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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另外还有四子，名朱高爔，幼殇。
兹将朱高煦一生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讲解，此四个阶段分别为：靖难之战、永乐得宠、榆木川之变、宣德谋反。
靖难之战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驾崩，临终遗言，不准在外藩王进京奔丧，已经走到淮安的朱棣只得悻悻而回。有人说这是矫诏，其实不然，朱元璋向来谨慎，他把儿子们分封在外，诸王皆为中央藩篱，特别是燕王、宁王等拥兵边陲，朱元璋担心残元势力得知他驾崩的消息而扣关劫掠，所以不让诸王进京奔丧，其意在于稳固边防。
一年之后，即建文元年五月间，朱元璋驾崩周年，朱允炆恩准在外藩王各遣儿子入京吊祭，于是燕王朱棣派三个儿子同往南京，继而同还。
关于燕王三子离京这段历史，史料俱载，朱允炆已决意派兵至北京削朱棣藩，因担心羁留其三子引朱棣猜疑，所以遣归，但朱允炆旋即后悔。
笔者以为三人很可能是偷跑的，《明史》及《明史记事本末》均记载了三子北还的一段小插曲，即朱高煦盗舅舅徐辉祖善马以归，但《太宗实录》未载。
如果三人是朱允炆遣归，高煦何苦盗马？况且，《明史. 高煦传》又载：
（高煦）盗辉祖善马，径渡江驰归。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于是朝臣举以责燕。
朱棣起事在即，遣三子入京，一为向朱允炆释疑，一为借此行窥伺南京虚实，三人归反北京自然是越隐蔽越好，越快越好，没理由大耍世子威风横生枝节。史料载朱允炆曾下旨追还，但“追之不及”，由此可见，涿州驿丞很可能接到了截留三人的朝廷命令，三人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于是杀驿丞而逃。
朱高煦之功，此番千里大逃亡当属首功。为何？
朱高炽是个瘸腿胖子，而老三朱高燧时年只有十六岁，因此带领兄弟三人逃出危机四伏的南京城，朱高煦责无旁贷。若不是朱高煦盗马、杀驿丞，率领兄弟三人千里大逃亡，并最终平安回到朱棣身边，则靖难之战至少会出现变数。
谷应泰有言：
方太祖小祥（笔者：小祥者，周年之祭也）之时，正诸藩遣子之日，宜于大内置百孙院，因而留之，仍择名臣傅之礼义，四小侯就学于汉，即长安君入质于齐也。
朱允炆若以朱棣三子为质，以朱棣之狡黠，必不会束手就擒，也不会阻挡其靖国难清君侧的步伐，但总归有所掣肘。朱高煦之功，在于使朱棣免于投鼠忌器。若真如谷应泰之言，朱允炆置“百孙院”羁留朱棣三子，或许会再次上演“当分一杯羹”的故事也说不定。
不过毕竟朱高炽得以返回北京，朱高煦功不可没，所以历史上朱高炽多次为二弟求情免责，应当不全是杜撰。
《太宗实录》并没有记载朱高煦靖难战功，这很正常，即便朱高炽不删除实录中的朱高煦战功，朱瞻基也一定会。而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燕兵起，高煦戮力为多”，笔者以为朱高煦之战功当不在张玉朱能辈之下。
朱高煦曾两次救朱棣于危难之中，一次白沟河之战，一次是东昌之战。
白沟河之战是靖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这一战击溃了李景隆所率领的朝廷主力部队，之后朱允炆便再没能力组织军队进行大规模战斗。此战标志着燕军从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这一仗异常惨烈，上半场朱棣三易其剑三易其马，被三创并射尽三服箭，仅得三骑逃脱，关键时刻朱高煦率军赶到投入战斗，燕军才由被动变为主动，并最终取得了白沟河之战的胜利。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进抵高邮，此时前有长江天险，而江北渡船已悉数被焚，盛庸军牢牢把持着制河权，江北又有大军环视在侧，而燕军自正月出北京以来已连续作战四个多月，疲惫不堪，朱棣心生退意，“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一举击溃盛庸军，朱棣才得以南渡。正是此战，朱棣说了那句名言，“勉之！世子多疾。”
从朱棣江边彷徨来看，其对于朱高煦能否引北骑而来并不抱太大希望，由此可见，谷应泰评价朱高煦“不过桀骜不臣”并不准确，朱高煦能凭区区一人之力借来蒙古骑兵，试问有几人都做到？再由南京盗马、千里大逃亡、涿州杀驿丞，足以看得出朱高煦是一个有勇有谋且杀伐果断枭雄。
永乐得宠
那么朱棣到底有没有想过传位于朱高煦呢？
笔者以为“有”。
朱棣即位之后，诸王及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请立储君。按照朱元璋遗训，当立长子朱高炽无疑，可朱棣一直推脱。他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令朝臣无可反驳的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机会。
永乐元年二月，朱棣即命朱高煦守备开平，并多次遣书相授机宜。一俟朱高煦在对抗残元势力的战斗中取得一场大胜仗，朱棣就可以借机立高煦为太子。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蒙古各部族忙于内斗无暇南顾，别说大胜仗，就连较大规模的犯边劫掠都不曾遇到过。
无奈，朱棣只得于永乐二年四月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自此之后，朱高煦便在《太宗实录》中销声匿迹了十年，直到永乐十二年正月才有记载：
汉王高煦还南京。去年冬，高煦请还，上曰：天寒，尔与从者皆不便，姑俟春暖。新岁，高煦申前请，上曰：朕欲至秋遣尔南还。高煦不应，遂命钦天监择日遣之。
也正是由这则史料，后人引申为朱高煦长期借故滞留南京不肯就藩。其“封国云南不肯就藩”，最早载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三月：
改赵王高燧封国于彰德，申命汉王高照往居青州，时高照奏愿留侍左右不欲之国，复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当长在侍下，前封云南惮远不行，与尔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诚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还？是时，朕欲留尔长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实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辞。
可是，朱棣何时遣朱高煦就藩，其惮远不肯行呢？后人以为是在永乐二年封王之后，笔者以为不是。根据实录记载，永乐二年封王之后，朱棣命赵王朱高燧居北京备边辽东，既然未遣赵王高燧就藩，为何单单遣汉王高煦就藩？又根据实录记载，永乐十五年朱高煦封乐安时，朱棣曾对朱高炽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今强狥汝意不去其爵，处之近畿之地，一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也。”于是有乐安之命。既然朱棣本意并不想把朱高煦远封，为何遣其就国云南？
实录中删除了很多关于朱高煦的资料，以至于出现了前后矛盾。
从永乐二年到永乐十一年，十年间朱高煦在干嘛？史料无载，我们不妨推测一下。
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自永乐元年到封王，朱高煦一直在开平备边，永乐二年召回京师，封王之后，朱棣命赵王高燧居北京备边辽东，那么此时朱高煦很有可能仍遣去开平备边。永乐四年张辅、沐晟征安南，朱高煦很可能也在军中。
为什么说朱高煦参与了征安南呢？
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崩，朱高燧及永安公主、永平公主奉召入京，没有朱高煦。
徐皇后是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生母，生母病逝，为何没有下旨召朱高煦进京？那是因为，此时朱高煦远在安南征战，召之不及。
或许有人会说，朱高煦时在南京，所以不必召还，此正是朱高煦滞留南京的有力证据。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笔者也只是推测得出朱高煦时在安南，由于实录资料删除过多，笔者只能据徐皇后丧礼过程进行推测。
徐皇后崩于永乐五年七月四日，五日召还朱高燧及二位公主，礼部治丧葬礼，之后，丧礼就无缘无故地搁置起来，直到九月十六日，朱棣才命礼部造大行皇后祔谒太庙祭品及谥册，十月十四日，即徐皇后百日之时，才正式举行册谥礼。
对比洪武十五年孝慈马皇后丧礼过程，马皇后崩于八月十一日，礼部十三日治丧葬礼，二十一日即举行了册谥礼。
马皇后自病逝至册谥礼成，仅十天，而徐皇后自病逝至册谥礼成，用时一百天。
为何隔了这么久？为何徐皇后病逝后，其丧礼无缘无故中止了两个多月？
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因为在等朱高煦奔丧回京，算算日程，两个月时间，也差不多能够从安南赶回南京。
恰在朱棣命礼部造大行皇后祔谒太庙祭品及谥册之后第八天，即永乐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交阯总兵官新城侯张辅遣送交阯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而朱高煦很可能就是在这天一起回京。
朱棣在九月十六日得到了朱高煦回京的准确日期，于是命礼部造册，二十三日朱高煦入京，遂定祔谒太庙及册谥日期，算起来离百日之忌也为时不远，于是便把册谥之日定在了徐皇后百日之期。
这个逻辑基本可以说圆，对或不对，全凭读者朋友自己判断。
朱棣北征
之后，朱棣多次对安南用兵，朱高煦很可能都有参与，并在用兵安南过程中与张辅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宣德元年，朱高煦遣枚青入京密约张辅。
《明史》载“（高煦）既负其雄武，又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
但经笔者考证，确定有朱高煦参与的北征只有一次，即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第一次亲征漠北。
大军出京之前，朱棣对留守工作做了具体安排：皇太子朱高炽留守南京，皇太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赵王朱高燧掌北京城防、夏元吉掌北京吏户兵三部事以辅佐朱瞻基，实录中独不见对朱高煦的安排。朱棣即已对二子及皇孙均有安排，不可能把朱高煦撇在一边，根据工作部署情况以及朱高煦本人能力来看，朱棣给朱高煦安排的工作应是扈从北征。
第二次亲征是永乐十二年三月，这一次，朱高煦确定没有扈从。实录记载：
永乐十二年正月，汉王高煦还南京，去年冬，高煦请还，上曰：天寒，尔与从者皆不便，姑俟春暖。新岁，高煦申前请，上曰：朕欲至秋遣尔南还。高煦不应，遂命钦天监择日遣之。上顾高煦曰：汝必欲去，世子宜留侍朕。高煦曰：亦欲以归进其学。上默然，至是，陛辞，礼部尚书吕震奏诸司分官送之，上不答。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朱高煦为何欲还南京。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开平备御郭亮奏，马哈木兵至饮马河，声言袭阿鲁台，实欲寇边，”朱棣遂决意亲征，这便是第二次亲征漠北。这一次，朱棣没有让朱高煦扈从，而是带了好圣孙朱瞻基去塞外见世面。朱高煦因此怏怏不乐，请还南京，朱棣连续挽留朱高煦，高煦不应。
笔者推测，朱棣本意或许是命朱高煦留守北京，命朱高炽南京监国。但是朱高煦一意孤行返回南京，朱棣只得安排朱高炽留守北京，而彼时仍是首都的南京只能派大臣留守。高煦还南京时，朱棣默然，所以并没有安排其具体工作，只是还南京闲居。
由于朱高煦此次率性而为打乱了朱棣部署，致使其被朱棣所厌，并渐渐失宠，而同时，朱高炽和朱瞻基父子二人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正是经过这件事之后，朱高炽才真正坐稳了皇太子这把交椅。
朱高煦封国云南，最早应当是在第二次北征之后，即永乐十二年八月。
永乐十三年五月，朱高煦封青州，不去，十四年两次被告发私造兵器，十五年三月封乐安，十六年九月被告发私赐军官龙文服。至此，朱高煦在靖难之战中拼死护卫，及数年备边和征讨安南，而在朱棣心目中留下的好影响，已消费殆尽。
永乐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两次北征，朱高煦有没有从征不好妄下断论，但根据永乐十三年之后数年来朱高煦的表现，其未参与扈从北征的可能性较大。而永乐二十二年第五次北征，朱高煦确定没有从征。
所以，《明史》载高煦“每从北征”，不实。
榆木川之变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驾崩榆木川。《仁宗实录》记载：
太祖疾作顿剧，已而崩于榆木川，中官马云等皆仓惶莫知所棤，乃密召荣、幼孜入御幕中首议丧事，荣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殡殓庶为允当，众曰诺，或有欲于他事写敕用宝遣人驰报，荣等曰：谁敢尔，先帝在即称敕，宾天而称敕，诈也，获罪非轻。哀皆曰此良是，营等乃命中官备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遗命传位之意，启皇太子，云等从之，既作启，遂以属荣及少监海寿驰报; 皇太子，荣初抵京，上哀恸未及，访问至是，有以为言者，上嘉叹良久，乃降敕奖谕云。
《太宗实录》、《明史.成祖本纪》和《明史.金幼孜传》中的记载与此基本一致，只是没有“或有欲于他事写敕用宝遣人驰报”这一节。《明史.杨荣传》则记为“或请因他事为敕”，再就是《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么一句：时有议欲借他事赍玺书驰讣者。
综合多处记载，再参照实录，“欲于他事写敕用宝遣人驰报”这一节很值得玩味。
首先，有人欲“写敕”给谁？其次，“请因他事为敕”中的“他事”究竟是何事？再者，是谁提出来“请因他事为敕”？另外，背后有没有牵扯到三子夺嫡？
笔者以为，“赍玺书”的对象只能是朱棣的儿女们，绝不可能是王公大臣。“赍玺书”目的只有一个，召朱棣的儿女们来军中，或赴京等候。因为“秘不发丧”，所以，“敕书”中自然也不能提朱棣驾崩的事，以防走漏，只能“借他事”相召。然而，既然朱棣已经驾崩，那么何来“敕书”？所以，杨荣和金幼孜力阻用“敕”，因皇帝宾天，用“敕”则“诈也，罪不小”。这是一个非常拧巴的逻辑，大家仔细想想，应该能想明白。
朱棣驾崩的消息，除随征王公大臣中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就只有杨荣和海寿驰讣皇太子朱高炽，除此之外一概保密。为何保密？担心朱棣驾崩的消息散布开来后军中有变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不欲为朱高煦和朱高燧得知，以免引发三子夺嫡。
“秘不发丧”最大的受益者是朱高炽，可以确保他安安稳稳地继承皇位。而“请因他事为敕”者，则不得不怀疑其动机，或许真有可能是为了拥立朱高煦或朱高燧也说不定。
那么是谁动机不纯而提出来用“敕”呢？肯定不是杨荣和金幼孜，也多半不会是御马监少监海寿。那么除了这三人及中官马云以外，还有谁知道朱棣驾崩，并参加了榆木川会议呢？
笔者推测至少还有三人：英国公张辅、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理由是，朱高炽即位后，八月即加张辅为太师，加陈懋为太保，九月加金忠为太子太保。之所以给三人加封，最大的原因即是三人在朱棣驾崩后稳定了局面，使朱高炽得以顺利即位，有大功。
另外很可能还有安远侯柳升、成山侯王通、阳武侯薛禄、工部尚书理兵部事李庆。理由是，十月，朱高炽加柳升为太子太傅，加王通和薛禄为太子太保，加兵部尚书李庆为太子少保。或许有人会说，与柳升等一起加封的，还有礼部尚书兼太常寺卿吕震为太子少师，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太子少傅。
这二人中，吕震不可能在场，因为在朱棣驾崩前两日，吕震先已奉命回京；夏原吉更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早在永乐十九年就已下狱，朱高炽即位次月才从狱中释放并复官。
或许有人会说，这几人加官进爵，并非因“秘不发丧”稳定局面，使朱高炽顺利即位有功。好吧，再接着剖析一二。
第五次北征，朱棣命柳升领中军，张辅领左掖，王通领右掖，郑亨领左哨，薛禄领右哨，陈懋、金忠领前锋。这七大领军主帅，朱高炽加封其中六人为三太，唯独没有郑亨终，而且郑亨一生都未获加封。这说明，加封六人为三太，绝不是因为从征漠北之功。
这是为何？
永乐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朱棣宣布班师，“自率骑士东行，命武安侯郑亨等领步卒西行，期会开平。”七月十八日朱棣驾崩，中官马云、杨荣、金幼孜、张辅等召开榆木川会议。七月二十九日，“龙轝次武平镇，武安侯郑亨等所领官军皆至。”由此可见，郑亨错过了榆木川会议，至少在武平会师之前，郑亨并不知道朱棣已经驾崩。
加封三太的六人，不论资历还是战功，都不如郑亨，其中金忠资历最浅战功最少，他是永乐二十一年才归顺朱棣，因其为蒙古王子得以封伯。
而郑亨以靖难之功第一批封侯，又五次扈从北征，却未能加封三太。朱高炽即位之后，郑亨也并没有坐冷板凳，而是继续以总兵官身份镇守宣府，这说明，不予郑亨加封三太，并非因过失而致。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张辅、陈懋、金忠、柳升、王通、薛禄六人加封三太，不是因扈从北征有功，而是因拥立朱高炽即位有功。
郑亨点背，朱棣安排两路大军回师，一路亲率，一路由郑亨统带，可见朱棣对郑亨的重用和信任，可是郑亨却因此错过了榆木川会议，由此错过了拥立之功，错过了加封三太的绝佳机遇。
不得不说，之后朝堂之上多次出现群臣争相拥立皇帝的现象，皆是受到此次朱高炽大封拥立功臣的影响。
言归正传。
参加“榆木川会议”的十一人中，已有张辅、陈懋等七人加封三太，杨荣、金幼孜“秘不发丧”力阻“请因他事为敕”，少监海寿驰讣皇太子，这十人可以说是铁杆太子党，不会动机不纯而提出来用“敕”，那么就只剩下一人，即太监马云。
由于明史资料中所记载的宦官资料实在太少，笔者无法为马云进行完整画像。遍查史料，只有《太宗实录》中有三处确凿无误的记录：
第一次，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四，即朱棣召见杨荣、金幼孜，二人夸赞皇太子，“上喜，顾太监马云赐荣、幼孜羊酒。”《太宗实录》中将“马云”记录为“云马”，尚不知何故。
第二次，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朱棣驾崩，“太监马云等以六师在远外秘不发丧，密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议”。
第三次，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初三，“皇太子遣谕大营五军总兵官及随征公侯伯等，奉护大行皇帝龙轝必恭慎周密，到京之日论功行赏，谕随驾内官马云等亦如之。”
自此之后，实录及各种明史资料中均再也查不到有关马云的记录，好似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一般，就好像“马云”出现在实录中，专门是为了朱棣之死。而且之后任何可资查找的史料，均没有关于内官监太监“马云”的记载。
另外《太宗实录》中还有两处疑似是关于太监“马云”的记录。
第一次，建文元年七月，朱棣率军攻打宋忠，“率马云、徐祥等马步精锐八千卷甲倍道而进”。
第二次，建文元年八月，朱棣率军攻打真定，“炳文出城迎战，张玉、谭渊、朱能、马云等率众奋击之”。
有人说这两处的“马云”，即是永乐九年任大宁都司指挥使的马云。
很明显两个“马云”不是一个人。建文元年七月时，徐祥已是千户，四年六月任都指挥，九月封兴安伯。建文元年七月攻打宋忠时，马云即与徐祥共同领兵八千，而且马云的名字排在前面，怎么可能到永乐九年才任大宁都司指挥使？至于张玉、谭渊、朱能辈，都是靖难功臣，朱棣即位后，三人皆有勋爵，而马云在靖难之初便与三人并列，为何靖难后没有封爵？所以此人很值得推敲。
经笔者考证，此两处记录之“马云”是个太监，与朱棣驾崩时实录里三处记载的太监马云是同一个人。另据其它关于中官的史料表明，靖难之初确有不少太监充实到军队中参与征战，比如郑和、王彦（即狗儿）、侯显、亦失哈等。这些太监在实录中均记载了了，而太监马云却出现在靖难之初的实录记载中，这说明，此“马云”在靖难之初便非同一般。
从朱棣“顾太监马云赐荣、幼孜羊酒”来看，马云乃内官监太监，朱棣驾崩马云在侧，说明其地位应当与王彦、侯显、黄俨等相当，甚至高于他们。那么此“马云”为何人，应当呼之欲出。
明朝时的太监往往都有别名，比如王彦又名狗儿，江保又名进保，张信又名张童儿。所以笔者大胆测测，此“马云”可能就是郑和。郑和父名“马哈只”，人称其姓氏为“马”，“马云”既是郑和原名。史官写作“马云”并不为错，在明史资料中，同一个太监的不同名字经常交叉着出现在不同年份的实录中，或者变换着出现在不同的史料中。
或者，因郑和在朱棣驾崩时“欲于他事写敕用宝遣人驰报”，做了如此这般不甚光彩的事，后人写实录，为了不损郑和形象，所以讳称“马云”。
虽说此番推测缺少有力证据，但至少有两点确凿无疑：一是榆木川之变时“马云”任内官监太监，而永乐时期升内官监太监的只有郑和一人；二是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即无缘无故地诏停了自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开始的下西洋准备工作，次将郑和贬为南京守备太监，而在这之前，朱高炽已任命王景弘为南京守备太监，而后又命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南京，于内则与内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郑和之任，只是挂名而已。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把“马云”和朱高煦扯在一块，从而坐实“马云”，或者说郑和，名为“欲于他事写敕用宝遣人驰报”，实则是召朱高煦前来军中夺嫡。
“马云”，或郑和，与朱高煦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关系，靖难之战多有交集，郑村坝一战，两人皆立有卓著战功，特别是郑和，因在此战中保驾有功，赐姓为“郑”。
宣德谋反
《仁宗实录》记载：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汉王高煦反。
朱高炽在位一年而崩，朱瞻基即位。不得不说，朱高煦对他这个侄子相当忌惮。《明史.高煦传》载：
成祖（朱棣）尝命同仁宗（朱高炽）谒孝陵。仁宗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宣宗（朱瞻基）为皇太孙，在后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
或许因被解缙夸为“好圣孙”，朱瞻基相当自负，从这则典故也可以看得出来，朱瞻基是一个不肯屈就并且睚眦必报的性格，朱高煦了解他这个侄子，因此内心非常惶遽，所以，朱瞻基即位后，朱高煦上书讨巧，试图扭转其在现任皇帝心目中的形象。
洪熙元年秋七月戊辰朔，汉王高煦、赵王高燧，遣指挥康良、葛昇奉表贺即位；
七月十三日，汉王高煦陈奏国利安民四事；
宣德元年春正月十五日，汉王高煦遣人献元宵灯。
笔者也是相当惊讶，一代赳赳武夫朱高煦，居然在朱瞻基甫一登基，即上奏言利国安民事，可见朱高煦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扭转固有形象。据实录记载，朱瞻基当时看了朱高煦的利国安民四事疏，相当惊喜，命有司施行，并复书谢之，而后对左右言说：
永乐中，皇祖（朱棣）尝谕皇考（朱高炽）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即是旧心已革不可不负从也。
转过年，高煦便反了。
按照以往惯例，如果有人密奏藩王谋反，皇帝必命太监和大臣前往查看，并召藩王至京面质。可是，朱瞻基听说朱高煦意欲谋反后，即未遣人查看，又未召其进京面质，仅仅根据风闻和密奏，便笃定认为朱高煦要谋反，颇为蹊跷。
朱瞻基所认定朱高煦谋反的依据为：
一、廷有出使者还言于上，曰：汉王谋反。
二、已而军民上高煦反状者益众。
三、高煦遣亲信人枚青等入京，约旧功臣为内应。青至太师英国公张辅所，辅暮夜絷之以闻。 上亲问之，悉得其实。而山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所属府州县及真定等卫奏皆至。
四、御史李浚亦自乐安间道诣京，白其事，盖高煦与指挥韦达、韦弘、韦兴、千户王玉、盛坚、李智、知州朱恒等，数年以来日夜谋议于乐安城中，造军器、火器，籍州民丁壮编为行伍，破州县狱出死囚而厚养之。
五、已而，山东军民告变者日集阙下。
六、高煦遣百户陈刚赍奏，言仁宗皇帝不当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谓上（朱瞻基）不当修理南巡席殿等事，为朝廷过，遂斥二三大臣为奸臣，而指夏原吉为首，并索诛之，末为危语以撼朝廷。又为书谕京师公侯大臣，指斥乘舆，索诛奸臣，造诬饰诈极其诋毁，且言已分兵守要害以防奸臣之逸。
以上六条谋反依据，前五条都只是风闻，并没有给出真凭实据，所以朱瞻基只是“命整饬兵备，而犹未决意讨之。”直到高煦遣百户陈刚赍奏到京，即上列第六条依据，朱瞻基才做出了了发兵平叛的决定。
大家看朱高煦这封奏疏所言诸事是不是很眼熟？几乎和朱棣靖难时所提出的“清君侧、靖国难”如出一辙。前事历历，任谁当皇帝都不会坐等再一次“靖难之战”的发生，于是朱瞻基当即决定发兵平叛，管朱高煦是不是真要谋反，就凭他欲学乃父朱棣清君侧，便有足够的理由定为谋反，虽然大家都不便说出来，但均心照不宣。
那么朱高煦是不是真想谋反？
笔者以为，肯定有反心。常言道“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做皇帝的藩王岂是好藩王？其实每一个藩王心中都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皇帝梦，一旦机遇成熟，哪个藩王不想坐到金銮殿上？
朱高煦的皇帝梦已做了很多年，靖难之时，朱棣便勉之曰“世子多疾”，过去争储失败，而今皇帝新立皇位未稳，正是大好时机。所以，朱高煦遣枚青入京联络张辅，但其意在于窥伺时局以决定谋反与否。不成想，过去的老战友丝毫不留情面，直接将联络人缚送于朱瞻基。
其实，即便朱瞻基皇位未稳，也并非朱高煦“清君侧、靖国难”的大好时机。
第一，建文时，能征善战的老将所剩无几；而宣德时，朱棣五征漠北所培养出来的军事将领正值当年，士兵也是屡经征战经验丰富。
第二，建文削藩触动了诸多藩王的利益，诸藩王乐见朱棣成功；而朱瞻基对各路藩王均赏赐甚厚。
第三，朱棣靖难之前亦曾长期征战边塞，手下有一批死心塌地且有作战经验的少壮派军事将领，这批人急于出头；而朱高煦已有十四年之久不在行伍，身边没有熟悉军事的基层将领，而熟悉军事的基层将领他又不熟，所谓能打的人没想法，有想法的人不能打。
第四，朱棣藩国在北京，城池坚固、地域广阔、资财厚实；而朱高煦封地仅乐安一隅，地贫民脊，城池小而薄，不足为守。
所以，朱高煦谋反的过于牵强。朱高煦虽为一阶赳赳武夫，但长期跟随朱棣征战，其是否具备谋反条件，应该有这个分辨能力。他之所以遣枚青入京联络张辅，不过是窥伺虚实，以为张辅是多年前老战友，向他打问打问局势摸摸行情而已，并非是要拉张辅一起谋反。再说，张辅有谋反的必要吗？正如解缙为李善长辩护所说，即便张辅协助朱高煦谋反成功又能怎样？张辅已是当朝武臣第一，名望、资历、勋爵、财富要什么有什么，朱高煦当了皇帝又能多给他多少？
所以，此时的朱高煦并没有充分做好谋反准备，准确地说是未做准备，或者说没来得及做准备。三点证据：
一是朱瞻基命太监侯泰前往乐安查探，侯泰回京后力言高煦无反状。后人以为侯泰被朱高煦吓到了，所以不敢据实汇报，这种说法实在荒谬，即便侯泰被朱高煦吓到，他回到北京还能再害怕不成？添油加蜡告上一状，不是正好报复朱高煦吗？又或者以为侯泰已被朱高煦收买。还是解缙的逻辑，此时侯泰已升为太监，是宦官中的最高级别，即便朱高煦谋反成功，难道还能封爵不成？再说朱瞻基本就非常宠信宦官，因此侯泰没有投靠朱高煦的动机。
二是高煦投降后，并未从乐安城中搜出谋反证据。关于这点，实录中的解释为，“是夜，高煦尽取积岁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毁之，城中通夕火光烛天。”人常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一段记录，不过是为搜不到朱高煦谋反证据而强作解释，实在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三是朱高煦不战而降。朱高煦不是不战，实在是毫无准备，无一战之力。朱瞻基大军一到，立即砌封乐安四门，乐安城小而薄，兵少食乏，围不足十里，卒不过万余，拿什么对抗朱瞻基亲征大军？实录记载，朱瞻基在行军途中曾问顾左右，猜测朱高煦有何动向。左右有猜朱高煦进攻济南的，有猜朱高煦进攻南京的，而朱瞻基以为不然，他说：
济南虽近，攻之未易下，况大军将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护卫军，父母妻子皆在乐安，肯弃之走南京乎？
济南的确难攻，当年朱棣靖难时就没有攻破济南城，最后只得绕道而走。据实录记载，“高煦反，欲先据济南，令千户盛坚潜往说荣，使开门效顺，荣从之”。既然山东都司都指挥使靳荣乐意开门相迎，那么朱高煦为何没有占据易守难攻的济南城？因为高煦确实无暇去占。
昔日朱棣将朱高煦徙封乐安时曾说过：处之近畿之地，一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也。
北京至乐安，朱瞻基亲征大军计程十日便到，所以一俟发兵京师，朱高煦便没有充足时间去占据济南，更不用说攻取南京。就在朱瞻基发兵京师的那一刻，朱高煦败局已定。
若是朱高煦提前占据济南，以城坚壁厚的济南为根据地，一边坚守一边派兵袭取南京，则胜负在谁尚不可知。所以说朱高煦并没有做好谋反准备，或者说朱瞻基没有给他准备时间。
从朱瞻基亲征军兵力也可窥见一斑。
此次平叛，并没有从其它都司卫所调兵，全是京营。从扈从将领来看，从征军队为薛禄所领行在左军都督府下辖在京六卫，柳升所领行在右军都督府下辖在京三卫，张辅所领行在中军都督府下辖在京四卫，吴成掌南京后军都督府，费瓛掌南京右军都督府，二人俱领亲军二十二卫部分军士。如此算来，朱瞻基亲征大军当不足十万人。
朱瞻基决意平叛用兵时，张辅曾主动请缨，言“愿假臣二万卒，保为陛下擒之。”由此可见朱高煦兵力之单薄。
想当年朱棣靖难，建文帝先后发兵愈八十万之众，并且仍在动员各地都司卫所向南京输送兵力。如此对比来看，朱瞻基并没有把朱高煦当做真正对手，从而也侧面反映出朱高煦拥兵不足，并没有为谋反做好充分准备。
种种史料表明，朱瞻基早就有意除掉朱高煦，从即位起便开始谋划这局棋，一切尽在掌握，利用朱高煦进京联络张辅这件小事，先是打草惊蛇，逼迫朱高煦做出不理智的行动，从而给足了平叛借口，而后趁朱高煦犹豫不决之际，迅速出师一鼓作气直捣乐安。
朱高煦，实有谋反之心，但彼时却并无谋反之实，起初也并无谋反之意，他是被朱瞻基逼迫而仓促造反。
明朝有一个奇怪现象，即郡王或藩王或陨位皇帝本无夺位之心，但手下人或王公朝臣们，往往上下撺掇争储争位，目的不外以拥立之功换取顶级爵位和富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