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创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秦祚虽短，然秦制绵延悠长，中华帝国自秦至清延续了两千余年，朝代虽屡变，而政体少异，虽时而分裂，终归于一统。事实上，中华专制政体愈演愈烈，至明、清两代而极盛。清朝为中华帝国史上不可分割的朝代，何从质疑！然而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的所谓“新清史”，否认大清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而最颠倒之论，莫过于指责清朝为中国朝代之说，乃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产物。就此而论，将汉化与现代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岂不就是新清史的武断建构？难道魏文帝汉化的事实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若此说能够成立，不啻是对中国历史的大翻案。翻案或有助于历史真相之发掘，然能否成立主要有赖于新史料的出土，或新理论的出台。新清史虽强调新史料，然无非是满文旧档；满档既非新出，也不足以支撑翻案。至于理论，无论“欧亚大陆相似论”或“阿尔泰学派”之说，皆属一偏之见，也难以支撑翻案。历史学者如果不愿意盲从新说，则必须有所回应，表达不同的意见。
台湾的“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于2012年之秋，约集了两岸清史学者十余人，就清帝国性质议题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表专题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清帝国的性质，都曾在研讨会上提出讨论，经会后修订而编成《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2014年8月版）。
书中收入拙撰《以公心评新清史》，先列举新清史论述的要点，接着从何炳棣教授的维护汉化论说起，指出何教授的反驳及其对汉化所作的四点结论，皆有据有理。他深信汉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其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强烈回应并未得到挑战者应有的答复。既然依何教授所说，中国原是一多民族的国家，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以多数汉族与统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不仅仅是胡人汉化，也有汉人胡化。汉民族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吸纳非汉族文化与血缘，而形成中华民族，所以章太炎称中国民族为一“历史民族”，即指经由历史过程而形成者。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由胡人建立的诸多政权之一，却是最成功的朝代，殊不能自外于中国。然则汉人已不能等同中国人，中华民族亦非仅汉族；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中国化”，中国是统一之称，而“汉”乃对称。
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中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中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更不能与近代西方帝国由母国向外扩张和殖民相提并论。建都于北京的清帝莫不以合法的中国君主自居，政权亦非仅在满人之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不能由族性来划分，然则新清史的“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论述，也难以成立。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被认为是维持满洲族性认同与大清统治的八旗制度，其实此制包含的属人不仅仅是满人，也包括其他族群，只认同旗主，并不认同族群，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封建关系。然而当满清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之后，八旗制就难以适应，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不再允许认同旗主。至雍正朝更明显要清除“各旗主属的名分”。不是有意要违背祖训，无奈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以及推选制度都不合中央集权体制，还是需要中华帝制与儒教名分来稳固现状。在此现状之下，无论满、汉，或其他少数族群，所认同的就是承袭中华帝制的大清国，而不是各个族群。各族群自有其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二选一的习题，所以包括八旗制度在内的所谓“满族特色”也不至于改变中央集权的本质。乾隆皇帝自称是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也就不足为异了。就国家认同而言，在清朝存在时，各族认同朝廷；民国成立之后，则认同以五族为主的共和国。中华民族与文化其实有九千年的交融史，具有多元性格，多元王朝绝非仅自满清始。所以拙文的结论是，满清帝国乃中华帝国之延续，应毋庸置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提出《新清史与南北文化观》一文，从地理文化观点来评论新清史“以满洲为中心再度定义中国”的史观。新清史此一论述基本上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以挑战从江南到北方为基线的、以儒家思想为皇朝统治核心的论述。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之说，强调大清国土的扩张来自长城以外，统一中国则由于“满蒙同盟”起了关键作用。杨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混淆领土拓展与政治治理之间的区别”。换言之，领土的拓展若无统治能力，仍然无济于事，清帝国延续近三百年的统治如果没有“南北主轴”的支撑，岂可想象？更何况按照何炳棣教授所说，大清能够向西拓展实也有赖于中原的实力。杨教授指出，“满蒙同盟”只能说是关键之一，当然不能视为“清朝统治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汉人降将如吴三桂、洪承畴等对清朝统一中国，难道不够关键吗？晚清曾、左、李平定太平天国，难道不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吗？
新清史的论述刻意要贬低儒家礼仪作为清帝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但杨教授指出：与儒家礼仪相比，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所能起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与儒教同样的功能，甚且萨满教礼仪不断在衰落与消失之中。相反的，清帝采用汉家祭典仪式却愈来愈频繁。杨教授希望能够结合“东北-内亚”与“南-北”双重历史视野，以达到“合璧的解释效果”。
杨教授也不能苟同“汉化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清朝固然不是近代民族国家，但“汉化论”却不是后起的。杨教授也指出，满人特性在近代以来的快速消失，正好反证了“汉化并非完全是一种话语建构”。新清史把清朝从中国历代王朝中区分出来，说是满清帝国不能等同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杨教授认为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说法，不免又以“东北-内亚”史观来否定“南-北”史观。同一史观又挑战将西北边疆视为中原与江南边缘地带的论述，认为清朝的统治根基实以控制西北为主轴,以蒙古、西藏、东北、新疆为核心，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杨教授认为这种史观不仅忽视了清朝无论在价值观上或正统构建上与前朝的承续关系，而且也无视以中原 / 江南为中心的统治策略，“颇有悖于历史解释的完整性”。从乾隆明示清朝应延续宋、元、明正统，而不是与辽、金衔接，更可以为证 。
杨教授认为“东北 / 内亚”文化观崇尚大一统，与强调正统的“中原 /江南”文化观，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事实上，正统观若能破除夷夏之分，反而有助于大一统之治，雍正、乾隆两帝崇尚儒家正统，亟言无分满汉，即此用意。诚如杨教授所言，直到清末，革命党为了推翻满清，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不惜针对满族发动“种族革命”，无意中自限于“中原 / 江南”的建国模式。但是当尘埃落定，革命党人还是主张五族共和，并不愿意放弃东北 /内亚的疆域。杨教授提到，有学者发现经过清帝逊位的仪式和逊位诏书的颁布，才使民国正式继承了清朝的大统与疆域。此一发现，很有意思，至少民国继承清朝在法理上有所依据；不过，历史经验显示，能否有效继承还得依靠国力。
吴启讷博士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专治边疆史有成，他提出《论大清皇朝的战略防卫有异于近代帝国的殖民扩张》一文。从题目可知，吴博士要说明的是，清帝国的西进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他特别要说明这一点，因为近年出版有关中国的英文著作中，提出所谓“欧亚大陆相似论”和“阿尔泰学派”；前者主张在十八世纪之前，清帝国像俄罗斯帝国一样是近代扩张帝国，瓜分了中亚，而后者则强调满清帝国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殖民主义，与其他殖民帝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两种理论殊途同归于清帝国乃属欧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的推论。吴博士特别提到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近著《中国西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将清朝征服准噶尔，置伊犁将军府，使新疆、蒙古、西藏均收入版图，等同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拓展。濮氏将清帝国抬高到欧洲列强的层次之余，无非旨在批判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批评将现代中国视为清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乃昧于清帝国的殖民扩张史。吴博士不同意此说，指出包括俄国人在内的西方学者，昧于东亚政治秩序以及经济上的依赖，所以不能了解清廷与蒙古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至于认为清朝既然与俄国一样征服中亚的其他独立政权，如何亲善？以至于认为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俄国在中亚并无安全顾虑，而满清则有之。准噶尔汗国不仅与俄国联盟，而且攻打喀尔喀蒙古、介入达赖喇嘛的转世，严重挑战清帝国的安全与在西藏的合法地位。
满清帝国的扩张与统治与近代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扩张，差异在哪里呢？吴博士指出，西方列强以武力夺取殖民地，任命总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劳力与市场，并灌输其宗教与文化价值，且有意压制自主意识。而清朝扩张后的统治，仅求纳贡与形式上的臣服，作直接统治，与俄国在中亚侵占和掠夺，差异极大。最大的差异是，即使伊犁将军府设立后，清朝在新疆以屯田的方式自筹军需，不仅未曾从新疆榨取任何经济利益，而且还动员各省补贴新疆财政与军需，最主要的支柱来自“协饷”，因清朝对新疆的主要财政支助来自“协饷”，而非“朝贡”和“回赐”。吴博士告诉我们，在新疆设立的伊犁将军府实际上具有相当意义的自治。而这种制度并非满清的创建，直可追溯到汉唐帝国。如乾隆帝所说，军府制作为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乃是参酌前代治边得失与本朝惯例而制定的。清朝在边疆也很能因地制宜，建立起不同的民族管理系统，避免直接统治，更不干预当地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这显然与西方或俄国殖民统治是绝然异趣的，所以西方学者视军府与屯田为军事殖民，是不求甚解的错误判断。吴博士也告诉我们，清帝国在蒙古、西藏仅有象征性的驻军；在新疆的驻军，也不被设计为高压统治的后盾，也不以武力作为高压统治的后盾。因为清帝国的战略目标，依然承袭两千年来中原王朝的传统，以保障农业地区的安全为主，仍不脱传统中国的保守与防御性质。吴博士充沛的边疆史知识有力地驳斥了新清史切隔中亚与中原之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吴博士所说 清朝征服准噶尔后，新疆沿边以及中亚等部曾相继上表清廷，要求内附，但乾隆皇帝拒绝了这些政权的要求，而是将之视同与朝鲜、安南一样的“宗藩”关系，实行传统中国的羁縻政策，除名义上的加封外，不设官置守，也不干涉内部事务，更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清帝国但求中亚各藩部“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当十八世纪俄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清廷也置之不理，甚至自愿将哈萨克和布鲁特划出界外。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在沿边设置的卡伦和巡查路线，一再向后退缩，以至于国土沦丧。如此保守的防御心态，如何可能与西方或俄国那种无限度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殖民政策相提并论呢？
吴博士的结论是，满人入关后定都北京，就命定成为中国的朝代，清帝一心要当中国的合法皇帝，所制定的边疆政策也承袭前朝，参照汉唐帝国间接统治西域的模式，根本无法如“阿尔泰”学派所说，保持“满洲特色”。这不仅仅是满清的边疆政策，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如蒋介石，在处理边疆事务上，同样没有近代殖民主义的意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仍然延续了传统帝国的意识，使立足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苏联、俄国和当代欧美学界，难以理解。吴博士同时对“阿尔泰”学派与“欧亚大陆相似论”因现代中国未能回到明朝版图而致憾，不得不怀疑这两派学者立论的政治动机。
执教于台湾嘉义中正大学的甘德星教授是满文与清史专家，他提出《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以康熙皇帝为例，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所用四份康熙遗诏，有汉文本，也有满文本，先鉴定版本，然后指出遗诏的重要性，可说是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遗诏先写汉文，后写满文；但宣读遗诏时，则先宣满文，后宣汉文，显示满汉一体意识。从遗诏内容可知，康熙自称是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亦不作“汗”（xan），而作“皇帝”（xwangdi），他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指出遗诏正本没有蒙文本，使我们更能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甘教授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
甘教授进一步引用《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与《尼布楚条约》满文本，来印证康熙遗诏所呈现的中国观，不仅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俄国人也视大清为中国。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提醒我们，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而没有引用辽金元史实，认为康熙“欲摆脱内陆欧亚之纠缠，至为明显”。同时可以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这句话足证，在康熙大帝的心目中，中国此一概念一点也不含糊。甘教授的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
执教于南开历史学院的崔岩博士研究乾隆诗多年，她提出《从御制汉诗论乾隆帝的文化认同——兼说清帝国的汉化》一文，从乾隆一生所做的四万多首汉诗入手，探讨乾隆对汉文化的态度，以及汉文化对清帝与清帝国的影响。她指出，乾隆沉湎于汉诗，做了洋洋大观的汉诗，于十八世纪国力鼎盛时期，诗作尤多。诗作如是之多，除了下笔快速，勤于写作之外，显然是这位清帝“爱好汉诗成癖”。崔博士因而认为，乾隆沉醉于吟咏，不能自拔，可见这位清帝涵泳中华歌诗之深，并藉汉诗表达内心的感情，而他的诗情与中国传统诗人，如出一辙，完全认同。
崔博士熟读乾隆诗，深知御制诗虽非上品，然若无相当的汉学功力，根本无法做到。崔博士指出，乾隆帝从小受到当时硕儒的悉心教诲，早已打下汉学基础，不仅通晓而且十分喜好。乾隆汉学有成不但自负，也得到诗人史家赵翼的赞赏。从诗中也可看到乾隆熟读儒家经典之余，颇能提出疑问，读《史记》《汉书》尤有心得，足见这位清帝读汉籍之勤，涉入之深，对汉文化理解达到能够做出审视和批评的高度。
崔博士从乾隆倡导文教的诗句中，明显看到对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正可印证乾隆时代儒教的牢固与盛行。崔博士对乾隆本人深厚的儒家教育,也有详细的叙述，诸如受教的师承以及亲自著文阐述圣教，重视经筵，八次躬诣阙里，跪祭孔圣。孝为儒行之首，而乾隆最注意及之，以君主能保守光大祖宗基业为最大的孝行，他一心在意正统，不愿为辽金之续，情愿继宋明之统，讲究大一统也来自春秋大义，在日常生活中又伺候母亲至孝，均可见之于诗，莫不在说明乾隆帝确实以儒学为立国的根本。
崔博士并未忽略乾隆帝强调满洲传统，如衣冠、语言、姓氏，定期举行木兰秋狝、东巡谒祖等等；不过她认为，这些新清史所谓的“满洲特性”，无非在显示对族群的认同，既与国家认同并不冲突，更无阻挡汉化、不认同中华帝国之意。反而是满族特性在历史过程中，越来越汉化以至于逐渐消失。她说“纵览三百年清史，清廷始终自称中国，以合法的中国政权自居”。事实上，近三百年所缔造的中华盛世，绝无可能仅由满族的“家法”、“祖制”、“旧章”所能缔造。此一结论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批驳了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论。
台湾师大的叶高树教授提出《清朝统治中国成功的代价——以八旗子弟的教育为例》一文，指出满清以少数民族有效统治全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不得不称之为成功。叶教授无意卷入探讨成功原因的争议，而着眼于满清成功统治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满清入主中国之初，并未忽略保持满洲旧俗，谨守满、汉畛域，然终不免于“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固然由于习俗与语言的式微，更重要的还是思想、理念、想象、价值判断等意识的变化，所以叶教授此文从八旗子弟的教育入手。满清自努尔哈齐、皇太极就已注意子弟的教育问题。入关后就设立八旗官学，同时也注意到皇族成员的教育问题。然而八旗子弟读书应举，导致荒疏骑射的后果；文武难以兼资，似乎受到自宋以来重文轻武的影响。叶教授指出，康熙中期已开始陆续设立以满文教育为主的各种八旗学校，各学校以清书、汉书、骑射为主，并兼习翻译，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发展，满族子弟从皇族到兵丁，从京营到驻防，能够普遍在旗人兴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但是虽有满文，而少满文经典，以至于八旗子弟的知识基础，仍然建立在汉文典籍的满文译本之上，与汉族传统的经、史教育并无不同，更何况自顺治以来一直“崇儒重道”，尊奉儒家经典。叶教授因而指出，八旗子弟读的虽然是满文，而内容却是四书五经等汉籍，不免经由八旗教育系统将汉文化直接输入八旗子弟心中，八旗教育实际上在形塑“汉族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所以叶教授认为，八旗子弟读书愈多，儒家意识愈强，而与满洲“本习”相去日远。正合已故何炳棣教授所说：满文之推广实在推广了汉化。不过，叶教授以为此一结果有违八旗教育的初衷，因不符统治者令旗人保持“本习”的要求，满文与骑射虽未普遍消失,但足令旗人失去尚武、淳朴的“民族精神”。这也就是叶教授所说，“清朝统治中国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此一代价岂非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汉化，而且是相当彻底的汉化，以至于失去满洲的民族精神。
叶教授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同时也启发了不少相关的疑问。如果说清帝“忽略”或“回避”了此一代价，因为“没有提供具有满洲特色的教材”；如果这些教材强调满族特性,讲求满、汉区隔，岂不教清帝自外于极大多数的汉人？太平天国动乱，汉人将相又如何能助清廷平乱？至于说，旗人的尚武传统和淳朴风俗之式微，关键是否在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似乎也值得思考。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确实缺乏尚武精神，雷海宗教授因而有中国是“无兵的文化”之说，然未必能尽归罪于儒家典籍。乾隆皇帝本人接受深厚的儒家教育，似乎并未影响到他的十全武功。然则，尊奉儒家经典未必是清帝在“施政上的盲点”，尊君爱国、正人心、厚风俗、劝善惩恶的儒家教条，可说是共通的价值规范，既能“治汉”，当然也能“治满”。叶教授提到，八旗教育“刻意添加儒家的成分，深化八旗子弟的尊君亲上之心”，以达到“讲明义理，忠君亲上”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成功付出的代价，有时乃不得不尔。
定宜庄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因访问美国未能及时出席讨论会，但仍然提交了以《晚清时期满族的国家认同》为题的论文。定教授出身满族，虽已汉化，讲既标准又雅致的汉语，但她毕竟是满裔，当新清史提出满族的国家认同这个久被忽视的议题时，迫使她深入思考认同问题，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定教授认为满族的国家认同，牵涉到满洲作为民族的认识，以及对中国这一概念的理解。她觉得无法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两大议题，所以她的这篇文章聚焦于从晚清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内，满族面对的重大变革与国家认同。
定教授所关切的国家与民族概念，其实并不难以厘清。梁启超抱怨中国没有国名，只有朝名；其实梁氏的西洋史知识显然有限，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也无国名，只有朝名，如十三世纪的开普汀王朝，俄国末代罗曼诺夫王朝，或以君王为国名，所谓朕即国家，如查理曼帝国，路易十四法国等，不可胜计。所以从秦到清的中华帝国，朝廷就是国家，大清就是国名。国家不是新名词，只是到了近代，国家有了新的含义，近代民族国家不再等同君王，也不再等同政府，政府仅仅是国家的代表。民族国家也未必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实多半是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如美国、俄国等，所以有学者建议用“国族”来取代“民族”。事实上，近现代许多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族”。“中国”一词也不是晚清以后才建构出来的，可说古已有之，历代虽各有其朝名，但均自称中国，清帝亦然。正因为中国是泛称，其内涵随时代的变迁、疆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文化的发展，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可说大同小异。清帝以朝廷为国家，但绝无可能视中国为朝廷。我们用现代的语境来议论清代的国家认同，必须看清今古之异，否则强古为今，必有偏差。
任何一个民族在他们居住的领土都享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拥有自己的政府治理这个国家，只是一种主张或理论，却难以实行，因为在同一国家的领土内往往居住着不同的民族。二十世纪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内乱与外患，多因民族问题而起。清季革命党人有鉴于满清政府的腐败，丧权辱国，故欲推翻之。为了达此政治目的，不惜强调种性革命为理据，以黄帝作为政治符号，以“驱除鞑虏”为口号，以强烈的排满言论为革命宣传，未必对民族国家理论有所深解，而必须面对数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是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建构大汉民族主义以便建立单一民族（汉族）的中国，只是纸上谈兵。相比之下，立宪派的“大民族主义”主张要现实得多。此一现实使民国肇建时付诸实施的不是大汉民国，而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以五色旗为国旗，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也接受无异议。其实远远不止五族，一共有五十六族。当今的美、俄两大国也都是多民族国家，即使日本也有很少数的其他民族。因此，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一个“国族”（nation）早已是经过实践的普遍存在。今日之中国与清代的中国一样是多民族国家，只是国号与制度改了，疆域小了，人口多了。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多数民族自有其优势，但不可能完全同化少数民族,从同质化到同化是一漫长而自然的过程,不可能将同化作为加入国族的先决条件。满族的汉化也有很长的过程，至今并未丧失族性认同，但今日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应无问题；在清代满族认同朝廷更无问题，而朝廷认同中国也是事实。定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当清季革命党人不把满族当作中国人时，满族又如何认同中国？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清季满族有多少人知道革命党人的宣传，又有多少人会认真响应带有强烈种族主义的言论，不无可疑。定教授“可以看到的相关史料很少”，也就不足为奇。她举出两个例子：满清宗室盛昱的诗与满族留日学生的言论。她引录了盛昱的五古长诗，其中赫然有“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之句。此句不可故意夸大，也不必刻意淡化。说他心甘情愿向汉人祖先认祖归宗，固然言过其实，也不必刻意说他如何对自己民族的深切感伤。我们必须认知到盛昱已是深度汉化的满人，对汉文化的深情不言可喻。诗无达诂，皇帝不一定是政治符号，也可作文化符号。我们甚至可将这句话解作“让我们唤起全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共同来驱逐侵略我们的白人贱种”，接着“大破旗汉界”才有着落。清季在中国大地上的有识之士，不论何种意识形态，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屈辱，必有同仇敌忾之心，也就是盛昱所要表达的诗情。章太炎也是因为白人的欺凌而产生民族主义思想，至八国联军入侵，恨清廷不能抵御外侮，始割辫排满。观盛昱所写五古之功力，可知其汉化之深，他虽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血脉，却认同汉文化涵盖的中国，所以他认同的，毫无疑问是包括满汉在内的中国。这首诗的前半段其实就在讲中国是多民族互动的国家，各族自应和谐一致对外。此诗题赠廉惠卿，追溯廉家的渊源，原是元朝色目人的后裔，先祖廉希宪早已是彻底汉化之人。接着所谓“薄宦住京师，故国乔木恋”，不可能还在述先祖，而是回到以无锡为家的廉惠卿，所恋的故国应是江南故土，不可能是好几百年前祖先色目人的故国。诗人感伤的是江南廉家“万柳堂”的没落，“堂移柳尚存，憔悴草桥畔”。由廉家的兴衰引出最后一段“我朝”的内忧外患，但并未以极端的悲观情绪作结。
至于满洲留日学生在《大同报》上的言论，几乎与康有为等君主立宪、满汉一家的主张如出一辙。即使所谓较为尖锐的意见，如要把中国分离成单民族的国家，“外人不瓜分我，而我乃自为瓜分，且欲以瓜分召外人”，亦与康有为所撰革命可招瓜分之说无异。定教授指出《大同报》诸君实奉杨度为精神领袖，思过半矣。在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的声势并不亚于革命党，所以追求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声音并不是当时的“主旋律”，也非大多数的汉人知识分子都要驱除鞑虏，因而民族国家议题也非满汉之争。《大同报》诸君与立宪派主张以满汉为主，建立多民族的“国族”，反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行之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而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随之消失，所建立的却是多民族组成的共和国。再者，大清帝国之所以崩解，最主要的原因并非革命党的理论与实力，而是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力抵御外侮所致。
定教授认为满洲人认同的中国只是清朝，清朝亡了，就无中国可以认同。然而满清虽亡，其曾代表的中国实体尚存，所以严格说，只能不认同代表中国的民国。这种不认同却非“满洲特性”，不认同民国的“前清遗老”之中有不少是汉人，参与满洲国的也有汉人，足见汉人之“复杂性”比满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出现不认同新政权的“遗民”，甚至蒙元亡了，尚有汉人愿当蒙古人的遗民，此乃中华儒教不事二君的特性。
新清史论者认为满清皇权代表多元文化，维系了帝国的统治，也就是说，皇统是将中国各族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说是汉人皇帝是无法做到的。试想维系帝国的皇权、皇统来自何处？岂非就是来自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制？若靠八旗制度，能够维系庞大的帝国吗？再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各族群并未因清朝的灭亡而解体，除外蒙因外力干预而独立，疆域基本延续前清。我们觉得，将美国“新清史”视为有政治上的“潜在颠覆性”，未免过于抬高一家之说的影响力。任何学说难以撼动历史事实。中国在动乱的军阀割据时期犹未解体，又何惧于今日。
徐泓教授现任教于台北东吴大学，他的文章《论何炳棣撰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为何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而作。何教授在那篇旧文里，给予清朝极为正面而均衡的评价，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方面的重要性，诸如领土的开拓，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人口的激增，汉化的成功，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臻于成熟与高度整合，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等。何先生也指出清朝衰亡的内外因素，导致传统政体的崩解。徐教授指出，何先生文章公正而有据的论说，纠正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的负面印象。然而新清史要角罗友枝教授挑战何先生对清史的认知，但她仅着眼于批判汉化一个议题，并未重新观察整个清史及其重要性。刻意否定汉化或贬低汉化的意义遂成为新清史论者的标竿论述。徐教授认为，新清史论者以为汉化论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具有忧虑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崛起的用心在，再证诸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激烈攻击，专攻何先生的汉化论，就不很“意外”了。
徐教授提到已经闻名一时的何氏对新清史的“强烈反击”，并为我们以最精简的文字介绍了何先生的反驳。何先生除了抗议罗友枝教授模糊或曲解其原文的意思之外，用最宏观的视野维护了汉化论。总而言之，诚如徐教授所说，“抛弃汉化因素，是无法理解清帝国统治成功的原因。”何炳棣有力的驳文，却得不到罗友枝的回应，这并不表示新清史论者知难而退，他们避开何氏锋芒，仍然坚持他们一家之说，但我们没有理由要被他家牵着鼻子走，应该有理必争。何先生的论文与驳文用西方文字响应西方“霸权语言”的挑战，自有其重大意义。徐教授重提何先生旧文，因如他所说，这篇文章的论点，整体而言是“屹立不摇的”，也可为本书作一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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