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世英，蒙古族，曾用名刘今、刘补，1924年8月出生于土默特旗台基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北台基村）。
云世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全家七口人，父母、两个姐姐和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一家人靠着祖上留下来的40多亩沙地艰难地维持生活。云世英小的时候，两个姐姐出嫁了，家里情况并没有好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多数农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既要面对村里封建势力的压迫，又要遭受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欺负，还经常有土匪骚扰。更不幸的是，云世英的父母相继离开人世，留下他和两个弟弟。村里有钱有势的人巧取豪夺，土地只剩下了十几亩，云世英和两个弟弟只能给别人放牛打草，弥补困难的生活，他一直想着出去闯荡一番，改变自己的命运。
台基村是乌兰夫夫人云亭的娘家，云亭的弟弟云生格是云世英最好的伙伴，虽然比他大几岁，按照辈分算，还是他的本家侄子。有一天，云生格悄悄问他：“你想不想去延安，参加革命。我姐夫叫人捎话来了，两个外甥过几天就走，我也打算去。”云世英心头为之一亮，他早就听说，云生格的姐夫云泽（乌兰夫）很有本事，几年前在周围几个村子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坚决不交“锅厘税”取得了成功。延安在什么地方，参加革命是干什么，虽然这些都不清楚，只要能出去闯荡就有活路，这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好事情，所以他立刻表示：“好啊，我跟你去，什么时候走？”云生格告诉他：“估计就是这几天，咱们等消息。”自从有了去延安的打算，云世英想到自己要去参加革命了，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天天盼望着早一点走。
1939年8月一个夜晚，云世英和云生格接到了通知，连夜赶往塔布子村。那天晚上，他们在云生格的姐姐家和云曙碧、布赫、云照光、云晨光弟兄俩会面后，在附近的高粱地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又直奔另一个接头地点小里素村，来到乌兰夫舅舅家，只见屋里已经有十几个年轻人，一个30多岁、中等个头、精明干练的男人吩咐他们都坐下。云生格告诉云世英：“他叫贾力更，是个共产党。”过了一会儿，从外面进来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男人，只见他紫色的方脸，高高的鼻梁，下巴留着短胡子，刷子似的浓眉下面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云生格低声告诉云世英：“他是奎璧，也是个共产党。”只见奎璧看了看大家说：“人都到齐了，下面让贾力更给大家说一下路上的注意事项。”贾力更讲完话，向人群扫了一眼，指着云世英说：“你和我在前面带路，现在就出发。”
一路上，云世英和贾力更一边走一边聊，这才知道他们是土默川第一批赴延安的蒙古族青年和进步学生，一共有23个人，去了延安主要是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军事训练，学成之后参加抗日。贾力更的任务就是负责组织、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延安。为了路上不被人察觉，贾力更吩咐大家分成三五个人一组，拉开一定距离向前走，贾力更和云世英始终走在人们的前面，后面有李永年、李文精、云治安、云成烈、巴增秀（女）、荣志忠、张玉庆、奇峻山、云生格、云曙碧（女）、布赫、云晨光、云照光、云祥生、云林秀、云琳（女）、赵俊峰、成义、金玉、朱玉珊、李桂茂。这些青年中，年龄最大的是23岁的巴增秀，最小的云照光只有10岁，还是个孩子。走在最后的是张禄，他也是负责护送大家去延安的。
贾力更一路上给云世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让他明白了很多事情，懂得了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抗日救亡。贾力更还故意问云世英：“咱们去延安要经过大半个土默川，还要穿过鄂尔多斯草原，中间还要过黄河，然后经过黄土高原，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到达延安。你能行吗？”云世英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问题！”他已经把贾力更看成是最信赖的人，是他的革命引路人。
1939年9月底，云世英和大家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受到了热情接待，还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还亲自接见了他们。这个招待所位于延安西北的一座山上，在延安文化沟和中央党校之间，条件比较艰苦，只有几间非常简陋的土窑洞。他们在这里接受初步教育，一些领导经常来看望他们，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
193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46岁生日。毛泽东在枣园一个窑洞里邀请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几位中央领导一起吃长寿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问李富春部长：“从绥远来的那些蒙古族娃娃怎么样了？是不是应该送到抗日军政大学（今国防大学前身）读书了？”李富春回答：“我这几天也正在考虑呢，是把他们安排在抗大呢？还是送到中央党校？”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商议决定，把这些蒙古族青年全部送到陕北公学读书，编为第55队。于是，云世英等22个蒙古族青年开始了正式的学习生活。
陕北公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直属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领导。学校坐落在杨家岭北面的荒山之中，当地老乡称这里是杜家沟。云世英他们学习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贺龙、王震、张浩、博古、洛甫、蔡畅等中央领导都来看望过他们，有的领导还给他们上过课。1941年2月，陕北公学又来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学员人数从300多人猛增到6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员有200人左右，主要有蒙古族、藏族、苗族、回族、东乡族等。于是，学校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民族部，以便对少数民族学员集中管理和教学。
1941年秋天，陕北公学55队学员转入刚刚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乌兰夫是学院的教育处长。延安民族学院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和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学员重新进行了编排，还专门为学员制定了一整套的教学计划，设置了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常识、马列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学说、时事政策、文化课、民族语言文学等课程。此外，延安民族学院还有各种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与不同的学术小组讨论。这些活动不仅丰富充实了文化生活，也弥补了课堂学习的不足。
1943年春天，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延安民族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为延安大学，校址在桥儿沟。在鲁迅艺术学院同学的帮助下，云世英学会了表演节目，学校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云世英不仅学习出色，而且多才多艺，表演节目很有天赋。1944年春天，延安大学迁到陕西定边以后，成立了三边公学，云世英和同学们排演了很多节目，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1年，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学校常常要停课一两个月集中搞生产。1942年冬天，延安民族学院承担了三所院校冬天烤火木炭的生产任务，抽调了100多名师生，在学院秘书长王铎、教育处副处长宗群的带领下，上山烧木炭。云世英在劳动中也是个多面手，干活利索，从砍木头到打窑、装窑、出炭，他样样都是能手。有一天，云生格从烧炭窑前路过，正巧遇上云世英正在出炭，看见他穿着一身破单衣从窑里出来，浑身上下黑乎乎的，只有两个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就像刚从染缸里出来，云生格差点没认出他来。
1945年，云世英来到延安已经六年，他在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和土黄沟烧木炭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有文化、有觉悟、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革命战士。2月的一天，云世英正在打篮球，他的土默特旗蒙古族同学、1942年加入党组织的云一立找到了他，代表党组织告诉他，准备吸收他入党。云世英认为入党是一件非常光荣也很不容易的事情，自己没做什么突出贡献，觉得很突然，向云一立表示：“谢谢你，我认真学习过党章，觉得自己还不够入党的条件，还需要努力，今后坚决做到党章规定的一切。”2月16日，21岁的云世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云世英结束了难忘的延安生活，按照党组织指示，回到晋绥地区开展对敌斗争，开始在偏关、平鲁、清水河县做民兵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武川、陶林、商都县一带担任绥东军分区干部、集宁县政府蒙政科科长、内蒙古骑兵独立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1946年，云世英历任中共锡盟工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公安处处长、保安大队队长、群众工作团团长兼政委。1949年，他担任了内蒙古公安政保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云世英担任了内蒙古东部区公安厅副厅长兼一处处长。1954年开始，相继担任包头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组长、组长，中共包头市委委员、政法小组副组长、组长，包头市人委委员、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包头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从1956年至1958年，云世英在北京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学习。1964年，担任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1966年1月，担任内蒙古党委代常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云世英惨遭迫害，但他毫不动摇，对党忠心耿耿。1973年恢复工作，担任内蒙古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77年9月，云世英在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2月担任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局长，内蒙古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内蒙古党委政法小组组长。1979年12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云世英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纪委委员。1983年，云世英担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中共公安部委员会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主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国延安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校友会副会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如今，云世英虽然已90多岁，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心情舒畅，正在安享晚年。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云治 魏铎）
