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最黑暗的时刻，日本特务机关对清剿统治区内的反日分子是不惜余力的，也是屡有斩获。而谁又能想到，坐镇厦门，在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日本侵略者的总特务机关（控制整个中国东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二号人物林一平，是军统闽南站的重要干将。
作为军统潜伏特工，林的工作能力让人叹为观止。他指挥的‘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随之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假托其在日军中的威望，于鼓浪屿上建立抗日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以厦门为中心，周边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占领军在中国各占领区管理机构中口号喊得最响，效率却最为低下，还抓不到把柄的一个地区。占领军当局反而对此却颇为得意，认为殖民统治得当，收拢了人心。却不知当地负责调查与控制伪组织的日方宪兵队（特高课）、兴亚院以及华南情报部等情报和管理机构都控制在林介之助（林一平）的手中。
厦门深田路42号，原兴亚院旧址
战争中后期，国民政府与美军戴笠拟组建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军统首脑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曾亲赴东南敌后，其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直到今天，喜欢特工史的爱好者们，看到这段历史，不管立场如何，都为当时戴笠和梅乐斯的胆略而佩服。而这一切都是日军大本营最信赖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长官林介之助（林一平）的策划、安排和保驾护航中。
林一平组源源不断的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地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以后在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南海的作战，许多便是依据了林一平组的情报。
戴笠与梅乐斯在浙江江山老家的合影
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一平组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战事的快速推进，这一战役未及实施。（中共东江纵队的国际情报组亦在此情报收取战中大放异彩。虽然最后的军事战役未能实施）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因此反复对属下和相关单位一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认为‘他的存在就是情报的胜利’。绝不能主动要求林搜集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而林一平投桃报李，在重要军事情报的收集，输送的基础上，他同时为国家抗战谋取更大的战争利益（胜利）做出最大的努力。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又有一句大俗话说出了战争的基础，即打仗打的是钱粮。
日本是一个无资源，国土面积狭窄的岛国，几百年来，日本的政客与军人深感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危机。从丰臣秀吉攻打朝鲜，德川幕府末期的‘海外雄飞论’到明治维新‘大陆经略政策’，日本无论是从思想准备，国家物资准备，行动实施，无不围绕着明治天皇在《御笔信》中的指示：“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第122代天皇，明治天皇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牡丹社事件”。
1876年，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
1878年12月，日本参谋本部成立。
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1894年7月末至1895年4月初，与中国爆发了‘甲午战争’。军事胜利后，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中含有这么两条：
1.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2.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
1894年8月1日，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
1904年2月初至1905年5月底，以中国东北地区为陆上和海防主战场，与帝俄发生了‘日俄战争’（日露战争）。
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了‘9.18事变’。
1932年3月1日，在中国东北区扶持了前清废帝溥仪为‘皇帝’（初称‘执政’）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到此为止，日本亡命般的对外用兵，屡有斩获。从巨额赔偿银到国土面积的扩大，以及奠定了以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含热河）整个区域，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为主的殖民地。
胜利刺激了日本的野心，它们早已经不满足几个殖民地，一点依靠局部战争胜利而勒索得到的钱粮。依靠着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以及投入再生产，获取更多的战争资源。日本与中国从局部战争摩擦中，一步步走在企图吞并全中国的道路之上。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两个东方古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争碰撞。
战争，硝烟的背后消耗的便是双方的国力。除却枪炮声之外，如何更快的让对方投降，让对方资源枯竭，便是与战场枪炮平行的另一个战场，经济作战。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作战，早与战前就开始了，更远的可以追溯到清末日本浪人’中井义之助伪造中国货币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
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日方，由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主持。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成为其工作担当。
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明治大学生田校区的登户研究所旧址处
该任务在中国的机关设在上海，代号‘松机关’，机关本部选择了原上海闻人杜月笙其中的一所宅子之中（强行租借），机关长为时任日本陆军参谋的冈田芳政中佐（日军信号情报专家）。实际操作人阪田诚盛，其曾是关东军参谋部服役的参谋本部成员，奉命退出现役，以企业家身份实施该计划。因此，‘松机关’又被称“阪田机关”。
工作任务代号：‘杉工作’。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这个命令具体内容：
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画押)。参谋总长(画押)。
昭和13年12月×日
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方针: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
实施要领:
1.本工作的秘密代号为“杉工作”。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参谋本部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4.有关登户研究所制造谋略器材的命令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谋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松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松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松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登户研究所今天作为展览用，曾经制造的中国纸币（伪币）
伪钞，作为中日经济作战的主要武器，由此正式进入了中日战场。
’松机关‘的伪钞在中国通过“梅机关”控制的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一系列渠道，开始向国统区，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地区蔓延。企图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达到所谓’以战养战‘之重要手段，彻底灭亡中国的目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破获了当时印刷法币的秘密。
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针对日方的经济攻击，中方的反制策略可谓有力有效。虽然，在前期曾因为假钞的流入造成过市面一时的混乱，但很快，便平定了下来。
1941年，重庆印钞厂全景
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
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
题外话：
其中还有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外援物资通道艰难，囤积商们和有’有路子‘的军政官员们大多都做着倒卖物资买卖。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统治区自身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回归正文：
位于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的中共根据地北海银行印钞厂旧址
中共的根据地亦检出各类伪币，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
1943年，另在山东查出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
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开展了全面的’反伪钞‘运动。另外，中共制钞原料的原始化，本土化，技术设备的落后，反而让拥有高精设备，优质原料的日方在伪造中共根据地货币中一筹莫展，彻底败下阵来。
与日方一样，从抗战伊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术业有专攻，戴雨农对经济是不懂的，特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科（处级单位），网罗专家进行实施。第一任经济科首脑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可惜费同泽先生是个满腹经纶却无实际操作经验的’经济夫子‘，经济战发动初始，步履艰难，每每挫败。
戴笠立刻走马换将，将原军统‘ 汉口站经济组 ’组长邓葆光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并且举荐进入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由其主持对日经济作战。
邓葆光与夫人钱敏老年合影
邓葆光， 原名邓宝光，1908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 。为中共元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学生。
抗战前夕加入军统，后成为执掌军统经济条线的负责人，军统少将。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
1948年，与中共情报首脑之一潘汉年接触后，遂去香港开办宝丰洋行，化名邓景行。
1950年9月，遭保密局（毛人凤密裁令）与当地黑社会联手暗算（刺杀），未果。
1950年10月，经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努力，回到北京。并将其保存的7万多册书籍，古籍（110箱）交给国家，其中含有：上海满铁事务所、日本工商会议所所藏的经济门类资料。此外还有部分线装古籍。
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冤受劳改，管制长达25年。
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邓葆光彻底平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葆光先生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更是国民政府中对日本经济研究和实战对策中的翘楚人物。
1934年，时年26岁，已经累有经济学术论文发表的邓葆光，入位于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东中野的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即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
诞生于明治时期的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原英吉利法律学校）
传闻，邓葆光曾依据1941年秋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报道，在世界上第一个肯定日本’南下‘战略。其依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而橡胶产于南方南洋群岛，日本只有突袭南太平洋美国军事基地，方可取得南洋橡胶。战争末期，又预测过日本挺不过1945年，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让重庆高层叹为观止。
他指挥下的经济作战主要的手段便是，以伪钞对伪钞，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邓认为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广大地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完成其’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
军统高级密线，民国著名银行家贝祖贻
当时，大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经济特工（其子贝聿铭为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同样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各个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开始之初，军统和日方在中方的假钞战失败一样，制作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被暗中策反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林一平的出现，便彻底解决了这一个问题，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还没有贯彻到具体的实施部门时，林一平作为地方高官，已经得知（甚至参与）了具体计划，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更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缓解了重庆西南后方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军统的经费（其实为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据邓葆光的报告，当时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十万两黄金之巨。
梅乐斯与戴笠检阅军统游击队
当时军统因为充足的经济保障，其膨胀速度连蒋介石都始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一平，包括其领导下军统组，在这场事关中国命运的经济作战中，居功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