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增 刘春玉 蒋卫红 石素花
萧华（1916—1985），原名萧以僔，江西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调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营、团政治委员，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兵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开 路 先 锋
罗荣桓元帅的夫人、老红军林月琴曾说萧华经常担任开路先锋的任务，去开辟一个新的地区、新的领域的工作。
1.创建红军共青团
萧华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少共青年团的外围组织——赣南青年干社兴国分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上下乌云密布，兴国同样是血雨腥风。萧华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28年加入少共青年团组织。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红四军前委派胡炳田到兴国组建少共团县委，萧华当选为少共团县委的组织委员。12月，萧华被推选为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承担起全县团的领导工作。仅用十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4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团委，每个乡建立了一个团支部，团员也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000多人。同时还组建起了少年先锋队，全县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在革命的旗帜下组织起来。萧华出色地完成建团任务，多次受到赣西南党团组织的表彰，不到入党年龄的萧华被光荣地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兴国，在平川中学的阅览室里热情接见萧华，并向他详细询问了兴国少共团的工作情况，萧华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离开兴国不久，萧华便接到了去红四军军委工作的通知。6月，萧华赶到红军总前委。毛泽东把总前委任命萧华为红一军团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的决定告诉了他。萧华日夜兼程地赶到樟树镇，向红四军政治委员罗荣桓报到。罗荣桓扼要地向他谈了党组织关于在红四军组建共青团的决定并要萧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刚到部队对情况不熟悉，萧华担心完不成任务。罗荣桓热情地鼓励他说：“前一段你在兴国担任少共青年团县委书记工作得不错嘛。这次是毛委员调你去红四军，组建少共青年团，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接着，他又针对萧华刚到部队的具体情况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进行参战扩红工作；而部队团的工作却要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服从战争需要，为党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发挥助手作用。在目前这残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在我们红军的创业时期，这是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打基础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接受任务后，萧华便开始了组建红军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那时，部队战斗频繁，机关人员很少，里里外外基本上靠他一个人跑。他先到各师团去物色适合做青年工作的干部，确定各级青年委员的人选；待师团青年委员配齐后，又和他们一起深入连队创建连的支部或小组。由于当时是团组织的创建时期，还没有一个团员，他们便在各连物色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党员组成团的小组或支部，由他们发展团员，待大批团员入团后，再改选支部，形成以青年团员为主的支部领导。
组建团组织的工作是顺利的，也是艰苦的。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只好利用行军间隙来开会，有时干脆边行军边开会，边做团员发展工作。晚上部队宿营，他们便打着灯笼、火把，穿过田网水路，到一个个连队组建团小组。在罗荣桓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萧华仅仅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团组织普遍地建立起来。
2.开辟冀鲁边根据地
1938年初夏，为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抽调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赴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年龄只有22岁的萧华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率部队从太行穿过冀南平原，于9月27日到达冀鲁边区的中心——山东乐陵县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城西关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身着半旧的粗布军装，英姿勃勃地登上讲台，向大家讲了抗战必胜的道理，讲了冀鲁边的战略位置和学习《论持久战》的重大意义。
萧华来到边区后，坚决贯彻上级指示，一是发展武装。当时该区有地下党领导的第三十一支队，这支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占了一些地方，但在日军、汉奸、土匪、民团的四面包围之中，处境很困难。支队里有共产党员，但他们原多是学生和教师，革命热情很高，但对作战、训练和管教部队则缺乏经验。萧华便派了一些红军时期的干部来该部队工作，使这支部队进步很快，发展也很快，没有几个月，就编成了由两个主力团、一个特务营组成的支队。与当时以红军部队为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曾国华、孙继先支队合称为边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了运河、津南、商河、泰山等地区性支队，以及十几个县的县区武装。到1939年初，边区部队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二是建立政权。在发展部队的同时，萧华与地方负责同志一起，积极建立抗日政权。边区成立了以萧华为主任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他们要求部队打到哪里，抗日政权就建到哪里，有政权才有根据地。因而边区的政权建设发展也很迅速。到1938年年底，他们在乐陵、宁津、庆云等15个县建立了抗日政府，还建立了以杨靖远为专员的津南督察专员公署。三是培养干部。部队的发展，政权的建设，都急需大批干部。为此，边区成立了以符竹庭为校长的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萧华经常挤时间给学员上课，作形势报告，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学校分军事、政治、民运三个队，分别培养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干部，边学边做。每期三个月，先后培养了王猛、姜思毅等数以千计的各级领导干部。
由于冀鲁边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敌我顽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策划组织“冀鲁联防”，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乐陵县是冀鲁边领导机关所在地，县长牟宜之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早先派来的，沈鸿烈给他写信，让其尽最大可能限制、刁难八路军，“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但牟宜之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倾向抗日进步，萧华决心争取他。在萧华的帮助下，牟宜之坚决抵制了沈鸿烈的阴谋，与我党“约法三章”：“第一，我是抗日县长，不是国民党县长；第二，国民党有害抗日的政令，我概不执行；第三，我的钱粮一概供三十一支队。”
为阻止我党领导的抗日势力向北发展，鹿钟麟收买了民团头子孙仲文，给他枪支弹药。萧华与纵队领导研究后，向孙仲文盘踞的大赵村发动进攻，不仅打破了鹿钟麟的妄想，而且乘胜向北挺进，开辟了盐山、沧县、新海地区，直逼天津，致使“冀鲁联防”计划泡了汤。
日军向冀鲁边区“扫荡”开始后，萧华领导边区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1939年1月的韩家集伏击战，我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消灭了敌中队长西村以下100多名日军，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此战被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誉为“平原战斗胜利的光辉战例”。
由于萧华及边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冀鲁边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3.开辟辽东根据地
1945年9月中旬，萧华从邹平回到博山，接到罗荣桓司令员要他火速赶回山东军区接受新任务的指示后，即连夜交代了工作，昼夜兼程地赶回山东军区驻地——莒县大店。萧华见到身患重病仍然躺在病榻上坚持工作的罗荣桓后，急切地问道：“组织上催我赶回来，有什么急事吗？”罗荣桓交给他一份党中央9月11日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３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萧华逐字逐句地读着电报，仔细地聆听着罗荣桓的嘱托。他知道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他更知道开辟辽东根据地的战略意义。经过两三天的准备，9月23日，他即率领30余人的轻便指挥机构，轻骑兼程赶到胶东。为了加快速度和顺利通过胶济路，他亲自指挥过路，于9月24日到达蓬莱滦家口海港。一下马，他就与胶东军区及沿海部队的负责同志商讨渡海的部署和组织工作。他不顾昼夜劳累，周密组织，精心计划，在胶东区党委和军区有力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两天内迅速完成了部队和船只集结、换装、备粮、作战方案及各种情况处置等一系列庞大而复杂的准备工作。他充满信心地说，不管狂风恶浪，艰难险阻，25日黄昏前准时出发，时间就是胜利。在先头部队出发后，萧华及其率领的指挥机构在25日黄昏乘坐小汽艇，经过艰苦航行，克服种种困难，在大连登陆，实现了我大军渡海的战略决策。
萧华到东北后，被任命为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省委书记。当时司、政、后机关各有2—3人、1部电台、1个警卫连，人手不足、任务繁重。萧华召集已渡海各部队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以一部分兵力控制营口、安东（今丹东）一线，防止蒋匪的可能登陆，保障我大批部队进入东北；而大部分则以营为单位分散于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在这段日子里，萧华以惊人的勤奋工作精神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方面的重大问题。
当时部队从关内到关外，弹药缺乏，衣服单薄，物质生活异常艰苦，急需补充。他们就用接收的大批敌伪物资先把部队装备起来，甚至临时穿上了敌伪军服装，自己又赶制了大批棉衣棉鞋，补充了日、伪军留下的枪支弹药。在接收工作中，主要是接收遗留日军俘虏及其家属，约十万人。对他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维持其生活供给，后来又使其安全返回日本。与此同时，部队与民运工作队配合地方工作人员，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反日伪顽残余，反汉奸、反特务的控诉清算斗争和减租减息增资运动，进行社会改革，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消灭了敌伪封建统治势力。经过两个多月艰苦作战，歼灭日、伪军残余两万多人，生俘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次长渡边，基本上铲除了盘踞在辽东地区的日伪残余势力，建立了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选举成立以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为主席的安东省民主政府和县、区民主政府，完成了初步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总政治部主任
萧华从连队政工干部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军队政治建设多有建树。他多才多艺，文武双全，所作《长征组歌》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
1950年4月，萧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还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等职，工作非常繁重，身体又不大好。为此，毛主席批示：“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罗荣桓主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由萧华副主任主持总政的日常工作。
萧华不仅具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出色才能，而且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毅力惊人，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常常忙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总政初建时期，萧华协助罗荣桓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第一，健全了总政治部的机关
解放军总政治部是1931年2月建立的，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新中国成立初期总政治部的机关规模很小，只有傅钟副主任从西柏坡带来的两个研究室、一个秘书处，不到100名干部。面对新任务，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为此，中央军委决定要健全总政的组织机构。
萧华遵照罗荣桓确定的“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扩大总政的组织机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具体情况，总政机关除保留加强了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外，又增设了政治干部管理部，恢复了青年部，成立了文化部。在建立充实各部门的基础上，又逐步建立了工作制度，使总政的工作较快地上了轨道。在机关的组建过程中，萧华公道正派，不搞山头，在调配领导班子时，总是要充分照顾到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各个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野战军。所以总政机关的干部完全是根据工作需要兼顾各个方面选调来的。如组织部长是一野来的，宣传部长是二野来的，青年部长、保卫部长是华北来的，文化部长、干部部副部长是四野来的，秘书长是原延安总政的。这样的组成格局，不但使领导班子、领导机关便于了解各方面情况，吸取各方面经验，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且其本身就体现了全军的大团结，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威信。
第二，抓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工作
1950年10月上旬，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了我国安全，根据朝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当时总政刚刚组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百端待举，十分繁忙，萧华还是出色地协助罗荣桓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做好国内部队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研究，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活动，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战俘等
工作。
萧华对路过北京的志愿军兵团和军的领导干部都给予周到热情的接待，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部队的情况，陪同他们去见中央军委的领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10月底，九兵团入朝参战前，萧华及时召集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等军、师的政治委员和主任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传达党中央及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指示，介绍首批参战部队的作战经验。然后，他讲了抗美援朝的目的和意义，胜利的条件和主要困难以及我们的作战原则等问题，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是由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离开本土跨国作战，以及同美帝国主义打现代化战争等，为此政治工作要有新内容，体现顽强性和灵活性。出国作战，语言不通，作战对象和作战区域生疏，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要进一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开展立功运动；要严格政治纪律，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的指示。萧华以战前动员的方式，对出国部队的组织装备、保密、敌军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要求总政各部门帮助解决总队的具体问题。
第三，搞好部队精简整编工作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了550万人。其中除少数是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多数是步兵，与和平时期不相适应，与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也不相适应。因此，中央军委要求部队既要精减150万人，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
为了顺利而稳妥地搞好部队的整编和复员工作，萧华在罗荣桓的指示下，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中他们了解到，有的战士不愿意复员，甚至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用我们了。”有些体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后生活没有保障。还有些干部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准备“解甲归田”，去过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了。针对这些思想实际，在萧华的领导下，总政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们懂得：部队精简整编既是减轻人民的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和加强军队建设的需要。为此，《指示》号召全军广大指战员要正确对待去留。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既对国家又对指战员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得安心，走得满意。
在精简整编的过程中，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几个月内，全军就顺利地完成了近百万人的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的整编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军队复转工作的好
传统。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从新中国诞生开始，解放军就在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讯兵等领导机关和部队。这些军兵种的建立，无不凝聚着萧华的心血。
萧华协助罗荣桓主持总政工作期间，凡遇有重大问题都亲自到罗荣桓家里去请示。总政有些重要会议，萧华还要请罗荣桓来主持和讲话，重要的文件、电报都要经罗荣桓签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这样评价萧华：“在五十年代的几位副主任中，他年纪最轻，始终处在第一线……萧华对荣桓十分尊重，他几乎天天都往我们家跑，有时带着文件讨论修改，有时谈至黑夜。但他又非常关怀荣桓的健康，尽量减少荣桓的负担……当时萧华同志处在这样一个枢纽岗位，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竭力协调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在工作中作出重要
贡献。”
2.创作《长征组歌》
1964年9月，萧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担任总政主任期间，他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注重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鲜经验，对政治工作做出了重大建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着手创作了许多表现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文艺作品，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他在1965年创作的《长征组歌》。
1964年，萧华得了肝炎，在杭州疗养。但他身在病床，心想工作。他考虑10月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他是长征的参加者，又是幸存者，回忆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
从当年9月到11月，萧华在西湖之畔的一座小楼里，以抱病之躯，克服重重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长征组歌》的创作之中。他以长征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的深厚生活基础，反复学习毛主席、刘伯承等许多老同志有关长征的精辟论述，广泛浏览古今诗词，进行充分比较，又几经摸索，最后确定了“三七句，四八开”的诗词格式，用通俗简练的语言来表现丰富深刻的内容。找到了组诗的形式，他就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丰富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
有了明确的主题思想，适当的表现形式，合理的结构安排，萧华就夜以继日地进入了组诗的创作。当时的写作情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到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眼泪的。”
萧华把组诗写完后，把总题目定为《红军不怕远征难》。他把写好的诗稿从杭州寄给北京的一些负责同志，并约请他们座谈、提出修改意见，他根据这些意见作修改后，再寄到北京座谈研究。这样往复循环地研究、修改达八九次之多，直到11月中旬才基本
定稿。
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萧华把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1965年4月下旬，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等到杭州向萧华逐段唱了组诗的曲谱。“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他们把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萧华听后很满意，对他们详细讲述了组诗创作的整个意图，每段组诗的历史背景，谱曲和演唱的要求，并且指出一些不够理想，还需要修改、加强的地方。
晨耕等同志遵照这些指示，就在杭州对曲谱立即进行了加工修改，重新试唱。萧华听后认为改得不错，可以回去进行排练了。晨耕等回到北京后，战友文工团经过认真准备，从5月份起进入正式排练。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军区的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治委员等许多经过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长征组歌》的排练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给予很大的关怀与支持。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同月，萧华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此时，战友文工团对《长征组歌》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决定7月下旬到天津预演，请萧华审查。预演结束后，战友文工团回到了北京。根据萧华等同志的建议，又作了加工排练，“八一”建军节在北京正式演出。《长征组歌》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之踊跃，反应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当时的广播电台，也不断播出《长征组歌》的演出情况。在那些日子里，《长征组歌》在首都真可谓家喻户晓，男女老少争相传唱。
统 战 楷 模
萧华不仅在军事指挥、军队政治工作上表现出超群才华，而且在中共统战工作的史册上，也留下精彩而又辉煌的篇章。
1.歃血结盟的年轻使者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之后，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一路攻占了西昌、越西、冕宁。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已进至金沙江一线，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交界地区。因此，红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为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年仅19岁的萧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带一个工作团，随先遣部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萧华任工作团团长。
从冕宁到大渡河，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军阀压迫，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加之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更不准汉人“官兵”进入他们的地区。因此，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就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工作团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对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又请到了一位“通司”（翻译），准备和彝族的首领谈判。
5月22日，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进入彝族地区之后，便遇到成群结队的彝民的拦阻和袭扰。他们有的手持土枪、弓弩，出没于山林草莽之中，聚众示威，摇旗呐喊；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棍棒，拦住道路，不许红军通行；有的竟然扒掉红军身上的衣服，抢走装备。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停止前进。彝民们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萧华指导着通司大声地向彝民们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是来抢劫和杀害彝民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此住宿。可是彝民们仍然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正在混乱之际，此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直驰而来。
萧华看解决问题的时机已到，便让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前来答话。当小叶丹四叔得知红军部队的首长要与他谈话时欣然同意。萧华等对他表明了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决不打扰彝族同胞。根据彝族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红军刘伯承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谈判就这样顺利成功了，萧华非常高兴。他让工作团的其他领导陪同客人，自己扬鞭策马，直奔刘、聂首长处。刘伯承、聂荣臻此时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苦思良策，获悉谈判如此顺利迅速，大家都喜出望外。
按照彝族的习俗，刘伯承即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红军安全地通过了彝民地区，为顺利北上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当晚，刘伯承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镇营地，给予热情款待，并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萧华作为这次歃血结盟的年轻使者，也同刘伯承的英名一起，深深镌刻在彝族人民的心碑上。
2.救危解难的“娃娃司令”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起邯郸战役，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前线马头镇率部万余人举行了起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树勋为什么会成为解放战争初第一个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呢？这还要从抗战初期他在与人民军队之间发生摩擦的过程中认识萧华，进而认识中国共产党说起。
1938年9月，萧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与作战，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反共的“冀鲁联防”被粉碎，党政军各级组织陆续建立和健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民党当局不肯善罢甘休，调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进入鲁西北，企图制造摩擦，把八路军赶出边区。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身任挺进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萧华当即召集军政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根据有关情报和已掌握的情况，认为高树勋有团结的可能性。他早年给刘伯承当过副官，政治上也倾向于抗战，并且与其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积怨很深。这次蒋介石派他前来，是想利用他（盐山人）以乡士情谊笼络人心，争取群众，孤立和排挤我军，但又怕他与我军靠拢，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马皋如任高军的政治部主任，以监视他的活动。这说明他处在不受信任、遭人排挤的地位。会议还认为，只要我们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对高树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就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但同时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止反共顽固派挑起的摩擦和冲突。会议最后作出几条决定：（1）以主动的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在可能的条件下，协助高军搞好粮草供应；（2）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的种种摩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3）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不能粗心大意。
11月下旬，当高军进入鲁北时，挺进纵队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欢迎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大幅标语：“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欢迎爱国爱乡的高军长！”萧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热情友好地致欢迎词。会后，萧华把刘伯承师长派人专程送来的亲笔信转交给了高树勋。刘伯承在信中恳切地劝诫他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沦为人民的罪人，遭国人唾骂。
此后，萧华等纵队领导数次前往高树勋驻地，与他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这些工作，使高树勋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表示要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为使高军中下层官兵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征得高树勋同意后，萧华亲带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去做报告，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但是，反共顽固派想方设法拉拢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大舅子刘松龄为宁津县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状，随后又组织庆云、盐山、南皮等七个“二政权”，专门与抗日民主政府作对。高树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共顽固派越加明目张胆，并在宁津制造了袭击抗日县政府的事件。萧华等纵队领导敏锐地意识到，马皋如等人显然要挑起我们与高军的冲突，以坐收渔翁之利。经讨论决定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树勋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这伙土匪，给反共顽固派一个迎头痛击。为争取高树勋，在采取行动前，萧华亲赴高树勋驻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要他警惕，指出他们策划的“二政权”是反共反人民的。
萧华回来后，挺进纵队按原定计划端了保安队的老窝，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也使高树勋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和斗争原则。但最使高树勋感动的，还是萧华在危难时刻侠肝义胆，真诚相助。
1939年7月11日深夜，日、伪军1000多人携带八二炮四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40多挺，分乘20多辆卡车，突然奔袭、包围高树勋军部驻地宁家寨。次日拂晓，日、伪军从四面发起进攻，高部拼死抵抗。日、伪军来势凶猛，火力很强。高树勋急令周围部队赶来救援。但他的外围部队一碰上日军拦击，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但两次突围都被日军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面对日军的劝降，高树勋一边下令部队死守宁家寨，一边向国民党土顽吴桥的张国基、德平的曹振东发报求援。但张、曹为保存实力，装聋作哑，袖手旁观。
高树勋眼见张、曹见死不救，只得向远在南皮的挺进纵队求援。萧华接到高树勋的求救电报，立即下令部队驰援宁家寨。晚上8点，萧华亲率部队出发，经过50里的急行军，于深夜1点左右赶到了宁家寨附近。宁家寨的四周，日、伪军燃起了数十个火堆，刺刀在火光中闪闪发亮。萧华命令骑兵连向南疾驰，故意暴露目标。敌人以为大部队来了，在南面和挺进纵队一交火就乱了阵脚。萧华指挥部队及时发起进攻，高树勋见救兵已到，也下令部队出击。日、伪军腹背受敌，又不明虚实，急忙撤兵
而逃。
这一仗，萧华率挺进纵队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在抗日救国军队中，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真诚相助、可以依赖的，反共摩擦是没有出路的。由此，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八路军的看法。解放战争初，他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第一个率部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与萧华同他的交往是有很大关系的。
3.“心战为上”的杰出导演
1948年10月，东北战场上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久困长围和强大心战攻势之后，长春守敌第60军光荣起义，随后，新编第七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部先后放下武器。此次战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兵约10万人，其中中将三名，少将15名，在全国开创了国民党军一个兵团的部队先后起义和投诚的先例，古城长春也兵不血刃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攻打长春。萧华所在的辽东军区机关改编为东北军区前方第一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5月下旬，萧劲光和萧华率该指挥所由通化乘汽车北上，27日进到长春东南的李家屯，担任指挥解放长春的光荣任务。
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于6月15日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困久围，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二萧”麾下的十万大军开始向长春附近调集，并进行扫清外围战斗，占领了长春守敌赖以空运的大房身机场，从此，长春完全陷入于东野的包围之中。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萧华在会议上做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阐明发动群众封锁长春的重要性，针对守敌嫡系与杂牌之间互相排斥，矛盾尖锐等特点，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要求“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密切结合”，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的群众运动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创造了对敌喊话、散发传单、打宣传弹、阵地联欢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攻势，开设了蒋军投诚官兵接待站，发给投诚官兵优待证，按照党的政策和本人意愿，回家者发放路费，愿留的转送后方留守处。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效地涣散了敌人的军心，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城内守敌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到整建制地逃出城来向我军投降。从6月底到9月底的三个月内，共接收国民党军投诚官兵1.37万人。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派人在国民党守军内部加紧进行争取上层军官工作，特别是对原属云南部队的第60军的争取。萧华在为纪念长春解放40周年专辑所做的序言中回忆道：长春战役期间，我们“在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滇军的历史情况和现状，针对蒋军嫡系与非嫡系矛盾，以及军队‘兵随将转’的特点，利用矛盾，主动接近，大力争取滇军爱国将领，力争滇军整师、整军反蒋起义。并派遣负责滇军工作的刘浩同志作为我军正式代表，先后几次进入吉林、长春，到第60军会见暂21师师长陇耀等人，对他们晓以大义，讲清形势，宣传政策，陈明利害，指出前途，策动和联络起义。原滇军将领后任我军东北军区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冲同志和海城起义的原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同志，也多次给曾泽生、陇耀等人写信，指出第60军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前途，劝说他们选择适当时机，采取正义行动。为了争取第60军，我军把多次俘虏的第60军官兵，经过短期教育后，及时释放回去；我吉林省军区遵照东北军区的指示，将第60军逃离吉林时没有带走的家属、小孩100余人和被俘虏的军官200余人，在做好工作后及时遣送长春。东北军区从哈尔滨‘解放团’挑选了一批经过教育，表现较好，与曾泽生、陇耀等关系较深，又在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第60军被俘军官张秉昌、李峥先等同志，以放俘形式，派遣他们回60军做工作。这些被俘军官和家属回第60军之后，在官兵中都引起强烈反响，又经过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澄清了部分官佐的糊涂观念，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进一步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对分化敌人，瓦解士气，起了积极作用”。
1948年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九万余人。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同一天，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10月17日，经过积极争取的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国民党军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0月19日，陷于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至此，被围困了五个月的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这一战役作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围城战役的胜利，也充分展示了萧华在争取国民党军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者李树增为原廊坊陆军导弹学院副教授、《萧华传》编写组成员；刘春玉为南京炮兵学院廊坊校区图书馆馆长；蒋卫红、石素花为南京炮兵学院廊坊校区图书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