二弄五室、恽雨棠囚于二弄六室、蔡博真囚于二弄七室、王青士囚于二弄八室、柔石和欧阳立安同囚于二弄九室、李求实和殷夫同囚于二弄十室、何孟雄囚于三弄。
《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平面图》中1、2、3弄（资料来源：吴春龙主编：《龙华镇志》，1996年版）
来自军法处不同形式的审判
对龙华司令部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对“政治犯”进行关押，而是有效审讯，促其认罪自首，从而得到更多共产党员身份与秘密机关的信息，以图破获与镇压。从机构职能上来说，整个司令部系统中负责审判要犯、看管监狱的就是军法处，成立于1928年4月。军法处设处长一名，“总理全处事务，指挥各军法官办理审判各案件”，权力极大；若认定是重要案件，处长“得随时呈请司令签发拘票，逮捕人犯及搜查证据。”军法处处长以下，设主任军法官1名、军法官3名，负责“承办军事人犯及匪犯各案件”，主要通过开庭审判的方式进行。据1928年编印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汇刊》记载，军法处成立之初的4、5、6月间，每月开庭人数依次为152次、322次和192次，合计666人；判决人数分别为26人、95人和109人，合计230人，可见其办理案件的频率与强度。
然而，军法处貌似公正开庭的审判方式很少用于被称为“政治犯”的共产党人身上。不同级别的“政治犯”会受到不同形式的审判。第一类是已经被国民党掌握共产党员身份的领袖人物，无须细审，直接由蒋介石下令龙华司令部执行死刑。代表之一，就是烈士罗亦农，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悬赏千元巨款捉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解送至淞沪警备司令部。由于罗亦农声名在外，当时沪上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其被捕信息，充满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之类的狂嚣。司令钱大钧一面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一面令军法处处长裘昶亲自进行审讯。4月20日，蒋介石复电，命将罗亦农“就地处决”。
罗亦农烈士
第二类是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但被怀疑是比较重要的案犯，由军法处处长亲自审判或由军法处所设的法庭进行审判。如1933年11月底押入龙华的张恺帆，入狱前曾组织并领导安徽无为六洲农民暴动，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被国民党掌握，但已被视作有重要嫌疑的“政治犯”。张恺帆曾自述，他在龙华被审讯了五六次,除了受到军法处处长陶百川亲自审讯外，还被军法官以“过堂”的方式进行审讯。他的感受是，相较军法处处长一人独审独断，草率粗暴，军法官主持的审判“程式感”更强，态度也相对没那么粗暴，“审讯时，有书记官记录，最后还交本人过目，认为记得对就签宇，认为记得不对可以不签字，也不用刑。审讯室左右挂着棍子等刑具，气氛仍是森严的。”
然而，无论是军法处长亲自审判还是军法官开庭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并不会事先告知，都是到了执行时才知道。如1934年入狱的中共沪西区委组织部长黄浩也说，“我从看守的问话中，才知道自己犯了所谓“危害民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我按军法论处，但根本不按法律程序办理，所以我事先竟一无所知。”换言之，“政治犯”根本没有上诉申辩的权利。
最后还有一类对“政治犯”的审判，不是由司令部军法处独家判决，而是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等机关合组成“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进行“会审”，“专事审理共党及反革命等案犯”。1931年6月上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第二次被押解到龙华，就是以“托派”的罪名受到“会审”。这种“会审”表面上会给“政治犯”申辩的机会，但实际上并无真正的公正公平可言。公审前，案情已基本被军法处定调，导向性很强，判刑程序也是草率简单。唯独判决结果，会当面通知，具有一定的公开性。郑超麟回忆说，被押往漕河泾监狱前，他们一案八人最后被重新传到法庭，“大家站在天井中，一个书记官站在庭上，手拿一本大簿，念每个人的姓名后，宣布各判若干年，我则被判了15年。”
《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平面图》中的军法处办公室与法庭位置
反审判彰显共产主义本色
面临不同形式的审判刑，当时在狱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能做到赤胆忠诚，坚贞不屈。有些共产党员虽然身份已经暴露，但在受审过程中却力拒国民党的利诱劝降，表现出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如1931年2月，国民党南京方面专门派人到龙华司令部，提审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当时故意对他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了你们。你死了，共产党还要处分你，批判你”，想试图离间他与党组织的关系。但何孟雄理直气壮地严斥道:“我们党内有缺点有错误，经过斗争可以克服，你们抓住这一点是没有用的。我们党不像你们的国民党，你们是反人民的,我们的党光明正大，越斗越坚强，你们不要希图共产党有缺点、有错误就会失败，那是幻想!”
何孟雄烈士
还有共产党员，严守真实身份与组织机密，对军法官的审讯与酷刑进行嘲骂，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据李逸民的狱中回忆，当时与之同时在押的中央交通员张宝贤，受尽严刑拷打，“常常血淋淋地被抬回监房，但他除了骂以外，一句口供也没有，连看守兵都很敬佩他。最后反动派用刺刀把他刺了二十多刀，牺牲了。敌人边刺，他还一边喊口号，显出共产党员英雄本色。”
再比如，共产党人彭湃在狱中的遭遇与表现。1929年8月28日，由于叛徒白鑫的告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4人被捕，押入龙华。其中，由于彭湃在大革命时期领导过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是赫赫有名的“农民大王”，身份早已暴露，因此成了司令部重金缉拿且要执行枪决的“要犯”。因此，他入狱后，直接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通过狱中对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向中央坚决表示，不要实施劫狱营救计划，敌人戒备森严，劫狱不成反会造成更大损失。
彭湃还利用看守所班长是广东同乡且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义，请他帮忙尽可能照顾狱中其他党员同志，并提醒大家尽量保存有生力量，注意斗争策略，坚定理想信念。他表示，“当年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红色政权，虽失败了，但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是最多的，将来力量强大了，这天下由谁来主宰还不知道呢! ”共产党人至公无私的革命友谊与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彭湃烈士
死刑就义时刻绽放光辉
相比关押与审讯，真正从灵魂上考验革命烈士信仰与党性的莫过于死刑枪决。这正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何以被视为“杀人魔窟”最恐怖的一面，也是龙华革命烈士生命价值演绎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经龙华烈士陵园（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长期追踪查考，入狱龙华后直接被枪杀的共产党人与爱国志士，有真名实姓者至今也只获知近百名，远远小于实际数字。但即便只是这近百名牺牲者中，囊括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候补委员6人，中央军委4人，省市（军）以上负责人30多人，其职务之高、数量之众，超过任何地区的同类监狱。
当时军法处执行枪决的刑场，大致位置是出看守所大门，折西有一条便道，通司令部机关大楼，折西北约百公尺处，越过蒲汇塘的桥，到达一片荒地，便是刑场。军法处执行死刑，有秘密与公开两种方式。对于秘密枪决是否在上述的刑场，由于狱中“同难人”无法目击现场，一般只能通过出狱者后来的回忆（尤其是听觉）来推测确定。如据郑超麟回忆，“1931年我看见两起，一起是向忠发，一个人，在司令部内枪毙的，我听到一声枪响。另一起是中央宣传部案，七八个人，以杨匏安、罗绮园、肖保璜为首。看守喊他们收拾东西，说要解南京。他们相信了，我们也相信了，可是不久之后外面就响起一阵枪声。我们才明白刚才说的是骗人的话。” 1931年11月底在狱的张恺帆也回忆过司令部内刑场屠杀革命同志的枪声，“一到夜间，气氛就森严了,几乎每夜都听到枪声、口号声,那是敌人在屠杀我们的同志。”
龙华刑场，今为革命烈士就义地
“公开判决的，就公开执行，在外面贴布告，在看守所上绑，上汽车，在外面田间枪毙。”不过，为达“以昭炯戒”之效，这种公开执行的枪决，司令部不一定选在内部这处刑场。如前面提到的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被军法处从监狱提出，验明正身，由军法官宣判主文，押赴斜土路枪决。当时，罗亦农身穿整齐的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在司令部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
在公开执行死刑的龙华烈士中，彭湃无疑是最为激励朋辈、震撼人心的英雄之一。他最后被押赴刑场枪决前，仍豪迈慷慨，正气凛然；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同志们保重！共产主义万岁！”据说，当时押送彭湃的士兵在刑场上举枪时手都在发抖，一连打了好几枪才执行完枪决。彭湃的英勇牺牲，对狱中难友是极大的震动和教育。夏征农亲述自己曾与彭湃同时在押，“狱中党组织设法买通了看守，我去看望了彭湃。时隔不久，敌人残杀彭湃的消息传来，我痛哭一场。”黄慕兰也回忆说，“有的人悄悄地哭了，有的人低声哼唱着《国际歌》，有些人则满腔悲愤默默无语，好多人一连几天都难过得吃不下饭，但大家都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
罗亦农狱中所穿的长衫（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提供）
结语
与其他镇压屠杀革命烈士的反动堡垒不同，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当时少数几个集军署、军队、监狱、法庭、刑场于一身的暴力机器体系，由此相对而生的革命烈士“生命史”与“死难史”的意义也就更完整立体、非比寻常。在这处敌人的邪恶大本营，忠贞的共产党员书写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国家民族的赤诚，对敌人的仇恨与斗争，对死亡的超越，对“同难”战友的激励，对亲朋至友的恩念，尽显生命的厚度、宽度、深度与温度，使得这种红色记忆具备了极为深厚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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