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继增
在国民党召开的多次中央级会议上，旁边都有一位埋头纪录的小姐。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机要速记员竟是中共安插的一名谍报人员！随着历史解密，这位“红色女谍”的真实身份逐渐为世人所知。她叫沈安娜，她曾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潜伏15年之久，因获取无数重要情报而多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情报部门的嘉奖。她的人生经历传奇而精彩。
第一次搜集情报“一炮打响”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1932年毕业于泰兴中学。同年，受刘伯厚老师（后牺牲成为革命烈士）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为支持二姐沈伊娜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和她一起“出走”来到上海。安娜考入南洋商业高级中学，伊娜则进入上海务本中学。她们就学期间，结识了我党地下党员舒曰信和进步青年华明之。在他们引导下，沈氏两姐妹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书籍，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向往。
1934年秋天，刚读完高二的沈安娜由于没钱交纳学费，选择了收费较低且学期较短的上海炳勋速记学校。她刻苦上进，学业优秀，而机遇也似乎特别眷顾她。1935年1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募速记员，在此实习期间表现突出的沈安娜被学校推荐应聘，并被正式录用为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
年仅20岁的沈安娜来到杭州。没有录音机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在浙江省政府机关脱颖而出并站稳了脚跟。
自进入浙江省政府以后，沈安娜经常在高层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开始有机会接触上层机密文件，这使她内心暗自高兴：找机会把一些重要情况告诉“地下党”，岂不是好事？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不久，二姐沈伊娜来信，要安娜回上海帮助筹办她与舒曰信的婚事。请假获准后，沈安娜便偷偷地从省政府文件、记录中选出几份自认为有用的材料，装进一只小皮箱，带到了上海。
一进门，沈安娜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叠材料，几分神秘地说是送给他们的结婚“贺礼”。姐姐沈伊娜看到这份特殊的“贺礼”，又惊又喜，但又责怪她太冒失了，“万一箱子里的东西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姐夫舒曰信却看得认真，说：“这不能怪安娜妹，我们还没有教她怎样送请报嘛！”他立即将这些情况向直接上级、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王学文作了汇报。王学文看到沈安娜带回来的这些文件、材料，高兴地夸奖道：“不错嘛！其中涉及‘剿共’的军事情报很重要，太好啦，第一次搜集情报，一炮打响，真是太不容易了！”
此后，王学文便被沈安娜称作“舅舅”。他亲自面见沈安娜，向她详细讲解秘密请报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对党忠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就是革命者的灵魂，要将它化为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沈安娜第一次受到地下党的表扬和重视，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要，眼睛里闪着激动的火花，说：“这是我第一次为党组织提供情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报是重要的。”“舅舅”交代，国民党正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边区的红军进行“围剿”，以后要多搜集有关“剿匪”方面的情报，“再不能像这次，不管接触到什么文件、材料，都拿回来了”。
经王学文和党组织批准，沈安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特科”全称特别行动科，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周恩来在上海创建的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陈赓、李克农、潘汉年等都曾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素以秘密行动威震敌胆。
沈安娜感到，加入“特科”是党组织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必须出生入死完成这一特殊使命，她为“成为党的隐蔽战线的一名光荣战士”而自豪。只是没有想到，此次安排是她15年潜伏生涯的开始，未来的路上艰险未卜，荆棘丛生。
西子湖畔绽放爱情之花
起初几次，沈安娜是用原始的方法密写情报。即用一种白色药水写在信纸的反面，然后在正面写上一封一般的家信，邮寄到上海。二姐沈伊娜收到信后再用另一种药水显影。这种密写技术容易出问题。有一次信寄到上海，可能是药水失效，还没等显影，密写的字就出来了。因此党组织指示，不能再用密写，改由沈安娜自己亲送上海或由沈伊娜去杭州取。这样跑了几次以后，王学文又发觉不妥：一方面沈安娜自己作情报员又兼跑交通不安全；另一方面，沈伊娜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中内勤、交通都得干，常常忙不过来，很难兼顾跑沪杭。于是决定派华明之利用星期天负责到杭州取情报。
华明之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是中央特科成员，这时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驻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暗中从外国通信社的新闻电讯中搜集有关红军长征动向的情报，还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后，华明之一般是在杭州一家茶社同沈安娜见面，或是一起去西湖观景“游玩”。在旁人眼里，他们似乎是一对恋人。但谁能想到，正是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在不断地向沈安娜传达上级指示，指导秘密工作。他常常是一大早乘火车去杭州，晚上再带着情报返回上海。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了长征，留在南方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还在坚持艰苦的斗争。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指示浙江省政府“清剿”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王学文指示，根据斗争需要，要着重搜集敌人军事情报。所以沈安娜就特别留意保安处长宣铁吾给上级的军事报告，因为他主要负责“清剿”陈毅等领导的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沈安娜将宣铁吾的秘密报告、敌人的“围剿”计划、武器装备、兵力部署以及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重要情报，都秘密摘录下来，通过华明之源源不断地带往上海，为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依据。
比沈安娜大两岁的华明之是江苏无锡人，经地下工作的磨练，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在远离亲人的沈安娜心目中，他既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大哥。每次华明之来杭城，都在沈安娜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华明之喜欢文艺、音乐，经常在西湖边小声教她唱歌，用口琴吹奏《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
◆华明之、沈安娜夫妇1946年摄于南京。
在这秀丽的山光水色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之花在两个热血青年心中盛开了。沈安娜回忆，当时他俩曾在杭州郊外的一片竹林中发下“我们的战场在敌垒，我们的灵魂是忠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严守机密，永不叛党”的誓言，并作了一首《咏竹》诗：竹之青青，象征我俩的蓬勃生机；竹之高洁，那是我俩的凛然正气；竹之挺拔，那是我俩的铮铮铁骨。竹啊，你是我俩一生誓言的见证人！
华明之向舒曰信汇报了他和沈安娜已经恋爱。舒曰信非常高兴，这也是他和沈伊娜所希望看到的结果。1935年中秋节，经“舅舅”王学文和党组织批准，华明之和沈安娜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不久，组织决定，华明之辞去国民党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公开职业，到杭州与沈安娜共同战斗，就近指导并协助沈安娜的情报工作。华明之在浙赣铁路局谋到一份职业，作为掩护，也为养家糊口。
成家后，沈安娜每晚将带回家的情报速记译成文字，再由华明之加以整理，用蝇头小楷誊写，装订成册，并以“探亲”为由定期送往上海。夫妻俩珠联璧合，共同的命运、战斗的情谊，使他们的小家庭生活充满温馨和幸福。
◆华明之、沈安娜传送情报用过的小皮箱，现陈列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沈安娜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三年多时间，从不介入人事纠葛和派系斗争，一直埋头苦干，装成忠于职守的样子。因此，不管哪一派对沈安娜印象都不错。这样，在他们人事更迭时，沈安娜就避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厄运。
1936年冬，朱家骅接替黄绍竑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桂系一帮人下台，换上了朱家骅的亲信。蒋介石一直十分重视浙江这块地盘的经营，而任用留学德国的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主政浙江，足见老蒋的一片苦心。沈安娜谁也不得罪，又是首屈一指的业务尖子，理所当然仍被留用，让她担任省政府常委会、厅局长会议、专员县长联席会议的速记工作。沈安娜以正派的为人和娴熟的速记很快得到朱家骅的信任。
本来上海地下党曾对沈安娜有过交代，要求她“低调”从事，让她脱下短裙换上旗袍，脱下球鞋换上皮鞋，尽量“职业化”。果然，学者气质的朱家骅上任伊始就批评那些穿胶底跑鞋上班的职员，说：“又不是来参加运动会，怎么穿运动鞋来工作？”他对沈安娜得体的装束大加表扬，认为“这才是公职人员的样子”。沈安娜无形中树立了一个可信的良好形象。
由博古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不久就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进入1938年后，时局更加动荡，浙江省政府又迁到永康、方岩山区。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他们夫妻商定，华明之暂留浙赣铁路局，拿工资维持两人的生活，沈安娜则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去武汉寻找党组织。
武汉城那么大，组织在哪里？几天徒劳之后，沈安娜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成，他此时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单线联系。
在鲁自成的引见下，沈安娜见到了董必武和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在上海时就接到过沈安娜提供的情报，对她表扬慰问一番，说：“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反共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董必武说：“朱家骅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你可以利用曾是他‘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继续为党收集情报。”沈安娜愉快地答应了。分别时周恩来叮嘱道：“在国民党核心工作，一定要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第二天，沈安娜来到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沈安娜说：“我千辛万苦赶来武汉，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好为党国效劳。”朱家骅很高兴，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问她是不是国民党员，因为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沈安娜随机应变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加入，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当即吩咐秘书为沈办理“特别入党”手续。所谓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渠道快很多。而且党证编号前有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朱家骅并表示亲任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38年7月，国民政参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朱家骅派沈安娜担任速记工作。我党方面除毛泽东有事未参加外，共有6名参政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王明、博古、邓颖超。沈安娜兴奋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飞速地记录着他们的发言。“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我必须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当然更没有可能与他们直接接触。”
◆沈安娜抄写的国民党公文，现存于台湾。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国民党机关开始撤往重庆。沈安娜和华明之遵照董必武的指示继续潜伏，他们跟着“国民议会”的包船前往重庆。10月，沈安娜拿到了国民党的“特”字党证，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机要处上上下下都知道沈安娜是朱秘书长亲自安排进来的“老部下”，对她特别信任和器重。所以沈安娜一报到就被派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员，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的速记工作。沈安娜也是蒋介石主持会议担任速记的不二人选。
1939年1月，国民党在筹备五届五中全会期间起草了两个绝密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其宗旨是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撤销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根据地的一切军政组织；布置对华北、华中的军事进攻。沈安娜读后大惊失色！军情似火，刻不容缓，当晚她便在华明之的陪伴下，趁夜色溜进了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董老一边高兴地叫沈安娜“小速记”，一边招呼博古和王明也来听她汇报，还叫工作人员在街上买了些五香豆腐干、花生米。当她告急，汇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拟讨论的反共文件内容时，董老说：“情况很重要，继续了解内幕和五届五中全会全过程，及时报告。”博古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啊!”
1939年1月21日，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如期召开。沈安娜端坐在速记席上，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蒋介石从埋头记录的沈安娜前面走过，她只是瞄了一眼，当时的想法是：“我只要作好记录工作，获得情报就行了，对于蒋介石，我没必要接近。”蒋介石讲话时面带微笑，口口声声说“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实际胸中藏刀，极尽表演之能事。当夜幕降临，沈安娜由华明之保护去向董老、博古汇报会议情况时，也把那两份反动文件带给了组织。
◆沈安娜使用的速记符号。
不久，黑浪滚滚的第一个反共高潮来临。5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构筑封锁线，在山东、平江、河北深县制造惨案。8月，延安各界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取消那两个“秘密流行”的文件；9月，毛泽东向海内外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揭露两个反动文件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重申共产党人的立场与态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我党反击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人民的共同声讨中，蒋介石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沈安娜的情报工作得心应手，但不久却出现了思想波动。原因是她眼看国民党机关衙门里死气沉沉，而我党八路军办事处里却热气腾腾，便有了想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强烈愿望。一天黑夜，沈安娜在华明之的掩护下，溜进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沈安娜见到董必武和博古，谈了想去延安“放手干革命”。博古首先表态说“不行”。董老也表示不赞成，他笑着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这事以后再谈吧。”沈安娜顿时泄了气，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几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找沈安娜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想去延安？”周恩来赞扬她深入虎穴孤身战斗的精神，对她说：“你还是别去延安了，党太需要来自敌人最高层的情报了。你已经打入敌人的心脏，并取得他们的如此信任，非常不容易，革命太需要你了！”还语重心长地嘱咐，“你的工作，危险性极大，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千方百计地对付敌人。万一有突然变化，共产党员除了一定要有骨气外，还得有高超的应变能力。”一席话，给沈安娜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可我心中充满阳光。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一辈子坚守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绝不动摇。”
◆沈安娜与华明之。
此时，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博古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改派早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卢竞如大姐直接领导和联系沈安娜夫妇。博古交代她一定要仔细做好对他们的领导和联系工作，好好保护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在敌内长期埋伏为党工作。
有一次，华明之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得到一份对我党有重要价值的密件，周末交给卢大姐，卢带回红岩村。博古当即组织办事处的同志连夜抄写，周一早晨华明之又悄悄将密件放回保险柜。这期间沈安娜获取的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机密文件，都是由华明之整编、密写，交给卢大姐，然后由卢将情报单独送给博古，并向他请示汇报。博古看了这些情报很高兴，连连说：“他们的材料不但有数量，而且有质量。”
沈安娜有一次向卢竞如说：我原来是一个出生在封建世家、书香门第的青年学生，由于受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进入党的秘密情报战线后，一直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才逐步成长起来的。我渴望能入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中秋节，卢竞如兴奋地告诉沈安娜：“党组织决定吸纳你为共产党员，我是介绍人，博古同志批准同意了！”她郑重地转达了博古的嘱咐：“要始终对党坚贞不渝！”沈安娜激动得泪流满面，与卢大姐紧紧拥抱在一起。
“红花”与“绿叶”的生死守望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6000多人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周恩来悲愤地在《新华日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里，蒋介石和众多将领获此消息后，却放声大笑，并发出军委会通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在一旁速记的沈安娜“想哭却不能哭，强装镇定，牙齿把下唇都咬破了”。
沈安娜获得的情报源源不断，再由丈夫华明之送出，或由南方局派人取走。来自国民党高层的许多绝密情报，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了然于胸，避免了工作的被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2年，中共南方局派来直接领导沈安娜、华明之的徐仲航被捕，使得他们与党组织突然失去联系。沈、华如坐针毡，回想起周恩来曾说的“争取长期潜伏，耐心等待”的指示，他们决定保持冷静，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来，“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艰苦的时期，我呆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都在等人来取情报。更让我悲恸的是，我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手销毁。”这样的煎熬过了三年，直到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来到国统区领导秘密情报工作，他们重新接上了联系。和组织失散多年的沈安娜和华明之喜极而泣。
此间，沈安娜受国民政府委派兼任“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的速记工作，常为宋庆龄的讲话作记录。每次为宋庆龄讲话作记录，沈安娜都会找出自己最好的旗袍穿上，因为“宋庆龄实在气质出众，只有这样去见她才显得比较得体”。每次速记完，沈安娜都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工整抄录，由华明之装订成册，封面上还加上漂亮的美术字标题，宋庆龄看了非常满意。
1945年11月间，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向解放区进攻，预计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并为此确定了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命和对我兵力的估测等。这些我党最需要的预警性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并连夜翻译整理，半夜由华明之交给上级吴克坚。中共最高决策层根据敌人的进犯部署作出了相应的兵力调配。后周恩来对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在这一时期提供的重要情报，给予“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毛泽东也满意地说：“这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1946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民党中央全会，主席台右二为沈安娜。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到南京。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但她心里想：“蒋介石不让记的讲话，都是最高机密，更需要记下来汇报给党组织。”于是沈安娜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住，待到休息时上厕所之际，再偷偷记录下来。她百般小心谨慎，情报工作从未出现过闪失。
沈安娜自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后，“忠于职守，广受党国委员首肯”，并一直注意和元老派搞好关系。她把于右任、吴稚晖等人的书法挂在家里最显眼处。
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休息时，张继、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对沈安娜说，他们愿意联名推荐她竞选立法委员，问她有无信心。沈安娜考虑到当上立法委员虽可名利双收，但获得情报的机会很少，在和丈夫华明之商量后，她谢绝了几位元老的好意。为此吴克坚表扬说：“不把名利放在眼里，实在难能可贵!”
1949年4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坚持“隔江而治”的宗旨，致使北平谈判最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很快占领南京。此前在走投无路之中，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迁往广州。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你们可去上海迎接解放。
他们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情报部通电嘉奖了吴克坚领导下的情报系统工作人员，其中就包括沈安娜和华明之。
◆1950年，沈安娜换上了军装。
5月27日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5年的地下谍报生涯宣告结束。可以说，沈安娜记录了一部蒋家王朝由盛到衰的“金陵春梦”。在漫长的国统区日子里，沈安娜小心谨慎，巧于周旋；中共运用情报不露痕迹，竭力保护处在敌人心脏里的同志，所以使沈安娜成功地潜伏到最后。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后都在国家安全部担任司局级职务。1983年两人离休后，又同时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沈安娜享受副部级待遇。
他们在北京西郊定居，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夫妇俩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天阅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
◆晚年的华明之和沈安娜，摄于1985年。
1989年国家安全部给沈安娜颁发荣誉证书，上写：“沈安娜同志，长期艰苦奋斗于隐蔽战线上，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甘当无名英雄，为国家安全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证书，以资表彰。”
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在浙江嘉兴南湖广场演出，邀请了沈安娜老人。华明之因病在北京住院，陪同沈安娜前来的有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女儿华克放和安全部的两名保卫人员。
◆晚年沈安娜。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沈安娜出现在《你是一面旗帜》的演出现场，主持人问：当年在那么艰险的环境里，你一个年轻女子不怕吗？老人坚定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始终记住周恩来的话，他的话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周恩来是她心中永远的丰碑。此前，已80多岁的沈安娜和华明之曾以“红岩老战士”的身份，为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60周年亲笔题词：“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教导我们，为了党的情报事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2003年，与沈安娜相伴70年的老战友华明之去世了。她悲痛欲绝，时常回忆起他们共同经历过的艰难岁月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老华走了，没有人和我一起讨论时政了⋯⋯好在女儿天天来看我，使我觉得不那么孤独。”每天，沈安娜都会端详家里墙上挂着的那幅《荷趣图》。在作这幅画之前，她叮嘱画家，—定要在整幅图的中央画一片大大的荷叶，荷花要画小一点，藏在荷叶后面，不要挡了荷叶的风采。她深情地说：“老华生前总说，我是‘红花’，他是‘绿叶’。我要永远依偎在他的身旁……”
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逝世，享年95岁。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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