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读《林海雪原》，印象最深的除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外，就是杨子荣乔装打扮成土匪上山时唱的一首小曲“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对于那时生活环境像纯净水一般的我们而言，偶尔能接触到一首“坏歌”简直太难得了——土匪所唱，又是“卖大烟”，当然是一首坏歌。但小说里就这么两句，其他内容无从了解，更不知道具体曲调是怎样的，我和小伙伴们就凭着想象给这两句词配了很多曲调，大约都是痞子腔，怎么难听怎么来。
事实证明，信息的闭塞必然会导致误读，上述理解很多都是错的，比如“宋老三”这个名字，比如曲调是痞子腔，比如这是一首“坏歌”……最近，随着德云社演员张云雷以一首委婉动人的《探清水河》而爆红，这首清末小曲终于重新得到人们的喜爱，但笼罩其上的面纱却迄今无人揭开，网上对这首小曲的解读，大多并不比我们儿时高明多少，甚至以讹传讹。百年过去，如今为我们所传唱的，却依旧不为我们所知晓。
误读1
“宋老三”其实不姓宋
《探清水河》属清末时调，目前比较“标准”的版本系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坊刊巾箱本，封面标明“代五更”、“探清水河”、“戒之在色”等字样。
《探清水河》的曲词有很多版本，但大同小异，讲的都是家住京西蓝靛厂火器营的女孩大莲与本村青年小六相爱，幽会时被父母发现，遭到毒打，禁止他们再来往，大莲跳清水河自尽，小六去河边祭奠大莲后，随之跳河殉情的故事。
坊刊巾箱本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桃叶尖上尖，柳叶青满天，在其位的明公细听我来言，此事出在京西蓝靛厂，蓝靛厂火器营有个长青万字松老三。提起了松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所生一个女婵娟，女儿年长一十六岁，起了个乳名荷花万字叫大莲。”
在这段开头，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蓝靛厂火器营”，另一个是“松老三”而不是“宋老三”。
乘坐北京地铁十号线，在长春桥站和巴沟站之间就是“火器营”站。“火器营”本是清代禁旅八旗的特殊兵种，最初驻防在北京城内，由满、蒙八旗兵丁组成，是皇帝守卫扈从的精锐部队。营兵专职制造炮弹、枪药和各种火器，平时也操练弓箭、枪炮技术，并担任警戒任务。最初，八旗兵分驻城内四方，每旗都配有一部分火器营兵，但操练起来十分不便。乾隆年间将火器营兵成建制地调到北京西郊蓝靛厂一带。据史料记载，初建营时，共抽调满、蒙兵丁四千七百余人，连同家属一万多人。
有清一代，火器营与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并称京西拱卫京师的三大旗营，其中尤以火器营的形制最为典型。营区内街巷横平竖直，成棋盘状，建房七千余间，水井十六口，每条小胡同驻五至八户不等，兵丁按人口分配住房，住房青砖盖瓦，平房朝阳，方砖铺地，院墙用北京西山特产的虎皮石砌成。营区内引入清水河河水，每条胡同临大街口都有小石桥，下雨时常有大量鱼群逆流涌入大街小渠。大街两侧种植槐树，各家前后院种有红枣、杜梨、花椒、葡萄什么的，并有养鱼、鸟、猫、犬之风。可以说整个火器营既是坚固的兵营，也是舒适的民居。
清末，尤其是咸同以后，随着国势的衰弱，火器营不复从前的情景。北京童谣有云：“火器营，练兵队，打前敌，往后退，踩狗屎，臭妹妹。”可见其腐化疲敝，而旗人的生计也不断恶化，营房内部房屋倒塌、变卖家当、入室盗窃等事件时有发生，当然为害最大的还是鸦片。当时旗营内吸食鸦片烟的情况非常严重。一次神机营在顺治门外校场口会操，附近胡同口均用帐幔遮掩，每操练一回合，兵丁就纷纷步入帐幔，有好事者绕道窥视，只见“满地排列鸦片烟具，各兵丁拼命呼吸”。《北平风俗类徵》里收录的一首名为《鸦片烟大爷做阔》的小曲讲得更是详细：“鸦片烟必得吃……虽然是下不得钱粮，筒儿里塞着下一支烛，拈子一盘比火绳细，点着了活像是要勾机子。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铁兵器，斧钺钩叉队伍齐，打仗出兵无处使，军营里不用小东西，开了灯喜笑颜开都得意，躺下吃是老规矩……入了瘾没法子可治，妙药难医。”
有抽的，自然就有卖的，烟馆分成三种：苦力烟馆、豪华烟馆和街区烟馆。据回忆者提供的情况来看，松老三两口子开的应该是街区烟馆，这类烟馆为普通民众“量身定做”，多开在普通民居内，规模小，内饰不奢华，除了烟具之外，还有报纸、点心什么的，更像是“烟民街道活动中心”。
由于旗营内严禁汉人定居，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松老三”乃是旗人，另外一个佐证是他的姓氏。虽然姓“松”的汉人也有，但是晚清的北京，此姓氏者以旗人更为多见，大多由汉化改姓而来，比如《茶馆》中的“松二爷”即是，而《林海雪原》乃至今天的很多文章将“松老三”写成“宋老三”，纯粹是传播中的以讹传讹。
误读2
“探清水河”并非“坏歌”
今天的一些人一听“清末小曲”四个字，脸上往往就浮现出坏笑，以为势必是淫邪的小调，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说到底，小曲无非就是市民阶层传唱的一种“民歌”，其中固然存在着一些色情的内容，也是极个别现象，而且用词点到为止，绝不需要“此处删去××字”。这里举《嫖客十开心》为例，其中前面九段渲染嫖客到妓院冶游的九种乐趣，最“黄色”的一句是“夜晚一同入罗帏，红绫被内结因元”，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十八摸》，这个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变异，但就算是“原版”中“秽亵不堪入耳”的曲词，也不过是一些引人浮想联翩的形容词，出笼馒头大花面之类的，不知比现在个别满嘴脏话性器官的“嘻哈”高雅多少——从整体来看，小曲无论在艺术水准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而《探清水河》简直称得上是“免淘曲”，此曲是用“无锡景调”叠唱十五遍。整个曲词，前面部分表现了大莲对父母贩卖大烟延误了自己终身大事的愤恨与惆怅，中间部分描述了“六哥哥”与她偷情的经过，其中比较“难唱出口”的是“四更鼓儿忙”——“大莲的舌头尖舔在六儿上（牙）膛，亲人宝贝抱着你来睡”，接下来五更天就是松老三两口撞破女儿情事，痛骂她“无耻的丫头败坏我门庭”，皮鞭沾水一顿毒打，逼得大莲投河自尽，然后六儿殉情，“痴情的女子那多情的汉，编成了小曲儿来探清水河”……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目瞪口呆，不过一个电视剧里司空见惯的“接吻”场面，怎么竟导致《探清水河》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成了“淫词小曲”呢？这里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来是清末民初，封建礼教的约束力依然很大，对语言文字“涉黄”的认定标准比较严苛；二来是这首曲曾经被归入“窑调”，殊不知那年月很多流行时调都是从风月场所中唱出的，妓女们唱的未必就是“坏歌”，就像误入风尘的女子绝不能跟“坏人”画等号一样。
何况，《探清水河》的传播，最主要靠的还是民间艺人，尤其在高梁河两岸，这首歌的“传唱率”非常高，这是因为“清水河”本就是高梁河沿岸尤其是蓝靛厂一带的居民对高梁河的昵称，当地人以当地歌咏当地事，从来都别具一番滋味。民俗学者、作家张国庆先生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的初期，我不止一次在邻居家的堂会和街上听到过卖唱的女盲艺人唱这首歌，而且大多是听主儿点的曲目。最后一次，是1954年暑假期间，一天晚饭后在新开辟的展览馆路（今展览路）边上纳凉时听沿街卖唱的女盲艺人唱的。”
可能也正是旧日的情愫，让张国庆先生对此曲一直念念不忘，他想搞清楚《探清水河》这一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是纯粹虚构的，便到祖居蓝靛厂西门外北上坡的堂伯父家打听，这一打听可不得了，原来，堂伯父的父亲与松大莲和佟六儿（即小六）恰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比他们还大几岁，所以对此事的来龙去脉颇为了解，也正是从堂伯父的口中，张国庆先生听说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与《探清水河》中的投河自尽不同，松大莲其实是被谋杀的。
误读3
松大莲未必是自杀
堂伯父告诉张国庆先生，此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当时蓝靛厂火器营里有个戈儿答（疑似“嘎仑达”，旗营的最高长官，也叫翼长），看上了开大烟馆的松老三的女儿松大莲，而松大莲已经有了意中人，名叫佟六儿，是个给别人拉骆驼运煤卖力气的小伙子。趁爹妈没在家的时候，这对恋人就吃了禁果。戈儿答得知此事，十分恼怒，就找到了松老三的小舅子——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儿，合谋找个事由儿把佟六儿抓起来。谁知这位小舅子酒后失言，把这事儿说了出来，松大莲得到消息，连夜找佟六儿一起逃跑，却被早有准备的松老三抓住了，佟六儿只身逃出了火器营。
松老三得知女儿不仅私奔，还已经怀有身孕，不禁暴跳如雷，将她一顿暴打，小舅子给松老三出主意，让大莲堕胎后嫁给戈儿答，大莲宁死不从。戈儿答听说这一切之后，妒火中烧，威逼小舅子弄死大莲以解心头之恨，考虑到还要在旗营里混下去，小舅子便狠下心来。
这一天，小舅子劝已经显怀的大莲到外面散散心，走到长春桥上时，一把将大莲推翻过了桥栏，随着一声惨叫，大莲掉下河去被激流冲走。
不久，在外面避祸的佟六儿闻讯奔回火器营，终日挎着装有纸钱儿、烧酒等祭品的篮子，沿着河岸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大莲的名字，不时烧张纸钱儿，往河里洒点儿酒……后来，河边上也不见了佟六儿的身影。
这件事情被民间艺人编成唱词，配上小曲传唱，北京城东打磨厂有家印书局还石印出版了《探清水河》的唱本，影响越来越大，令松老三等相关人恼羞成怒，他们与印书局打起了官司，让印书局赔礼赔钱毁版收书，但最终也没能遏制住《探清水河》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上述纪事来自张国庆先生对其堂伯父的采访，从这段纪事来看，松大莲是被其舅舅所谋杀，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口述历史访问者寻找到了另外的一种说法，比如1985年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的《满族文史资料》中，有经历过清末民初的赵之平老先生的回忆，其中一节名为“大莲愤跳清水河的悲剧”，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没有读到这篇文章，但从题目上不难看出，赵之平先生是认可大莲自杀说的。
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真相”恐怕已经被历史的尘埃封掩，不过就像很多传说与真实杂糅过的史事一样，我们需要的未必是高清还原，那种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光影叠错，更能激发我们的遐想与感喟。仅仅用一把吉他伴奏，张云雷吟唱的《探清水河》让很多听众泪眼婆娑，这就足够了……无论帝都回响过多少黄钟大吕，最感人的依然是吟诵普通百姓的小曲时调；无论时代发生了多少沧桑巨变，我们依然渴望并珍惜那种至死不渝的爱。
本文参考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刘小萌著）、《老北京忆往》（张国庆著）、《城墙之外》（定宜庄著）、《清末民初时调研究》（李秋菊著）等著作，特此鸣谢。
注：本文取自书乡《叙诡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