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没有网络和手机电脑的时代，大街小巷都是他的声音。据北青网，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单田芳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从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到2007年1月26日宣布收山，他说了一辈子的评书，有录音记录的就有100多部，在全国500多家电台、电视台播出。
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童林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 、《水浒外传》 等评书。
单田芳独特的嗓音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他的语言魅力打通了地域、文化、年龄的界限，据说曾经每天有1亿多人在听他讲故事。
单田芳曾说，“别看我生长在那个家庭，耳濡目染，受环境的熏陶，我对说书厌烦，人前出丑，呲牙咧嘴。不喜欢，讨厌。转了八圈还是干了这个，这是天意还是什么，解释不清……拍了几部电视剧，耽误了两年。转了个圈回来还说评书，只有说评书，我心有底。”
让我们来听单田芳评书经典，《隋唐演义》第一回——
《四海为家人生就一个“熬”字》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 单田芳说了55年评书，据说那些年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
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前些年他出了本自传《言归正传》，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伪满洲国、民国，到新中国，民间艺人颠沛流离，四海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少年：乱世求生是学问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
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
当时我心里觉着，下不了一个好词：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现在人说，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就互相唠嗑，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这话有道理，也是众多道理之一，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
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
“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
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
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妇，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
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
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不该你死你就没死。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
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噩梦：四海为家苦漂泊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三十出头，按说年轻人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尤其我这说书的，往往祸从口出。但现在咱们要更正，我不认为我的言论有什么错误，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就成了反党言论。
举个例子，当年全民大炼钢铁，说书的不说了，唱戏的不唱了，都得参加劳动。可咱又没学过冶炼知识，怎么炼啊？我说这就是起哄，是浮夸。
大队院子里堆个高炉，也就比房子高一点，哪儿弄铁去？各家各户搜集捐献，锅碗瓢盆凡是铁的都捐出来，扔到高炉里拉开风闸就炼。昼夜不停，不让人回家，孩子放到托儿所都没人管。
就这么炼个三天五天，炉门一开，都是铁渣子，成品都炼成了废品。好，单位领导一句话：我们这几天大干，又炼出几百斤钢铁，给国家作出了贡献，拿红纸写上数目，大伙儿敲锣打鼓，到区里、市里报捷去。
各单位皆是如此，这算什么现象？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这可好，整个儿颠倒了，胡说八道嘛。老百姓当然有意见，可谁要敢说这么干不对，准有人汇报上去，给你上纲上线，就有“进去”的危险。
这道理都是后来明白的。当时我年轻，爱发牢骚，平时就有人给记下了。
1964年，文化部秉承毛主席指示，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今往后工农兵要占领舞台，要说新唱新，破除“四旧”。四大名著都不能说了，只能说新书，最流行的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这些。
我们说书人学的都是传统书，谁也没说过新书，这东西太费劲了，很头疼。书里写到的解放军和干部，他们就跟台下坐着呢，这怎么说？张口结舌，老百姓也听不进去，觉得你说得没意思。
要说这是上头的政策，咱们开国家的工资，不听也得听，照办就是了。可基层领导还要大家讨论，讨论的原则是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秋后算账，许诺这些个，让你畅所欲言。实质上这是勾你说真话。
那时候我老伴还活着，回家就跟我说，到时候开会，别说啊，千万别发言。我点头答应。开了三天会，我一声不吭，看旁边很多人也都明白这道理，都不说话。领导就点名：小单，你说说看，现在让说新书，这个政策怎么样？
不说不行啊，我就说起来，一说就控制不住了。我说主席老人家号召咱们说新唱新，这是对的，咱们不能净夸赞封建时代的英雄豪杰，现代的英雄也得说啊，这点我非常赞同。
领导说好，你继续讲。我说但这么“一刀切”，我有意见。我认为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积累下来，不是平地就冒出个新中国。就拿四大名著来说，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我听说国外都有翻版，几十个国家都视为财富，咱们就不让说了，这有点过分。
噼里啪啦说完，坏了，后来给我定成“现行反革命”，全家遣送鞍山远郊农村，劳动改造。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
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
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
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辉煌：两世为人念故乡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以前说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不知道奴隶是啥样。经历一番苦难，噢，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就是奴隶，变相的奴隶。
我人到中年，对党、对人生充满激情，感觉像个小孩，一切从头开始。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就是有奔头，心里头痛快。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
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
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
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
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
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讲起过去的事儿，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
回眸：言归正传话平生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建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
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帮”迫害至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
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经历“文革”、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录《言归正传》的时候，单田芳说，“说自己和说别人特别不一样。我说别人夸大一点儿，无所谓的。反过来，说自己，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有很多碍口的事情，没法说。我只能实事求是，留给别人去评价。”
“你看表面上，说书人好像很容易，谈笑风生。其实我们准备的时候是煞费苦心，说书要求有强记的能力，必须得记住，不能照本宣科，拿着书念。这种记忆力都是多年习惯，忘不了。”
评书讲的是伦理道德，是故事也是人生的经验。几十年来，单田芳把他的经历也都融入到每一段书里去了。
“人的一生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总结了一句话：人生在世难难难，苦辣酸甜麻涩咸，起早贪黑为张嘴，争名夺利不停闲。”
可如今，我们再也听不到“下回分解”了……
单老爷子，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