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沂河之滨的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一座全石结构的塔形陵墓，它就是罗炳辉同志安眠的地方。墓的周围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毅等的亲笔题词。刘少奇的题词为：“志在革命，功在人民。”墓前是罗炳辉同志的遗像亭，亭内有罗炳辉同志的戎装石像，器宇轩昂，栩栩如生。
罗炳辉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云南省彝良县人。一八九七年一月，诞生在阿都嘎偏坡寨的一个汉族农民家庭里。彝良县是汉、彝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他父亲罗守清靠耕种少量土地，养活了一家人。由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欺凌和压榨，罗炳辉从小就养成了反抗性格。有一次，一个恶霸地主从他家门前过，正巧罗炳辉向外泼脏水，不小心泼了他一身。那个地主破口就骂：“瞎了眼！”罗炳辉气愤不过和他对骂了一阵，地主十分恼怒，当场把罗炳辉的父亲痛打了几记耳光。这使罗炳辉小小的心田里，深深地埋上了仇恨的种子。
一
为了摆脱奴隶般的命运，罗炳辉从十四岁上，就想外出谋求生路。当时彝良县城内有个贫苦的寡妇。她的两个儿子因为受不住恶霸的欺凌，都外出当了兵，以后两人回来，把从前的仇人、恶霸头子谢介成痛打一顿，并将其家中的用具执个粉碎。谢介成把这事告到县衙门，县长亲自坐轿到部队去求见那两个青年士兵所在连的连长，要求亲自处理这个案子。连长对他毫不理睬，使这位威风凛凛的县长灰溜溜地回去了。年轻的罗炳辉得知这件事后，感到军队能制服土霸，便决心去当兵。
一九一四年，罗炳辉离开年轻的妻子和孩子，到了省城昆明，投身到滇军的一个炮兵营里，先后在那里帮伙夫和马夫干活。过了一个多月，有了新兵名额，他才补上了陆军兵士。此后，他由二等兵连续提升到三等中士，成为一个小军官。这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九一六年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护国战争。
一九一九年，罗炳辉接到一封家信。信中说，母亲被一个土霸逼死了，妻子也正被迫改嫁。这消息像晴天霹雳，使他一夜未能入睡。他悲愤到极点，决心回家报仇，被连长和排长劝住，告诉他慢慢想办法。正在这时，他因平时作战勇敢，被调去担任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的随行军士（警卫员)。回家报仇的念头，暂时打消。越半年，滇军军阀发生内江。唐继尧被顾品贞、叶相石所迫出走香港。他随身只带了十儿个人，其中就有罗炳辉。在香港的那些日子里，罗炳辉目睹这些下台军阀，每日花天酒地，纸迷金醉，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感到很难同他们一起走下去。于是就在唐继尧想转赴日本时，他留下一封信，偷偷转到越南，回到云南。
孙中山
一九二一年，罗炳辉听说孙中山在广东推行进步政治，准备北伐，滇军朱培德部也在那里，便决心赴粤投军。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历尽艰险，离开云南，到了桂林。那时孙中山在佳林誓师北伐。他便投入滇军北伐军总司令朱培德部，被编入军官特校队，任交通组上尉副组长。部队从桂林过梧州入粤，经三水、广州、韶关、南雄、大庾到赣南的赣州。他组织指挥几百名伏子，把二百多担交通器材及时运上前线。罗炳辉平时对挑夫特别关心爱护，每天亲自照料他们宿营，关心他们的饭菜，发烟发茶。及时跟他们谈话，帮助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这些民伏对他特别亲热，一路上逃跑得很少。
陈炯明
一九二二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到军舰避难。入赣北阀军不得不回师入粤平乱。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从南雄、始兴向韶关推进，在周田和陈炯明部相遇。朱培德所部滇军则由帽子峰进攻韶关。到达韶关之前，朱培德派罗炳辉等五人为参战官，到许、李部联络。罗炳辉到许、李部的第五天，正值该军被陈炯明部击败，全线溃还。他想：朱培德的滇军不知这边溃败的消息，还在帽子峰作积极进攻韶关的准备，如果陈炯明回师进击，滇军就有全部被歼的危险。于是他忘记危险和疲乏，长途跋涉一百九十里，回到滇军驻地，把许崇智、李福林惨败的情形报告了朱培德。朱培德当夜率滇军撤回湘南，免除了覆灭的危险。朱培德说：“这次滇军得救，完全是罗炳辉的功劳！”行军途中，他还把自己的马让给罗炳辉骑着。
由于得到朱培德的赏识，罗炳辉的职务逐步提升，他先后担任了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护厂队长、代理营长、少校副官、征兵主任等职。这使他在军事上受到了很大锻炼。
二
朱培德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那时，罗炳辉在朱培德部第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担任二营营长。他率领二营先后在赣西萍乡的新余和高安的万寿宫一带，与邓如琢、孙传芳等部进行激烈战斗，取得了胜利。九月，北阀军总攻南昌。罗炳露率领二营，首攻牛行车站，摧毁了北洋军阀在那里的据点，接着，又配合大军攻克南昌。在这次战斗中，罗炳辉表现出勇敢战斗精神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国民党反动当局调朱培德部到江西“剿共”。罗炳辉随军由南京经采石矾和安庆开往南昌。罗炳辉是个有正义感的军官。他对一些官兵敲诈人民深恶痛绝。有一次，有两个小军官勒索人民财物，被他枪决了。他更反对一些军官克扣士兵的饷，他说：“士兵的饷，是枪林弹雨中用生命换来的。当官的吃兵饷，就是喝兵血！这钱拿回去买田，田要给大水冲掉；拿回去修房子，房子要给大火烧掉。”他的这些言行，深得士兵的拥护，却引起一些旧军官的嫉恨。有人列举他十大罪状，证明他有共产党嫌疑，并把呈文送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江西省政府及第三军总司令部等机关。于是罗炳辉的那个营很快受到监视，他也被宣布为遣散人员而被逐出部队。
一九二九年，罗炳辉三十二岁，他经人介绍，到吉安担任靖卫大队长。他把地方上千余民团整编为两个营，并陆续补入他原来的一些老部下，使这支队伍很快地发展起来。吉安地处赣南，接近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在这里他经常接触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群众。这些地方，他在大革命时也到达过。当时革命军到达这里，群众热烈欢迎；现在他的军队一到，人民却逃避一空，连带路的人都难找。各村的墙壁上，到处是红军写的标语：“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打倒帝国主义”。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他觉察到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也热爱自己的军队。从此，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十分同情。有一次，他的靖卫队捉到十几个红军战士，罗炳辉问了问后，让他们吃完饭，便放走了。这件事传出后，一些豪绅大为不满。他们写了公文到吉安，告罗炳辉“私放共匪”，在报上公开攻击他。吉安县政委员会便召开乡、保以上人员会议，要罗炳辉说明私放“共匪”和不“剿匪”的理由。会上罗炳辉义正词严地说：“我放的都是农民。如果抓到农民就杀，以后就没有人耕田，也没处筹军饷，大家就会饿死。再说，杀了他们势必激起更多的人反对我们。”经他一说，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情罗炳辉，挽留他再干下去。
赵醒吾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罗炳辉收到他在滇军的一个同事名叫赵醒吾寄来一封信。赵醒吾是云南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毕业，曾任滇军第九师的副官长，是个头脑清楚有作为的青年，是云南军队中有数的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在滇军中，他和罗炳辉的关系很好。这次来信，他谈了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劝勉罗炳辉利用办民团的机会，多为民族和人民办一些好事。信写得恳切真挚，罗炳辉十分高兴。过了些日子，赵醒吾突然到吉安来访罗炳辉。当时罗炳辉正在乡下，听说后，星夜赶回吉安。知己相逢，畅叙衷肠，一连谈了三天。
赵醒吾向罗炳辉分析了当前时局，揭露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反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事实。动员他要靠拢共产党，和红军配合，继续闹革命。一席话，说得罗炳辉心里豁亮，压在心头的愁云没有了。他表示，一定带领部队，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他并向赵醒吾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赵醒吾回去向组织汇报后，这年七月，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和中共江西省军事巡视员蔡昇熙亲到吉安找罗炳辉谈话，对他进行了考察。从此，罗炳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改名为“罗南煌”。
罗炳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党给他的任务是继续掌握吉安的民团力量，并逐步把邻县的靖卫队抓到手里。为了把党交给的工作作好，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三十多条步枪和四支驳壳枪，又给士兵每人买一件毛衣，改善了部队装备。他牢牢依靠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广泛团结士兵。他还派党的骨干分子，到附近的永新、泰和、吉水、永丰等县，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赣南地方党的组织就以吉安为中心，迅速扩展起来。
有一天，驻吉安的湘军四十八旅旅长成光耀，召集这个县的县长、公安局长、靖卫大队长和该旅的参谋长、团长、副官主任等，举行紧急会议。罗炳辉也出席了会议。当时，会议门窗紧闭，屋外派人放远哨，不让外人接近这所房子。会上成光耀作了反共的动员。接着宣布在吉安市进行户口大检查。凡有共产党机关嫌疑的单位，一律封闭检查，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全都抓起来。要准备几处庙宇、祠堂关押这些人。明晨四点钟传达到班、排，街上立即断绝交通。分五个检查队，全面检查。
当晚八时散会，离天明断绝交通时间只有八小时。罗炳辉想：吉安城内党的同志很多，应当尽快通知党组织，采取对策。回家后，他和夫人杨厚珍立即到大陆旅馆、第五中学、美而美照像馆及其它党的秘密组织接头地点，传递敌人阴谋进行大逮捕的消息。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根据罗炳辉的报告，迅速安排党的地下机关和人员转移和隐蔽，避免了敌人的破坏。敌人的这次大搜查，共抓了八、九百嫌疑犯，其中只有二人是我们的同志，以后也被罗炳辉保释出来。
一九二九年秋季，罗炳辉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指出当前敌人正疯狂地对革命进行镇压，赣西南特委有许多机关被破坏，特委现已向北撤退。被捕的人中有许多知道罗炳辉的身分，为了防止暴露，遭受危险，决定罗炳辉选择时机武装起义。根据省委的指示，这年十月底，罗炳辉进行了一系列起义准备工作。他集中部队，运集弹药，调整和配备干部，加紧侦察警戒。在士兵中宣讲只有打倒官僚地主，工农才能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等道理。正在这时，第二队队长在一天晚上借口查哨，带两个人逃跑了。事态十分严重，需要果断作出决定。罗炳辉先收缴了二队的枪支，天明时命令全大队集合。罗炳辉对大家说：“二队队长昨晚逃跑了，再经过几小时，吉安就能派队伍来“剿’我们。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等死，二是另找出路。”接着他宣布要带领大家去当红军。他说：“那里的人是我们的可靠朋友。我们去，一定有出路。”当天，他率领全大队离开了驻地，开赴苏区的新圩。
到苏区新圩的第二天，罗炳辉把部队集合起来，动员大家和旧世界彻底决裂，真正走革命的道路。他带头取下“青天白日”图案的帽徽，以表示决心。大家也照样做了。这时特委刘士奇、蔡昇熙、曾炳春、江汉波和曾三等领导同志来部队看望大家，并讲了话，表示热烈欢迎。接着宣布将原来的靖卫大队，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由罗炳辉任团长，王麟章任副团长，金万邦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独立五团和独立四团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二旅，罗炳辉任旅长。从此，罗炳辉带领部队经过各个村庄时，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他们烧茶送水，高呼“欢迎我们的工农武装”等口号。此情此景，使罗炳辉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三
伍中豪
一九三〇年一月，第二旅扩编为红军第二纵队，伍中豪同志任纵队司令员，罗炳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同志任政治委员。伍中豪同志牺牲后，罗炳辉接任纵队司令员。是年二月，罗炳辉出席了在江西吉安举行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会上，他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对罗炳辉追求革命真理光荣起义的行动，深为赞许。这次会议提出的有关土地革命的一些原则和规定，罗炳辉衷心拥护。此后，他率领部队，转战于赣南、闽西一带。五月，第二纵队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同志任军长，谭震林同志任政治委员，谭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〇年六月，以红四军为骨干，集合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组成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虽然已在党的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但由于罗炳辉执行了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在随主力攻打长沙、南昌不克后，转而攻打吉安，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占领了吉安，进一步扩大了红军队伍。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罗炳辉同志奉命率红军十二军的一个师担任诱敌任务。他成功地把敌张辉瓒部牵进了红军的伏击地区，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创造了条件。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有一次我军主力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罗炳辉同志镇定自若。他带了一支小部队，机智神速地穿插于敌人几个纵队之间，吹号鸣枪，迷惑敌人。接着将小部队带至附近一个山头上，将敌人的主要兵力吸引过去，使我主力安然脱险。敌人的主力将罗炳辉同志率领的小部队层层包围在小山顶上，情况危急。罗炳辉同志却不慌不忙地叫大家休息。深夜，他率部从敌人的空隙中从容地突出了包围圈。天亮时，敌人逼近山顶，发现悄无一人，正要调头撤退，被我主力部队四面冲杀过来，敌人狼狈逃窜，伤亡很大。
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蒋介石集合军队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我军主力只三万多人，而且刚刚经过二次反“围剿”的大战和莲塘、良村等连续战斗之后，尚未得到休整和补充。敌人的兵力却超过红军九倍，且又经过严密部署。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罗炳辉率十二军向东北方向转移，吸引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跑。在行军中，罗炳辉同志令部队拉开距离，高举旗帜，旗子不够，以带色竹包袱皮代替。同时，还赶了一群群牛羊，来回奔驰，扬起尘土，远远望去，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真令人不知道这是一支拥有几万人的大军！为了迷惑敌人，罗炳辉同志还命令部队，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路标，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由此向北”、“……”等字样，到了宿营地，只要会写字的，都要拿起粉笔“号”房子，在群众屋门上写上“某团其连住此”。在显眼地方，还有这样的留言：“××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有要事！”落款是“×军×师××”。敌人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认定红军主力“北窜了”，便拼命向十二军追赶过来。罗炳辉军长、谭震林政委风趣地说：“蒋介石上钩了，那就牵着他的鼻子多逛几圈吧！”
十二军牵着敌人的鼻子跑，寻找机会歼灭其后尾梯队一部，收复了黄陂。敌人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只好撤退。我军主力乘胜追击，歼敌一部。罗炳辉同志在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表彰罗炳辉同志的战功，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授予他一级红星金质奖章。
这期间，罗炳辉同志虽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他在生活上却和士兵一样刻苦。行军中带头把马让给别人，自己步行走路。有一次，事务处送了一盘猪肝给他吃，他便问是哪来的，炊事员说是群众慰劳红军的。他郑重地说：“群众慰劳红军可不是慰劳我一个人哩！就是慰劳我，也因为我是红军的指挥员！指挥员一个人就能打仗么！你们这习惯要不得！”
第四次反围剿时，罗炳辉同志刚参加了击败广东军阀陈济棠部的水口战役。他奉命亲率三十四、三十大两个师，由粤赣边界北上，巧妙地穿越敌人的空隙，行程数百里，插入敌后的乐安、崇仁地区，造成直取南昌的声势。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指挥各路“围剿”红军的部队，城内十分空虚。他听到这一消息，急忙调集前线部队回援南昌，红军主力利用时机，不断歼灭散人的有生力量。
罗炳辉 蔡树藩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军委命令三师与十四师的独立一团、四团在广昌合编，组成第九军团。由罗炳辉同志担任指挥、军团长兼三师师长，蔡树藩同志任政治委员（后来是何长工同志），黄火青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率领九军团，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九三四年夏季，罗炳辉同志奉命掩护红七军北上抗日。部队行抵樟湖板镇，缴获敌炸药、食盐等物资四万余斤。此时，苏区正缺乏这些物资，但因离敌人太近，不能雇请民伕搬运，罗炳辉和蔡树藩同志便带头挑担，带领队伍，把盐和炸药运到中央苏区。
不久，罗炳辉同志率领九军团和闽西红二十四师配合，在闽西高东打败了陆空配合、装备优良的敌军。在追击敌人中，罗炳辉同志身先士卒，动作迅速敏捷，不管石头、树桩、山沟，一跨就过。他步伐轻快，很少人跟得上他。美国朋友斯诺的夫人曾为此在《续西行漫记》中，誉罗炳辉同志为“神行太保”。
一九三四年，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十月，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中央机关，开始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罗炳辉同志奉命率第九军团在后面掩护。在这之前，罗炳辉同志率部在温坊打败了敌人，缴获了敌人军需，补充了自已。之后，独立二十四师奉命拨归九军团指挥，在福建的钟屋村进行了整训。这次长征，红军战士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望着即将离开的根据地人民，依依不舍。罗炳辉同志深深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他深入连队，不断地安慰和鼓励大家。他说：“我们暂时退出苏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有广大革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革命终究是会胜利的。我们一定能够回苏区来的！”
四
何长工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何长工同志调九军团担任政治委员。在去九军团之前，毛泽东同志对他说：“王明的“左’倾路线给我党我军造成的损失可不小呀！有的同志受影响较深，对起义参加红军的同志不信任，甚至把罗炳辉同志当作‘白色军官’看待，实际他已变成红色将军了。”毛泽东同志还说：“罗炳辉同志正派耿直，不会搞阴谋诡计，原在滇军中是革命的。由于他出身贫苦，在旧军队也受欺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是忠诚的。他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到共产党和红军里来的嘛！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罗身体好，有军事才能，会打仗。”刘伯承同志当时插话说：“事实已证明，罗炳辉同志是好团结的。”何长工事后回忆说：“炳辉同志确是耿直、豪爽、正大光明，有勇有谋，是一位好的红色指挥员。”
长征途中，九军团担负着在后卫掩护中央和主力前进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决定南下乌江。当时，乌江北岸有国民党军六个师紧紧咬住，难以摆脱。九军团按照中央决定，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过江。罗炳辉同志和九军团的领导，胜利地执行了这一任务。
这年三月，罗炳辉同志在黔北马鬃岭一带牵制敌人时，九军团只有一个团稍多一点的兵力。他们却佯装红军主力，巧妙地把尾追中央红军主力的敌人六个师，吸引到自己这边。他们由马鬃岭向东偏北经白腊坎、南白镇、龙坪场方向行动。伴作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动向。敌人急忙调兵遣将，绕道截堵，后面派兵紧紧尾追。待敌人即将接近时，罗炳辉同志带领红九军团又突然转向西北，朝松林、茅台、芝麻坪方向前进。敌人误认为我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赶紧驰师北堵。此时，我红军主力乘机渡江。接着命令九军团，昼夜行动，于次日晨十时前，赶到沙土，准备过江。红九军团接到命令后，离沙土尚有二百余里，加上天雨路滑，又是黑夜，行军相当艰难。但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次日上午十一时到达目的地。
沙土是金沙县的一个小市镇，离乌江边还有三十多里。红九军团刚到这里，敌人周浑元、薛岳纵队，即从大方、黔西一带疾驰而来。已经渡江的主力红军为了截断敌人的尾追，已将浮桥砍断。罗炳辉同志看到情况的突然变化，渡江已不可能，便一面命令我供给部的人员到市场收买红布，共得三十多丈，接着让缝纫班将这些红布裁成三尺以下的小块备用；一面命令部队迅速做饭，吃一餐带一餐。同时，派出侦察员，了解四周敌情变化。下午一时许，部队吃饱休息好，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穿插出去。
下午七时，部队行抵金沙县的老木孔，突与敌人黔军遭遇。部队主力撤到离老木孔十余里的丘陵地带。这时黔军当前，周、薛纵队亦已逼近，九军团已陷入重围之中。罗炳辉同志认为，必须动员指战员，与敌人决战才有出路。在与何长工同志商量后，召开了有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参谋长郭天民、各团团长和政委等参加的干部会议，作了动员。与会人员大都同意罗炳辉同志的意见，也有个别人信心不足，认为敌众我寡，兵家所忌，断难取胜。根据上述议论，罗炳辉同志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指出当面之敌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犹国材的部队，素质极差，官兵有吸大烟的习惯，被称“双枪兵”，且武器低劣。我军官兵团结，士气高昂。这里丘陵灌木丛生，易于隐蔽，对我作战极为有利。周、薛纵队虽系劲旅，但他们过去已和我们较量了若干次，现已变得小心谨慎了。乘他们离我较远之时，在其前面设疑兵牵制他，不让他们接近。
干部思想统一以后，罗炳辉同志作了部署：命令九团申副团长，带领该团第八连全体健儿和从全军团抽调的三十名司号员，携带以前在沙土时购制的一百多面小红旗，赶到周、薛纵队必经之路的小山林中设置疑兵。自己亲率其余部队，在老木孔附近，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黔军。第二天拂晓，敌人的先头部队，络绎不绝地开过来了。罗炳辉命令大家要沉着，不准暴露。当敌人接连过去两个团时，指挥部上来了，其中驮马很多，当中还夹杂一些坐轿的、骑马的、抬滑竿的、背背篓的，吵吵嚷嚷。很快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内，离我隐蔽部队仅几十米。这时罗炳辉同志一吉令下：“打！”刹那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敌军中鬼哭狼嚎。一些敌军军官纷纷从轿里、马上、滑竿上滚下来，抱头鼠审。前面过去的两团敌军，被我截断，不能回来增援，后面故军的三个团也被我军分割歼灭。战场上，敌人尸体交相枕藉，武器弹药遍地皆是。柏辉章、犹国材夺路而逃。
在我伏击黔军的同时，申副团长带领的一个连，也在敌周、薛部前进的路上，设置了疑兵。上午九时许，周浑元、薛岳率部向我军团八连驻地逼近。他们只见红旗在森林中忽隐忽现，四处号音，此起彼落，俨若千军万马埋伏此处。即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虽听到远处枪声密集，却不敢派兵增援，只派几批侦察人员到我军控制地区侦察，全被我军捉住。到了下午四时，估计老木孔方面战斗已结束，申副团长便带领部队有秩序地撤走。
老木孔战斗之后，罗炳辉同志率部队由猫场渡过乌江，南下占领了宣威、会泽两城。他们在这里获得了许多武器、物资。接着在白盐场渡过金沙江，将对岸刘文辉部一个混成营及机炮连全部歼灭，又沿江经蒙姑挺进巧家县城对岸，阻止川军李抱冰部渡河，掩护主力红军通过会理北上。九军团昼夜行军，隔河敌军也兼程前进。九军团抢前一天，占领巧家城。罗炳辉同志命令部队动员群众，将江上的船只，全部开到西岸，给以船价后，将其破毁。及至敌军到达巧家城时，金沙江面上，空无一只船。只能眼看着红军远远离去，而束手无策。
九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开始进入彝族地区。由于川军刘文辉部队对彝族人民的长期欺压和迫害，造成了彝民和汉民之间的隔阂。当红九军团到达这里时，彝民不了解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从而几十、几百人集结一起，手持武器，严密戒备。罗炳辉和军团其他领导同志认真执行民族政策，通过通司（翻译）对彝民头人作了许多解释和宣传工作，还送了优厚的礼物和武器弹药给他们。头人回去向彝民作了说明，特别是红军严明的群众纪律，使彝民消除了顾虑。他们纷纷拿起红旗，热情地欢迎红军。有一个彝族头人，见到罗炳辉同志的身躯高大魁梧，便善意地请他打靶。罗炳辉本是有名的神枪手。他一举枪就打中了三百米外的靶子。这时恰值空中飞来了一只孤雁，罗炳辉举枪射击，大雁应声而落。彝族猎人无不举起大拇指称赞罗炳辉同志的好枪法。彝族头人也惊得连连咋舌。九军团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红九军团随红一方面军抵近天全时，发现天全河水深流急，不能徒涉，河上铁索桥全被国民党军破坏，东南面的雅安、荥经一线，则为川军十多个团驻守，西面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又为敌人占领，西北的天全城有川军三个团沿河防守。我红一方面军处此狭小地带，毫无回旋余地，甚至一日三餐亦难以为继。因此，中央确定占领天全，突破敌人的包围。
根据中央的指示
罗炳辉同志率领九军团的七、九两团，从夹金山南麓穿过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翻越两千多米高山，插到天全河北敌人背后，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在翻越马鞍山时，罗炳辉同志因遇大雨浇淋，突患重病，体温升至四十一度。何长工政委命令卫生人员细心护理，并组织担架抬着他前进。罗炳辉同志不忍心叫别人抬着，执意骑马。遇到上坡下坎，隘道陡路时，便下马步行。就在这时，总司令部又来电命令他率领两个主力营，迅速夺取天全，使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能迅速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那时九军团只剩下了一团人，经过长途急行军，疲惫不堪，而面前的敌人却三、四倍于我。这个任务无疑是很艰巨的。罗炳辉同志毫不灰心。他带病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动员，并访问了当地的老农民，把天全河的渡口附近的地形摸清楚。当夜，他率部队出发，翻山越岭，涉过小河，直取天全。拂晓时，先头部队与城外之敌接触。经过激烈战斗，九军团冲入城内，肃清了残敌，罗炳辉同志立即命令调集渡船，接渡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当红一方面军渡河向天全进发时，罗炳辉同志却晕倒在一个村子里的一棵树下。他太疲劳了。直到卫生员进行了急救，他才慢慢苏醒过来。这次战役，军委嘉奖了九军团，誉为“战略轻骑”。
五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九军团分配到左路军，归张国焘率领。部队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后，中央不顾张国焘的阻挠，率领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继续北上，而张国森却别有用心地提出“西进”、“南下”。一天，张国焘派人到三十二军驻地，向连以上干部传达张国焘的所谓“指示”。说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带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与会同志听了非常反感。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宣传部长王透、三营教导员姜启化等同志当场站起来批驳，说：“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毛泽东、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北上抗日，是正大光明的，怎么能叫“右倾逃跑’1”会后不久，黄火青、姜启化等同志被张国焘“调走”了，王透同志后来下落不明。罗炳辉同志对此心情非常沉重。
这年九月，九军团在张国焘胁迫下，翻越夹金山、老岭，返回天全、芦山、荥经一带。有一次，朱德到九军团看望指战员，罗炳辉同志请求说：“总司令，你给大家讲讲形势吧？”朱德说：“目前情况很坏，有人要另立中央，把红军带向邪路。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是愿意革命的。乌云遮不住太阳，搞阴谋诡计的人迟早要暴露。希望你们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一定要与四方军的同志搞好团结。”此时，张国焘不顾朱德和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已把九军团的番号改为三十二军。罗军长含着激动的热泪，要大家好好记住朱德同志的话，要顾全大局，增强团结，我们终归要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去。
罗炳辉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今属四川）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三十二军归入它的建制。不久，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罗炳辉同志率领三十二军仍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军队在过渺无人烟的草地时，异常困苦。有的干部、战士病倒了，有的牺牲了。罗炳辉同志便鼓励大家说：“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队伍，打不烂，拖不垮。要鼓足勇气，渡过难关，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不能丢下一个战士。我们一定能胜利渡过草地。”途中，他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或者用它驮军需物资，自己徒步走，路有时甚至帮助战士扛枪。他还给战士们讲故事，作宣传，谈笑风生，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一次，他风趣地说：“这草地是我们的粮仓。“粮食’不用我们种。饿了，把野菜、草根往肚里一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将来我们有意找它还找不着呢！”引得大家纵情大笑。
部队路过西俄洛、理塘等藏民居住区，罗炳辉同志反复教育大家要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并向藏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受到藏族同胞的欢迎。一个藏民上层人士还送给他一串佛珠。
十月，罗炳辉同志率领部队到达甘肃成县地区的小川镇，突然与从天水开来的国民党军遭遇，当时部队经过长征，大量减员，都疲劳万分。面对危险局面，他毫不犹豫地
下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阻击敌人，绝不影响红军的行动计划。敌人虽多次向三十二军发起进攻，均被击退。确保红军主力顺利北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罗炳辉同志率三十二军经固原，豫堡一带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一天，彭德怀同志来看望部队，罗炳辉同志向他介绍了部队情况，彭德怀同志说：“罗胖子既懂战术，又懂技术，举枪打鸟，技术还不高吗?九军团在长征中担负了掩护红军北上的繁重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特别九军团独立行动那一段，对指战员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望大家再接再励，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不久，罗炳辉同志根据彭德怀同志传达的中央指示，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斗，取得了胜利。
贺龙
一九三七年夏初，二方面军驻扎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一带。一次，贺龙同志亲到十八坊去看望三十二军的同志。在军部与罗炳辉同志见面后，贺龙同志风趣地向在座的刘昌团长说：“你看，我与你们军长那个年岁大?”刘团长说：“差不多。”贺龙说：“我比罗胖子大一岁。”在一片活耀的气氛中，贺龙同志讲了“双十二事变”以来的形势和我党在新阶段的任务。罗炳辉同志也在会上动员大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时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新任务。
八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和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十二军缩编为七一八团，隶属于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抗战期间，七一八团曾留驻延安，担负着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军队整编以后，罗炳辉同志离职到“抗大”学习。结业后，被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在这里时间虽短，却做了许多团结抗日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罗炳辉随周恩来等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罗炳辉同志任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当时一支队司令是陈毅同志。
六
十一月上旬，罗炳辉同志到达皖南赴任。此后，他和陈毅同志率领部队，活动于南京、镇江、金坛、句容一带，不断地袭击日寇，威胁着南京，大大振奋了京沪地区人民的抗敌情绪。一九三九年五月，罗炳辉同志随叶挺军长亲临江北，组织了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同志担任总指挥，罗炳辉同志担任副指挥。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右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增强了内部团结。为了尽快实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东进方针，部队进行了整编。七月一日，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编成五支队，由罗炳辉同志兼司令。
五支队成立后，罗炳辉同志立即执行了中央东进方针，到这年十月，支队所辖的三个团，全部挺进津浦路东。接着以半塔为中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路东抗战局面。
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指使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部队和苏北韩德勤部对我皖东地区进行东西夹击。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系部队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三月上旬，罗炳辉同志率五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增援四支队反击桂系部队的进攻。
韩德勤部乘我路东空虚，发起了对我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一一半塔集为重点的全面进攻。这时，我驻守半塔的只有教导大队和五支队直属机关人员，兵力不到五百人。面对敌人八个团、一万余人的猛烈进攻，我军英勇战斗，固守待援。战斗从三月二十一日打响，我军一直坚持七昼夜。罗炳辉同志率主力在路西取得反击桂系部队胜利后，于三月二十七日，返回路东，开始对韩德勤部全面反攻。这时陶勇、卢胜和梅嘉生率领的苏皖支队也主动配合作战。韩德勤见势不妙，仓皇遁逃。罗炳辉同志率部在莲塘与岗村一线，击溃敌人常备十旅，乘胜追击，沿途将国民党顽固派的地方部队和政权，全部摧毁，一直把韩德勤主力驱至三河以北。
日寇对津浦路东进行扫荡
一九四〇年四月，日寇对津浦路东进行扫荡、袭扰。他们从滁县出发，占领了路东的来安县城。强拉民夫，修筑确堡，妄图切断我路东、路西根据地的联系，继续蚕食我根据地。这时罗炳辉带领五支队正在来安、盱眙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挥师夜袭来安。经过激烈战斗，千余名敌伪军队被击溃，光复了来安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纠合了几千人马，向五支队进行报复。罗炳辉同志主动撤出来安城，避开敌人的主力，使敌人到处扑空。夜间则组织部队向敌人袭击。敌人被拖了几天，士气低落。罗炳辉同志集中部队，乘机反击，重新收复来安城。以后不久，罗炳辉同志又组织了三次收复来安城的战役，给再犯来安城的敌人以重大杀伤。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天兵天将”等传奇式的故事，在淮南、苏皖边区广泛流传，新四军的威望大大提高。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罗炳辉同志一直驰骋在苏皖边区的原野上，带领部队与敌伪作战数十次，并时时警惕着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他日夜操劳。在战斗频繁的时候，常常让别人休息，而自己却像钟表一样，警惕地守候着。戎马倥偬的生涯，养成了他一种习惯。他能够在任何场合下，不怕任何噪杂，闭目睡上十分钟、二十分钟，立刻又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和战斗。
罗炳辉同志十分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一九四〇年秋季，他率部队北渡三河，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淮宝地区有几万“刀会”会员。他们被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欺骗利用，经常袭扰新四军。有一次，罗炳辉同志刚在一个村子驻下，一些“刀会”会众即拿着大刀、步枪，把他们的屋子包围起来。他镇定地指挥队伍将“刀会”击退。罗炳辉同志命令部队不要追击。他说：“刀会”是农民的迷信组织，除个别被敌人利用的头子以外，对广大群众都应该争取。从此，这一带的“刀会”骚乱很快平息。
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进行了整编。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新四军第二师，罗炳辉同志被任命为副师长，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任。翌年，张云逸同志到军部工作，罗炳辉同志任师长。根据中原局和军部的决定，二师的任务是巩固津浦路东根据地，坚持津浦路西根据地。为对付日寇的“扫荡”，部队实行了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成立了淮南军区，加强了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开展练大兵活动，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抗日积极性。在练兵中，罗炳辉同志先把师部的一个警卫连做试点，亲自动手，组织大家进行瞄准竞赛、跳远、跳障碍，跳宽沟、过独木桥和全副武装竞走、翻杠子、拼大刀等。这些活动，很快地普及到全师。罗炳辉同志经常向大家讲：练这些艰苦的动作，既能增强体力，又能提高胆量。他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罗炳辉同志尽管身体不太好，每次操练他都坚持到操场检查指导并亲身参加。有一次他参加部队比武，把一挺马克辛重机枪提起连举几十下，端起来瞄准二十分钟。他还能在一百公尺内举枪打中鸡蛋，在三、五十公尺内打中麻雀。除去操场训练外，罗炳辉同志注意把练兵贯穿到各种活动中，在行军途中，他常常停留在路旁，抽问战士：“今天传达了几个口令？”“走了几个村？”“过了几道河？”“越过几座山岭？各叫什么名字？”这些，都给指战员以很大影响。战斗实践证明，第二师这种训练效果是很显著的。有一次，部队的一个排，夜间摸进敌人的驻地，先砍死了哨兵。继而翻越进围子，将在睡梦中的敌人全部解决。还有一次，二师的一个连驻守在一个山头上，连续三次打退了优势敌人的冲锋。当他们组织第四次冲锋时，连长命令抽出大刀，准备迎击。只见阵地上大刀被太阳映照，耀眼眩目。刀把上的红巾迎风飘动，敌人吓得掉头而退。
罗炳辉同志不仅亲自抓练兵，而且常常给军队上军事课。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有一次他问大家：“如果你一个人坚守在一个山包上，子弹、刺刀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颗炸弹，包围你的敌人冲上来了，这时你怎么办?”有的回答：“和敌人拼命！”还有的回答：“把炸弹朝敌人摔去，趁烟雾弥漫时冲出去！”这时，他便肯定最后的回答，接着讲授这方面的道理。
在给民兵讲课时，罗炳辉同志有一次引用了这样一个事例：日寇在对淮南路东根据地“扫荡”时，一个日本兵离开圩子来到老百姓西瓜地里。西瓜地的主人假装给鬼子摘西瓜，乘着鬼子转身时，一锄头把他的脑袋击破，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二百多发子弹。这件事使民兵深受鼓舞。为了提高指战员的素质和作战技术，罗炳辉同志曾写了《指挥员熟用手册》、《民兵战术》、《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三要领》等，作为练兵的教材。
- 七
一九四一年三月间，日寇集结兵力对我淮南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罗炳辉同志把主力部队隐蔽起来，在四周十余里的地方，又按梅花形设置部队。如果敌人来犯，各部队可互相配合，层层抵抗。主力部队则可灵活寻机歼灭敌人。
一天晚上，由于我警戒部队的疏忽，日寇一个大队突然逼近梅花形阵地中心、罗炳辉同志住的村口。罗炳辉同志判明情况后，立即组织部队分两路向敌人反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配置在外线的部队，从侧背向敌人攻击，敌人见势不好，慌忙退却。罗炳辉同志命令各部队迅速追击，敌人大乱，一部被我包围歼灭。在这同时，我外围部队在扬州至仪征公路上的十二里岔，伏击敌人，将敌人一个小队歼灭，生俘全部伪军。由于我军的猛烈追击，日寇来不及运走尸体，只将死尸的手砍下带走。
这次战斗，我军共击毙日寇二百多人，生俘伪军百余人，缴获武器和军用品甚多。这就是有名的淮南仪征战斗（金牛山战斗）。
一九四五年春季，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策划下，纠集了一个旅团及汪精卫的警卫第三师，对我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当时，我军主力已经调往路西反击国民党桂系部队对我根据地的侵犯，罗炳辉同志的健康状况欠佳，留在路东。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马上带病筹划和指挥路东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反“扫荡”。当时跟随罗炳辉同志的，只有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朱云谦带领的一个团。虽然敌我力量悬殊，罗炳辉同志始终是乐观而自信的。他常说：“路东是我们的天下，天时、地利、人和，三样咱都占着，敌人占不了便宜去！”他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袭扰敌人，和他们纠缠，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较大部队则隐蔽行动，寻机歼敌。他采用这种战术，和敌人周旋约半个月，敌人不但没得到便宜，反而在六合县的八里桥和大英集被我消灭了两营伪军和一部分日军。这时，我主力部队在津浦路西击溃了来犯的桂系军队，挥师东进。敌人见此情景，不得不终结这次“扫荡”。从此，在淮南根据地流传的关于罗炳辉同志的神话中又添上了新内容，有的说他是天上罗汉下凡，挥动神兵，驱除鬼子，解救百姓的。
罗炳辉同志能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因素是像他所说的：占到了“人和”。他平时爱护部下，关心和密切联系群众，使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建立水乳交融的关系。
一九四五年七月，路东军分区司令员罗占云和副司令员朱云谦到罗炳辉同志处汇报作战计划。临行之前，他要他俩暂时留下，和他去看一样东西。他摇着大蒲扇笑着对他俩说：“你们是要上战场的人，该拿出最好的东西为你们钱行叫你们尝尝淮南夏季的冰，就看你们有没有口福喽！”说着，他带他俩进了里间屋，叫两个警卫员开挖一个窖子。他说：“长征时我在高原地区学到一种窖冰法，趁深冬腊月，在屋里刨一个深坑，四壁用柴草烧焦，凉下来后放满雪，顶上铺上一层草，再用土埋严实，来年夏天就变成了冰。我去冬抽空试验了一下，不知这地方行不行。”窖子刨开后，冰早已化了。罗炳辉同志遗憾地说：“你们到底没有口福哟！看来高原的办法在淮南行不通，罢！罢！便饭招待你们吧。”于是，他陪他俩吃了一顿普通的午饭。
罗炳辉同志身为淮南军区司令员，自奉十分俭约，生活上和官兵打成一片。他除在屋前种了几畦蔬菜，添补食用外，从不多吃多占。他在任五支队司令员期间，有一次支队机关司务长，趁举行干部会议之机，多报了几元菜金，想给罗炳辉同志补贴一下伙食，结果被罗炳辉同志批评了一顿。
罗炳辉同志经常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疾苦，时时刻刻替群众解决切身问题。在他活动的地区，群众中常流传着“罗司令”、“罗青天”的许多爱民传说。劳动群众把他当作自己的出色的英雄，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
一九四〇年，他带领部队开辟洪泽湖的淮（安）宝（应）地区。那时，群众对新四军还不太了解。罗炳辉同志一到那里，即召开群众茶话会，说明新四军的政治主张和抗日保国的道理，并了解和解决群众的困难。有一个老大娘两腿生烂疮，罗炳辉同志便叫警卫员给她洗疮口，敷药膏。罗炳辉同志在和新区群众接触中，发现他们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光说恭维话，表现得很冷漠。他很奇怪：为什么民主政权建立了大半年，老百姓还是这样。经过几次调查，他才弄明白：有些村干部有多收公粮、打击群众等违法行为。例如有一个乡长，有钱人家请他的客，他就让他少出公粮；没钱请他客的，就要多出公粮。他还假造罪名，把一个姓王的农民抓起来，送到区里去。经过细致的工作，罗炳辉同志查明在民主政权中确实混进了几个坏分子。便配合政权部门，及时作了处理。纠正了错案，清除了民主政权中的坏人，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开始贯彻到群众中去了。从此，当地的老百姓对罗炳辉同志，对新四军加倍亲热起来。在他离开淮、宝时，老百姓纷纷送酒送鸡，慰劳罗炳辉同志和他的部队。他们一直把自己的军队送出半里多路。
罗炳辉同志善于接近各行各界的群众，不论农民、学生、抗属、士兵、伤兵员……，他都能亲切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候一些小学生见他来了，就请他去讲话。罗炳辉同志在讲话中回答了他们很多问题。有时还反过来向他们提问题，要他们唱歌。小学生感到很亲切，有时要求与罗司令合拍一张照片。
有一次，他带着部队在边沿地区活动。途中经过一条河，河上的一座浮桥是用渔船搭成的，上面铺以木板。罗炳辉同志看到后，便问：“这些渔船长时间集中在这里，船户不能打鱼，吃什么?”船户听他这一问，都围来诉苦，说：“原来答应给米，给了一点就不给了。渔船不能打鱼，冬天我们只有挨饿。罗炳辉同志马上到桥那边的兵站的查问，兵站的同志说：“原是规定要给粮的，可是刚刚给了几天，地方政府因未接到上级指示，不肯再发粮了。”罗炳辉同志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不一面发米，一面派人到上级报告请示！让群众饿肚子，你们过意得去么！”兵站的同志马上按照罗炳辉同志的意见办了。
军务之暇，罗炳辉同志常到村外田间，跟老农谈天，向他们请教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诸如小白菜怎么施肥和除虫；南瓜怎样压藤；西瓜怎样施肥、整藤；番茄怎样栽植、怎样搭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跟学军事科学一样有兴趣。在打仗空暇，他常组织军队开展生产活动。他和警卫班合种的菜园里，有二、三十种蔬菜。他平时和战士一起翻土、挑水、栽苗、撒种、捉虫、搭豆架子，生产的果实用来贴补伙食。
有一次，罗炳辉同志宴请一位外宾，做了两桌菜。客人吃得很满意，说这么新鲜的蔬菜在市上买不到。罗炳辉同志笑着说：“今天这些菜，只有糖拌黄瓜用的白糖是花了十块钱买的，旁的菜都是我们自己菜园里的东西，鸡蛋和鸭蛋也是自己饲养家禽生产的。”外宾惊奇地说：“要是在重庆，十万块也吃不到这样两桌菜！”罗炳辉同志说：“我们不花钱，就有东西吃，还吃得比蒋军好。他告诉外宾：一九四三年，他们这个师生产节约总额为四亿元。外宾连连点头说：“你们不仅会打仗，也会搞生产。”
日寇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日寇投降的喜讯传来了。人们沉浸在狂欢和兴奋里。这时，罗炳辉同志正患严重的肠胃病，每日都咯出不少的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精神振奋。躺在床上，和同志们讨论受降的各种部署。并且表示：“明后天就出院，亲到江北的来安、六合、仪征等地负责受降。同志们担心他的病，怕上前线太危险。他却说：“战斗是医治百病的良药！我不论患什么病，只要亲临战斗就会好的！”
两天后，罗炳辉同志坐着担架上前线去了，到前线以后，他马上指挥部队向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发起围攻。很快收复了来安、六合、天长、盱眙等县城。在围攻六合时，罗炳辉同志亲临前线指挥。前头部队刚把城门突破，他就率领卫队进城了，当时江北除扬州等两三个大城市外，各地都为新四军所收复。
八
十月，新四军奉命进驻山东。新四军二师的四旅、五旅与三师的九旅一部组成第二纵队，由罗炳辉同志任司令员，韦国清同志任副司令员，北上山东，负责接受鲁南地区日伪军的投降。不久，山东成立了野战指挥部，罗炳辉同志担任副指挥。这期间，他先后指挥了收复韩庄和界河(在鲁南的滕县、邹县之间）伏击战，取得了很大胜利。
一九四六年四月，罗炳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这时，他的高血压病和肠胃病仍很严重。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非常关心他的病情，分别给他写了信。
毛主席的信写道：
炳辉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
你的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
我身体好了，勿以为念。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的信写道：
炳辉同志：
八年抗战你为人民又建了许多功勋。我们常常盼着你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你们的健康。云逸、黎玉两同志来此后，知道前方战事及工作情况，和你们的健康情况。我们更深刻了解你们山东及苏北根据地是永远巩固的，党政军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五十万军队，百万的民兵这样伟大的人民力量，不管反动派及帝国主义怎样猖狂，你们一定能胜利的。我们祝你们胜利成功。近来内战又起，全国人民望我们战胜反动派。我们希望前方的同志特别努力。祝你们永远健康。
朱德、康克清
四六年四月五日延安
正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苏鲁地区发起进攻。为了击退蒋军的进犯，保卫解放区，罗炳辉同志决定停止疗养，带病出征。出发之前，罗炳辉同志自知自己的病已难治好，在向陈毅同志告别时，他把女儿罗镇涛，交给了陈毅同志，说：“镇涛从小就东托西放，没有一个固定的环境让她学习，我一生忙忙碌碌，顾不上照料她，若我不能活着回来，就请您收养她。”陈毅同志严肃而又关切地说：“炳辉同志，你怎么这样想呢？你打完胜仗一定要回来。你是个有名的福将嘛！我准备欢迎你凯旋而归。”接着又说：“炳辉同志，你放心去吧，万一发生不幸，请相信我，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在踏上征程以前，他对自己的爱女说：“我十六岁离家至今始终驰骋在战场上，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受党长期的培养和爱护，这次重上前线，为党为人民捐躯，也是值得的。我立誓要再打胜仗，作为我向党的献礼。”然后庄重地对眼含惜别热泪的女儿说：“不能用眼泪与爸爸告别，要坚强些，今后的生活道路还得靠你自己闯。”他把马一拍，说声：“走吧！”马便奔驰前进了。
到达前线部队后，他或坐汽车，或乘马，风尘仆仆，到处奔波，处理各种军务，差不多没有休息的时候。有一次，他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因过于劳累，晕倒在地上，跌伤了肩骨。直到他逝世时，伤也没有养好。就在这个时候，罗炳辉指挥部队，一夜间拔除了中兴煤矿（属枣庄市）伪军据点，使进犯我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受到当头一棒。
同年六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态势已很明显。罗炳辉同志的工作更加繁忙。有一天，他带病在前线指挥所召开了一整天高级干部会，深夜才结束。上床休息时，忽然体温剧增，昏迷不省人事。一连两天，虽经医生抢救，体温仍时高时低，不见好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关心着军务，不断地问：“有电报来么?”“有什么消息?”由于前线不宜于对他的医疗，经组织决定，六月二十一日清晨，罗炳辉同志由峄县指挥所乘汽车回临沂后方。车行五十里，途经兰陵镇时，病势骤重，又突患脑溢血，昏迷不醒，经反复抢救无效，下午五时许，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
罗炳辉纪念碑
六月二十二日，罗炳辉同志的灵柩安抵临沂城。翌日，中共中央即给华东局、山东军区司令部及罗炳辉同志的家属发来唁电。唁电称：“罗炳辉同志一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懈。他的病故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华东局及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山东省政府，省参议会，为罗炳辉同志逝世联合发了讣告，并通知华东和山东党政军机关、部队自二十三日起停止娱乐一周，下半旗三天，全体佩戴黑纱，以示哀悼。二十三日，驻临沂各界人民沉痛地为罗炳辉将军举行葬礼，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临沂城东门外的沂河岸边。他的老战友、新四军军长陈毅在罗炳辉同志的墓前沉痛致词。他说，罗炳辉同志的一生贡献给了人民，他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息！他号召大家继承先烈未竟的革命事业，学习罗炳辉同志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贞和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争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