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
那时我第一眼见到敦煌，黄昏古朴庄严的莫高窟。远方铁马风铃的铮鸣，我好似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窥见了她跨越千年的美。
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当时满脑子都是一听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等，敦煌就是神话的延续，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我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跑进石窟，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的重复使用，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简直失色了，满心满脑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虽然说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水土不服的无奈、上蹿下跳的老鼠后来想起仍叫人心有余悸。到处都是土，连水都是苦的，实习期没满我就生病提前返校了，也没想着再回去。没想到，可能就是注定厮守的缘分，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说没有犹豫惶惑，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草。洞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我父母自然也是不乐意的，父亲甚至还给我写了封信，让我转交学校领导，给我换个工作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哪里肯这样做，新中国建立十多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一开始，在这般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恍若相见初恋一般的惶惑不安，一阵子相处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做了“意中人”。
文物界的人，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能守护敦煌，我太知足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莫高窟，就是一座巨大无比、藏满珠宝玉翠的宝库。这样动人可爱的“意中人”，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怎么能舍得离开呢？我的爱好和想法，影响了远在武汉工作的我的丈夫老彭，他也是我学校的好同学，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他毅然放弃了心仪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工作，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从此，我们俩相依相伴，相知相亲，共同守着敦煌。老彭热诚地投身到敦煌学研究行列，直到生命的最后。
后来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1999年开始，来敦煌欣赏壁画的人愈发多了，我一半是高兴，另一半又担忧。我把洞窟当意中人，游客数量的剧增有可能让洞窟的容颜不可逆地逝去，壁画渐渐模糊，颜色也慢慢褪去。
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依旧是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一千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而现在，过量美的惊羡者却又会让她脆弱衰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着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一代又一代，连续坚持一千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这种力量不应消失，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
煌，繁盛也!
当我知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她们永久保留的时候，我立即向甘肃省、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刚刚恢复，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一百多万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后来国家更是给了充足的经费，让我们首先进行数字化的实验。现在敦煌已经有一百多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壁画的数字化、洞窟3D模型和崖体的三维重建，三十个洞窟的数字资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了全球共享。
我想和敦煌“厮守”下去不是梦想，这真真切切成为现实!
敦煌艺术入门不难，她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汇合交融了太多的文化元素，历史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创作技法的多元，可谓大气魄、大胸怀。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关于敦煌学的研究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壁画的临摹。如果说到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科研的氛围变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正如一位哲人的说法：“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窗子没有东西堵着，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
我很喜欢中唐第一百五十八窗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都忍不住想走进这个洞窟，瞬间忘却许多烦恼。有时候，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
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诗，
“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
永远留在这里。
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
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我还想说，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后继，这是文物工作者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而我也与我的前辈、同仁们一样，仍愿与这一眼千年的美“厮守”下去。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