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武汉封城已一个多月，新冠肺炎疫情还处于胶着状态之中，中午12点左右我正开始吃午饭，突然手机铃声大作，是一位当医生的老同学打来的，电话中，他的声音严肃而低沉：“我跟你说件事，你一定要扛住……你姑父，今天上午在医院，走了。”我只觉得头“嗡”的一声，心不断往下沉，人有点飘乎，半天说不出一个字，内心纷乱——自2月初以来每天揪着心等待了近一个月，终于等来的还是坏消息。我的姑父梅仲明，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在工作时被新冠病毒感染后苦苦抗争了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他也正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四位殉职的医生之一。
许多媒体报道了梅仲明医生殉职的消息
饭再也吃不去了，在家人劝说下，胡乱扒了几口，食之无味。同学的消息应该很准确，但手机上还没看到官方的讣告，我心乱如麻、坐立不安：医院有没有通知家属？姑姑是否已经得知这个噩耗了呢？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我宁愿她晚点知道，晚一天，是一天，晚一时，是一时。更焦心的是，表弟在国外，姑姑一个人在家，我自己在封城前被滞留在了外地，没办法去她家陪她——但即便是在武汉，也都被隔离在了各自的小区。
一两小时后，手机里开始有了新闻推送，医院也出了官方的讣告，姑父辞世的消息已确凿无误是真的！我再也忍不住，眼泪长流！几天前，我还乐观地想过，等姑父熬过来，战胜病毒康复后，我可以去找他聊聊李文亮。李文亮医生，是他手下的“兵”。
然而，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是姑父和李文亮共用的诊室。两人的名字还挂在诊室前，却已是人去室空，看起来更觉锥心之痛！仲明，就是钟情光明。文亮，向往光亮。用尽一生给人们带来明亮的燃灯者，却倒在了黎明前。
梅仲明和李文亮共用的诊室。两人的名字还挂在诊室前，却已是人去室空
有朋友发来慰问，说你姑父是英雄。是的，在武汉市民来看，因为对抗疫情感染病毒而倒下的医护是英雄。然而对于亲戚和家属来说，这个词是那么的遥远和陌生。“遥知楚地多英雄，遍寻江城少一人。”那个熟悉的人，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了。关于姑父的信息已满屏刷屏，他的名字总要跳出来，仿佛突然落下的滚烫的香灰灼痛着我的眼睛。照片上熟悉的音容笑貌，只是变成了黑白色，让我不敢看，也不忍看。姑父竟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新闻，令人心碎的新闻。
我还是拨通了姑姑家的电话，是姑父的姐姐接的，我松了一口气——还好有人来陪伴姑姑，一面试探着问：“您——也接到消息了？”“……都知道了。全武汉市都知道了——全国都知道了。”接着双方一阵短暂的沉默，她说：“你姑姑有点事，你晚点打过来吧。”稍晚，我跟姑姑通上电话，她先还絮絮说着姑父的病情，我早已忍不住泪流满面，姑姑突然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号：“不说了，不说了。”这哭声和悲痛，直刺心扉。在武汉，这个冬天，千人一哭，万人同悲。
姑父走后数个夜晚，我很晚不能入睡，童年往事一件件浮现在我的眼前，姑父清晰地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我的童年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爷爷奶奶生了四个儿子，最后才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姑姑。我和姑姑感情很好，那时姑姑还没有出嫁，有很多日子，我是和姑姑挤一个床睡的。记得小时候躺在床上，姑姑给我读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我也就顺势在床上摊开手脚搬成“大”字，两人笑成一团。
读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我们武昌水果湖的家中来了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个子不高，言谈客气，家里人叫他“小梅小梅”，让我喊“梅叔叔”。原来这是姑姑的男朋友，第一次登门来到我们家。此后，梅叔叔就是我们家的常客了。梅叔叔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当时是二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后来才知道，梅叔叔是妥妥的一枚“学霸”。他中学毕业于武汉市第十九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有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漂亮的红色文艺复兴式建筑的教学楼，其前身是汉口圣若瑟女子中学。梅叔叔当年以全校第一的高考成绩，考取了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临床医学。高考时他立志学医，据说他家里人让他考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但他却执意要考“中山医”，也许是中山医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更高，更具挑战性，也许是去广州读大学代表了八十年代人们对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的一种向往。
记得小学高年级的数学应用题很是令人头疼，好在当时我有两大“家教”——除了梅叔叔以外，奶奶的外甥董宁表叔从北京来武汉读大学，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就读，也经常来家里玩。因此，他们来到家里，经常被我抓住“请教”数学。然而，两大高材生都被某些复杂的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搞得绞尽脑汁，因为必须用规定的方法来解题。梅叔叔有次率先解出了正确答案——只是运用上了X、Y、Z等一堆方程式，不符合小学生解题要求。
“学霸”也总是喜欢教导人好好学习，知道我喜欢看书，梅叔叔送我一套《西汉演义》的连环画，这一般不是小女生喜爱的读物，但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梅叔叔还总对我提到他当年读高中时，虽然每科不是班里最拔尖的，但每一科都不差，分数加在一起，“那我就不得了”他自信地说。他的这句话，对我影响至远，我高考前也牢记他的话，努力做到不让哪一科掉队。
他还送我一个三峡石做的帆船型的小摆件，有很多年都放在我的书桌上，上面写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
小学毕业前，梅叔叔和姑姑结婚了，正式成为了我的姑父。他们的新房安置在汉口汉寿里梅叔叔家的一间房间。婚礼当天我因有事错过，回到家中，姑姑已被接亲的人们接走，我内心还充满惆怅。好在，我父母的家在汉口，离他们的新家不远。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每个周末我几乎都要去姑姑的新家玩。早上吃过早饭，我便从汉口上海路的家里出发，走过繁华的江汉路和中山大道，绕过水塔，最后到达前进四路汉寿里他们的“新家”。汉寿里是典型的汉口里分，有很多住户，窄小的弄堂，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记得那时刚流行任天堂的游戏机，年轻的姑父，也像每一代年轻人一样喜欢打游戏，于是我和他搭档玩“坦克大战”，基本都是姑父部署战略，我跟着胡乱打一气。
姑父工作的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离我自己家、我母亲单位的宿舍仅有五分种路程，这所医院始建于1880年，其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一街之隔就是现存的武汉最大的天主教堂——上海路天主教堂。记得二医院原来还有留有一栋西式的小楼，天气好的时候，小楼上晒满了白色的医院用的床单，在闪闪发亮的阳光下迎风飘动，让人有一种安稳可亲、岁月静好之感。后来二医院修住院部大楼，这座小楼也就拆掉了。二医院在汉口人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我的中学同学大都在这座医院出生，我自从中学转学到汉口后，也都在这家医院看病打针，对这座医院充满了感情。谁能想到，在这次疫情中，这座百年历史的医院不但成了风暴的中心，舆论的焦点，也因为四位白衣天使的折翼，让爱这座医院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心碎。
生前在手术台上工作的梅仲明医生
姑父毕业后就在二医院眼科工作，“金眼科银外科”，也许是眼科医生十分受人尊敬，因为眼科手术操作难度较大。那时他刚工作不久，夜晚还要在医院值夜班，九十年代二医院的条件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一张很窄小的床，就是夜晚值班休息的地方。婚后没过多久姑姑姑父在汉口的房子面临拆迁，他们就搬到武昌姑姑所工作的学校宿舍，从平房，到筒子楼住了很多年，略低于当时武汉人一般的住房水平。过了好些年，才搬到学校分的小两室一厅的楼房里。姑父每天就踩着男式单车，从火炬路骑到中华路码头，搭乘轮渡过江，到武汉关码头起坡，再到二医院上班。风风雨雨，日日如此。
到了新世纪，武汉可以购买商品房了，他们才有机会换房让三口之家住得更宽敞些。此时姑父已从青年医生变为医院骨干，每天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看房。看房和买房的任务，也就落在姑姑身上。有一天来好不容易姑父抽出空陪姑姑一起去看房，刚走到楼下，还没来得及上楼看一眼——手机响了，姑父又行色匆匆赶回了医院……医生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献给了自己的病人。
姑父在我心中，是“学霸”、是“良医”，看到有媒体对姑父的画像是“老实人”，先是有几分愕然，再一想，一个人，对家庭负责，对工作尽职，对病人用心，对后辈提携，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春华秋实，自有所得。
然而遗憾还是有，表弟还没生子，作为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没能看到第三代，的确是一个世俗的遗憾，姑父走得太早！原以为过几年他退休后，可以和姑姑一起过上悠闲的生活，谁知道病毒无情。还有，记得姑父曾跟我说过，他有一遗憾是没有继续深造，拿到博士学位，工作之后太忙无法再实现这个愿望。读书人自然想追求完美，攀登学术高峰，然而，在他所救治的无数的病人心中，这又何曾是问题。我亦是姑父这次壮烈殉职后，才知道他给我初中时的班主任、闺蜜的父亲、朋友同学的家人……还有更多更多的武汉人做过白内障手术和其他眼科手术，带给他们光明。
正如有些媒体报道的，姑父医术精湛，是武汉最好的眼科医生之一。曾经有深圳的医院邀请他加盟，那意味着比武汉高数倍的收入，他却没有去南方淘金；也有武汉本地更好的医院请他去，他亦拒绝了。这些，我都听姑姑说起过。为什么没有离开武汉，大概是因为对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有着朴素的情结吧。
但我知道，姑父对广东肯定也有很深的感情。广州是他的“黄金时代”大学六年度过的地方，在那里，他学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他和姑姑的蜜月之地选择了深圳，在大海边，留下了美好的留影与回忆。
闻知姑父感染病重时，我的第一念头就是：如果当年他去了深圳呢？是不是这次就能避开一劫？只是，人生不能重来，也没有如果。而生命，自顾自地走过去了。
梅叔叔，你渐行渐远了，一路走好！每当我们想起你时，我知道，明亮的星光将洒落在江水之上，幽幽的梅花会落满南山。
（作者徐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本文原题为《纪念我的姑父梅仲明医生》）
编辑：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