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徐悲鸿绘）
一
1928年7月，傅增湘元配凌夫人（名万鑨，字序珊，四川宜宾人）去世，自己也病痢三日，困苦不堪。他在给老友张元济的信中叹息道：“目前不过悲伤，此后家政无人主持，痛苦之日正长。”不久，傅增湘次子嘉谟又因肺疾辞世。事实上，从前两年开始，他就频遭叔、伯、弟、侄、长女之丧，复遭亡妻亡儿之痛，哀惨已极，同时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年9月4日回复张元济信中云：
从前家事皆内人主持，侍乃一切不问，第规定每月费若干而已。目下小妾来归已逾十年，寻常日用差可经理，其略重要者非侍躬亲不可。此后绝不能如前时之随意出游毫无挂念矣。至于经济情状，则大非昔比。各种股票收入锐减，而支出加多，益以家事迭有丧亡，用款更不能预度。先叔先兄两房及川中家族皆须贴补，每年总在三千元以上。以此五年以来积欠至三万余元，每年付息须四千元，长此拖欠，终非了局。
为筹补亏空，他想到卖去京中住宅，但无买主，接下来：
于是不得不出于卖书一途，若能售出一小部分，得三万元，则一面收小局面，方有支持之法。第目下安得有嗜书如我辈者而语之乎。若售之外人，则全部同去，未始不可得善价（刻下东方、北海两馆无意购大批古书）。然数十年精力所聚，而举以委之外人，私心固所不欲，清议亦殊可畏也。
可知傅增湘的目标筹款金额在三万元，且理想的方式是一举售出，但东方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在当时无意购入大批古书。卖给外国人，虽可得善价，但于公于私又多顾虑。而其时日本的书商、学者、图书馆机构正处于购买欲高涨、购买力强盛的时期，傅增湘所畏之“清议”，应指将书售与日方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近代以来，敦煌经卷、皕宋楼藏书等珍籍大量外流，每令知识界痛心，并开始有意识地保存本国图籍，防止被外人觊觎。傅增湘与张元济在书信中就时常共享书讯，譬如傅增湘曾建议张元济收入若干钞本宋元人集，因为“公处不收，则恐归日本矣”。1928年济南事变发生后，两国关系已极敏感。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三年前刚成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会长柯劭忞辞职，中国方面的委员也集体辞职抗议。而傅增湘时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筹备委员，虽远离政界，但以其社会地位及声望，值此非常时期，自然不可不谨慎行事。因此，他想到的是拜托张元济留意买主，分散出售亦可接受：
特敬以告公，祈为留意，如有销售之法，则无论宋元钞校及明刊精本均可割爱。若馆中能为销去一部分（每一批能得一万或八九千方合算），亦可稍解目下之围。大约能觅得三四处受主，则三万之数方可凑齐。若以期之一处一人，恐决难办到也。公能为划策出奇否。
张元济随后覆信云：
售书诚不得已之下策，然此时诚不容易。谋诸馆中，亦非其时。孝先之书售与南京大学院，闻尚得价，兄知之否。可否将拟斥去之书先开一目，存于敝处，或有创设图书馆者，当为介绍。
孝先售书事，即1927年邓邦述经蔡元培斡旋，将藏书售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事，据云价值五万金。伦明咏其事曰：“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
1929年2月16日，张元济致书傅增湘，探讨海源阁藏书保存一事，希望傅能出资加入。而傅于清明节覆信拒绝云：
然精力赀用，实已竭尽无余，此后更当从事省啬，并专心卖书，以弥债窟。但此一年中非得三万元不能济事。故无论宋元抄校精善普通各本，苟能得价，即陆续去之，更无余力收入矣。
言辞间足知此时傅增湘财政危机困厄之剧，而在售书之前，他也想到援引涵芬楼秘笈之例，影印自藏的珍善本，毕竟“数十年精力所聚，若一旦散去，亦殊可惜”。同年6月1日，他在给张元济信中开出欲售书目九种，“乞相机为之，但非得万元以上之价，侍不愿售也”。他认为，当时有能力购入大宗善本者，惟潘明训，但对方迁延不肯出价。
二
1929年秋，傅增湘携长子傅忠谟先于上海访张元济、白坚、罗振常、陈乃乾等人，仍偷闲买书。之后东游访书，白坚亦同行。据高田时雄考证，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白坚经常来日本，主要目的在于倒卖文物，充当掮客。此番东行也不例外，忙于私事的白坚抛下语言不通的傅氏父子，令傅增湘大为烦闷（高田时雄《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幸好之后访恭仁山庄、东福寺，见诸多善本。又游览清水寺、岚山、南禅寺、银阁寺、金戒光明寺、奈良等地，心情渐舒。之后在东京访各公私图书馆，有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等友人周到安排、悉心作陪，更是畅快无比。可注意者，是他与田中庆太郎的接触。因为我们很快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将欲售之藏书托付给了田中。
傅增湘书法
傅增湘到东京，是在11月9日，即访旧友田中。同月15日，至静嘉堂观书，检《册府元龟》阙文各卷，“随行者有田中子隆君与长男忠谟，于是三人竭半日之力，合写六千余字，尽补其脱文错简以归。十余年来隔海相望，神游目想，悬此宏愿而不能得者，一旦幸而见偿，东行快心之事，当以此为第一矣”（《静嘉堂文库观书记》）。17日，至逗子，访田中家。19日，与田中同至东洋文库观书。当晚离开东京，往京都，又作数日之游，访书，逛博物馆，游览寺庙，流连书肆，于月底尽兴归国。
傅增湘书法
田中与傅增湘的交游早始于清末民初，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下简称《经眼录》）、田中的《羽陵余蟫》均显示出二人对彼此的藏书状况了如指掌。据说文求堂入口处悬挂的牌匾也由傅氏所书（中山久四郎《赞文求堂》）。此番东行，傅增湘是否与田中谈及售书事？是年12月19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云：“侍售书事若何，盼代为留意。明训不肯出价，恐难成也。”可知至少在此年年末，傅增湘依然不曾放弃请张元济留意售书之事。
1930年1月29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云：
潘明训称《白氏六帖》《龙龛手鉴》均愿购藏，百衲《通鉴》要看全书，其他各书亦须看书，方能定价。又问宋刊《陆放翁集》有无割爱之意。又乞《双鉴楼善本书目》。此君财力充足，亦甚好书，但不肯出价耳。
2月18日，傅增湘应潘氏之意寄出《双鉴楼善本书目》，请张元济转交，答书云：
明训购书恐不出大价，难以言成。百衲《通鉴》印本可证，但其中有明钞二卷耳。《陆放翁集》原值在二千外，因为海内孤本，又有黄跋，看价稍高，若得三千元可以奉让。各书如要看，非有妥便不敢寄。近有人议价一单，尚未成。各书多半在内，稍缓何如。若潘能出四万元之值，则所藏宋本可令其选购，但其中有十数种不售耳。
显然，在傅增湘看来，潘明训并非理想买家，此处议价一单的某人是谁，连张元济都不知道，固为秘事。而以此前屡屡急求张氏寻找买家，到“稍缓何如”，并对潘氏提出较高的价格，其间态度之转变，不难看出他感情上对这位新买家的偏向。
3月1日，张元济覆信云：
售书事已函告潘君，趸购四万元可以选择之说亦已告之，斟酌再复。来示属少缓，故未催促。
5月18日，傅增湘书云：
前所托各书已有受主。罗子经昨来函为潘公谐价，已略告知，惟《通鉴》尚未去，然此书非得善价不愿舍去。告以万元，恐此公必骇讶而退耳。侍拟再售万余元之书，即可尽清宿负，仍希为留意及之。凡目中元明钞校皆可指索，宋本则有十数种须留以自娱耳。
同月29日又去信云：
近略卖书籍，得万余元，悉数还债，只了三分之一耳。
6月3日张元济覆信云：
承示前拟售之书已有受主，不审可得善贾否。斥去者为何书，尚祈见示。潘君处遵即转达，如有回音，当即奉告。
以上数函可知如下几点：刊于1929年的《双鉴楼善本书目》充当了购书指南的功能；在1930年5月中，傅增湘已售出部分藏书，得万余元之价；而潘明训因买书多费踌躇，又请罗振常居中议价，已被傅增湘排除在目标买家之外，以致要故意标高价目，令其自觉退出，并希望张元济继续物色更理想的买主。
双鉴楼部分藏书的受主，正是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
2009年，桥本秀美在为“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所撰纪事一文中，详考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傅增湘旧藏书的情况。通过此文我们知晓，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大东文研前身）在1930年从文求堂购入一批重量级善本，当中可称“顶级善本”者，为宋版《仪礼经传通解》（已由桥本先生整理影印出版，收入“重归文献”系列）、宋版《礼记释文》，此二书登记入库的时间在1930年6月23日。同年10月28日，又登记了文求堂购入的傅氏旧藏宋版《礼书》、明陈凤梧刊《仪礼注疏》。同年5月26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大人文研前身）也从文求堂购入傅氏旧藏《三朝北盟会编》《广东通志》《广西通志》。而这一批书籍，包括同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2月18日由文求堂购入的另外十五部傅氏旧藏在内，均未出现在田中庆太郎编辑的《文求堂书目》中。从张、傅二人通信来看，傅增湘此番交易至迟在四五月间已谈定。而从东西两京东方文化学院的购书记录来看，5月末至6月末，书已归藏两地馆中，效率甚高。期间各方往来的文书虽暂不知所踪，但可以想象交易进行之隐蔽、迅捷。不妨推测，这批图书一开始就被两京东方文化学院看中，通过田中文求堂居中交易。作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筹备委员的傅增湘，与东方文化学院的学者素有交谊，而田中与傅增湘也早相友善，这都是交易顺利进行的保障。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掌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