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际都市长安，当时对外国人到底开放到何种程度？
记者/张星云
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壁画《礼宾图》，左边三人为唐鸿胪寺官员
鸿胪寺
天宝十一年（752），藤原清河大使率领日本国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从难波（今大阪）港乘船出发，500人的队伍装了四艘船。他们沿九州西海岸南下，再横渡中国海，经过数十日航行，驶进唐长江下游的明州（今浙江宁波）。按照唐朝惯例，明州都督府为初抵唐疆土的藤原清河们安排住宿，同时将此事立即呈报皇帝，等朝廷下达旨意后，再安排使节前往首都长安。
不久唐玄宗的圣旨到：遣唐使藤原清河与两位副使及判官等人获准进入长安。大部分水手和杂役留在港口。获准入长安的一行人随后获得通行证“边牒”，凭此在扬州乘坐官船，沿大运河北上至汴州（开封），然后西进经过洛阳，一路由各州县公差护送，最后下榻长安城郊外的长乐驿。随后宫廷内使引着与使团人数相等的马前来相迎，奉酒脯慰劳，接风洗尘，再一同骑上马由东城门春明门进入长安城。
春明门是长安的交通要道，它不仅连接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也是唐的朝廷仪仗队迎外国使臣入城的地点，此外，到地方赴任的唐官吏由此出长安城，从库玛丹城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和从东亚修学求法而来的留学生皆由此入城。每当晨鼓响时，长安街巷已是人群熙攘，到了傍晚暮鼓咚咚依然车水马龙。卷发高鼻、紫髯绿眼的西域胡人在西市附近向汉人售卖珍宝，而东市附近小酒馆林立，店内胡姬斟酒伴舞，出入的客人却皆是汉人。当然，往来之盛不仅限于陆路，南门外有名叫龙首渠的运河环绕，江浙的大米、南海的珍宝载船而来，桅樯林立，水上舟楫穿梭繁忙，热闹非凡。
日本《东征传绘卷》描绘的遣唐使船只到达唐港口的景象
通过春明门入城时，头一次来到长安的藤原清河想必正是看到了此等繁荣景象，后来才会对王贞白的《长安道》一诗尤为欣赏，诗曰：“晓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长安极盛之景可想而知。
进入皇城的藤原清河随后入住皇城鸿胪寺的四方馆。鸿胪寺下设立典客署，专管接待和欢送外国使节。天宝十二年（753）元旦，唐玄宗在蓬莱宫含元殿接受百官、诸蕃的朝贺，受邀参加的藤原清河将从日本带来的贡物献给唐玄宗，唐玄宗随即下旨嘉奖朝贡，并回赐物品，因此如今日本正仓院仍保留着一些来自唐皇帝回赐的锦、绫和金银花盘。按照礼节，藤原清河随后率遣唐使节在宣化殿遥拜唐玄宗，接着在麟德殿谒见天子，此时大使可提出希望和要求，一般有请必允。
实际上这是一套极为标准的流程。来长安朝见的各国使节，均由鸿胪寺负责按这套程序接待，只不过唐朝的历代皇帝都极为重视日本使节来访，因此往往亲自过问。这也是为什么唐朝200多年的历史中，日本派遣了19次遣唐使团总共3000多人，新罗和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使节团到长安的次数更多，分别为89次和41次，可如今看来，日本遣唐使在历史记载上留下的笔墨最多。
犬上三田耜率遣唐使首次入唐时，是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专门派新州刺史陪送遣唐使回国。武周长安二年（702），武则天曾亲自设宴招待第八次遣唐使。唐玄宗更是对数次来访的日本遣唐使团款待周到，甚至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著名儒生前往使节寓所为他们授经。天宝二年（743），唐玄宗令扬州地方官给入朝日本学问僧“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此后唐德宗、唐宪宗等都对日本使臣都以重要宾客相待，遣唐使在唐期间一切费用皆由唐政府承担，士大夫、僧侣也与日本使者们广泛结交。
再回到天宝十二年，在富丽堂皇的麟德殿宴会上，遣唐使藤原清河礼节周到、仪容端正，深得玄宗赏识。宴后玄宗特令秘书监阿倍仲麻吕引藤原清河等人遍观府库所藏的儒释道三教汉文典籍，游览长安城名胜古迹。
至此，藤原清河的遣唐使任务基本完成，而就在他准备离开长安之际，另一场告别也在长安城进行着。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楼阁中穿黑衣者便是两次入唐的吉备真备
国子监
那是由一群文人雅客在长安城举办的告别宴。席间诗人王维举杯长歌道：“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众人送行的是一名50多岁的长者，此时他回赠一首：“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这首《衔命还国作》后来收录在宋代编辑的诗文集《文苑英华》里，也是《文苑英华》中唯一外国人的作品。这位长者正是阿倍仲麻吕，此时他要离开自己生活了37年的长安，回到故乡日本。
日本遣唐使团每次入唐，随同还有众多留学生和学问僧。遣唐使朝见任务结束后回日本，而留学生和学问僧则会留在唐继续学习。下次遣唐使团来朝，按照惯例会向唐政府申请带回已在唐学习期满的留学生、学问僧。藤原清河离开时，唐玄宗特别准许阿倍仲麻吕归国之请，钦命其为唐朝回访日本使节团成员，护送藤原清河一行返回日本。
实际上“留学生”一词就是在日本遣唐使时代创造的。
为了吸取中国先进文化，日本政府定期派出遣唐使到长安，但由于遣唐使是外交使节，不能在唐停留时间过长，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遣唐使团开始，每次会同时派来十至三十名留学生和学问僧，前者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后者研习佛教教义，终唐一代，不过两三百人，却对日本有着深远影响，如今日本京都，建筑式样几乎与唐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和“东市”“西市”，这些都是留学生和学问僧的功劳。开元五年（717），20岁的阿倍仲麻吕第一次入唐时，就是以留学生身份随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到长安的，同行的留学生还有吉备真备和玄昉。
唐政府对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机构读书。但留学生之所以不能多派，据学者胡锡年的研究，主要因为唐接受留学生的机构国子监有名额限制。据《资治通鉴》记载，从贞观十四年（640）开始，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并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圣堂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和各国留学生一样，当时入长安求学的阿倍仲麻吕先到鸿胪寺登记注册学籍建立档案，再由礼部接洽入学。长安皇城城墙南边，与太庙仅一街之隔，便是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六学馆，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培养通才，大部分外国贵族子弟和留学生都会进入供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就读的太学学习。据王谠《唐语林》记载，“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一切学费、食宿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外国留学生也无例外，并与唐本土学生一起学习生活。
国子监大部分学馆的修业年限为九年，九年后学生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是学生们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种模拟考试，监司从考试合格者中挑选出两三百人推荐到尚书省，与乡贡一同接受礼部考试。而顺利毕业的留学生则可参加特设的“宾贡进士”科举考试，及第者可以在唐为官。早年阿倍仲麻吕就是在太学学习了九年后，参加宾贡科举而考中进士，得到吏部奖掖，授校书郎。
一名精通唐文化的外国人，受命于朝廷，一时被传为佳话。唐玄宗特地召见了阿倍仲麻吕，并赐汉名“晁衡”，后来他深得赏识，多次升迁，官至三品秘书监。酷爱诗歌的他还在长安广交朋友，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赵骅等都是他的朋友。天宝年间李白入长安为官，两人由此结识，阿倍仲麻吕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而储光羲对他也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赠，储光羲的诗名在当时也因阿倍仲麻吕而远播于东瀛，并被供奉于日本京都的诗仙祠中。
但唐玄宗的器重后来也为阿倍仲麻吕带来苦恼。开元二十一年（733），他就曾请求随第十次遣唐使团回日本，被玄宗拒绝。待到天宝十二年藤原清河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入长安时，他再次上表请求回国，玄宗终准奏。日本《延历僧录》还收录了唐玄宗的赠别御诗：“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今朝。念余怀义远，矜尔思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那年六月，阿倍仲麻吕随藤原清河遣唐使团一行离开长安赴日，经过扬州时探望了因五次东渡失败而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藤原清河最终决定带上鉴真大师共同登船东渡，怎奈船行至冲绳附近遭遇暴风，鉴真大师所乘第二船东渡成功，而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所乘第一船则一路漂流到了今越南海岸。他们侥幸躲过当地土著劫杀后辗转回到长安，又在肃宗、代宗朝任职，最后双双客死长安，埋骨大唐，此为后话。
而其他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更大贡献在于将大量汉文书籍传入日本。
当年和阿倍仲麻吕共同入长安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在唐生活17年后回国，从副校长一路升迁至右大臣。他先后作为留学生和遣唐使，两次从长安带回大量汉文典籍，其中，《唐礼》对日本朝廷在礼仪上的改革影响巨大，《大衍历经》促进了日本立法改革，《乐书要录》则是首次向日本介绍中国的音乐理论，为确立日本音律做出贡献，后来这部十卷乐书在中国散佚，如今只有日本保存该书五、六、七卷。被誉为“入唐八大家”的学问僧们带回日本的汉文书籍总共有两万卷以上。“入唐八大家”其中之一的空海，贞元二十年（804）随第十七次遣唐使来唐，在长安生活两年后回国，带走佛教经典216部461卷，后来他在日本创立佛教真言宗，开办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综合性学校，主持编成了日本最早的汉字辞书《篆隶万象名义》。日本延历年间，弘文院藏内外经书数千卷，冷泉院失火后统计保留下来的汉籍仍有16790卷。
大量回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将他们学习、了解到的唐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播到各国，因此王维以“虚往实归”四字来形容遣唐使团的收获。但遗憾的是尽管外国使团是阎立本和阎立德等宫廷画家笔下流行的主题，但存世画作极少，以至如今展现各国使团的图像资料并不多，而另一类人则成为唐代外国人的最典型形象。
陈凯歌电影《妖猫传》中的空海形象
西市
从春明门入长安城后，脚下这条横跨东西的笔直大道不仅直达皇城的三省六部，也与东西两市相连。两市分别位于中轴线朱雀大街东西，分工明确，西市是唐全国外贸商品最大的聚集地，而东市是全国内销商品最大的集中地。龙朔三年（663），朝廷改在大明宫听政，朱雀大街以东成为公卿官员居住地区，西市则成为外国商贾云集的地方，由于唐政府严禁百官入市，因此西市逐渐比东市热闹起来。
宋敏求《长安志》里说西市的周围住着很多来自居康、波斯、大食的商人，附近祆教、景教的寺院也不少，这里成为长安城外国人聚居的主要地点。台湾学者谢海平在《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中这样形容当时的西市众生相：“有深为帝王礼敬、造延年药之天竺方士。有犯禁屠宰、止雨不成之胡僧，有于昆明池畔结坛祈雨之西域僧。群蕃或于街中打球，以诱帝王注目；或追逐华人，以逐求宝之志；或对御府奏胡乐以助兴；或于市场弹琵琶而争长短。”
当时在西市经商的外国商人被统称为“西市胡”，或者“胡商”。专门研究唐朝胡商的历史学者葛承雍告诉本刊，其实唐代所谓“胡”的概念极为广泛，不仅用来称呼突厥、回纥、奚、契丹等北狄，也用来称呼东突厥斯坦各部族及粟特、波斯、大食的西域人，把印度人也叫“胡”，此外蒙古、土耳其、伊朗乃至闪族人，也都是胡人。而按照当时的情况，波斯商人多走水路，在广州番禺港将货物运上岸，再将货物运至江都（今扬州）销售，而粟特人则走陆路丝绸之路，通过驼队将货物运至长安，因此西市的“胡商”多指粟特人。至此高鼻深目的西域胡商成为唐代外国人的最典型形象，留在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存世绘画、墓葬壁画和陶俑上。
实际上最早大批西域胡人移居唐的原因并不是贸易。贞观四年（630），唐打败东突厥，15万突厥人南下归附，入居长安的有近万家。据《长安志》记载，当时长安、万年两县人口总共八万余户，而唐初仅此一次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就近万户，约占全城居民人数的八分之一。武周天授元年（690），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率残部六七万人徙居内地，斛瑟罗死于长安，此后西域胡人入境居留络绎不绝。
除了避难移民，利益也驱使西域胡人来到“胡姆丹”（长安城的胡名）。早在贞观元年（627），唐政府便开放关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贞观四年唐太宗又下诏：“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此后丝绸之路使西域诸国的商旅源源不断进入河西和长安，海上商船也络绎不绝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唐对通商贸易非常重视，不仅在中亚一代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并且收取的商税很低，而粟特胡商取得过关公文便可不受限制进入内地。
唐宫廷画家阎立本作《步辇图》是记录吐蕃使者朝见唐皇帝的最早图像资料
学者葛承雍认为最早胡商带来的货物并不是茶叶，陆路艰辛，加之驼队运输能力有限，胡商只会带来价值高、体积小的珠宝等奢侈品，因此《广异记》《宣室志》《太平广记》等文献中才会有不少胡商“剖股藏珠”和“贱身贵珠”的传说，在这些故事中胡商把自己大腿割开，将珠宝藏入腿中缝好，直至安全运送到目的地，才将珠宝从腿中取出。
实际上奢侈品成了当时丝绸之路繁荣的源泉。无论唐的城市居民，还是贵族富有阶层，都对进口的高档奢侈品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会把只知道唐本土事物的人看作乡巴佬。当时从宫廷到民间，每年妇女需要使用的胭脂香粉和胡粉等化妆品用量大到惊人，而从波斯、印度输入的鍮石工艺品则成为朝廷达官贵人追求的时髦装饰，士大夫的鍮石袍带成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甚至朝廷也“盛言胡中多诸宝物”，不时派遣或委托胡商寻觅异域奇珍异宝。此种气氛不仅推动长安城西市在金银器、紫晶、宝骨、冰蚕丝锦、玻璃珠、象牙、宝镜、香料药材、貂皮裘毛等奢侈品的热销，也吸引了更多胡商移居长安。
唐政府也对长安许多以经商致富闻名的胡商特殊照顾，每年冬天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鑫取暖。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政府出台专门的外国移民政策：“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并免去移民三年至十年赋税，这些政策都更加促成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移民社区的形成。此外唐政府对外国侨民在唐领土上发生的纠纷也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法律风俗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侨民间在唐境内发生的案件，则按唐法律断案，法律地位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这些开放政策促使胡人在唐买田买宅，娶妻生子。后来唐政府规定移民子女不可再保留外国人身份，须纳入编户齐民制，但这一政策实际执行不力。至于长安胡人人口，如今历史学界则分为五万说、三万说和两万说。
唐政府对商业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统治者既视商贾为“贱类”，以工商为末利，禁止官员入市，又极大地给予胡商方便，更依靠进口奢侈品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享受。
而与此同时，胡商们则有着完全相反的财富观，他们“好面子”，喜欢炫富。《太平广记》就写到，按照“胡客法”，胡商每年举行一次赛宝、斗宝的大会，所有胡商皆带上自己兴贩的珍宝陈列，宝物多者被拥戴坐上宝床，其余分别排座次、定地位，坐宝床者拿出尺寸最大的明珠以镇服四周，胡商皆起立稽首礼拜，表示敬佩。唐代画家阎立本就创作过一幅《异园斗宝图》，可惜散佚了。而《安禄山事迹》也曾记载安禄山在幽州担任范阳、平卢两节度使时，举办过斗宝大会，坐在宝床上列出自己的珍宝。
这种汉胡两族财富观的冲突在中唐以后更加明显。西市回纥商人向汉人发放高利贷，后来由于物价上涨，许多汉商和官员将自己的土地、财产、奴隶甚至文物或传家宝抵押给回纥人，借贷不还更致使“蕃客停滞市易”，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胡商起诉借贷久而不还者，迫使朝廷下诏禁止长安城内蕃客胡商举贷，也有的官僚子弟因借钱不还而被贬官。
尽管如此，胡商财富的累积还是直接推动了唐商业乃至金融业的发展。银行的雏形“柜坊”和原始汇票“飞钱”首先在西市兴起，以适应大商人、大交易，公私“便换”出现，推动城市间商业贸易。卢肇在《逸史》中描写有人到胡商开设的波斯邸取钱，一次性就取了两万贯作为周转资金。
其实商业贸易只是胡人对唐的一部分影响，更大的影响在于文化层面，汉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也已经渗透到了唐社会各个层面。
壁画中的胡旋女形象
胡风
中唐之后，京城长安胡风极盛。
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说，天宝年间，男人戴豹皮帽，女人则穿波斯风格的窄袖紧身服，配以百褶裙，长披巾从颈部披下来，甚至女人们的发型和化妆同样流行西域风格。有意思的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经济重镇凉州以吸收外来风尚闻名，城中男女全穿胡服，而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百姓却在保持祖国纯正风俗的政策下保留着汉服。
唐朝贵族甚至开始在城市里搭起帐篷。诗人白居易就曾在自己的庭园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在其中接待宾客，并向他们得意地解释帐篷的好处，可以免受冬季寒风之苦。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同样在皇宫的空地上搭了一顶帐篷，在帐篷前用刀割着煮熟的羊肉吃，甚至有意说胡语而不说汉语，受到朝中大臣杯葛。外来食品更容易流行。撒着芝麻的蒸饼和煎饼被称为“胡饼”，在当时极受欢迎。而“千金碎香饼子”“婆罗门轻高面”等则使用了各种西域香料。
沿着长安城东面城墙，从春明门往南走，会有一片胡人开的酒馆。按照诗人岑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的说法，如果长安人当时有朋友要辞别远行，这些酒馆就是为友践行的最好去处。在酒馆里，老板娘会把浓妆艳抹的胡姬叫到客人身边，让她们把京城名酒“西市腔”“郎官清”甚至波斯名酒“诃梨勒”斟满玛瑙或琥珀杯，在宴席上与客人们周旋往来。
幸好李白当年写下诸多诗句，让我们如今依然有机会感受胡姬酒后映出酡红的朱颜。“春风东来忽相过，金尊绿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从李白的《猛虎行》中能看出，酒馆里还会有胡人少年吹箫伴奏，胡姬也会跳胡旋舞助兴。《旧唐书·音乐志》中说胡旋舞是“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裤帑”，胡人少女用右足支撑起全身重量，左旋右转，作强劲而轻盈的舞姿，“舞急转如风”。实际上按照《新乐府五十篇》和《南部新书》的记载，最早会跳胡旋舞的胡旋女来到唐是作为康居国的贡品，专供皇家贵族观赏，进贡的胡旋女隶属长安太常寺教坊，除了在慈恩寺、青龙寺两大公共戏场偶尔有胡旋舞演出外，庶人不易有欣赏的机会。只不过后来长安胡风愈发严重，因此大量胡姬来唐，其中跳得胡旋舞的人也愈发多了起来。甚至胡旋舞不仅女子会跳，胡人男子也会跳，《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中都可以看到安禄山在唐玄宗御前“作胡旋舞”的纪事。他虽是生长在唐朝东北境的杂胡，但那里同样胡商往来众多。
胡人音乐和歌舞甚至成为当时唐中期的主流品位，唐玄宗和杨贵妃就非常喜爱胡旋舞，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改编自中亚音乐。当然一些人对这种新观念痛心疾首，诗人元稹就曾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诗中他用长安的旧称咸阳来指长安，也是在表达还念满是胡人之前的京城。而更具预言性的诗词来自白居易著名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按诗中所言，当时对唐最大的威胁便是唐朝廷自己在边疆的外族军队。
实际上唐朝外国人为官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除了在唐50年的阿倍仲麻吕达到了安南都护的极高职位外，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担任官职。包含长安城的行政区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人有76人次，超过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高丽人高仙芝、王毛仲，龟兹人白孝德，波斯人李元谅、李素，越南人姜公辅等人都在长安任过高官。
外国人当武将更多，被称为“蕃将”。太宗时期突厥人阿史那杜尔官拜左骑卫大将军，太宗封他为驸马都尉，武则天时波斯人阿罗憾入朝相拜，被封金城郡开国公。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军事扩张让唐从朝鲜至伊朗节节胜利，为了更加发挥军队在边疆的作战能力，将交权于职业军人集中指挥，尤其是边疆外族军人。因此开元年间，唐边疆十大军区，拥有32名蕃将。特别是在李林甫任丞相之后，边境军队多在胡人节度使的管辖之下。蕃将安禄山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掌握军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率部队攻破洛阳和长安。尽管后来在藏人和回鹘人的协助下新帝唐肃宗收复两都，但长安城内人心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安史之乱50年后，唐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民族失败的阴影使得整个社会对过去的开放性对外政策进行反思，这才有了陈鸿《东城老父传》这句质问：“今北胡与京师难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人们首当其冲认为玄宗时期执政者对外籍节度使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才致使帝国几乎倾覆。从事劫掠的西藏人夺取皇家马场的马匹，并随后在甘肃各城镇驻扎下来，回纥人垄断马匹交易，从中获取暴利，更在长安发放高利贷。大城市中外国商人的富裕形象更引起仇外反应，这种反应在暴乱中表现得更加明显。760年田神功率领暴动队伍在扬州杀死几千名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一个世纪后，黄巢军于879年在广州攻击的也是外国商人。此前有着西域胡人血统的混血贵族长期在唐朝廷掌权，而此时通过中举出仕的汉族文人学士则逐渐获得权力，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将这一时期归为“民族主义”回潮，“古文”运动和反佛教高压政策随后出现，由此人们开始维护汉的正统，这也是宋代汉文化复兴的最初引线。
（参考资料：《长安之春》，石田干之助著；《唐代的外来文明》，爱德华·谢弗著；《遣唐使在长安》，韩养民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中国社会史》，谢和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