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教材上常常有各种名不副实的“封号”，将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即是其中一例。在我看来，欧•亨利是不能与后两者相提并论的，在他的小说里，人物臣服于情节的需要，显得扁平、粗糙、不真实，而那些情节在立意上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浅薄的。这当然不能归罪于作家本人，在一封欧•亨利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过：“我是个失败的人。我的小说究竟如何呢？老实说，我并不满意。我就害怕人们说我是什么‘名作家’。”
关于莫泊桑和契诃夫两者的比较，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据说门罗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有一句名言：“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这自然是言过其实的。在我的粗浅印象里，莫泊桑的不少短篇小说写得圆润醇熟，技巧上或许不输于契诃夫，但是大概是民族性格的原因，莫泊桑显得更温和一些，缺少契诃夫作品中那种苍劲、凛冽和残酷的力度。
“……还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检查畜群，当时有一个牲口贩子不慎掉到机车底下，一条腿被轧断了。我们把他抬到急诊室里，血流如注——真吓人。他却不住地求我们把他的断腿找回来，因为那条腿的靴子里有二十五卢布，千万别弄丢了。”(《醋栗》)
这样的情节读起来让人心寒，像“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一样，因为离得太近反而有些“失真”，不需要靠人为的怪力乱神，自然而然地令读者生出魔幻或荒诞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我评价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在标准。
契诃夫以其小说中的讽刺性而著称，但他早期的讽刺名篇《小职员之死》《胖子与瘦子》《变色龙》等我却不是很喜欢。因为在我看来“讽刺小说”的说法(或者说写法)不太能立得住脚：因为讽刺的背后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信念做支撑的，也就是说你得充分相信站在“讽刺”对立面的东西，才能理直气壮。但那样的东西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不一定是存在的，其结果往往就导致了为了讽刺而讽刺。
因而我更欣赏契诃夫小说里偏重于抒情的那些篇目，《万卡》《苦恼》《农民》……这些作品真的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在现代主义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睿智、精妙、荒诞、超脱……但很难读到那种一击即中的悲悯，这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遗憾。
当然，契诃夫最厉害的还是那些后期写下的作品。在《第六病室》、《脖子上的安娜》《姚内奇》等作品里，可以明显看到风格上的转变。契诃夫不再像一个年轻的勇士那样四处针砭时弊，而是带着一种明显的虚无主义。以我肤浅的认识，这恰恰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在这片贫瘠的大地上，我们都只有短暂得可笑的一生。出路是没有的，或者至少不是那么清晰可见的。这就像“套中人”是可笑的，招人讨厌的，但是他的死并不能带给人们希望。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的确，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套中人》)
也正因为如此，契诃夫说，“两百年、三百年之后人类社会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妙，多么富饶，但是再过一千年，人们还是会说，我多么痛苦！”
而鲁迅的自省之语读来也令人悲叹：“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鲁迅《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历史在改变，经济在发展，受教育的人变多了。照理说，一百多年前(或者更久之前)写下的现实主义小说读起来应该觉得陌生才对，最理想的情况是它们只剩下审美上的趣味，而绝无现实层面的关照意义。但是，事情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它们并没有过时，读起来就像是刚刚写成的，带着墨迹未干的新鲜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