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得到的评价非常高。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完人，后世无人能及。
《淮南子·修务训》赞美说：文王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
而且，文王不但道德和政治都是世之楷模，他的人生也完美无瑕：享年九十七岁，善终，生有百子。
但是，从相关史料看，事实未必是这样。
比如说，文王有史可查的儿子，只有十七个。
“百子”之说，应该源自《诗经·大雅·思齐》里的诗句：“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这里面的“太姒”，是文王的正妃；“百斯男”，是指她的儿子众多。
后人不明所以，牵强附会，说她生育了一百个儿子，从而以讹传讹，说文王有一百个儿子。
此大谬矣。
现在，人们想要了解文王，首选资料肯定是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读《史记》，会发现文王之所以成为大圣人，跟他的家庭培养是分不开的。
首先，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就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他“积德行义”达到了哪一个境界呢？
薰育、戎狄前来攻打他，想得到他的财物，他二话不说，将自己的财物拱手相送。
薰育、戎狄得寸得尺，继续前来攻打，想得到他的土地和民众。
他的民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想与之拼死决战。
他却息事宁人，甘心献出自己的土地和民众，非常高调地对民众讲了一通大道理，劝民众接受戎狄的奴役。
他说：“民众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能为他们谋利益。如今戎狄为了获得我的土地和民众发动了战争。但民众属于我和属于他们，又有什么区别？民众为了我去打仗，那我这个君主就等于是用民众的性命换来的，我怎么忍心？！”
他阻止了民众的对戎狄的抗争，带领着自己的亲属，悄悄地离开了豳地，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到了岐山脚下定居。
豳地民众惊觉古公亶父逃离，赶紧扶老携弱，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追赶到了岐山脚下，重新成为他的民众。
豳地民众这种“穿越万水千山也要追随你”的壮举，惊动了其他国家的民众。
这些国家的民众都认定古公亶父是个了不起的仁君，也纷纷前来归附。
古公亶父的势力因此迅速壮大了起来。
古公亶父的正妃太姜是个非常有贤德的女人，她一共生了太伯、虞仲和季历三个儿子。她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教导儿子，让他们在品德行为上不犯一丁点儿过错。
季历娶妻太任。
太任也是个非常有贤德的女人，她在生儿子昌时，“有圣瑞”——出现了圣人降生的瑞兆。
古公亶父惊喜坏了，连连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一听这话，感觉父亲话里有话，这明明就是想要传位给昌的节奏啊。
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哥俩离家出走，逃到了荆蛮之地，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纹身剪发，主动让位给季历，好让昌从季历那儿接位。
这样，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理所当然地继位，是为公季。
公季继承了父亲传下的仁德，专心推行仁义，遍服诸侯。
公季去世，儿子昌即位，是为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西伯遵循祖辈、父辈留下的成规，真诚地推行仁义，尊老慈幼，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吸引了众多人才前来投奔，这其中有闳夭、伯夷、叔齐、太颠、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等，真个是名士云集，济济一堂。
这个时候的商纣王神智昏乱，为政残虐，重刑辟，有砲格之法。
西伯流涕叹息。
有崇氏(今陕西户县)国君崇侯虎偷偷向纣王告密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纣王不由分说，命人把西伯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
闳夭等人急坏了，赶紧搜罗美女、良马、珠宝、财物，厚赂纣王。
纣王见到了美女，眉开眼笑，搓着手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
他不但赦免了西伯，还赐以弓箭斧钺，让西伯拥有专征讨伐邻近诸侯的权力。
甚至，他还乐呵呵地把崇侯虎给卖了，说：“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重获自由后的西伯，想和纣王做一笔交易：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
纣王想也不想，一拍大腿：成交！
西伯回到岐山，整顿兵马讨伐崇侯虎，但他闭口不谈私人恩怨，而是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发表宣言说：“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
民众心悦诚服，兵卒士气高涨，一下子就灭掉了崇国。
西伯的威望更高了。
诸侯有了争议，都不约而同地来找西伯作裁决。
虞、芮两国的人，有了争议不能解决，前来找西伯。
他们到了周境，看见到耕田者都互让田界，民众都尊重长辈，不由得自生惭愧，互相检讨说：“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他们握手言和，互相谦让而去。
诸侯听到这件事，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说：“西伯盖受命之君。”
西伯受此鼓励，信心大增，而且，实力也不允许他低调。他积极开疆拓土，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攻邘国，连战连捷，国土面积大增，把国都从岐山下迁到丰邑。
殷朝的祖伊大感恐惧，提醒纣王要严加提防西伯。
纣王不以为然地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周文王没有天命，他在迁都后不久就挂了，太子发即位，是为周武王。
武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为左右手，师脩文王绪业。
周武王九年，伐纣行动开始。
武王郑重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然后制作了文王的牌位，用车载着，供在军营中。他“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告诫司马、司徒、司空、诸节说：“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
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
在横渡黄河时，有一条大白鱼跳入了武王的船中。
这是吉兆！
武王俯身拿起白鱼祭天。
晚上，有一团流火自上往下降，到达武王的营帐顶时，聚积成乌鸦状，颜色赤红，发出“魄魄”声响，摄人心魄。
这是大大的吉兆！
有八百个诸侯不约而至，相聚于盟津。
群情振奋，众诸侯都攘臂高呼：“纣可伐矣。”
但是，武王却说：“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
于是，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分头散去。
过了两年，太师疵、少师彊仓皇逃入周地求生，告诉武王，说纣王昏乱暴虐滋甚，杀比干，囚箕子。
武王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
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伐纣战争，正式打响。
武王聚集了各路诸侯，在牧野一举击溃了纣王七十万大军。
纣王心死如灰，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武王挥军进城，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
大功造成，武王分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
然而，《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在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时，特别提到“康叔封、厓季载皆少，未得封。”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奇怪的现象。
因为，《礼记·文王世子》中说：“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刘宋人裴骃著作的《史记》集解也引用其同时代人徐广《史记音义》的说法：“文王九十七乃崩。”认为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
而按照《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的记载，武王是在文王死后十一年克殷的，这时候的康叔封、厓季载年幼没有得到封国，那么，他们应该是在十一岁以上、十五岁以下。
即使以他们是十五岁论，那也是在文王九十三岁时出生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有人会觉得，九十三岁的文王让一个年轻的姬妾怀上孩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问题是，查《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可知，康叔封、厓季载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书中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厓季载最少。”
即康叔封、厓季载和武王都是文王的正妃太姒所生。
另外，《大戴礼》中又明确记载：“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即周文王十五岁时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
可以想象，生长子伯邑考的时间就更早了。
而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年纪应该与周文王相当，绝对不会小周文王太多。
道理明摆着，如果她比周文王小了两岁以上的话，就会出现在十一二岁时生育的怪象，不符合科学。
这么一来，周文王九十三岁生幼子康叔封、厓季载时，太姒也应该九十岁上下了。
这就很令人感到恐怖了。
九十岁的老妇人，还怎么生子？
根本不可能！
显而易见，《礼记·文王世子》说的“文王九十七而终”是错的。
那么，文王到底享年多少呢？
《大雅·大明》篇中说：“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啥意思呢？
这是说，周文王在即位之初与太姒结婚，乃是上天安排的良缘佳偶。
既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面又生了长子伯邑考，那么，他应该是在十三岁左右登位。
另外，《尚书·无逸》又记文王“享国五十年”。
则文王死年大概是六十三岁。
回到前面的话题，就算文王死于六十三岁，他死后十一年，他的幼子康叔封、厓季载为十五岁，即康叔封、厓季载在他五十九岁时出生，可信度还是很低。
问题出在哪儿呢？
最大的可能：武王不是在文王死后十一年伐纣，而是在文王死后一年就克殷成功了。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记：武王准备兴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劝谏，说您“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文王死了十一年，尸首都没有安葬，根本就不合理嘛。
武王极有可能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
如果按这个时间点来推算，该年康叔封、厓季载十五岁，再往回推，他们出生时文王四十八岁，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那他的表现为什么这么急呢？而且连父亲的尸首都来不及安葬？
有人猜测，文王的尸首被毁，并且不在武王那里，所以没法安葬。
这个猜测相当靠谱。
《无逸》篇里面记载：周公曾悄悄对年幼的成王说：“文主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个“惟中身”，之前人们理解为文王在中年受天命。但往细里推敲，应该是说文王中途殒身，以至于仅仅享国五十年。
武王之所“父死不葬”就急吼吼地兴兵伐纣，可不就是急于为父报仇吗？
《楚辞·天问》里因此而慨叹说：“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也就是说，文王如果是享尽天年，寿终正寝的话，武王就绝不会不埋葬父尸，而如此急匆匆地兴师伐纣。
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武王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后，将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他“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不用多说，把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那是表示要完成父王没有完成的事业，同时，也彰显复仇的决心，以激励士气。
后来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皇帝苻坚被羌人姚苌杀害，他的族孙苻登即皇帝位后，就将苻坚的牌位车载于军中，并命令将士在长矛镗甲上都刻上“死休”字样，反复与姚苌展开生死较量。
苻登的做法，与武王何其相像！
所以，武王伐纣，是专为复仇而来。
而且，他伐纣时自称“太子发”，那是由于文王惨遭横死，没有来得及交班。
武王伐纣的誓师词，可见于《礼记·坊记》所引《太誓》，里面反复辩说文王无罪，云：“予克纣，非予武，惟联文考无罪；纣克予，非联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说：我若战胜纣王，并非我武功强大，只因亡父无罪；纣王若战胜了我，并非亡父有罪，只说明我无能。
看这段誓词，很有几分努尔哈赤进攻明朝时所发布的“七大恨”的气味，如果文王不是惨死在纣王之手的话，真说不通了。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看《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武王克殷成功后，他所实施的“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三箭”、“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这一系列行动，我们才不会感到突兀。
要不，武王自称仁义之师，以有道伐无道，他在取得天下后，难道不应该宽宥对手？以向天下彰显仁德？
孟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但对比一下过去的汤克夏，仅仅是放逐了夏桀而己。
而武王却把已经死去的纣王碎尸枭首，若不是有夺妻之恨，就是有杀父之仇。
那么，纣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处死文王的呢？
应该就是在把文王囚禁地羑里时下的毒手。
这里有一个问题：文王是怎么被纣王囚禁的呢？
要知道，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外服制度。
商王的控制力仅限于王畿；附属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文王是一方诸侯，哪能像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那样，要你来你就得来，要你死你就得死？
所以，纣王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血战，才囚禁到文王的。
而我们也知道，战争是需要成本的。
纣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付出这巨大的战争成本去擒捉文王呢？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纣王是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四》里说的更扯：纣王重刑辟，有砲格之法。西伯闻之流涕叹息。
这两种说法都不大着调。
倒是郑注《尚书》引《大传》说得有点道理：“文王三伐皆胜，纣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
即文王积极开疆拓土不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后，而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前，他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连战连捷，严重地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地位。
《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直接一语道破天机：“西伯既耆，纣囚之牖里。”
“既耆”，今本《尚书》作“戡黎”。
《说文》的解释是：“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声。《商书》：‘西伯戡黎’”。
即耆也称“黎”，在现在的山西长治市南，与商地连壤。
“西伯既耆”，那是在向商的中心地带进攻了。
即是这样，纣王就必须有所反应了。
《左昭四年传》中记：“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
“搜”，可以理解为检阅军队，也可以理解为用兵。
这里，应该理解为用兵。
即纣王领兵去耆地跟文王干了一仗。
文王的势力已延及至东海、江淮一带。纣王与文王干了这一仗，擒捉了文王，东夷人大为不满，发动了叛乱。
《左昭十一年传》又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即纣王囚文王之后，又发兵讨伐东夷，导致国内兵力空虚，结果遭遇了武王伐商，国灭身死。
一句话：纣王囚文王、殷讨东夷、武王伐纣等一连串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同时，纣王擒获文王后，是不可能放虎归山的。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里面说，闳夭等人听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赶紧搜罗美女、良马、珠宝、财物，厚赂纣王，文王不但得免，还得纣王赐弓箭斧钺据有专征讨伐邻近诸侯的权力。
此说并不可信。
《左襄十一年传》里面的说法更荒唐，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囚禁文王七年，天下诸侯都申请做他的囚友，和他一起受囚，这是开玩笑吗？
纣王因为众诸侯的表现感到害怕，从而释放了文王？有这个可能吗？如果真这样，纣王还不如咬舌自尽死了算了。
《楚辞·天问》里有提到：“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意思是说：圣人的德行相同，结果却异，梅伯被剁成肉酱，箕子佯装疯狂。
按照《楚辞·天问》的说法，梅伯和箕子都是圣人。箕子其人其事及其言论在《尚书》、《周易》等先秦文献中屡有出现；“梅伯”却非常奇怪，虽然《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等书也提到过这的名字和其被“醢”的记录，却都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其实，这个“梅”通“某”。
即“梅伯”就是“某伯”。
这个“某伯”应该就是“西伯”，即周文王。盖因其“受醢”，死得不光彩，屈原为尊者讳，没有直说。
有人可能会问，《天问》又有提到“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这里为什么不为尊者讳了？
但这里的“西伯”是指的是周武王。
结合上下文的意思，是纣醢了文王之后，把肉醢赐给武王，以此来震慑周人。武王上告于天，亲自执行上帝对殷商的惩罚，殷商命数由此无可救药。
不用说，文王这个悲惨的死法是周人的奇耻大辱。
周人为了维护文王的“完人”“圣人”形象，从而编造出了文王从羑里获释归周的故事。
《太公金匮》里就出现有文王从羑里归后与姜太公的一段对话：“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玉，无故烹之；囚予于羑里以其羹歠予。”
可惜的是，被剁成肉酱、被用来烹煮的人，并不是伯邑考，而是文王本人。
最后补充一下，武王克殷商之后不久去世，成王即位。因为成王年幼，周公不得不亲践天子之位，摄政治理天下。
这也再次证明《礼记·文王世子》说的“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是一个大谎言。
很难想象，武王已经九十三岁，而他的嫡长子还未成年。
如果说文王横死于六十三岁时，武王比他小十五岁，即该年武王四十八岁。再过两年武王死，则武王死年才五十岁。
不管如何，武王年寿虽然不永，但算是善终；文王虽比武王多活了十三岁，却是横遭肢解烹煮，惨烈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