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集》，薛冰著
2017年，苏州的王稼句先生在南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贺寿会，因为这一年恰逢上海的陈子善和南京的薛冰两位书界耆宿七十大寿，更为巧合的是，这一年又正赶上王稼句六十大寿，故而我特意准备了三份贺礼，一并奉献给三位寿星。《三字经》上有一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星聚首，总让人觉得应当发生点什么。那天的聚会除了欢快，给人留下深刻记忆者还有互赠礼品，而海豚出版社的朱立利、于立业两位先生受社长俞晓群指派来参加此会，并带来了特意赶制出的薛冰老师新作《古稀集》，以此来贺寿。朱先生特意说明，因为时间紧迫，该书仅赶制出少量几册，众人则感慨该书制作之精良，尤其薛老师所起书名可谓一语双关，一者符合古语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二者书中的内容所谈均为薛冰珍藏的古稀之本。
时间已过了一年多，到了本月，经薛冰联络，南京十竹斋画院院长卫江梅女史、南京著名建筑设计师陈卫新先生、南京大学陆远先生等六人光临寒斋，前来参观拙藏，而在见面时，薛冰送给我这本真皮版的《古稀集》毛边本，此书不仅制作精良，还设计了专门的盒套，看了此书的末页，方得知此乃牛皮限量版，作者定制了20册，也许是薛老师的疏忽，并未填上此为第几册。这样的珍藏本当然是完好保留方为最佳，然而为了写此得书记，只能将部分书页拆开，而当我裁开书页时，心中的纠结不输于哈姆雷特在询问生存还是毁灭。
拜读本书的序言，文中说道了薛老师的达观：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半个世纪前读到这两句诗，“人生七十”只是一个遥远而空泛的概念。待到自己年届古稀，才明白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乏令人慨叹生不如死的时候，也才明白若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躯壳徒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的这种心态，我已有之，因为我从未从心底接受自己是年过半百之人。读到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中的那几句：“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按照《好了歌》中的所言，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无论有怎样的英雄伟绩，终将入土，无人能逃脱上帝之手。既然活着是为了死去，那么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千古没有答案的话题，而薛冰认为，保持独立的人格，才是生命价值所在，故而他觉得：
尽管如此，活到七十岁，仍不失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前人有以书志寿的传统，今人也爱在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我们这一代，当然有自己的“优胜纪略”，比如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斗私批修”，某些人信誓旦旦的“青春无悔”。可我感觉，现在还没到反思这些的时候。身为读书人，不如本色出场，编一本书话集，写写古旧书和稀见书的阅读心得。这样一本书，用《古稀集》作书名，便有了双关的意义。
我忘记了从哪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可见生活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增广贤文》中有“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人，不到白头死”，看来经历过无数劫难，能够活到老，也值得可喜可贺。当然，如今活到七十岁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按照联合国的新规定，好像这个年龄还属中年。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能与交往多年的书友欢聚一堂，显然是令人兴奋之事，更何况古人祝寿之时常会说道“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如今相聚于古稀，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这就正如中国人所重视的里程碑。在国道边或者高速公路旁，每走一公里就有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要将此作为一个标志物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以此来记录所走过的足迹。这样想来，薛冰的这本《古稀集》也是他人生中的某个里程碑。
薛老师在他人生的这个里程碑中把酒凌虚，想到的都是他几十年来的淘书生涯，而他在序言中讲到了本集所写之书中的来神之笔：
凭借这一串串的记忆碎片，仿佛能联缀出近四十年的淘读生涯。算来珍本、善本和稀见书，足够写一本书话之用，只是难以形成有特色的专题。散碎琉璃纵然炫人眼目，毕竟不成楼台。苦恼多时，忽一日灵机一动：依内容分专题固是惯例，以时代为专题有何不可？比如说，截取某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不同文体、不同风格、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从多个侧面呈现世象风情，且恰恰能显示我的藏书特色。
一般而言，藏书家各以专题为侧重，但所谓的专题大多是从书的内容上作出的分类选择，以时间为范围其实也有类似的分法，比如黄丕烈那著名的“百宋一廛”，显然非宋本不可入廛，而与他较量的吴骞先生则以“千元十驾”为藏书范畴，显然在那个时代，想搜集到一千部元版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文人有趣之事，就是可以用豪言壮语来构建出心中的乌托邦。即便到了近代，朱龙湛的千明斋是否收藏到了千部明版，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他的所藏与堂号之间是否名实相符，已经无法印证。我知道民国年间有不少的人以收藏百部嘉靖本为号召，比如百靖斋、百嘉堂、百靖庐等等，但就我所知，除了董康之外，其他人所藏嘉靖本均未达到一百部。而薛冰的藏书有多个专题在，他的堂号止水轩并没有以某类书的数量为标榜，也许不同时空的书籍汇于一斋更是止水轩的藏书特色所在，而这也正是他在撰写本书时的立意。
薛老师藏书可谓细大不捐，我在他书斋中所见，既有线装书，也有平装本，以我的理解，既然以“古稀”名集，当然要选一些古籍善本之书，然而他却在序言中自称：“至于时段的选取，则首推近现代”，让我感慨近现代的名著虽然多如牛毛，但与“古稀”二字相符贴者，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是空白，故他在序言中也认为这是一个小缺憾。
就出书速度而言，我所相识的朋友中，以韦明铧、王稼句、薛冰可并列而三，我没有问过这三位，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书，而薛冰在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一句话，这段话可谓是薛冰写书动力的注脚：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藏之能读，读之能写，方为藏书目的所在，更何况写书的过程能够促使自己去搜集更多相关史料，以及阅读更多的未见之书。而对于自己的读书历史，此序中有如下说法：
一度被炸坟毁庙、“批倒批臭”的孔夫子，近年又渐有炙手可热之势。他老人家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十五岁后有十年无书可读，三十岁既未立业也未成家，四十岁还沉迷于小说虚构世界，直到年届五十，决意跳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圈，转向书话写作与文化研究，算是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然而六十岁后还曾拍案而起，为南京古城保护奔走呼吁，可见终是一介俗人。如今岁交七十，但愿可以从心所欲地读点喜欢读的书、写点喜欢写的文字，“不逾矩”啊！
藏书的乐趣对于非藏书人而言，永远难以理解，而我在拆阅这册精美的毛边本时，每看到自己未得之书，都有难以言表的垂涎之感。而我更加感佩于薛冰先生能够将他的所得，以特殊的排列方式来写一本自寿集，看来这个方式可效仿之。到古稀之时，我应当怎样写自己的古稀集呢？这个事情容我慢慢的想一想。
《薛涛诗》，（唐）薛涛撰，慕宋阁影刻
此书为慕宋阁主人李明飞先生所赠，该书乃是他影刻《四妇人集》中的一部零种，因为此前已经赠送给我《四妇人集》中的其他几种，而该书的原刻者古倪园，我已在前文中提及，故在此不赘述。翻阅这册《薛涛诗》，感觉其影刻质量又有较大的提高，尤其在朱墨的刷色方面，感觉更为润泽，李明飞在微信中告诉我：“颜料所用是朱砂矿质研磨而成，颜色相较前边所印确实略沉了一点。”
近些年朱砂价格飞涨，而李明飞仍然在其中兑入矿物质朱砂，足见其做事精益求精，而本书所用纸张也感觉有些特别，我在微信中问他从哪里来的这种纸，李明飞回答我说：“所用纸是皮纸，几年前购自北京陈真兄长处，记得他说此纸曾是给先生订制所余，不知确否。”难怪此纸看着眼熟，原来与我有着因缘在。
对于薛涛在诗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晚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把中晚唐主要诗人分为白居易、孟云卿、李益、孟郊等六主，门下客又分为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等四级，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其升堂者人有：方干、马戴、任蕃、贾岛、厉元、项斯、薛涛共七人，足见薛涛在中晚唐诗坛的地位。而薛涛以“女校书”闻名于世，这个说法应当本自唐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一诗：
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其实薛涛并未任校书郎一职，元和二年，武元衡镇蜀，此人亦看重薛涛的才华，故向朝廷申请授薛涛为校书郎，然而未获批准，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以“女校书”来称呼薛涛。
薛涛本是长安人，她的父亲薛郧到蜀为官，故举家迁往蜀中，而薛涛自幼天资聪颖，八九岁时就懂得声韵。某天她父亲在院中闲坐，指着梧桐说：“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然后命薛涛续之，薛涛应声答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郧卒于任上后，薛家逐渐衰落下来，唐贞元元年，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史，其召薛涛侍酒赋诗，而后薛涛入乐籍，时年16岁。
薛涛在韦幕颇受宠爱，以至于很多官员都通过她来与韦皋接近，为此也收了不少金帛，此事被韦皋听闻后，大为生气，于是在贞元五年，将薛涛送到边地劳军。而作诗是薛涛才华所在，故在放逐的过程中写出了《罚赴边上韦相公二首》、《罚赴边有情上韦相公二首》等诗，这些诗作得情真意切，以至于让韦皋回心转意，将其放归。薛涛回到成都后，居住在了西郊浣花溪畔，之后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都对其颇为赏识，而她本人也跟很多名士有诗作唱和。
关于薛涛所作之诗，按照南宋章渊《槁简赘笔》的所言，其“有诗五百首”，而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称“薛涛《锦江集》五卷”。可惜薛涛的诗作在后世大多失传了，流传至今最早的版本乃是明万历三十七年成都洗墨池所刻《薛涛诗》一卷，此书存诗82首，即古倪园所刻该书的底本，而扬州慕宋阁所刻就是以古倪园影刻本为底本。
其实，薛涛所作之诗早在南宋就已失散，《锦江集》已失传，而南宋洪迈所辑《万首唐人绝句》中录有薛涛诗72首，清康熙内府辑刻的《全唐诗》录有薛涛诗89首，但以此与《万首唐人绝句》核对，两者差异不大。虽然后世还有人又辑出几首薛涛诗，到如今署名薛涛的作品也就91首，而明万历年间成都洗墨池从杨慎家所藏钞本为底本刊刻的《薛涛诗》一卷中，也有几首被后世考证为冒名之作，但相比较而言，成都洗墨池之本为流传后世薛涛诗之最佳底本，这也是黄丕烈看中此书之处。
关于薛涛诗作的特点，明胡震亨给出的评价是“无雌声”，但女人的诗作无女人气就好吗？其实这一点值得探讨，想来胡震亨给出这样的评语另有所指。明梅鼎祚在《清泥莲花记》中说：
妓者技也，技丝竹讴舞及琴奕蹴踘藏钩而已，飞筹纠席善令章……乃姑舍是，而独能吮墨泚豪，以文墨自奋，此其人非大雅不群者乎？……其最著者，推洪度、楚靓、淑姬，自后代兴时有矣。
洪度乃薛涛之字，梅鼎祚称明妓所作之诗以薛涛为翘楚，换句话说，他是将薛与其他妓女诗放在一起作出比较。以此推胡震亨之意，乃是不应将薛涛视为歌妓，或者说，她即使是歌妓，但其所作诗中并没有脂粉气。这正如明杨慎在《绿窗女史》中的评语：“予品蜀艳，首薛洪度事，文采风流，为士女行中独步。”而薛涛的《筹边楼》中也确实有“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的豪迈之句。
薛涛诗中还有一首《咏八十一颗》较为特别：
色比丹霞朝日，形如合浦圆璫。
开时九九知数，见处双双颉颃。
对于何为八十一颗，有人认为是某种花的别称，但究竟为何花无法确知，但也有的人细品诗意，认定八十一颗就是珙桐，究竟是何物，让后人接着猜测吧。而我翻阅着李明飞先生影刻的该书，感觉其精致可称下真迹一等，这又让我忍不住感慨一句：“老见异书眼犹明。”
《诗经长物》，田国福、田艳芳著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暨阳书缘――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文集》，周音莹主编
此书为周音莹所赠，她寄给我一册毛边、一册平装，其寄书之故，想来是本书中收录有我所写的文章。
周音莹所编的这部书，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起名为“民间书声”，其中所收之文，其实并不是为第十五届年会所写，因为这个栏目收录的都是民间读书刊物的创办者所写创刊语，排在第一篇的是蔡玉洗所写《〈开卷〉创刊卷首语》，当年蔡先生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后为南京凤凰台饭店总经理，正是因为他的人文情怀，致使他在宾馆的每个房间都设有书架，正如他在卷首语中说到：“在现代化的大饭店中拿出近二千平方米的整层面积搞一个文化休闲 中心，在中心内以书文化作为纽带，形成一块突出的人文景观。”
除了搞这些硬件设施，蔡玉洗还创刊了《开卷》，本刊汇集了徐雁、薛冰、董宁文等一批爱书人，正是在他们的张罗下，开办起了第一届民刊年会，这就是民间读书年会的前身，可见周音莹将蔡先生的文章排在本书的最前面，以此来表达对这位创始人的致敬。
对于历届年会的情况，本书中收有董宁文所写的发言稿《民间读书声――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之简略回顾》，此文一一简述了每一届年会的状况，例如他写到第一届时称：
第一届南京的会议参会人数不足三十人，却启动了此后的第二届湖北十堰新华书店主办的年会，那次年会的发起人黄成勇先生今天也来了，成勇先生当时在十堰市新华书店主编的《书友》报，曾经是引领民间读书报刊的风向标，虽然今天已成为往日的读书风景，但确是我们这些爱书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份心仪的读书小报。
接下来，该文谈到了第三届年会 的主办者乃是北京的谭宗远先生，因为地利之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年会，但参会时我感到当时的来宾基本上都属于办民刊者，而我并没有张罗这样的刊物，故此后未再参加。虽然我曾做过三年的《藏书家》执行主编，但该刊物属于“官刊”，不具有民间性质。
董宁文的发言稿中，让我了解到第四届在呼和浩特举办，乃是由当地的爱书人张阿泉主持，第五届在江西进贤县举办，主办人为《文笔》杂志主编邹农耕先生，第六届的主持人是《日记》杂志主编自牧先生。然而董宁文在文中没有谈到第七届的情况，我在网上搜得第七届举办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而第八届则是成都的爱书人龚明德先生主办，第九届年会举办于温州，由《温州读书报》主编卢礼阳操办，第十届年会举办于广东东莞，由徐玉福先生操办，而第十一届年会举办于上海，由巴金纪念馆副馆长周立民先生操办，第十二届年会在湖南株州举办，操办者为舒凡女士，第十三届年会由天津问津书院举办，主办人为天津文史专家王振良先生，而第十四届则举办于甘肃张掖，操办者为张掖市图书馆馆长黄岳年先生。第十五届则是在诸暨举办，操办者为本书的主编周音莹女士，她按照惯例将本年会相关文章收集在一起，然后编成了此书。
民间读书年会的特点，是只有操办人而无会长和秘书长，充分体现了爱书人同为一家的理念，这样的年会能够举办如此长的时间，自然有其生命力在，而本书内所收文章，都是不同的与会者在参会阶段的感想，因为我参加了第十五届年会，故读到这些文章，有着别样的亲切之感。
《芳草地》复刊号，执行主编谭宗远
此刊为责任编辑李俊龙先生所赠。我与该刊的结缘始于十几年前，此刊主办单位为北京的朝阳区文化馆，当时该馆承办了第三届民刊读书年会，我虽然未曾办有民刊，但也受邀参加了此会，记得当时与谢其章先生坐在一起，而会上所谈都是办民刊的经验，这使得我与谢先生只能聊其他的闲话。此后，我一直受赠该刊，从而让我了解到许多书圈的信息。两年前该刊停办了，我听到的信息是因为执行主编谭宗远先生退休后事忙无暇顾及此刊。
对于《芳草地》的历史，复刊号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赵龙江所写《说说〈芳草地〉――写在〈芳草地〉杂志复刊之际》，这篇文章详细地讲述了该刊演变的历史，比如该刊此前还有报纸版，而这份对开小报创刊于1979年，当时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扶持朝阳区业余创作队伍，故专门刊发本区业余作者的作品。此报发行四、五十期后停刊了，而有些东西确实是失去后才觉得珍贵，小报的停刊引起了一些重要作家的关注，比如袁鹰先生就多次提及希望《芳草地》能够复刊，故在2003年4月，朝阳区文化馆创办了《芳草地》杂志，但办刊宗旨有所转变，发刊词上写道：
今天再办《芳草地》，就不能不有些新的想法。首先，不能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业余作者身上，要广泛地联系朝阳区、北京市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吸引他们关注文化馆事业，关注我们这个小刊物，给《芳草地》写稿，使刊物具有较高的品位和充沛的生命力。其次，对于业余作者，我们并没有推卸扶植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成长仍然为我们所关注。
《芳草地》杂志原本是季刊，后来因为稿件充足改为了双月刊，但后来《芳草地》报纸也得到恢复，而同时的一报一刊均是由谭宗远先生来主持，因为精力所限，该杂志又改为了季刊，而后一办就是十几年。不过，原本的杂志在装帧上与后来有所不同，转变为今日的这个模样还跟王稼句先生的建议有着直接关系，赵龙江在文中写道：
最初的《芳草地》杂志采用骑马钉装订，经友人王稼句提出建议，认为采用平脊形式更为妥适，宗远采纳了这一建议，自2005年第一期（总第十一期）起，改用了平脊形式，并一直延续下来。现在看，稼句的提议还是有眼光的，至少在平脊上可看到年月期数，便于查找，扩容后页码增益也更适用平脊。
《芳草地》杂志还有过几期增刊，2012年4月谭先生退休后，依然主持此刊，直到2016年体力不济，加之家中有添孙之喜中，他需协助老伴含饴弄孙，只好离开这坚守了十三年的“园子”。如今，《芳草地》杂志又复刊了，为了能够将刊物办下去，文化馆安排了年轻人李俊龙先生来作谭先生的助手，使得停刊两年的《芳草地》能够重新开张，这真是读书圈内可喜可贺的一件事。
翻阅这本杂志，依然能得到很多新的资讯，比如石湾所写《长篇小说年产数千之忧》，该文称：“十七年过去了，我国的长篇小说产量已由八百部飞升到四千部”，仅长篇小说就有如此大的产量，真的令人惊叹。清初学者阎若璩曾说：“一物不知，深以为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如果真按这个标准来读书，恐怕累死也读不完这些小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长篇小说产生呢？石湾在文中称：“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只是作家出版社，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以不盈利为由，不再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了。正因为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越来越难，所以也就促使作家们纷纷写长篇去了。”
看来依然是钱在作怪，但是出版大量的长篇小说就能挣钱吗？显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业内人士都知道，如今年产数千部长篇小说，很大一部分是进入不了流通领域的。真正畅销的，只是凤毛麟角。就连新世纪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曲高和寡，有些也只能销售一两万册而已。”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长篇小说的产生量还如此之多呢？石湾称：
既然大多数的长篇小说畅路不好，那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逐年增产呢？就像某些地方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盲目追求GDP一样，是把当地年产多少部长篇小说列入其政绩工程的。在某些主管部门看来，只要有“社会效益”，花点财政拨款来扶植一批作者创作长篇小说，去争个各级“五个一工程奖”甚或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也就在所不惜。
原来很多问题并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并且也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虽然小说的数量极其庞大，但真正能够让人记得住的作品却极少，更何况，并不是一定要写长篇小说才能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石湾在文中称：
殊不知像鲁迅、汪曾祺这样已有定评的小说大师，一生中从未涉猎过长篇小说创作。事实也证明，即便是在新世纪获了茅盾文学奖的十八部作品，无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没有一部能与《阿Q正传》和《受戒》相比。
这篇文章写得很扎实，给出了许多具体的数据，同时也分析了产生这种畸象的原因，而通过读这样的文章，也能让读者更清醒的意识到当今出版的现况。
芷兰斋书店三部曲：《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
这三本书的副题已经清晰的表达了内容，乃是我这些年来对于中国旧书店业的寻踪记录，为了这些寻踪，我走访了许多地方，在那里都受到了当地朋友的帮忙，而对于这些帮助的细节，我已写入每一篇的文中，蒙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不弃，将此书予以出版，而在编撰的过程中，俞先生及其团队为此付出了很多辛劳，在 此表达我的谢意。原本三部曲的题目与今不同，为了能够让读者知道本书名称的变化，以及了解我撰写此书的心态，故我将这三本书的序言附在下面，有兴趣的朋友可耐心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