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这部剧刚刚完结，剧中陈延年陈乔年的国内戏份杀青时，两兄弟就义前回首而笑，把最灿烂的笑容留给了我们这些百年后的观众。
而真正的历史并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也不会停留在他们笑容定格的那一刻。
陈延年牺牲后，1927年7月5日，当天的《申报》刊文《铲除×党巨憝》，向全社会公布了他的死讯。
这篇报道除了介绍陈延年的被捕经过和“斑斑劣迹”外，还声称他在临死前“痛哭流涕，亲作悔过书一通”，主动交代了党的很多秘密，企图借此乞求活命，乘机嘲讽党的主要领导者人设崩坏，奚落党的形象已经塌房。
这当然是对烈士的诬蔑和对大众的欺骗。党刊《布尔塞维克》随后就针对国民党的这种伎俩，批驳道：“陈延年同志一句话也不肯供，但死后他们反造什么‘悔过书’的谣言。”
这可以说是当时的舆论战。谁掌握了主流媒体，谁就能向全体国民发出最大的声量，不管真理还是谎言。
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很多共产党员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高呼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无产阶级终有胜利的一天，我死不为恨！”甚至在临死时巍然不惧，慷慨激昂地对反动派痛骂不止，展现出了高贵的气节。
可到了第二天的报纸上，往往只是简略的一个标题，如《昨日枪毙发散反动传单某人》。不仅不会按实描述烈士们的英勇无畏，反而经常颠倒黑白，诬称他们贪生怕死，想要一石二鸟，达到泼脏水和打击革命群众士气的目的。
陈延年作为党内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反对派又怎么会在他身上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
陈延年有多优秀，《申报》那篇报道结尾附有一封信的全文，很能说明问题。信的作者是吴稚晖，也就是剧中陈氏兄弟常常亲热称呼的“吴伯伯”。
这位慈眉善目的“吴伯伯”得知陈延年被捕，大喜过望。喜的自然不是可以靠保释陈延年再卖陈家一个人情，而是真的想要除之而后快。
历史课上都会学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倡议国民党大肆“清党”的最主要人物，就要数吴稚晖和蔡校长。吴稚晖这时满心镇压革命，早已不念什么私谊和旧情，而是当即写信给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大拍杨司令的彩虹屁。
信的内容如下：
“啸天先生执事，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党之胆，适返沪以忽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弟吴敬恒。”
吴稚晖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认为陈延年跟他的父亲陈独秀相比，不但影响力不相上下，做事能力和“危害性”更是远远在他父亲之上，对他忌惮到要奉劝杨虎尽早痛下杀手，以绝后患。
作为曾跟陈家有密切关系的老朋友，吴稚晖的判断很有说服力。不过作为曾经的朋友，政见不合，心狠手辣也就罢了，在信中特意提到陈延年的相貌，说他“发生额下，厥状极陋”，实在是让人意外和觉得不齿。
这样的人身攻击会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现实情况也确实是这样。事后不久的一期《语丝》杂志中，有人撰文探讨“陈延年该死之理由”。作者读过那天的《申报》，可能报纸随手一丢便找不到了，写稿时全凭残留的记忆，说按吴稚晖那封信的内容来总结，陈延年之所以该死，有两大理由：
“一，相貌丑恶，命中早已注定。
二，性能耐劳受苦，曾扮过人力车夫。”
吴稚晖这个人不知是不是有虽普但信的毛病，似乎特别喜欢在相貌上攻击陈氏父子。同一年，在孙中山蒙难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吴稚晖就曾发表演讲，不遗余力地对陈氏父子进行容貌羞辱，他说：
“我和陈独秀也是朋友，他的人怎样呢？哈，他的面孔要我形容出来，实在说不像，只好说他的头是向后突的，他的面孔好像是一把铲刀，然而他却是自命是了不得的。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了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们也还要说他是小偷。你们如愿意见见他们的丑相，我们可以到武汉把他们捉来给你们看看。”
总结上面两个理由的作者负生，应该也凑巧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场演说，因此描写地更加惟妙惟肖，他复述吴稚晖的话说：
“（陈独秀）这人的相貌，简直难看极了！额头有这么宽（用手作比势），嘴巴有这么长（用手作比势）；眉往下这么湾（比），鼻往下这么钩（比）。真是‘天地之厉气所钟’，简直不像个人。还有他儿子，哈，那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儿子和他差不多，无论穿上怎么好的衣服，也和乞丐一样。”
记忆虽然有偏差，字句并不准确，大意却是没错的。
陈独秀的照片，记得历史课本上就有，大家可以自行打分。至于陈氏兄弟的容貌，真的像吴稚晖所说的这么不堪吗？
跟他们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同伴中，有一个叫郑超麟的人，在回国后也一度跟陈延年关系密切，他回忆其长相说：
“（陈延年）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还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
而陈延年不像平常人那么健康的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生过病，可能留下了后遗症，所以“脸很不好看，精神也不很好”。
但是他并不丑陋，要我说，对他人的不幸津津乐道、指手画脚的人才是真的丑陋。
跟陈延年共事过的同志，都很客观地忆及他相貌的普通，说他平常把头发剪得很短，面容粗糙，皮肤被晒得很黑，看上去根本不像读书人的样子，他平时又总穿一身破旧的工装，完全是一副工人的形象。来华的俄国顾问都私下评价说：“陈延年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而且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
对无产阶级运动来说，这其实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个加分项。正是因为陈延年外表、肤色和体型各方面跟普通工人一般无二，所以当他为了做群众工作，假扮人力车夫，每天上街跟车夫们一起跑腿拉车时，才能形同本色，毫无违和感。
负生从吴稚晖的信总结出的第二个理由“性能耐劳受苦，曾扮过人力车夫”，就跟此有关。不过他记错了，吴稚晖的信里并没有这部分内容，而是当天的报道中曾提起过。
可见单靠记忆传播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就可能有所失真。
我们现在所能查到的陈延年牺牲的经过，有好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陈延年被捕后，蔡元培等人试图营救，蒋介石因此犹豫不决，这时吴稚晖给他递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独秀犬父，延年虎子，此人不杀，后患无穷”。终于坚定了蒋介石的杀心。
另一种说法称，陈延年被捕后，因为工人打扮，并没有暴露身份，他给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写信求救，汪孟邹又去找胡适帮忙，胡适转而找到吴稚晖帮忙。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抓，喜出望外，立即报告给蒋介石，同时写信给那位杨虎杨司令，这才导致陈延年被识破身份，进而被杀。
还有一种说法，细节更加丰富，说胡适答应汪孟邹营救陈延年后，马上去告诉了吴稚晖（讲述人称其为“吴老狗”），吴稚晖当场跳起来大笑：“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蒋介石。
这几种说法都来自口口相传，源头无从考证，从内容来看，吴稚晖告密的情节，很有可能是根据《申报》上那篇报道和吴稚晖的信，因为记忆偏差，或者掺杂了反感胡适、憎恶吴稚晖之类的个人感情，或者别的原因，共同演绎出来的。
也有说法，无论吴稚晖告密是真是假，就算没有告密，陈延年也难逃一劫，因为跟他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还有另一位叛徒张葆澄，已经出卖了他。
在陈家三弟陈松年的回忆中，对这些纷纭的说法避而不谈，只说1930年，也就是陈延年牺牲后的第三年，他们曾问小姨高君曼，能否找到大哥的遗骨。
高君曼悲痛地回答：“你们不要操这个心了。延年牺牲后，组织上曾托人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延年的遗体，但蒋介石就是不给。延年死得很惨，据监狱里传出来的消息说，延年被捕后，反动派要他供出党的地下组织名单，他誓不泄露党的秘密，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被分尸惨害的。”
陈独秀当时听到长子的死讯，有好几天都不发一言，也不知他在悲痛和沉默中，有没有想过次子的命运会是怎样。
跟陈延年之死比起来，陈乔年的牺牲简单很多，没有那么多的历史谜团，连《申报》也没有用很多篇幅，只是简短地发了一篇通告《陈乔年等枪决讯》。
电视剧中的陈乔年，始终是一副娃娃脸，声音也稚嫩，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事实上，陈乔年确实跟哥哥陈延年是截然不同的类型，从外表上看完全不像是亲兄弟。郑超麟回忆赴法众人说：“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也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后来他们去莫斯科进修，陈乔年被大家称呼的外号就叫作“苹果”。
陈松年也说自己这位二哥“皮肤白皙，身材瘦削，象个白面书生”。
可能是从小到大一直跟随兄长的缘故，陈乔年虽然容貌出众，却一直被掩盖在陈延年的光芒中。郑超麟评价说“乔年能力没有延年强，许多方面比延年幼稚”。
在某些信念上也比不上兄长，比如剧中经常被他们挂在嘴边的不婚主义。所以当陈乔年回国后跟一个叫史静仪的女孩结婚时，终身都不曾恋爱且一直奉行到底的陈延年大为不满，郑超麟惊讶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乔年表示不满，因为乔年性格很好，大家都很喜爱他。
陈乔年夫妇生有一子，生日在1927年5月，五月有几个重要的纪念日，像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因此被称为红色的五月。可能是为了纪念红五月，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红五”。
陈松年曾随生母，也就是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去武汉看望他们一家，离开时，高晓岚提出想把红五带回安庆老家抚养。陈乔年没有同意，他对母亲说：“你养我们那么大，我们一点也没帮助你，怎么能再给你添麻烦？”
他拒绝母亲提议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会夭折。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侄子，跟陈氏兄弟算是世交伙伴，他忆起这个孩子，说“由于乔年夫妇无暇照顾，第二年就死了”。陈松年的说法更加仔细，听起来也更加合理，他说陈乔年被捕后，史静仪四处奔走活动，没能很好地照顾孩子，结果乔年没能营救成功，他们唯一的孩子也死去了。
曾经的一家三口只剩下史静仪一个人，而她的余生也命运多舛。她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过了不久抗战爆发，那个国民党军官在战场上壮烈战死。陈家跟史静仪很少联系，只知道她还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是不易。
陈乔年虽然看起来是书生模样，汪原放说他回国后“依然是一个穷学生的打扮”，可他表现出的勇敢坚韧，绝不比哥哥陈延年逊色。
1926年，陈乔年在北京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三一八”请愿运动，站在群众队伍的最前面，迎着反动军警的刀枪，毫不退缩，结果胸前被捅了一刺刀，养了一段时间的伤始才痊愈。
他因叛徒告密被捕后，汪孟邹很急切地到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他。王若飞等同志还花重金买通了警备司令部的办案人员，可是那些人很不地道，钱收了却不办事，最后还是把陈乔年杀害了。据说，收押期间，巡捕房为了防止劫狱抢人，一度把他关在装甲车里。
陈乔年牺牲前的情形，因为有同舍狱友桂家鸿幸存下来，比起陈延年，要详实可信很多。
据他回忆，当时跟他们关在同一间牢舍的，还有一个名叫唐瑞林的政治犯，是个陌生面孔。这个人却是个自来熟，对他们尤其热心，特别是对陈乔年，总找机会搭讪，借着关心之名对他问东问西。
陈乔年在狱中化名王某，还没有被人识别身份，唐瑞林每次致命的询问，也都被他机智地应对了过去。相处一久，大家自然对这个热情过头的陌生人起了疑心，怀疑他是警察故意安插的卧底。后来，有人秘密传来消息，证明这个唐瑞林果然是告密导致他们被捕的叛徒。反动派的无间道计划就此失败。
陈乔年在监牢中受尽严刑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始终都守口如瓶，没有吐露任何信息。
跟他差不多一同被捕的有二十三人，由于唐瑞林的出卖，除陈乔年之外，只有两人的身份还没有被反动派探查清楚。
其中一人是周之楚，不久前才到上海市总工会任秘书长，所以唐瑞林并不认识他。本来这是一个为自己开脱的绝好机会，可周之楚心中所想，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才能利用敌人这个情报盲区来保护陈乔年。
他主动求见法官，承认说他就是陈乔年。他当然知道，这一冒名顶替，等待自己的只有一死，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
不过，天意弄人，事情并没有按他预期的方向发展。
周之楚是个华侨，出身南洋的大资本家家庭，还是家中的独子。他父亲得知消息，心急如焚，连忙派人回国营救，这样一来，他的真实身份就大白了。
对周之楚的判决，被从死刑改为四年有期徒刑，后来经过他父亲的运作，于1930年被提前释放。他在狱中时染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咳血，父亲本打算让他休养一阵，然后带他出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他却趁父亲不备，偷偷离开，继续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1931年，周之楚再次被捕，身心的双重摧残加重了他的病情，不久便在狱中病逝了。
陈乔年一定没想到，自己的同志们对他曾有过如古侠客一般悲壮义烈的营救。如果他知道的话，也一定会制止这样的行为。
当他听说外面正在花钱打点关系时，同样轻轻拒绝了，他对桂家鸿说：“没用，你赶快告诉外面不要白花钱。”
狱内和狱外两边的努力都以落空收场，反动派最终弄清了陈乔年的真实身份，作为“要犯”将他判处死刑。
临刑前，狱友们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只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看资料的时候，我一直心中是没有多大波澜的，因为看过历史中太多的惨酷和壮烈，柔软的神经早已磨出了薄薄的坚茧。
可这句话还是让我破了防，眼前顿时花成一片。
仿佛看到先烈们在荆棘环绕中，满身鲜血，目光深远，饱含爱意地望着我们这个时代。
而我们后知后觉地转过头，生疏地回应着他们的目光，第一次认真端详起他们永远年轻的面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