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J.D·塞林格在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后，就搬去山区隐居，长期拒绝发表作品、接受采访和授权改编。公众和媒体对他的生活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令他不堪其扰。近期，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宣布，塞林格在隐居期间仍然每天写作，也许十年内他的所有遗稿都将出版。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3月28日《南方周末》）
想知道超级英雄年岁渐长的样子，可以认真地端详马特·塞林格。
临近30岁时，马特主演了预算1000万美元的电影《美国队长》。这部漫威大片根本没在美国正式上映，三年后直接发行音像制品，票房数据有两种，无论1万多美元还是六十多万，都可以忽略不计。
这位老牌“美队”身材十分魁梧，手里攥着的马克杯有时像只小模型。他来中国与自己的职业生涯无关，而在于父亲J.D·塞林格（注：父子两人接下来以塞林格和马特区别）百年诞辰，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第一次来中国，造访五座城市。与北京记者见面的2019年3月23日，行程已近结尾。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这部长篇小说迄今卖出去超过6500万册。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他是一个充满善意的评论家，总是站到我这边。”马特谈起，父亲看过他每一部作品，“每一部都给我建议，甚至我很糟糕的作品他也都看了，他总是能找到闪光点。”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可是极为抵触的。
马特口中的塞林格幽默、睿智、充满爱意，与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情人乔伊斯·梅纳德各自回忆录里那个男人，以及公众从大众媒体和传记作品里窥到的神秘作家都截然不同。
“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这样的文字充满不真实的东西，充满谎言。”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
被问到倘若不是塞林格的儿子，人生是否会不同时，马特给出了标准答案：“做塞林格的儿子，对我来说是一份荣幸。”接着他低下头，沉默几秒，克制住伤感，“我一直感到幸运，塞林格是我父亲，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名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敏感、有趣，关心别人，充满冒险精神的人。我的成长是与这样的人一起的，真是很幸运。我永远无法回报他。”
塞林格形象也许因亲情而柔化，但马特对父子关系的回忆是新鲜的。远离尘嚣的作家，生命又被照亮一截。“他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最清楚地听到父亲的声音
1960年，马特出生在佛蒙特州小城温莎，医院是幢小小的木头建筑，历史超过一个世纪。科尼什缺乏必要的生活设施，更像个大村庄，镇民们常跨过康涅狄格河处理生活琐事。
《弗兰妮与祖伊》在1961年出版，塞林格在扉页写道：“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
这是塞林格十分珍视的两个人，隐居后他还偶尔回乡看望被他称为“《纽约客》的守护神”的肖恩。肖恩那时已经离开这份发表塞林格诸多作品的刊物，虽然离群索居，但仍然热衷于社交。两位老友在巴尔的摩旅店的门厅大钟下接头，那里是年轻人的约会胜地。
塞林格的书里，《弗兰妮与祖伊》是马特最喜欢的一本。他说，自己在书中能最清楚地听到父亲的声音。
马特六岁时，塞林格与妻子克莱尔·道格拉斯离婚。办理离婚手续四周后，塞林格与一双儿女在纽约的旅馆中借宿，一周后回想起仍充满爱意。传记作者肯尼思·斯拉温斯基征引的信件中，塞林格写道：“看着他们在同一个房间中熟睡……我喜欢跟他们去任何地方。”
塞林格每周接马特放学两次，他在父亲的农场过夜，周末再住上一天。马特渐渐长大，塞林格更加细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大约是希望做个好父亲。马特十岁时，塞林格突然发问：“你的老师是只有知识还是真正有智慧？”这个高年级小学生张口结舌，根本没法理解这个问题。
问题一直在马特脑海里徘徊，他意识到，要分辨知识和智慧，而父亲也于书中感慨，在世界上找寻真正的智慧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父亲带他去看滑雪比赛，会时不时随口提到印度教、二元论、禅宗和儒家等等深奥的哲学名词。父子俩总会发生这类严肃的谈话。
塞林格对马特寄予厚望，希望他成为学者。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性格，优缺点俱在，还担心他比姐姐更加敏感。
马特12岁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不想把父亲当成作家，他刻意比较迟才读。英文课老师过去八年一直在教这本赫赫有名的小说。这并不容易，那段时间有些美国高中老师就因教这本书而被迫辞职。
这本包括大量脏话，被指责道德败坏、虚无主义的小说，着实吓到了马特。小说里，叛逆少年霍尔顿·考菲尔德叫来了妓女，但很快“心里的沮丧感超过了性冲动”，他才是个半熟少年呢。读到这里，马特心里一紧：“这下完了，可能会有些尴尬。”同时，他又察觉到故事中蕴藏的幽默感。
“霍尔顿是一个善良、敏感、充满爱心的人，但是这一切都隐藏在他的愤怒之下，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不符合他的理想。”马特相信，霍尔顿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
大约过了一年，马特读了《九故事》，因此“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少年”。这些悲伤的故事以及霍尔顿的荒谬境遇，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领会。
改革开放后，漓江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施咸荣翻译的中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资料图/图）
“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可能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
2019年，马特开始反复宣告，也许十年内塞林格的所有作品都会出版，其中仍有格拉斯家族的故事。他不让读者失望，又拒绝提供太多细节，只是期盼“他们以后读到这些新发表的内容时有比较平和的心态”。毕竟，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
“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
“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品钦是另一位著名的隐居作家，也来自纽约。一项文学奖颁出10万美元奖金，也没能激励他露面领奖。曾有刊物断定，品钦和塞林格其实是同一个人。品钦回应：“不坏。继续努力。”
塞林格当然不会说什么。1970年代末，小说《鸟人》引起轰动，后来尼古拉斯·凯奇参演的电影版本在戛纳拿到了评审团大奖。这部描绘战争创伤的作品也传说是他托名之作，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廉·沃顿”实际是另一位作家的笔名。
塞林格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争期间也不停地写作。那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巴黎，他拜会了《科利尔》杂志的战地记者海明威，他们一见如故、互相欣赏。他同样见识了战地和集中营的残酷。虽然没有被摧毁，他也留下了世界大战的印痕。他战后一直不喜欢寒冷的环境，喜欢温暖的地方。他从来都不排队。
马特最近读到一本关于“二战”的书，书里讲到，在战争中看到非常悲惨的景况，会令人更加渴望美。“我觉得可以加上对爱的渴望，就这样。”马特补充道。“他书中的角色都没有这样的妥协”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多伦多的年轻女士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这对笔友都处在对于文学生涯的惶惑期，他们互相鼓励。
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要求对方寄照片给自己。在信中，他也许还暗示了对女朋友乌娜·奥尼尔嫁给查理·卓别林的不满。他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纽约时报》评价，在这批于2013年披露的信件中，“塞林格表现出了神秘化自己、误导别人的天资”。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她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
《巴黎评论》杂志刊登过一则有如闹剧的故事。1961年底，失业的前童星比尔·马汉突发奇想，希望获得改编《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授权，保证忠于原著，不过因为他经济吃紧，作家应当免费授权。塞林格吓坏了，明确拒绝，但马汉不管不顾地冲到科尼什，希望当面洽谈。
在杂货店门口见到这个年轻人时，塞林格震惊、愤怒，很快转为沮丧。他克制地责备道：“人们好像不允许我独处。他们在房子周围游荡，朝窗户里偷看，令我妻子苦恼。他们把啤酒罐子丢在草地上。甚至烦扰我的孩子。记者在路上跟着我……你大老远来找我和所有事情，这一切都太糟了。”
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直到2010年，塞林格因身体状况无法去餐厅吃饭，才由第三任妻子代他去买烤牛肉。
塞林格问过马特几次，他将来是否愿意整理自己的作品。这是繁重的劳动，还需要面对公众。但塞林格又不放心其他人，海明威、福克纳等大作家身后的出版总是出现波折。
马特接受了这项工作。他认为，有一部作品的纯净程度终于达到了塞林格的水平，但他花了五年时间筹措资金，最终没能拍出来，他需要制作能赚钱的电影养家。“可能这样的举动让他有一点点伤心，我居然用这种方式与世界妥协了。他书中的角色都没有这样的妥协，他自己也没有这样。”马特的语气中满是遗憾。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是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看完那部作品
人处于非常大的激动当中”
有一段时间，中国作家格非每天下午都去圆明园散步。经过一片水面时，他总会看到一群鸭子。它们整个冬天都在，在冰面快化掉的地方找虫子吃。他坐在长椅上琢磨：“鸭子从哪儿来？它们是在这停留吗？”
格非继续问自己，为什么会为这样的场景着迷。他很快想起来，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写过中央公园的鸭子。霍尔顿极为好奇：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去哪儿了？
“我跟很多读者一样，有一种天启的光芒，喜欢得不得了，看完那部作品人处于非常大的激动当中。”在3月24日的清华大学对谈中，格非回忆起30年前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那时他二十多岁。现场听众有些戴着红帽子，那是霍尔顿的标志性装束。
在中国之行中，马特发觉了中国读者对塞林格的喜爱。他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该期待什么，只知道父亲多么喜爱禅宗和道教。《九故事》的扉页上曾记录一则禅宗公案：“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
在之前的对谈中，作家邱华栋带去了198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家苗炜展示了他收集的几种外文版本。“其实我喜欢的永远是‘麦田’和《笑面人》（注：《九故事》当中的一篇）里弥漫的悲伤气息，那种悲伤气息不知道是什么。”苗炜形容，“并不是遇见一个漂亮姑娘求不得的悲伤，但这种感受是最能够直接刺痛你的，那种痛苦和悲伤会持续很多年。”
马特总是想起父亲。塞林格晚年对在《九故事》里让西摩自杀而遗憾。塞林格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些人很绝望，把《弗兰妮与祖伊》当成人生指南。他花很长时间回信，劝说读者不要自杀，“努力给他们展示，人生会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
“他在智力上和思想上属于悲观主义的人，但心胸如此宽广，以至于整个人的底色还是乐观主义的。”马特说。
在南京时，马特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再次想起父亲。“如果他在那里，会想起他参与的一场战役——参与解放纳粹集中营。一个人如果亲身经历了这些，那一定会对他的思想有一些触动。所以我父亲应对整个世界的态度，是不断寻找美、寻找真诚、寻找爱。他在他的人生和在书中都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