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42篇文章。
第十七世纪，欧洲各国无论在领土、思想、学术各方面，都继续不断地扩张和进步，诸如：
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
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
英国爆发革命，国会法庭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
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
英国征服印度。
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
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太阳而行。
而中国在大黑暗时代中，停滞如故，政治更为黑暗，可以说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明朝之亡，亡于万历。这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共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万历朝是如何荒唐的吧。
一、断头政治的极致
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熜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他还染上了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
张居正于1582年（万历十年）逝世，像塌了堤防一样，使朱翊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朱翊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这种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1589年的元旦（万历十七年），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翊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26年后的1615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
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翊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翊钧才在龟缩了26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翊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教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
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
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吗，还有什么意见吗？”
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
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26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君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的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翊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熜、朱翊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几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翊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翊钧30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大学士）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进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1610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20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下，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翊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翊钧没有任何反应。
大臣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内阁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5年上了123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索性自己把自己解雇，顶着抗旨的罪名、冒着杀头的危险不辞而去，结果朱翊钧也不追问。
1619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60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朱批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翊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翊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翊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二、矿监·税监
不过，朱翊钧这个吸毒皇帝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十六世纪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内阁成员接触过，如十七世纪初，朱翊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内阁首辅）沈一贯。
然而，朱翊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翊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内阁大臣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
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
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
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
1601年，武昌就因税吏强暴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20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奉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
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1606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
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翊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1592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翊钧已在位21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
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1620年，朱翊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朱翊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内阁首辅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
可是，到了第二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翊钧却竟然病愈。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
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翊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朱翊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人民，已不能共存。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翊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问题是，朱翊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这谜于1614年揭晓。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称福王或福恭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
27年后（1641），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