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夏，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陈玉成等合力攻击下，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摧毁。统帅向荣在逃往镇江途中自杀身亡，和春、张国梁又相互内斗，江南清兵对天京已构不成太大威胁。湘军方面，曾国藩被围困在南昌孤城，胡林翼、罗泽南则被牵制在湖北武昌；湘军此时已经被分割包围在两个相互孤立之据点。如果此时太平军能够持续攻击，不说绝对消灭湘军，至少可以打断他们的脊梁骨，而后再次挥师北伐，定鼎燕京。
就在太平天国军事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王韦昌辉率3000北殿将士从江西瑞州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天京勤王，在丞相陈承瑢配合下，韦昌辉顺利进入城门，而后便开始了屠戮行动。他先是杀进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后则派秦日纲率兵追杀回京劝说自己的石达开；石达开逃跑后，韦昌辉指使秦日纲屠戮翼王府，全府上下几千余人毙命。后来，韦昌辉杀红了眼，率兵攻打天王府，但被女兵击退。可以说，韦昌辉在“天京事变”中实在是太疯狂了。那么，谁给他这勇气呢？他为何要这么做？“纵横国史”认为，原因很简单，即是无奈与被迫反抗。
先看他诛杀杨秀清和屠杀东王府。按照李秀成在《自述》中之说法：“北与翼密，诛杀东王，及兄弟仨”。也就是说，韦昌辉和石达开在酝酿“诛杨行动”时，确实考虑到了防止事态扩大化，此次行动仅限于诛杀杨秀清、杨原清、杨辅清等三兄弟，其他东殿集团成员则一概不究。1856年9月，韦昌辉率精锐将士先进入东王府，趁着杨秀清没来得及防备之时手起刀落。此时，他还将杨秀清的五十几位王娘以及怀有杨秀清骨肉的一个侍女杀害，府中其他女性成员则被遣散；敢于反抗者要么被擒拿，要么被杀。韦昌辉突袭东王府，事出有因，洪秀全下达“勤王诏令”只是其一；杨秀清平时嚣张跋扈，经常利用“天父下凡”之鬼把戏来杖责自己，搞得自己下不了台面才是根本。
按理说，杨秀清已经被杀，东王府抵抗人员也倒在血泊之中，“天京事变”应该就到此为止了。要知道，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是有约在先，不能扩大事态。那么，为何韦昌辉又非要找借口屠杀其它东王余党呢？其实，他也是很无奈，因为东殿集团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韦昌辉很难将其控制，就算石达开也是一样。要知道，太平天国军政要职几乎都被东殿把持，东殿俨然就是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中心。东殿礼部尚书傅学贤等人仗着杨秀清之势力，平时就不怎么把韦昌辉、石达开等首义诸王放在眼里。杨秀清虽已死，但要东殿集团转投北殿、翼殿，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果不其然，傅学贤打着为“东王复仇”之旗号，率东王余党与韦昌辉作战，若不是秦日纲及时从丹阳赶回并投入战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东殿集团不愿意服从北殿、翼殿，韦昌辉除了继续将事态扩大，很难将“天京事变”控制在仅杀“东王兄弟仨”之地步，况且杨辅清还统兵在外，诛杀他又谈何容易呢？不管怎么说，韦昌辉、秦日纲确实已经将事态扩大化了，在天京的东王余党连同北殿、燕殿将士总共牺牲了两万多。由于洪秀全不出面澄清事实，说韦昌辉、秦日纲乃是“奉命”行事，所以北王、燕王处境相当孤立。此时，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回京劝说韦昌辉，责怪他滥杀无辜。这就有意思了，本来已经约好一起回京“靖难”，在距离差不多之情况下，韦昌辉从瑞州赶回时，石达开却没有回来，直到“天京事变”后两个月才回来劝说。此外，石达开一回来，直接痛责韦昌辉，这无疑给他泼冷水。要知道，现在韦昌辉需要的是石达开表明立场，站在自己这边，而不是责怪。既然石达开不给面子，那只好先下手为强了，否则很可能会被石达开当“替罪羊”杀掉。
韦昌辉虽然有心诛杀石达开，但结果还是功归一篑，因为石达开预先察觉，已缒城出逃。燕王秦日纲追杀到半路，闻知石达开已经在安庆起兵“靖难”，知道自己并非石达开对手，于是只好率兵去攻打清军。在此种情况下，韦昌辉该如何是好，是在天京束手就擒呢？还是先发制人，将天京控制，等待韦俊回援，而后与石达开做持久战呢？其实，若是洪秀全敢于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证明北王、燕王均是奉诏令行事；东殿集团犯上作乱，北王、燕王为维护“天王安全”而被迫采取行动以自卫。如此一来，估计“天京事变”就此打住，韦昌辉不屠戮翼王府，石达开也就没有起兵“靖难”之理由。不过，洪秀全不可能承认错误，石达开又聚集西征部队准备“攻灭天京”。此时，韦昌辉除了放手一搏，估计也没更好的出路。
总而言之，韦昌辉率兵回京“诛杨”时确实不曾想过要扩大事态，但由于内部权力斗争过于激烈，不可预测因素太多。为此，北王韦昌辉只能铤而走险，血洗东王府，屠戮翼王府，攻击天王府，最终将小命赔上。可以说，韦昌辉也是很无奈，他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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