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使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中国知识分子又活跃起来了，随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头版消息，使人们炽热的心，顷刻之间化成了一道愤怒的电光。
一、上海各界奋起声援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最初的运动重心虽然是在北大，但是迅即就弥漫到全国。1919 年的上海，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上海，黄炎培这位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内心也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激情与愤怒。为了声援中国代表的斗争，黄炎培、沈恩孚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于2月7日就致电北京政府：“顾王二使在欧会发言，舆论认为称职。报载日使干涉，请坚拒。”与在北京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一起致电中国代表相呼应。并以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的名义，召集上海各校校长开会，筹议召开上海的国民大会。
黄炎培 本文图片均来自浦江纵横
5月6日下午，在黄炎培的主持下，各专门学校及中小学校长聚于一堂，商议召开上海国民大会的各项具体程序和口号。会后还以上海国民大会筹备处的名义发出了通告：
“上海公私各男女学校校长、教员暨各校童子军诸君公鉴：巴黎和会，吾国外交几乎完全失败。国命存亡，间不容发。本日（即国耻纪念日）午后一时，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届时务请各校全体整队赴会，并希手执小旗（如‘还我河山’等）为要。恐未周知，特此奉闻。”
6日晚，上海商界、学界等社会各界30 多个团体再度集会，公推黄炎培为国民大会主席，并且通过了以五项内容为主的决议：
一、惩办卖国贼；二、拒签和约；三、废除二十一条；四、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五、抵制日货。
5月7日，黄炎培心情无比激动，他准备在上海国民大会上作演讲，公开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为这次演讲，他作了十分充分的准备。这天下午，黄炎培一行来到上海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就被那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国民大会会场旗帜飞扬，体育场内到处人头攒动，每个人脸上都显得格外激动。上海社会各界、社会团体与学校2万多名爱国人士与学生在这里进行聚集。黄炎培这位中国教育界名人，江苏省教育界杰出人物，上海国民大会主席，在一片热烈掌声中第一个登上大会演讲台，他望着台下两万多张认真而又严肃的脸，眼睛湿润了，藏在他心中的话语再也关不住了，顷刻之间就像一股洪流奔出了闸门。演讲开始，黄炎培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但是他那慷慨激昂，绘声绘色像诗人一般的演讲，使台下的人不断地为他热烈地鼓掌。黄炎培高声地说：“今天是何日，不是国耻之日吗？！凡是国民都应该尽我们雪耻的天职，切望不要仅有五分钟之热衷！如果时过境迁，又忘于脑后，这样我们的国家真正不可救了！切望我国国民千万要坚韧勿懈！”黄炎培演讲之后，上海各社会团体与学校代表也都一一上台进行了演讲，全场高呼口号“杀卖国贼，废密约”，掌声、呼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如雷声一般。
国民大会集会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黄炎培等率领集会队伍向市中心进发，游行者们都手执小旗，上面写着“力争青岛”“废除密约”“共讨国贼”等口号，他们挥舞着手臂，像树林在狂风中愤怒地摇曳。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行进到法租界路段时，却受到法租界巡捕阻挡，黄炎培又立即跨步上前与对方进行交涉，可是交涉再三，还是起不了作用，如长期僵持下去，必将引进双方的冲突，而游行的目的将会达不了预期效果。于是，黄炎培又立即与集会的几位主要组织者一起进行了磋商，最后决定游行队伍先进行分队游行，然后再到指定地点集合。
分队之前，黄炎培仍然站在队伍前，面对着游行者，他眼中带着坚定、勇敢和永不屈服的神情，举起手臂，大声呼喊：“祖国万岁！”游行队伍立即响应。此情此景，使黄炎培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南洋公学集体退学的悲壮场面，黄炎培和游行队伍边走边大声呼喊着。口号伴随着热烈的回声，震撼了上海十里洋场。
5 月8 日，上海国民大会又致电巴黎和会的代表，告知上海各界“誓死为公等后援，乞毅力拒绝签字，非将民国四年二十一条密约、及四年以来二三私人勾结日本所订立一切不平等之条约，概行取消，誓来中止”。同时，上海国民大会还致电巴黎和会各国代表，强烈表达了中国人民拒绝签订和约、坚决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此外，上海国民大会还致电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并致函南北和会代表，要求他们一致行动起来，力促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签订和约，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的目的。
二、蔡元培愤而辞职到上海
蔡元培
全国严惩卖国贼，废除密约的行动声势浩大、群情激奋，但是北洋政府不但不顺乎于民意，在北京，反而发生了对进步人士与爱国学生进行大逮捕反动暴行。北京“六·三”北洋政府大逮捕的行径，更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由此也进一步地将上海与全国的爱国运动热浪再一次推向了新的高潮。
上海，在黄炎培等上海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精心组织下，上海人民与社会各界的“三罢”斗争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在北洋政府与反动封建势力的逼迫下，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感到：为了保全北京大学、为了保全北大的学生，他除了辞职离京外，已别无选择了。于是，5月8日晚，蔡元培递出了辞呈，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呈文如下——
为呈请辞职事：蔡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辞职，并已即日离校。一切校务，暂请温宗禹学长代行。敬请大总统简任贤者，刻期接任，实为公便。
5月9日晨5时30分，蔡元培没有向学校师生们告别悄然离京赴津；临别时留下一则简短启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启事在5 月10 日的《益世报》刊登后，北大师生们都感到震惊和激动；而蔡元培在启事中所征引的两句古语，师生们也纷纷作各种解释和猜测，而在北大校园与北京各学校传诵。
为此，10日在天津蔡元培又致北大同学一信，说明悄悄离京之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蔡元培辞职主要原因已经十分清楚：一是可保全无辜之学生和北京大学；二是他已对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不抱希望。故这样对蔡元培先生来说也可谓心安理得，
但是事实上，蔡元培先生辞职却使得北京的“五四”风潮更加扩大。蔡元培先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离京来到上海后，并没有像他离开北京时留下的启事所说的那样：“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蔡元培到上海时，黄炎培等江苏的教育界人士给予热情的接待与精心的安排。蔡元培到上海停留的九天时间里，与黄炎培、蒋梦麟等人一起，多次商议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斗争和促使新文化基地发展问题，并密切注意着北京与全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当蔡元培与黄炎培进一步了解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各学校的爱国运动的情况后。黄炎培等人联合上海社会各界进行总动员，组织上海社会各界和青年学生组织游行活动，并想方设法给北洋政府施加各方面的压力，迫使北洋政府做出让步。
蔡元培的离京，激起了北京各校师生更大的爱国热情，他们立即发起挽留蔡元培的运动，北大师生一面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明令留蔡校长，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持。北大教职员也在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要求政府留蔡元培校长，如蔡元培校长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工将一齐总辞职。
可是北洋政府不仅仍然置之不理，于5月15日，反而免去了同情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职务，并且内定由反动政客田应璜为教育总长，由胡仁源来任北大校长，对于北京参加爱国活动的其他一些校长也准备陆续更换。
面对北洋政府倒行逆驶的卖国行径，广大师生忍无可忍，决定于5月19日以全体总罢课相抵制，并发表罢课宣言，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而全国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声援；
五四风潮日益扩大。北洋政府在广大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三、黄炎培劝蔡元培策略避让
为了以退为进，黄炎培再三考虑，提出了蔡元培暂时离开上海，回家乡避让的策略。蔡元培在黄炎培等人劝告与协商下，同意与黄炎培等人提出策略。5月21日，为了回避北洋政府催他北上“迅资整理”，蔡元培借故离开上海去杭州西湖杨庄隐居。蔡元培离沪时，为辞谢北大师生和北京、天津、上海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以暂不复职作为斗争的策略，迫使北洋政府作出进一步让步。可是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在复杂的矛盾之中的一个夜晚，他喝了不少酒，从而，他心中的悲愤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他禁不住地扶病写下了曾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一三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人才主、理科叫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鼻息吗？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再投入进去吗？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学理，发布点新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至儿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二年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虫气味淘
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遂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蔡元培其弟蔡元康见了此篇宣言言辞激昂、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后，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沾湿了衣襟。但是他考虑到北京与全国学生以及社会各界“挽蔡救陈”的局势，他还是费尽了口舌，极力劝阻，才终于说服了其兄不要发表此篇宣言。在黄炎培的帮助下又以自己的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宣言在上海《申报》发表。在宣言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
但是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流传开来。蔡元培离沪返乡后，黄炎培、蒋梦麟、沈恩孚即于5月23日联名写信给在北京的胡适，详细地说明了他们的计划。信是这样写的：孑公现已离沪返乡，回校任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留傅事，江浙两省教育会先发难，上海学界留蔡后，亦复争留傅。北京学生宣言已到，在为国人所许可……大概学生不至于解散，因蔡既允复职，（孑公以不办学生为复职条件，政府已明示，孑公不得不复职矣），田当亦不敢长教育（京讯政府已撤回任田同意案）。现在所争执者为青岛不签约及斥罢祸首二条，且看结果如何？孑公在沪每日相见，此公仍抑积极精神，转告同志。
黄炎培等人发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蔡元培先生离沪时，北洋政府已同意他回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仍然依照共同商量的决定于5 月21日离沪去杭州，并于5月26日复电北洋政府，表示“卧病故乡，未能北上”，这都是他与黄炎培等人多次商定的，以拒不复职为斗争的手段。
从内心深处讲，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极为重视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阵地，不但决不轻易放弃，而且他们都希望取得的是“大学不散”，但为了达到蔡元培先生真正复职的斗争效果，必须采取策略的斗争方式，事实也证明了黄炎培等人与蔡元培商定的“以去就争”的策略是成功的。
四、北京上海遥相呼应
6月1日，北洋政府下令为曹、陆、章辩护，并指责爱国学生，下令军警更严格取缔学生活动。但是由于蔡元培拒不复职，事态愈演愈烈，至6月3日，北京学生因坚持罢课，并由各校派大批学生再接再厉恢复上街演讲，而被反动军警拘捕了1000多人。6 月5 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再发宣言，重申“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并抱定“真理所在，死生以之”的决心。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商界、学界举行联席会议，筹划全市总罢课、总罢市。6月5日午后，黄炎培、沈恩孚等四人又受上海社会各界的委托，去见淞沪军使卢永祥。黄炎培对卢永祥说：“如今民意如此，还望卢护军顺应民意，严惩卖国贼！”可是这位卢护军使抬起眼冷冷地说了一声“未便”。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万万没有想到这卢永祥竟如此态度，义愤填膺，当晚，在联席会议上，黄炎培做了专题报告，他坚决主张“以‘不办卖国贼不开门’八个大字印刷数千份，遍贴各商店之门。”标语内容十分明确阐明了坚持“三罢”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在联席会议上，黄炎培还提出：“吾人办事，亦须同如学校中之课程。今日功课，须发表中西文宣言；其古文者宜送登西报。明日功课，开会亦其一端，罢市不停，须每日开大会也。”最后会议发出通电，宣布：“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界即缀业一日，誓不反顾。”
在会上，黄炎培语气极为深沉与同仁商量，提出成立上海商学工界联合会，并得到与会者的一致通过。上海商学工界联合会在黄炎培等爱国人士领导下，通电全国，表示不除卖国贼，商业界决不营业，罢学、罢工、罢市。上海举行的全市性“三罢”日趋激烈，撼动整个中国。黄炎培等人因势利导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努力争取到上海商会人民代表大会，联名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在上海黄炎培等有识之士与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在全国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2日，下令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官职。6月15日，教育部也收回了任胡仁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并且表示南下迎接蔡元培先生复职。
五四运动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同时上海的“三罢”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次日，上海社会各界又集于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大会结束后，黄炎培又亲自带领学生们沿街传报喜讯，动员商家开市，学生们手执大旗，上书“目的已达，国贼已除，欢迎商界开市，定必利市三倍”等字样。上海市民、商家意想燃放鞭炮庆祝，商市开张营业。
黄炎培望着斗争胜利后欢天喜地的人们，内心激动与喜悦难以言表，他只觉得有无限美好的希望，正向着正义的人们挥手，并真正感觉到正义的行动与民众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卖国贼被罢免，只是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可是拒绝签订和约的斗争仍在继续。上海的商学各团体在黄炎培与江苏省教育会等人的倡导下，继续坚持拒签和约的斗争。在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的召集和主持下，上海的各团体联合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顾、王、伍诸使主张，青岛及山东权利，不保留不签押。国民皆赞成此议，务望陆、施、魏三使取一致态度。”“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
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下，在全国人民严厉的监督下，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正式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可以说已达到了初步目的，五四运动也随着两大目标的相继达成而告一段落。但是伟大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精神，却永远在全国人民心中发扬光大。黄炎培对这次学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今岁学潮起，而教育精神忽焉一振，吾所喜者，青年一种精神，但知是非，不计利害，而官吏殆悟人心之非可以力制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胜利，使黄炎培再一次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黄炎培与好友沈恩孚、蒋梦麟等人也成为“对于此次青年运动，亦只知努力挨家挨户从不言功”的“对于此次青年运动赞助最有力之指导者”。并且随着黄炎培对中国社会政治活动的再度介入，他那颗“政治救国”之心又悄悄地复活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也逐渐增加了，并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个人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五、共同策划蔡元培回京
在这次五四爱国运动中，蔡元培体会到：“真正的救国，单靠爱国感情是不够的，必须乘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去发展真正的救国力量。”因而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在各方的催促下，蔡元培“以不办学生为复职条件”同意回校并复职。并于7月9日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表示放弃辞职。7月23日蔡元培发表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进一步阐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
在上海黄炎培等教育界人士，与学联学生和北京胡适等教育界人士，与学联学生的共同策划下，蔡元培先生重新回到北京主持北大校务；北大全体学生、全校教职员、以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相继召开欢迎大会。蔡元培先生回京复职，标志着北京师生与全国学联在上海等地声援下挽留蔡元培先生的运动取得了胜利。
黄炎培以及全国教育界的师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蔡元培先生的去留问题，已不属于个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进步力量同封建势力在争夺教育领导权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教育的前途问题，挽留蔡元培先生回北京大学复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场政治上的较量。有了这样的认识，上海学联在宣言中清楚地点明了这场斗争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蔡先生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长大学，全国学界始有发皇振厉之气。乃一二顽冥奸妄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坠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远命”。蔡元培先生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词》中说：“这一次爱国运动，要是认定单纯的目的，到德约决不签字，曹、陆、章免职，便算目的达到，可以安心上课了。不幸牵入校长问题，又生出许多枝节，这不能不算是遗憾。”1918 至1919 年，北洋政府由安福系执政，他们和日本的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议。在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下，黑暗的政治势力稳如泰山。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元培最初在北大的种种改革措施，尚不至和北洋政府
的黑暗势力直接冲突，但等到他们将注意力投射到政治的改善问题时，大的风潮便不可避免了。
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让蔡元培与黄炎培认识到在运动中学生表现出的“自治的能力”和“自动的精神”，是应该要好好地将其维持下去。蔡元培先生热情地爱护青年学生，积极地支持进步事业，充分发扬民主作风，使北京大学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成为中国革命优秀人才的摇篮。“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蔡元培先生在青年学子们身上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黄炎培也在恩师蔡元培先生的引导与栽培下，对各种主义、理想都有着不带偏见的兴趣，并且一视同仁地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厚态度，自觉地投入到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