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
在2019年的国产历史剧中，《长安十二时辰》是在还原历史细节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的一部，原著作者马伯庸先生本来就有很高的史学素养，在写作此小说时为了全面展示长安面貌，下了很多工夫；改编成剧之后，服化道方面与中国装束复原团队合作，于设计上参考了大量文物，也使得观众耳目一新。剧集一上线便广受好评，乃至有人认为它代表了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水平。敝人作为马伯庸小说的忠实读者，也得到了很好的视觉体验。
不过，在这部电视剧中也有很多不符合唐代历史的地方，有些甚至和史实差距很大。其中，一部分是剧集改变了原著小说的叙事线索和人物性格，动摇了背景设定，导致错误；也有一些是出于剧组的疏忽，虽是白璧微瑕，但却容易造成观众对历史的误解。这里谈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错误。
报时台词的误置
时间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重要元素，剧集以一天之内时间的流转，作为故事推进的标志，每一集都以代表时辰的地支命名，还配有几句听起来玄之又玄的古语，作为说明。每到一个时间节点，靖安司的“报时博士”庞灵就将之大声朗读出来，显得古意盎然，颇有“高级感”和“仪式感”。
偏偏，这些听起来很“高级”的词，不少都有张冠李戴之嫌：在典籍中，这些文言句子大多数与十二时辰无关，有的表示年、有的表示月份，一旦追究，难免令人莞尔。
例如第一集里，“巳正”这一时刻所配的文言语句是：“大荒落。万物炽盛大出，霍然而落，故云‘荒落’。”这里引用的文言中的“大荒落”，其实是西汉之前太岁纪年法中用来表示地支的用语。
什么是太岁纪年法？殷商以来，中国人通过木星（岁星）在天空位置来纪年。木星在空中自西向东一周，大约是十二年，正与十二地支相合，于是便按木星运行轨道将周天划分为十二个区域，与十二地支对应，根据木星在天空的位置，来判断现在是哪一年。
但是，岁星实际运行一周比十二年略短，加上其运行方向与古人习惯的天象解释体系不同，所以后来又发明出运行方向与岁星相反，运行一周刚好十二年整的虚拟天体“太岁”，通过太岁的位置纪年，称为“太岁纪年法”。
古人也为太岁设定了一个十二等分的轨道，以十二地支命名。太岁落在不同的位置，又各有对应的表示年份的说法，比如太岁在“巳”的位置时，此年就称为“大荒落”；太岁在“申”的位置，此年称“涒滩”；太岁在“酉”的位置，此年称“作噩”；太岁在“丑”的位置，此年称“赤奋若”。
这套以太岁位置纪年的方法，记载于《尔雅·释天》《史记·历书》《淮南子·天文训》等典籍中。后来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中的称呼方式进行了解释。电视剧中“万物炽盛大出，霍然而落，故云‘荒落’”的说法，最早应出自东汉学者李巡的《尔雅注》。其余如释“涒滩”曰“大修为，万物皆修其精气”，则出自《淮南子》。这几个句子，虽然和十二地支有关，但其中地支都是用来纪年的，与时辰无关。
庞灵：这“大荒落”说的不是时辰啊！
还有一些剧中用来解释时辰的古语，其实本来不是解释时辰，也不是解释年，而是解释月。
除了纪年以外，中国古时还常用十二地支纪月。古人发现，北斗的斗柄，在一年之中正好以北极星为中心转动一周，因此他们以冬至时北斗斗柄所指方向为起始，将一年中斗柄所指方向分为十二等分，以干支命名，例如冬至时，斗柄所指方向为“子”，此月即用“建子”来代表。虽然“子”为地支之首，“建子”的月份却不是我们今天的正月。这是因为汉武帝后采用夏历，将寅月定为一年之首，所以现在农历的正月，在地支对应的是“寅”。
有了十二地支纪月法，古代天学、历法相关的著作中，就会用地支来表示月份了。比如《史记·律书》中，即记载了十二月和地支相配的情况，以不同月份里阳气的升降解释一年中冷暖的变化，阳气从建子月（十一月）开始产生，到建午月（农历五月）升到最高，然后逐渐下落，到建亥月（十月）完全潜藏，形成一个轮回，万物也随着阳气的升降而生长凋谢。故《史记·律书》将建子月描述为“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
东汉学者刘熙编纂训诂著作《释名》时，对《史记·律书》的十二地支体系又进行了一些发挥，形成了更简洁明快的解释。《释名》是当时的辞书，用处多，流传广，所以这一套说法，又被各种类书、蒙书、命理书收录，更加扩大了影响。《长安十二时辰》剧集中配合时辰出现的文言文，就多次引用了《释名》。例如，剧中配合“子初”的文字是“一阳生”“孳生”和“阳气始萌”，对应的就是《释名》中“子，孳也。阳气始萌，孳生于下也”的说法；又如配合“戌”的文字是“万物灭尽”，就对应了《史记·律书》中“戌者，言万物尽灭”的表述。
很显然，《史记·律书》中所引的相关文字是针对一年中之月份，而非一日中之时辰。剧中将它移用过来，细细品味，就和时辰不搭配了。比如“戌者，言万物尽灭”本来说的是建戌之月（农历九月），草木开始枯萎凋零。但到了剧中，与表示时辰的“戌”配合，就变成晚上七八点钟万物就要“灭尽”，岂非十分恐怖？又如，剧中“酉正”对应的是“万物成熟”，来源于《释名》“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说的是建酉之月（农历八月）作物成熟，本来甚为合理；但放到剧中，就变成了“下午六点（酉时）万物成熟”，不知所谓了。
总而言之，《长安十二时辰》剧集，在为十二时分配相应文言时，应该是查阅了不少资料，可惜没有区分地支表示年、月和时辰的不同用法，产生了不少混淆之处，又如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对“午”的解释“阴阳交相愕而仵”（“愕”和“仵”，是互相违背、抵触的意思）错断为“阴阳交相”，导致不成文句；还强行加上“抉择”的解释，就更不应该了。
顺带一说，据《唐六典》，唐代司天台负责报时，也就是“习漏刻之节，以时唱漏”的，是“漏刻生”，而“漏刻博士”作为官员，“有品秩，掌教漏刻生”，教导漏刻生报时技巧。庞灵身为“博士”，仍然枯坐在报时前线，着实辛苦了。
何监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已经醉了
奇怪的诏书形式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曾多次出现皇帝颁布制诏的情节。在电视剧的第一集，宦官在城楼上宣读关于元宵灯会的“大诏令”，在宣读的过程中，“大诏令”的文本随着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从镜头呈现的文本可以看出，道具组对唐代的制诏还是做了一番研究的，但依然还有不少错误的地方。
第一集中出现的“大诏令”
首先是制诏的名称问题。剧照中的诏书开头用大字题写着“大诏令”，显示这份诏书的重要性，但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唐代以皇帝名义颁布的下行文书，分为策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这几类，其中并没有“大诏令”一类，在官方的表述中甚至很少将“诏令”连用。
为什么唐代官方很少说“诏令”呢？
从历史渊源来看，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听从博士的建议，制定了“‘命’为‘制’，‘令’为‘诏’”的官方规则，从此之后以天子名义发出的命令，都叫“制诏”，所以从天子之言的角度来看“诏”和“令”早已合并，不需要再使用“诏令”这样的词。顺带一说，由于制书本来就是皇帝的口吻，所以说到皇帝本人时都用第一人称“朕”，文中不会出现电视剧里“圣人诏令”之类的话。
此外，在唐代，“令”还有另外的意义：我们知道，唐代的成文法除了《唐律》之外，还有“令”“格”“式”等多种形式，其中“令”和“律”的重要性最高，所以后来也将唐朝前期的法律制度称为“律令制”。按照《唐六典》的说法，“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分工各有不同，都以文字形式正式颁行，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名著《唐令拾遗》，就是对唐代“令”的汇集、整理之作。既然“令”可以指法令，那么将“诏令”连称，难免会混淆天子命令之“令”与法令之“令”的区别。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本来“诏书”和“制书”各有分工，是两种不同的公文，但在武周时期，则天武后因自己名叫“武瞾”，为了避讳，特地把同音的“诏”都改成了“制”，因此武后朝以降唐代官方常将制诏统称“制书”，《唐六典》记载的王言中也没有“诏”的分类。（说到避讳的话题，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李昺”，为避讳，将天干的“丙”字一律改为“景”，因此小说和电视剧突厥狼卫一开始藏身的“丙六货栈”，将“丙陆”两各大字写在墙上的情况，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按道理，李渊看到这个“丙”字是要痛哭流涕的，不然那就是不孝
那么这个“大诏令”的表述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宋初有一位叫做宋绶的史学家，在史馆工作时收集了许多唐代的制书，后来由其子宋敏求汇集颁行。由于宋人不需再避唐讳，加上宋代“制”的意思比唐代“制”的意思狭窄，所以干脆将书中所录唐代制书称作“诏令”，又因为其中所载大多是制书中“非常所出者”，所以冠上“大”字，称为《唐大诏令集》。剧组可能正是因为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知道《唐大诏令集》这本书，误以为唐代皇帝颁布的重要文书就叫“大诏令”，才导致“大诏令”这个宋代发明的称呼，穿越到了唐代剧集的道具上了。
此外，电视剧中制书的格式，也与唐代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首先，唐代皇帝的制书一般不会在开头就用大字写上“诏令”这样的标题，也不会把制书颁布时间写在最前面，而是直接以“门下”开头，中间写具体内容，最后以“制书如右，请奉制施行”或“主者施行”结尾，再接下来才是具体年月日和中书、门下长官的签名。
制书为什么要以“门下”开头呢？唐代中央政务的颁布执行遵行三省制，起草制诏的过程需要中书、门下两省参与，其中中书舍人（后期主要是翰林学士）负责起草诏书，由皇帝批复“可”，中书省将原件存档，抄写一份给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觉得没问题，签署后再覆奏皇帝，皇帝亲笔批复，最后再次通过门下省签署之后，才能交付尚书省具体部门或官员执行。因为制书起草完成后第一步需要交给门下审核，所以文本开头常有“门下”，保留了文书行政流程的痕迹。《长安十二时辰》的制书中虽然“大诏令”的标题有些画蛇添足，但正文以“门下”开头却是正确的。
制书之所以需要中书门下联署，就是为了防止中书省官员一家坐大，假传圣旨，胡乱起草命令，因此，门下对不恰当的制书有封驳退回的权力，电视剧中为了渲染林九郎专权，常常会看到他通过自己掌控的中书省起草一份制书，不经皇帝画可，也不经太子一党李适之掌管的门下省签署，就颁行下去，决定朝廷重大人事任免。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图为初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贞观年间的石刻诏书。由于未到武周时期，所以还叫“诏书”而非“制书”。图片出自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昭陵文物管理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
此外，剧照中的制书还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展卷处一个有大大的印章，剧组似乎是想以此表明这份制书经过皇帝认证的权威性。不过，唐代的制书中，皇帝认证的方式主要是中书舍人起草完成后亲笔签一“可”字；签署的位置也在制书的最后，而非开头。不过剧中制书上的印章也是确实存在的，仔细辨认，上面刻的字是“皇帝受命之宝”，它属于唐代皇帝私人的玺印“天子八宝”之一。“天子八宝”是皇帝的八枚私人印章，用于皇帝以私人名义写作的重要信件、国书等，基本不用在一般行政文书上。按照《唐六典·符宝郎》中的解释，所谓“受命宝”，用途是“修封禅、礼神祗”，具体来说，在封禅等祭祀天神地祇的场合，皇帝常需以个人名义写一篇祈祷之辞，称为“玉册”或“金简”，献给神灵，而“皇帝受命之宝”则是盖在玉册金简上，给神明看的。电视剧将之盖在了一般的制书上，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了。
电视剧中的制书，均盖有“皇帝受命之宝”。
过于先进的书籍装帧和传播形态
“线装书”在当代人的古代想象中根深蒂固。想到“古书”或者“古籍”，我们心中通常会浮现出线装书的形象，仿佛有了纸就有了线装。
事实上，线装这种装帧形式，是到明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流行，宋代以前极少。所以，在背景为宋代以前的历史剧中，如果出现大量线装书的画面，只能说明剧组缺乏书籍史的常识。
对于这一点，《长安十二时辰》剧集的道具组是有清醒认识的。全剧很少出现线装书的样式，避免了大部分历史剧会犯的错误，足见其用心。不过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比如——
程参：这是什么装帧，咋没见过呢？
虽然剧集很少使用线装书做道具，但不知为何，却将一部分书籍替换为另一种唐代很少见的装帧方式——经折装。按照学界对书籍史的研究，经折装在唐末五代才被普遍使用，而且主要用来抄写佛经，基本不用于书籍和公文的书写，自然也不应该出现在玄宗朝的靖安司中。不过，这样的装帧，我们在清宫戏里倒是经常会看到，那是后世所谓“奏章”或“奏折”的形态。也许由于奏折前后经过仔细装裱，有一种高贵感，也符合剧中“大案牍术”所用档案的性质，所以电视剧才会这样处理吧。
靖安司的档案，一半是经折装，一半是卷轴装
其实，唐代主流装帧形式，还是卷轴装。唐太宗李世民作《帝京篇》，说自己处理完公务到崇文馆看书，“缥帙舒还卷”，就是指纸制的卷轴。保存方式是插在书架上，挂上写着书名的牙签。韩愈有诗称赞李泌（即剧中李必的原型）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呈现了卷轴装的存放方式。其中“牙签”是指插在轴中的签子，写着书名，以便查检。比较讲究的藏书人还会在卷轴外套一个防尘套，称为“缥囊”。若干“卷”还可以汇总在一起，包裹成“帙”。如果没有架子，则将卷轴直接堆放在桌上或者地上。敦煌藏经洞卷轴的摆放方法，给我们呈现了很好的实例。
剧中出现的“牙签”
敦煌藏经洞的卷子，可以清楚看到数卷被“帙”包在一起的状态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卷和帙。引自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
日本正仓院所藏竹帙，样式精美
另外，在剧中有两次提到关于书籍“刊印”的话题，一次是姚汝能说自己闲来无事写的小说“在黑市上刊印得不错”，另一次是程参说唐代刊印过的书籍他都念过。实际上，唐代虽然已经有了雕版印刷，但还比较粗糙，所印的书籍大部分是日历、佛经之类民间日常用书。包括儒经、诗文集在内的其它书籍，仍然是以手抄的方式流传，更不用说地位低微的笔记小说了。所以，姚汝能的小说只能被传抄，无法被刊印，由于是传抄的，没法追溯版权，所以原作者也无法通过这个赚钱。
姚汝能靠写书赚钱的大计，注定是会落空的
混乱的城防编制
《长安十二时辰》故事的主线是阻止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故事中除了虚拟的治安机构——靖安司之外，还涉及到不少与长安城治安有关的组织机构和规定，原作者马伯庸对这些史实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很好地还原了长安城防原貌，非常珍贵，也令人欣喜。但是，在改编为剧集时，为了扩大篇幅，增加矛盾冲突，编剧改动了不少背景设定与情节，这就导致了一些不符合历史的地方。
让我们先从长安城中的治安维护说起。唐代前期，地方行政制度主要为州-县两级制，通常负责州中治安的，是州刺史属下的法曹参军；负责县中治安的，是县令属下的县尉。长安是都城，分管长安的州一级行政单位不称州，而称为“京兆府”，负责治安的是京兆府法曹参军；京兆府治下，以皇城门前的朱雀大街为界，又分成长安、万年两个县，负责治安的是长安县尉和万年县尉；县尉手下又有若干具体办事的吏，坊间称为“不良人”，电视剧的主角张小敬原先就是万年县尉属下的不良人统帅。
不过长安作为首都，与一般州、县又有所不同，除了州法曹、县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治安机构。比如长安城坊有类似居委会主任的坊正、里正，负责观察治安情况；御史台有左右巡使，负责监察城内违法行为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戍卫部队是禁军。
长安城分皇帝百官办公生活的“内城”和一般老百姓所居住的“郭城”两部分，“内城”从北到南又分为“宫城”和“皇城”两部分，其中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也是中书省、门下省的所在；皇城则是尚书六部、九卿等其它朝廷中央政府机关所在之处。禁军之中驻扎在宫城以北禁苑中的称为“北衙禁军”，是皇帝直属的部队，剧中的羽林军、龙武军等，都属于北衙禁军。驻扎在皇城的称为“南衙禁军”，主要职责是保卫中央政府和皇城、宫城的安全，其中分为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等，各有职司。除了南北衙禁军外，长安城中还有负责太子东宫护卫的六所“率(shuài)府”，即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其中左右司御率又称“旅贲”，在电视剧中借调到靖安司，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系列卫、率，大多都是为了保护皇帝、朝臣和太子而设的，真正与长安城百姓生活的外郭有关的部队只有两支：一是左右领军卫，负责一部分长安城门防务工作；一是左右金吾卫，其下属机构有“左右翊府中郎”与“左右街使”，专门负责长安城内街坊的巡逻、禁夜及其它防务工作。由于左右金吾卫在隋朝和唐初称为“武候”，所以其属下的戍卫部队也将“武候”的别名保留到了玄宗朝。按照《新唐书·百官志》的说法，金吾卫左右街使在长安各城门、重要坊角都设有“武候铺”，专用来驻扎武候，小铺五人，大铺三十人，以便随时处理治安问题。电视剧中常常出现骑马巡逻，维持长安治安的，大多是左右金吾卫的武候部队。可惜电视剧的编剧，似乎常常将“武候”和“不良人”弄混，在第二十六集中，张小敬的崇拜者胖罗，身为“不良人”，却驻守到了“武候铺”中，令人感到迷惑。顺带一提，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错将“武候”变成了“武侯”，给这些戍卫部队的士兵平白加上了侯爵，显得十分大方。
除了搞不清楚“武候”的性质之外，电视剧中长安各戍卫部队的相互关系也很混乱。比如姚汝能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介小吏，在电视剧里却摇身一变，成了“太子右卫率”。要知道，“太子右卫率”可是太子右卫率府的领导者，属于正四品的高官，仅仅比贺知章所任的秘书监低半级，品级还在尚书省各部侍郎之上。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元载、吉温这样的八品小官的重拳出击下唯唯诺诺也就罢了，居然还得亲自和张小敬一起满城涉险寻找狼卫，姚汝能麾下右卫率府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长官到处奔波，挨骂挨打，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帮忙，可以说非常过分。
东宫右卫率(shuài)姚汝能落寞的背影
又比如，剧中为了制造紧张情节，将右相林九郎控制的右骁卫，说成是旅贲军的上级单位，可以随意调遣旅贲军，导致靖安司一时没有可用之人。但实际上，旅贲军与右骁卫一样，在人员选任、考核方面归兵部管辖，具体则听从本卫将军指挥。也就是说，太子旅贲军和左右卫是平级单位，并没有互相管辖的关系，右骁卫无权调动旅贲军。
崔器：我做不到啊！
此外，剧中右骁卫在长安城中横冲直撞，几乎无处不在，但实际上，左右骁卫主要负责的是皇城守卫以及宫城的守卫，很少负责长安外郭治安，电视剧也许是为了让剧情简单一些，就让右骁卫离开皇城的值守范围，在长安城到处捉贼，这是典型的越权行为。与之相反，真正负责长安城治安的左右金吾卫将军，在剧中几乎没有出现。
其实，在原著小说中，在提及右骁卫参与追捕张小敬时，特意说明：
“靖安司负责长安城内外，而右骁卫负责皇城的外围安全，两者的职责并不重叠，也没有统属关系。……但狼卫跨过了光德怀远这一条死线，……对皇城构成直接威胁，性质立刻成了‘惊扰圣驾’的大案，右骁卫便有权立即介入调查。……若右骁卫要求崔器逮捕张小敬，行为虽属越权，可他一个小小的将佐，根本扛不住压力。”
其中所说，虽然和长安城防实际情况稍有出入，但各戍卫部队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剧集的错误，只能说是因为编剧没有仔细阅读原著，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最后，再顺带说说长安皇宫的门禁制度。
唐代进入皇宫前首先需要申报左右监门卫，制造称为“门籍”的通行证明，登记姓名、年龄、职务、相貌特征等。在检验门籍与真人符合后，才能进入。但对于经常有可能被皇帝召见的官员来说，每次出入都用门籍太过不便，所以又规定太子、亲王以及京城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可以佩戴“鱼符”，以便进出。
画面左边，焦遂腰间挂着的就是剧中经常被提及的道具“金鱼袋”，理论上鱼符就在里面
按《唐六典》，朝廷为太子、亲王和朝官配发鱼符，太子为玉制，亲王为金制，其它官员的鱼符只是铜制而已。
既然鱼符是铜制，那么“金鱼袋”是怎么回事呢？按《唐六典》，鱼符“其随身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以“金鱼袋”是盛放鱼符的袋子，而非鱼符本身，鱼袋并不是入宫信物，它只是一种装饰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焦遂不应该说自己随身佩戴的是“金鱼袋”，而应该说是“鱼符”。剧中常说“没有金鱼袋，不得入宫”，或许也应该改成“没有鱼符，不得入宫”才是。另外，鱼符上通常会刻上官职和姓名。剧中的“何执正”久在朝中，地位尊崇，朝中基本人人都认得，不论是焦遂还是狼卫，都没有可能拿着刻有写着他名字的鱼符，冒充入宫——剧中的曹破延在杀害了焦遂之后，拿走了他身上挂的鱼符，大概只是觉得“可能有用”，幸好他从未试图用过，否则在这个故事，恐怕在第一集就结束了。
没有金鱼袋不要紧，有鱼符就行
最后要说，《长安十二时辰》不是普通的历史故事，它比较近似于“架空历史故事”，围绕一个真实历史事件，或是一个有特色的时代，展开奇崛的幻想，阅读者既可以收获快乐，又可以增加对历史的兴趣，历史与幻想的交汇处，就是这类故事的精彩之处。20世纪大获成功的通俗文学，国内的《鹿鼎记》《寻秦记》，国外的《圣殿春秋》《影武者》，都是这样的故事，《源氏物语》《双城记》这类名著，也可以算作广义的架空历史故事。历史研究中，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架空历史故事属于文学创作，势必需要补入许多细节。细节中自然就会有虚构的内容。文艺的真实标准与历史的真实标准不同。我们说一个故事“很真”，主要是看里面的剧情和人物是否符合人性，是否打动了我们，细节上的出入，是必定会出现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架空历史故事来说，“历史现场感”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这种现场感建立在符合历史的诸多细节上，细节越确切，“现场感”就越强，读者也就越容易身临其境，感受故事的魅力。因此，虽然本文列举出了这些历史错误，但并不是为了给《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集找麻烦，而是希望在与读者分享历史知识之余，对以后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产生一点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文章或许还有一点“吹毛求疵”之外的价值吧。
参考资料：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