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挺进粤北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李 迅（韶关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南方红色研究院研究员）
在东江纵队的征战史上，1945年的挺进粤北行动，应该写上浓重一笔，因为东纵组织部队挺进粤北，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举措。因此，有必要在史料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
1944年，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配合我军在华北、华中对日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准备应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提出建立以湘粤赣桂边的五岭根据地，并派出以三五九旅为主力的南下支队，作为开辟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指令东江纵队组织部队与南下支队会师。虽然因为日本投降的原因，南下支队奉命北返中原，南下支队与东纵粤北支队会师成失之交臂，然而东江纵队粤北部队留下的潜伏部队，成为了我军解放粤北的主要力量，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试图从史实的角度阐述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和意义所在。
东江纵队挺进粤北的历史背景
1944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3000多人，遵照党中央指示，在王震、王首道率领下，从延安出发南下广东。1945年7月，中央军委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东江纵队主力要向北转移，要迅速派出部队北上，配合王震部队行动，开辟五岭根据地，并强调：“要以极大的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往。”
在此之前，也就是1945年7月6日至22日，罗浮山会议在广东博罗县罗浮山冲虚古观召开，会议由广东省临委书记、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主持。此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此前召开的中共七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的指示：华南根据地要以粤赣湘地区为中心，向北进军、向南发展，与正在湘鄂赣边区发展的王震、王首道部队，以及中央派出南下的文年生5000人部队会合，建立五岭根据地，使之成为“华南敌后战斗的中心”，成为“粉碎全国内战的一翼。”
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广九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主力，在国军、伪军和日军三面夹击中艰难生存，直到1943年前后，东江纵队才公开番号并迅速发展。
1945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广东区委发出指示，极力强调东纵北上、创建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重要性，称“华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能否在一年内（决不可错过此种时机）建立起真正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将遭遇到失败。”（《军委关于创建湘粤赣桂边根据地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罗浮山会议后，东江纵队的战略部署，由当初的抗击日军进占转变为扩大解放区、扩大主力军、抗击外敌、制止内战等任务。
南下支队与东纵会师失之交臂
1945年8月12日，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打电话给五支队政委黄业，他告诉黄业，日本已准备无要件投降。黄业问：可不可以向部队宣布？王作尧回答：可以。黄业接着又问：部队北上有什么进一步的消息吗？王作尧说：继续贯彻积极准备，很快就要行动。黄业放下话筒，立即将日本即将投降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广大干部、战士，大家欢欣鼓舞，把厨房的菜盆、饭锅都拿出来当锣鼓敲打，兴高彩烈地庆祝抗战胜利。
8月15日，由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率领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军政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宣传队、以及司令部、政治部部分干部共1200多人，从博罗横河出发，经龙门、新丰进入英德、翁源挺进粤北；珠江纵队南三队由郑少康、梅易辰率领，北上英德、清远与北江支队、西北支队会合。
东纵北上部队组成了粤北指挥部，由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三人负责，军事指挥是王作尧。与此同时，成立了粤北党政军委员会，实行统一指挥，并领导粤北、小北江各县地下党组织工作。杨康华是粤北党政军书记，全面领导与党中央的联系。粤北指挥部下辖东江纵队第二支队、第五支队、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始兴风度大队、南雄游击队等多支部队。
部队到粤北之后，在始兴停留了一周。先后会见了始兴县委特派员黄若潮，始兴抗日风度大队长吴新民、政委周健夫等。杨康华提出，要整顿、充实风度大队。正在这时，郑少康、张华等也带着队伍赶了上来。张华被任命为粤北特派员；曾与陈毅一起在赣南打游击的刘建华也被任命为赣南特派员；张江明被派往小北江任特派员。
在始兴宝峰，粤北指挥部召集五支队以上干部、机关负责人、地方党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部队暂时停止北上。黄业说，在浈江河边的公路上，有国民党大部队在彻夜行军，车、马、炮川流不息，敌人是从江西三南地区前来抢占韶关、南雄、始兴等城市的部队，因此，东纵粤北部队要上大庾岭，避开敌人主力，但没有被采纳。
与此同时，由珠江纵队南三大队、第二支队一部组成的“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500多人，在支队长郑少康、政委梅易辰的率领下，于8月22日从三水县源潭圩出发，取道花县，沿粤汉铁路两侧，向粤北挺进，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该大队在北上过程中，几次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由原来的5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60多名女战士剩下不到10人。几经转辗，于12月上旬到达南雄白云乡，与先前到达的东纵粤北部队会合。
此时，粤北指挥部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将北上部队合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刘培任支队长，黄业任政委，郑少康任副支队长；珠江纵队南三大队一部分、南雄十二中队则合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南雄大队”，戴耀任大队长、陈中夫任政委。
粤北支队继续向南雄腹地前进，主要是在帽子峰、油山一带的巍巍群山活动。这时，粤北指挥部通过侦察获悉，八路军南下支队已奉中央命令北返中原，其原因是国民党军薛岳部6个师的主力尾随截击，部队伤亡较大，无法在粤北立脚，请示中央北返中原。故此，东江纵队粤北支队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的任务无法实现。
粤北支队孤悬敌后艰难生存
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杨康华就当前部队是回东江还是继续留下建设根据地等问题作了深入调查。他认为，按照中央原来在五岭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无法实现了。但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想办法站住脚。粤北本来就是中央苏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杨康华说，南雄油山一带建立粤赣湘边根据地的设想是可行的。于是，粤北支队派出人员奔走于油山与帽子峰之间，决心把大庾岭几个国民党的反动乡政府搞掉，解除他们的武装，为建立根据地铺平道路。很快，粤北支队在河洞、内良、游仙等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与此同时，粤北支队经过精简、疏散一批非战斗人员后，还有七八百人的战斗力量，但部队给养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粤北指挥部在南雄地下党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解决令人头痛的部队给养问题。
粤北指挥部决定在粤北支队中抽出力量，组建设两支武工队，重点是通过他们的机动能力，为解决部队给养创造条件。
第一支武工队为雄余信武工队，队长高固，政委刘建华，由南雄北山转移到当年红军活动过的油山老区。武工队派张定、陈芳带了五名队员，配上四支长枪、三支短枪前往雄信公路设站收税，持续数月，每隔三、五天就派人将收到的税款送交粤北指挥部。武工队在收税过程中也曾遭到敌人的多次袭击，由于准备充分，增援较快，人员没有造成损失。
另一支是由刘黑仔率领的武工队。刘黑仔是东纵的战斗英雄，港九独立大队手枪队长，是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传奇式人物。这支武工队的主要成员，大多是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游击队员，枪法好，战斗经验丰富。日本投降后，港九独立大队撤出香港，他们被安排到东江纵队西北支队。东纵挺进粤北时，这批人员到了油山，粤北指挥部把刘黑仔手枪队改编为武工队。刘黑仔手枪队为主体的武工队，后来与张定的武工队会合，共有20多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是粤北支队的机动小分队，他们除了坚持原来两个税站的税收外，还控制了南雄的大坊、界址、坪田、新龙、江口、老龙等七八个圩场的税收。每逢圩日就派一些队员，跟随赶集的人进圩收税。虽然税收有所增加，但还是难以解决部队上千人的给养问题。
一天，刘黑仔接到粤北指挥部命令，要在短期内上缴40万元法币，以解急需。由于时间短，是不可能靠原来的收税方式完成任务。为此，刘黑仔当机立断，决定袭击国民党的乌迳税务所。夜幕降临，刘黑仔带着十多个队员，从孔江的上窑背出发，晚上十点多钟赶到了乌迳税务所。这时，武工队发现税务所的人在打牌行乐。手枪队员破门冲进去。刘黑仔手持双枪喝令玩牌的人将税款如数交出。手枪队得款后迅速离开乌迳，星夜返回驻地。经过清点共40多万元，超额完成指挥部下达的任务，受到王作尧的高度赞扬。
武装人员身负使命潜伏深山
1946年初，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达成了中共武装部队两千多人北撤山东烟台的具体协议。6月，东纵粤北支队遵照协议的精神，分批开往英德龙口集中。6月15日，粤北支队继续南下，6月23日抵达惠阳的沙鱼涌。6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部队2583人在曾生、林锵云、杨康华的率领下，从深圳大鹏湾登上两艘美军军舰，于7月5日安全到达山东烟台解放区。
《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秘密命令，并向华北和长江以南各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1946年6月，国民党南雄县当局公然违反停战协议，指使国民党县大队二三百人，突然袭击在界址圩进行正常活动的刘黑仔手枪队。手枪队政委苏光在战斗中牺牲；刘黑仔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获救后被抬到江西省全南县的鹤子坑时，因感染破伤风而牺牲，年仅27岁。
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并不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随时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东纵主力部队北撤后，留下一批武装人员，就地隐蔽，坚持斗争，随时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粤北指挥部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除了确定北撤、复员回乡和转移到城市的人员外，还留下200多名武装人员，由黄业、刘建华、陈中夫三人组成的中共五岭临时工委实行统一领导，分开隐蔽在南雄帽子峰为中心的粤赣湘三省接壤地区：黄业、刘建华率领总部五六十人，代号“山海关”，在帽子峰南麓的锅坑隐蔽；戴耀带领导四十多人，代号“过山虎”，在帽子峰脚下的芳坑隐蔽；叶昌率领导三十多人，代号“雄狮队”在粤、赣、湘三省交界处的江西崇义县洛洞乡石浪村隐蔽；邓文礼率领的二十多人，在始兴南山澄江隐蔽；吴伯仲率领的四十人，在始兴北山的武岗隐蔽。
粤北指挥部给留下的隐蔽部队布置了几项工作；一、保存干部和武装力量，等待时机；二、依靠群众，建立隐蔽基地；三、声援复员军人；四、保卫部队党委领导的地方党组织。
1946年6月3日，粤北潜伏部队分头进入隐蔽地点，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购买粮食和日用品，侦察敌情。由于粮食供应极其困难，每人每天只吃几两米，大部分时间以野菜、野果充饥。由于部队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竹棚、茅寮，遇到刮风下雨就会四面透风、到处漏雨，处境十分艰难。在隐蔽期间，部队干部、战士抓紧时间学军事、学文化，开展唱歌、讲故事等文娱活动，苦中取乐，在艰难困苦之中，彰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直没有停止对粤北支队进驻过的地方进行反复“清剿”，他们在乡保反动政权的配合下，进行了一次次的“清乡”和搜山，搞什么“自新”运动，采取五家连保等“株连九族”政策，恫吓、威迫群众检举、揭发游击队。由于隐蔽部队严格遵守潜伏规定，始终没有暴露行踪和目标。1946年8月中旬，五岭临时工委决定各支隐蔽部队，可以打着各种灰色旗号进行活动，利用各种形式打击国民党的反共分子和顽固势力。
东纵挺进粤北的历史意义
东江纵队挺进粤北有何历史意义？
首先，1945年东江纵队挺进粤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粤赣湘边建立根据地，既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准备，又为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作准备，然而，南下支队的千里南征，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付出了惨重代价，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我军的战史上铭刻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其次，东江纵队粤北支队挺进粤北，为粤北大地留下了革命的火种。1946年，东纵主力北撤山东烟台，但我党“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在粤北留下了200多名武装人员，潜伏下来，坚持斗争，从而为粤赣湘边解放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二支队的成立、壮大奠定了基础、培养了精英，为解放粤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虽然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中没有列入军事序列，但东江纵队却以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成为了党的武装力量、人民的靠山。东纵粤北支队的指挥员、战斗员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以人民的利益为天职，涌现出像黄业、叶昌、刘建华、戴耀等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特别是战斗英雄刘黑仔在战斗中，牺牲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成为了后人崇敬的英雄形象，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红色标杆、党史教材。
（作者系韶关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南方红色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